我的父親生於1931年，六歲入讀私塾，十歲時由他的親哥哥教導他。父親說，伯父教他許多中國古代文化知識，那是他一生中最幸福、最有收穫的時光。
1953年鎮反時，我的這位伯父被鎮壓了。為什麼呢？與大家庭內訌有關。伯父本是一個正派人，他有一個堂兄弟不務正業，娶了一個妓女做老婆。伯父為為此很憤怒，認為有傷門風，經常教訓他們夫婦。我的這位嬸娘就對我伯父記恨在心。鎮反一來，這位嬸娘拼命教唆自己的男人寫狀紙告我伯父，編造他有人命血案。我的這位堂叔在婆娘逼迫下，就寫了一張狀紙，告到軍法處。軍法處領導看了狀紙，事關人命，而且是自己家的人舉報告狀，那還有假？就把我伯父槍斃了。
父親非常尊敬自己的這位兄長。兄長被槍決，我父親無法接受，跑到軍法處吵鬧。軍法處領導認為他已不適合留在部隊了，便把他下放到農村，安排到一個小學裡任教。父親到農村任教後，不服當地領導，說他們沒有文化。地方領導說這人不服管，就給他戴上了四類分子的帽子。
父親始終認為，1953年鎮壓他的哥哥是一個錯誤，他一沒有命案，二不是惡霸。父親一生剛正不阿，在部隊與團政委拍過桌子，回農村後與地方鎮委書記拍過桌，始終沒向任何個人認過錯或做過檢討。父親說，他一生只做過一件錯事，就是1959年秋與村里其他年輕人一起到鄰村地里偷蕃薯。雖沒被人抓住，但父親內心愧疚一生，說這是他今生做的一件最不光彩的事。
1975年夏天，河南省南部遇到千年不遇的特大洪災，大批難民紛紛南下，到湖北、湖南來討飯。當時農村大部分家庭都生活在溫飽線以下，我們一家八口也是吃了上頓沒下頓。八口人每天圍桌吃飯時，常有河南難民來要飯。每當這時，我們兄弟姐妹個個都氣鼓鼓的，父親卻總不嫌他們，慷慨解囊。兄弟姐妹紛起指責父親，父親就對家人說：「我們一餐不吃沒什麼，人家可能兩三天都沒有吃一點飯了。我們家的日子雖然不好過，可總比他們強。你們如果連這一點都想不到，那你們還作人幹什麼？」
當時父親還頂著四類分子的帽子，學校老師們還一再強調我們要與自己的父親劃清界限。可是從此以後，我們兄弟對學校老師的看法改變了，對父親的敵意態度也改變了。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十二期，2011-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