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歐洲歷史上看，丹麥王國並不屬於英格蘭，其起源和國運與英格蘭封建諸王朝並沒有直接的瓜葛，雖然追溯起來，它們都屬於北方諾曼人（又稱維京人），在古代英格蘭的七國時代一度入侵英國，控制過英國北部大片地區，但很快就被原住英國人逐出。英國諾曼征服之後，丹麥維京人就離英格蘭越來越遠，屬於北方偏僻寒冷之地，以海盜著稱，到了莎士比亞生活的都鐸王朝時代，丹麥王國對英國的影響並不大。當然，丹麥王國其來有自，從古代到近現代有自己的發展歷程，並且與周邊的瑞典、挪威等分分合合，輝煌過也衰落過。關于丹麥王國發生的哈姆雷特王子復仇的故事，並沒有多少歷史的真實成分，它最早出現於12世紀的丹麥史。這個故事作為一個遙遠而刺激的傳說，在16—17世紀被歐洲的一些文人墨客演繹為津津有味的故事和戲劇，莎士比亞作為戲劇圈子裡的人，博覽群書，對此肯定是非常熟知的。莎士比亞以此為模本於1599—1602年集中精力創作了《哈姆雷特》，這幕戲劇可謂一不小心就成為莎士比亞的經典作品，盛演不衰，哈姆雷特成為世界文學中的經典人物，被視為文藝復興時代最卓越的文學代言者。《哈姆雷特》被批評家們視為莎士比亞最傑出的代表作，這或許是他始料未及的。不過深究起來，《哈姆雷特》從兩個維度或層面深化和補充了英國歷史劇的內容和內涵，英格蘭國王的國家特性尤其是英格蘭國王的王權本質，還有貫穿了早期近代人文主義的內涵以及困擾，都在此得以深入展開。
莎士比亞《哈姆雷特》戲劇中的丹麥王國，既是丹麥，又不是丹麥。從故事的梗概、人物以及出場的環境來說，這個故事當然不是發生在英格蘭王國的，而是發生在英格蘭之外、與其相互毗鄰的北方丹麥王國。《哈姆雷特》的故事如下：丹麥的老國王愛子心切，把王子哈姆雷特送到德國的威登堡大學讀書，接受古典文學和政治學的教育，以便回來繼承王位，更好地統治丹麥王國。但是在此期間，丹麥王國發生了一件大事，國王的弟弟克勞狄斯謀殺了國王，篡位並且娶了王后即哈姆雷特的親生母親喬特魯德為妻。哈姆雷特得知巨變之後，從留學地德國返回丹麥，作為王子的他面臨著是否復仇以及如何復仇的問題。哈姆雷特在猶豫許久並經歷心靈劇痛之後，最終親手殺死新國王、他的叔父克勞狄斯，他的母親喬特魯德王后因誤飲毒酒而亡，心愛的戀人奧菲利婭傷心憂恨而自殺，他自己也在復仇過程中身中毒劍而死，丹麥王國則由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繼承王位。這個悲劇故事世人耳熟能詳，從歷史劇的角度來看，還有兩層特別的含義需要在此詳加討論。
第一層，這個故事表面上看是丹麥王國發生的謀殺、篡位和復仇的故事，但不排除莎士比亞暗指的是英格蘭王國，或者說，丹麥就是英格蘭的隱喻——王族血親兄弟之間弒君篡位以及復仇的故事在英格蘭王國屢屢發生，他的四聯劇描述的不就是這些王族之間的仇殺、篡權和復仇的王朝故事嗎？所以，彼丹麥亦可謂此英格蘭也。甚至還可以更進一步推測，丹麥王國作為英格蘭的鄰國，與英格蘭同宗同源（同為北方諾曼人且都皈依基督教），也不排除可以納入未來英格蘭王國之譜系，就像英格蘭王國一度歸屬大陸諾曼第公國的治理。這種設想或許有著某種英格蘭中心主義的帝國雄心之謎思——英格蘭若成長為一個龐大的帝國，像丹麥這樣毗鄰的小王國、公國，也可以納入其中。無論如何，英格蘭與丹麥在政治體制乃至王權嬗變方面的同類性卻是不可不提的，莎士比亞創作丹麥的哈姆雷特之時，心中想著的或許就是英格蘭的哈爾王子或理查二世、亨利六世。從劇情來看，丹麥王國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且在與挪威的戰爭中獲得主動權。老國王在治理國家方面才能平庸，其弟克勞狄斯則屬於馬基雅維利主義式的人物，類似理查三世，為了謀取君主王權，達到個人的政治野心，不惜謀殺其兄國王，還強娶王后為妻，可謂費盡心機，機關算盡，壞事做絕。克勞狄斯施展陰謀詭計加害於哈姆雷特，最終致使自己的親侄子哈姆雷特王子在萬般猶豫中奮起復仇，一個王國兩代王權由此淪落。類似的王朝故事並不陌生，莎士比亞在十部英國歷史劇中，描繪和推演了多個謀殺、篡位以及復仇的故事，理查二世、亨利六世、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等在莎士比亞戲劇中無不經歷過類似的驚心動魄的劇情。