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提出這個問題時，首先要反思：這個問題是否成立？「極端民族主義者」，是一個獨立自覺（有明確的理念）的組織，還是一個被有意識培養出來的一個惡獸？
首先，極端民族主義者，並非是一個有明確理念、組織的社會團體，比如右派政黨，而是一個分散的社會群體，他們之所以同樣地「仇日」、「反美」，甚至叫囂要殺死日本人的婦孺而後快，是受到社會默許的「仇日反美」的宣傳——充斥在媒體上的抗日神劇、對於日本排放核污水的過度渲染、叫囂仇殺所有日本人的網絡聲音等——所致。
那麼我們會接著問，是誰默認了這種「仇日反美」的情緒引導？為何要用如此極端的「非理性」來引導民眾的情緒？這樣做是否能夠達成其預期的目的？這樣做的最終結果會是什麼？
誰在引導民眾情緒？無需多言。政府在外交層面需要凸顯「戰狼」的形象，而在民間，則要營造能夠一致對外的氛圍。
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
當一個政權不能通過穩定的社會建設，來實現民眾對它的滿意度時，它便會通過「仇外—愛國」的宣傳，來實現民眾的凝聚團結，從而穩固其政權，以及對社會的控制。
為何要用如此極端的「非理性」來引導？民眾的愛國情感引導得越極端，這種「非理性」的力量也就越大，人們便會把對社會、政府、現實的諸多不滿，化為對他人、他國的暴力進行宣洩，在這個過程中，諸多的社會治理問題被掩蓋，政府轉移了民眾對它的不滿，而行將分裂的社會也再次被凝聚。其次，這種力量，也是政黨與其他國家抗衡的一種手段，釋放民眾的這種「非理性」的暴力，是輔助於直接戰爭威脅的另一種暴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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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種民眾的愛國暴力，恰如長江上洶湧的洪峰，洪峰越高，力量越大。雖然政府希望這種力量能夠被引導向健康的「水力發電「，可一旦失控，也會有毀堤淹城的風險。正如簡中世界所嘲諷的「養蠱自噬」，這種力量一旦失控，同樣也會造成政府的巨大危機。
比如前幾周吉林美國教師被刺，以及近期蘇州日本母子被刺事件，民眾叫囂著要清算日本人，甚至婦孺皆殺，官方緊急滅火的行為，竟然招致了很多「極端民族主義者」的不滿，甚至有「媒體都被外國勢力所收買」這樣的聲音。這不禁讓人揶揄嘲諷，說官方自己吃了迴旋鏢，要知道這些極端民族主義分子，恰恰是官方這些年來自己精心培育的。
民眾為什麼總是樂於被引導成為極端的愛國分子？
中國的民眾，因為從未有過獨立公民的身份與意識自覺，因此缺少對於社會問題、國際政治的理性認知，以及由此派生的獨立公民行為（對政府的批評、對於社會問題的分析、對於個體與他人正當權利的訴求等）。同時，由於政府的信息控制以及愚民政策，社會本身缺少真實而綜合的新聞，因此民眾的行為，實質上是受政府引導與控制的，甚至民眾所認為的經由自我獨立思考判斷而做出的行為，也在無形中受到政府的引導與控制。所以中國的民眾總是處在兩個極端之間：對於政治毫不關心，甘心受政府的奴役的「草民」，以及一旦受到引導，便立刻本著單純而愚昧的「愛國心」，化身為極端愛國的暴民。民眾單純而愚昧，自然很容易被政府「非理性愛國」的引導。
比如中國政府去年在媒體平台大肆炒作的美國孟菲斯動物園虐待熊貓事件，在中國國內點燃了民眾的仇美之心，要一致討伐美國，但是今年政府又決定送一對新的大熊貓給美國聖迭戈動物園，去年那一批愛熊貓的國人完全難以接受政府的行為，他們不敢大罵總理，於是闖入到中國大熊貓研究保護中心，尾隨辱罵專家，緊接著這批人便被定性為違規直播、在境外散布不實消息，這些愛國的民眾肯定難以理解，自己的拳拳愛國之心，為何會被這樣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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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舉一例，在2019年末的武漢疫情中，作家方方，受到了中文網際網路的一致口誅筆伐，認為其在美國出版《武漢日記》是賣國行徑，幾乎當時所有的民眾，都認為方方是在故意醜化政府，故意渲染中國疫情危機，當時甚至有人要揚言要殺死方方。