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過後，中國地方政府面臨財政瀕臨枯竭的嚴峻考驗。恆大集團暴雷觸發了房地產市場的骨牌效應，一系列圍繞房地產的危機相繼接踵而至。自前年起，多地爆發業主和工人的維權行動。很多人在目睹房價下跌，房產貶值後，無奈選擇斷供房貸。
土地財政下跌導致過慣了富日子的地方政府，出現了嚴重的收支不平衡。今年一季度，全中國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為8147億元，較去年同期下降6.7%，對比疫情前的水平，僅有當時的三分之二。而與之相比，從今年1月至4月，政府公共預算支出為89483億元，同比增長3.5%。
在這樣的背景下，各地紛紛成立了警稅合成作戰中心。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成立警稅合成作戰中心的目的是從民企那裡搜刮民脂民膏，填補地方財政空缺，從而維持龐大的維穩和公務員體系。雖然《稅收征管法》第52條規定，稅務機關只能在三年內向納稅人追徵稅款，對有特殊情況的追征期可以延長到五年，但警稅合成作戰中心擁有倒查三十年稅務的權利。要知道，中國是一個沒有法治的國家，法律形同虛設，違法與否是政府說了算。儘管法律早有規定，政府仍能逾越法律的約束，破壞法律制度，以違法的方式征繳稅款，所以企業拿起法律維權的做法根本是螳臂當車。
今年六月以來，兩則上市公司的新聞讓中國的私營企業惶恐不安：當地稅務機關分別向枝江酒業和寧波博匯兩家企業徵收少繳的稅務，其中枝江酒業要繳納從1994年1月1日至2009年10月31日的消費稅，總計8,500.29萬元，占企業總收入的三分之一。
歷史上，民營資本是共產黨割韭菜的對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迷惑了無數資本家，使得許多資本家沒有遷居台灣或海外，而是把資本保留在中國大陸。但當國內經濟趨於穩定，民營資本的價值被壓榨殆盡，等待他們的卻是整肅資本家的五反運動、公私合營，以及空降兵從高樓上一躍而下的慘狀。如今發生的事，只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五反運動，共產黨利用民營資本維持政權的本質並沒有改變。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從2020年至2022年期間，分別在第一季度，上半年或全年出現46萬家公司倒閉，310萬家公司註銷或暫停營業。現如今中國經濟面臨外資撤離，消費和投資放緩，出口減少等嚴重問題，此時徵稅無疑是飲鴆止渴，從國家長遠利益來講，百害而無一利。眾多中國民營企業面臨破產倒閉，資金鍊斷裂的風險，追繳稅款無疑是雪上加霜，加速企業倒閉，在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的今天，甚至會造成更嚴重的失業問題。
民營企業滿足了中國多數的就業需求，也是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在中國經濟騰飛期間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貢獻了一半以上的全國GDP。當經濟下行，政府不能在企業經營困難時從背後捅刀子，應降低稅負，透過寬鬆的財政政策紓困民營企業於水火之中。待到經濟恢復，企業盈餘增加，屆時再去補足未繳或逾期的稅額，可以最大限度保障企業的生存，降低稅收對經濟活動的影響。
要解決今日中國的經濟問題，就要實施政治體制改革，限制行政權力對市場的控制。正如中共總理溫家寶所言，政治體制不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無法進行到底。中國的問題在於政治過度干預經濟，政府無形的大手過分操控市場，官僚資本壟斷國家資源。政治權力過度集中和缺乏法律的保護致使民營企業對未來信心不足，不敢大膽投資，總想將資產轉移到安全的海外國家。缺乏安全感的中國富豪甚至提前布局，早早地將資產轉移海外，分散風險，避免政府清算。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意味著政府要把經濟決策權讓渡給自由市場競爭，而政府只能扮演一個仲裁者，以確保公平的競爭環境。除此之外，政府還要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保護企業家的利益和私有財產；同時創造自由的營商環境，激發出企業的創新能力。
中國目前處在國家前途的十字路口上，國家的方向關係著十四億中國人的命運，走錯一步將會墜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歷史證明毛時代的老路是錯誤的，只會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的苦難。改革開放卸下了中國人身上的枷鎖，創造了高速的經濟增長。現在，中國的改革已經進入了下一個階段，唯有大步地向政治體制改革的道路前進，融入世界主流文明，中國才會有未來，中國人民才會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