問題在於，為什麼莎士比亞在創作了上述歷史劇及類似劇情之後，還要如此重複地創作《哈姆雷特》《麥克白》之類的政治悲劇呢？主題重複顯然不適用於莎士比亞這樣的偉大戲劇家，其中必有更深入的原因，這就涉及我所要說的第二個維度或第二層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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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層，就是在哈姆雷特這位王子身上有著前述的幾部歷史劇君主人物所沒有窮盡或沒有深入挖掘的東西，為此莎士比亞不惜新創一部戲劇尤其是悲劇予以展示。也就是說，哈姆雷特與哈爾王子、理查二世、亨利六世等君主有很多相似的方面，但更有迥異之處——在哈姆雷特身上體現著更為濃烈的時代特徵。上述幾位人物局限於各自生活的時代，例如，理查二世生活於14世紀，哈爾王子、亨利六世則生活於14、15世紀，此時的英格蘭雖然開始步入早期現代的潮流，但相比於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乃至義大利周邊直到北海周邊的西南和西北歐來說，早期現代的時代風潮，人文主義、市民主義、個人主義以及古代希臘羅馬的復興訴求，甚至對於羅馬教會的人文主義批判，凝聚民族國家的某種殷切期望，等等，這些發端於地中海沿岸義大利諸邦國的新潮流，在紅白玫瑰戰爭時期的英格蘭王國並沒有獲得足夠的成長，只是呈現出些許的端倪，莎士比亞似乎也很難進一步發揮，這致使他的四聯劇籠罩在傳統的都鐸王朝歷史敘事的神話解釋之中。顯然，莎士比亞不甘受制於都鐸史觀的約束，他要展示其獨特的英國歷史觀，尤其是要深入展示那些決定英格蘭王國特性且深受早期人文主義浸潤的王國君主的生命內蘊和精神實質以及悲劇性命運，因此他選擇了一些隱喻，丹麥王子哈姆雷特以及王子復仇的故事就成為他的載體，莎士比亞試圖把在兩個四聯劇中意猶未盡的東西淋漓盡致地表述出來。
一般的文藝批評家把《哈姆雷特》視為一種新的悲劇形式，有別於法國古典主義戲劇，他們認為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創造出一種新的戲劇類型，即性格悲劇，並從文藝學的歷史流變中將莎士比亞視為一代宗師，由此開啟了現代浪漫主義。從人物性格方面解讀哈姆雷特以及莎士比亞的王朝歷史劇，當然有一定的意義，也符合某種真實的情況，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身上確實展示了人物的生命本質以及與此相關的生死抉擇的靈魂拷問，具有文藝復興時期人文覺醒的意義。對此，19世紀以降的一系列浪漫主義大詩人，諸如英國湖畔派詩人柯勒律治、法國文豪雨果、德國浪漫派詩人施勒格爾兄弟等，都對莎士比亞的戲劇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莎翁悲劇突破了法國古典主義戲劇之藩籬，展現了人性的內在本質力量及鮮活的生命力，從而把莎士比亞的戲劇提升到一種浪漫主義的典範地位。相比之下，對於莎士比亞的性格悲劇的分析，還是德國思想家黑格爾論述得最為精深，他在《美學》中對莎士比亞以及莎劇人物哈姆雷特、麥克白、奧賽羅、理查三世，等等，都是從浪漫主義的視角予以分析的，認為他們展現了精神的深厚本質。當然，黑格爾對於"浪漫劇"的理解具有其精神哲學的獨特含義，但無論怎麼說，莎士比亞戲劇開闢了一種新的戲劇範式，對近代市民主義文化藝術之興起，無疑具有指導性意義。