當時這些民眾，必然是懷著「拳拳愛國心」，來對方方口誅筆伐的，不過時代過去了，他們作為疫情時代的受害者，是否反思過自己的這些所謂愛國之心？是否真正有後悔過自己對於方方無端地辱罵傷害呢？在專制制度下培養起來的中國民眾，總是從一個愛國情感，走向另一個愛國情感，卻鮮少能夠痛定思痛，真正地理性總結歷史中的問題，以求避免將來再次重蹈覆轍。專制制度下的中國民眾，必然是善忘的，他們面對歷史的危機，總有一味絕對好用的靈丹妙藥：愛國。
為何說「非理性」的愛國，必要會走向暴力？何謂「非理性」的愛國？我們可以這樣總結：凡是不允許反思的愛國，便是非理性的愛國。有以下表現：1、愛己國同時恨他國；2、不允許反思「愛己國」行為的正當性（比如批評社會，批評政府政策，受到政府不公正待遇進行申訴）；3、不允許反思「恨他國」行為的正當性（比如反思隨意殺害日本人的行為是否正當）。再論為何必然走向社會暴力？被引導的「非理性」的愛國，通常會作為外交手段的一種輔助工具，但是它並不能成為發生戰爭的充分條件，因此這種不斷被渲染的「非理性」的愛國暴力，通常只會蔓延為社會內部的一種普遍暴力，通常傷害的，只是本國的人民。而且由於非理性愛國的定義中的「不能反思」本質，便決定這樣的愛國，一定會走向極端化、妖魔化與暴力化，甚至會演變成一種狂熱的「宗教」戰爭。（就好比抗日神劇，是一種不能被反思的絕對正確的愛國，在這一前提下，必然會滋生出褲襠藏雷、手撕鬼子這樣的雷人劇情。）比如12年前的西安「U型鎖」事件，砸車人蔡洋便是借著愛國的名義，用U型鎖砸向開著日本豐田車的車主李建利。再比如本次蘇州刺殺日本母子事件，最終是保護日本母子的中國人胡友平被兇徒刺死。所以我們說，通常非理性的愛國導致的最終結果，是瀰漫在社會內部的一種對於本國同胞的一種暴力。
非理性愛國、極端民族主義的結果是什麼？
非理性愛國和極端民族主義，通常有三種結果；第一種，輕度的，會造成社會內部互相傷害的暴力，民眾藉機宣洩對社會的不滿，並蔓延為暴力事件；第二種，中度的，瀰漫的社會暴力造成內部社會動亂，或造成對外的重大外交事件，這一階段可能會產生某些極右的組織，結果是會被鎮壓；第三種，重度的，通常會重創本國政府甚至造成其倒台，對外則走向軍國主義與戰爭。
那麼我們不禁要問，在今天，是否還會有義和團——聲勢浩大的有組織的非理性愛國團體？
可以說，情況不容樂觀。義和團的產生背景，是治理混亂的清末社會，人們借愛國救國之名，團結起底層的民眾，進行殺洋人保滿清的社會運動，義和團的這種凝聚力量，恰恰是非理性的愛國情緒。現在中國社會的經濟問題、房地產問題、基層治理問題、制度問題逐漸凸顯，政府在拼命地維穩、救市，但同時社會基層的治理越發混亂，失業率高，民眾普遍房貸纏身，甚至有很多爛尾樓的問題，直接影響到民眾的生活、生存，而這些問題幾乎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決。從今年年初並發的自殺事件、暴力事件、仇殺外國人事件，已經顯示社會正在走向混亂之中，而這，恰是「義和團」——非理性愛國者滋生的溫床。
我們怎麼面對，或者避免非理性愛國以及極端的民族主義？
在社會混亂的時期，通常會產生這種非理性愛國情緒，甚至極端的民族主義，在某種層面上來說，這是難以避免的。政府控制社會的手段，通常難以按照理性的建議立刻做出恰當的調整，而政府陷入到治理危機時，也通常會用非理性的愛國情緒飲鴆止渴，這就更加放大了他們的「暴力」。正如前面所說，非理性愛國的本質是「不允許反思」，因此我們能做的，便是對社會中所瀰漫的非理性愛國聲音，以及所造成的暴力事件，我們要能夠勇敢地站出來發聲、分析，引導民眾反思，以期能夠給狂熱的極端民族主義降溫。但是如果時代潮流走到並非一二人所能扭轉，那麼我們能做的，或許只有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