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自己的身體擋住歹徒的尖刀，救下校車上更多的孩子，我們現在知道這位英勇的女士名叫胡友平。
感謝蘇州公安公布了她的名字。人們不用再擔心她的生命安全，不用擔心她被仇恨日本的「愛國人士」報復，也不用擔心網暴，因為她已經死了。
被評為見義勇為，多少是一種安慰。但是，這個通報對她「事跡」的講述，我認為是有很大問題的。
「胡友平在蘇州高新區塔園路新地中心公車站台發現有人持刀行兇，立即奮不顧身……」這樣的描述，似乎告訴我們，胡女士只是一個「路人」，而這也是普通的持刀傷人事件。
根據之前官方通報，事件造成一對日本母子受傷，歹徒想到校車上傷害更多人，被胡女士攔住，這才是她重傷的原因。
現在的通報，既沒有提「日本人學校」，也沒有提「校車」二字。
這當然是有所顧慮，但是無疑是讓人遺憾的。看上去想隱藏，但是恰恰證明了一個事實：在中國，「救日本人」是有爭議的行為，只能模糊為「在他人面臨嚴重生命威脅」。
而試圖攻擊校車，不管是車上是日本孩子還是中國孩子，都會讓人感到更為不安，所以通報把行兇事件的場景限定為「公車站台」，避免大家想到校車。
胡女士的行為讓人敬佩，官方「追授」也值得肯定。但是，如何評價理解和講述胡女士的事跡，也關乎到她的「意義」，在胡女士已經離世的情況下，這變得更加重要，因為她永遠失去了自己講述的機會。
這個通報中的胡女士，當然是英雄，但是卻也變得面目模糊，有點抽象。當初促使她不顧生命危險去攔下歹徒的，到底是怎樣的情緒？
可能是一個母親的本能；也可能是一個員工的職責。日本媒體報導，她是校車上的工作人員，「引導員」，負責引導小朋友上下車。這個身份下的胡女士，是一個普通人，卻更為可敬。
官方通報會斟詞酌句，權衡利弊，最初寫下通稿的人可能奠定了敘事風格。在這裡無疑責怪，你也不可能從一個官方通報中要求太多。
但是，在整個事件中，新聞媒體的報導是缺失的，這是對胡女士最大的不敬，昨晚網上甚至有幾篇文章呼喚她的名字——這既詭異又悲哀。
這是一個悖論：官方想把這件事當成普通治安事件來處理，淡化它的影響，不要影響江蘇和日本的關係，但是最終因為敘事的不足，卻造成一個輿論事件。人們不得不讀翻譯過來的日本媒體的零散報導，這又是一個悲哀：如果真的存在「敘事的話語權」的話，中國媒體失去了這個話語權。
知道了她的名字，還遠遠不夠。人們想知道更多，如實知道她的事跡，才是對她最好的紀念。
人們也想了解歹徒行兇的動機到底如何，只有更充分地了解事件的面貌，「疑雲」和「不安」才會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