通觀莎士比亞三十多部戲劇，應該指出，他確實深受近代人文主義的影響，創造的諸多人物，包括君主人物，都超越了各自的身份和地位之束縛，具有人本主義以及個人主義的思想內蘊，體現著某種人的覺醒，即從封建王權和基督教神權統轄之下掙脫出來的人的覺醒。由此觀之，哈姆雷特復仇之際的某種猶豫、遲疑乃至憂鬱、迷惑和痛苦，並非僅僅作為王子的心靈掙扎和人生拷問，還超越了這種封建身份上升到一般人的角度，對生與死及生命價值和意義做出生存論式的追問，著名的哈姆雷特自問：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問題。這個人生抉擇就不再是僅僅屬於王子的，而是屬於任何人的，每個人處在一些人生關口，都會油然產生這樣的生死之問。這樣的哈姆雷特問題，顯然是要經歷一番人文主義的洗禮，受到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影響之後，才能產生出來，傳統的封建思想和封建倫理，不可能激發哈姆雷特生發出這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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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早期近代人文主義的視角分析與解讀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乃至《麥克白》《奧賽羅》等悲劇和諸如《羅密歐與朱麗葉》《威尼斯商人》等被視為浪漫主義戲劇的其他市民劇，莎士比亞在創作中破除古典主義戲劇的繁文縟節、程序格律，以彰顯人物性格的豐富性，並渲染性格即命運的悲劇衝突，這些都具有相當合理的文學戲劇邏輯，並與莎士比亞時代的精神氣息相吻合。在《哈姆雷特》戲劇中，莎士比亞用大量的筆墨，設置了很多詭異的場景，編造了各種靈異鬼魂和親朋好友，集中描繪的便是哈姆雷特的猶豫和遲疑及其面臨的是否復仇的心靈拷問。由此導致的內心的靈魂憂鬱和神秘主義的恐懼，把人文主義思潮的流變推到了極致，即人性的幽暗和生死之際的虛無——當生命面對虛無的恐懼之時，是否以及如何行動便成為一種動力，一種人性無法遏制的衝動。在此激發之下，哈姆雷特最終選擇了復仇並在復仇中走向死亡。
哈姆雷特的復仇及生命終結使得人文主義走到了盡頭，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能成為著名的經典悲劇及感動無數人的地方即在於此，哈姆雷特揭示了人文主義的效能，即個人主義的覺醒，但也同時揭示了人文主義的無效，因為它最終導致的是死亡，而且是雙重的死亡——謀殺國王篡位（及占有王后）的應得之死亡和實施復仇的正義之王子哈姆雷特的死亡。從死亡開始到死亡結束，這就是《哈姆雷特》悲劇的情節邏輯。這難道就是早期近代人文主義的結語嗎？人文主義難道就是通過死亡把人生的價值和意義演示一番嗎？顯然，這個結論是難以令人接受的，也不是莎士比亞所要尋求和展示的全部內涵。所以，用性格悲劇來分析和解讀莎士比亞的王朝政治劇，未免有些偏頗和狹隘，用浪漫主義戲劇之濫觴來定位莎士比亞的諸多悲喜劇，也顯然是不得要領，沒有把握莎士比亞關注的歷史政治之要義。為此，我們要重新審視莎士比亞戲劇中的人文主義，審視莎士比亞戲劇是何種意義上的浪漫主義，以與現代虛無主義的人文主義或個人主義相區別。這樣一來，就又回到王朝政治劇的傳統之中，莎士比亞通過《哈姆雷特》的王子復仇記，不是要徹底顛覆或消解王朝歷史的演變及其王權正當性的考辨，用人文虛無主義化約君權王國等政治內容，而是要提升其人文主義的內涵，因此，該劇並沒有取消和消除哈姆雷特作為丹麥王子復仇的政治含義。
所有這一切又都回到王權王位這個關鍵點上，《哈姆雷特》作為一部王子復仇記，在莎士比亞那裡，顯然不僅僅是性格悲劇、人的悲劇，更重要的其實還是政治悲劇，是與王權密切相關的政治倫理劇，是關於最高權力的悲劇，這便與莎士比亞英國歷史劇的王權主題密切相關。莎士比亞既接受了馬基雅維利主義的影響，又迥然有別於馬基雅維利主義，這在哈姆雷特這個悲劇人物身上獲得了充分的體現，哈姆雷特形象便是對於馬基雅維利式君主形象的有力反駁和控訴。雖然他們都贊同人文主義，且哈姆雷特就是一位人文主義氣息濃郁的王子，但哈姆雷特的悲劇，無論是性格悲劇還是事業悲劇，又從另外一個方面有力地反駁了馬基雅維利主義的人生哲學，擊破了馬基雅維利式君主的政治可以不講道德之理論證成。
本文摘自《莎士比亞歷史劇與英國王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