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經歷了兩次嚴重的執政危機，都到了崩潰的邊緣，即十年文革結束前和六四大屠殺後，但中共領導層通過政策變化，將政權合法性建立在經濟發展之上，從而擺脫了覆滅的命運。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為阻止中國民主轉型進程，重返極權主義統治，政治經濟文化全面倒退，並通過修憲廢止國家領導人任期制，從而再次引發了執政危機，中共政權脆斷已難以避免。
關鍵詞：習近平極權主義脆斷
每個專制政權都會滅亡，儘管它存在的時間有長有短，滅亡的方式也各有不同，或內部政變，或暴力、非暴力革命，或發生對外戰爭等。中共1949年建政以來，已經經歷了兩次政權危機，但都僥倖存活下來，並在改革開放政策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今天的習近平政權卻失去了執政的彈性，體現出明顯脆斷的特徵。
一、中共政權危機和化解
我認為，中共在習近平執政前已經歷了二次重大的執政危機，但都化險為夷，體現了政權的彈性和韌性。
1、文革結束前，中共到了崩潰的邊緣
1976年9月，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去世，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也隨之落幕。中國和中共經過十年的折騰，都已經奄奄一息。中共面臨失去執政合法性的危機，處於崩潰邊緣。[1]
毛親自選定的接班人華國鋒聯手老帥葉劍英等抓捕了"四人幫"，以鄧小平、陳云為首的中共元老終結了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治國路線。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取代華國鋒成為中共第二代領導人，並重用具有改革創新意識的胡耀邦和趙紫陽開啟了改革開放新時代。
胡耀邦、趙紫陽不辱使命，全面平反1949年以來的冤假錯案，開展思想解放運動，並推進政治經濟改革，如領導人任期制、黨政分開、政企分開；發展私營經濟，並通過對美國開放，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正是胡耀邦、趙紫陽大刀闊斧的改革和殫精竭慮的工作，中國迎來政治經濟的小陽春。毛時代的人人自危和萬馬齊喑被一掃而光，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生機勃勃的黃金時代。
二、六四大屠殺後，中共再次面臨生死險境
胡耀邦、趙紫陽的改革新政，為中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各種社會思潮湧現，讓鄧小平、陳雲等中共元老驚恐不安。他們支持改革開放的初衷是拯救共產黨，並非讓中國走向民主憲政。
鄧小平等中共元老發起了反精神污染和反資本主義自由化運動，隨著胡耀邦從政治舞台上隱退，中國寬鬆的政治環境再次陰霾籠罩。1989年4月，胡耀邦的猝然離世引發了震驚世界的學生民主運動。鄧小平在歷史的重要關口，以六四天安門大屠殺結束了胡耀邦、趙紫陽開啟的政治寬鬆時代。北京學生和市民的鮮血震撼了世界，推動了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中國和中共再次走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
鄧小平清醒地認識到，如果不繼續改革開放，中共將再次失去執政合法性。1992年初，鄧小平以私人名義南巡呼籲市場經濟改革，並對江澤民發出"誰不改革，誰下台"的警告。在西方綏靖政策的支持下，江澤民、朱鎔基對中小型國有企業實施私有化，對財政金融體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2001年美國爆發911恐怖襲擊，江澤民迅速轉向支持美國打擊恐怖主義，改善了因北約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而惡化的中美關係。[2]美國對中國的反恐支持投桃報李，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從此，中國經濟開始快速崛起，並在胡錦濤、溫家寶執政期間，國民生產總值（GDP）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我把中國改革開放分為兩個階段，一是1978年至1989年。儘管中共的目的是為了挽救中共，但它得到了人民的支持，特別是在胡耀邦、趙紫陽的治理下，改革開放包括政治和經濟體制兩個方面。二是1992年鄧小平開啟的市場經濟改革（涵蓋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目的仍然是挽救中共，但僅存在經濟體制改革，且讓中國進入了權貴資本主義時代，經濟發展與全面腐敗並存。[3]
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讓中共統治集團的保守派寢食難安，他們擔心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將會促成顏色革命的爆發，中共將會失去執政地位。他們希望中共建成與西方抗衡的紅色帝國，並讓最高權力在紅色家族中傳承，這是習近平走上歷史舞台的時代背景。[4]
綜上可見，中共建政以來已經經歷了兩次嚴重的執政危機，都到達了崩潰的邊緣，但由於中共領導層及時採取了應變之策，將執政合法性建立在經濟發展之上，滿足了人民對安居樂業和對財富的追求，也契合了西方國家的經濟擴張，從而避免了政權的崩潰，並在加入世貿組織後經濟快速崛起。但深入分析這兩次危機，我們會發現它們都源於中共對喪失政權的恐懼，毛澤東用極權主義制度加強給社會的全方位控制，用此起彼伏的政治運動來改造人性；鄧小平用後極權主義放鬆了對社會的鉗制，用經濟利益換取政治合法性，但當人民要求民主自由時，他毫不猶豫地使用機槍、坦克鎮壓。
中共統治集團對於失去政權的恐懼源於極權主義統治邏輯，從而拒絕接受主權在民和分權制衡的普世價值。事實上，八九民運完全可以有另一個走向，那就是進一步開啟政治體制改革，讓中國走進以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權為特徵的現代政治文明。在兩次危機的形成和化解背後是極權主義制度的擺動，從極權主義到後極權主義。但中共統治集團從未拋棄極權主義制度，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就是中共絕不改變極權主義的政治宣言。這就為習近平顛覆改革開放重回極權主義埋下了伏筆。鄧小平進行改革開放是為了挽救中共，而習近平的重建黨國和顛覆二戰後以普世價值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同樣也是為了挽救中共。毛鄧江胡習的治國理念存在內在的一致性：共產黨對國家和社會的全面控制。
二、習近平政權走向脆斷
1、重返極權主義之路
習近平登上歷史舞台有其時代背景，那就是權貴資本主義帶來的嚴重腐敗已經滲透到中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以及中共高層集體領導出現"九龍治水"尾大不掉的局面，中共保守派和紅二代焦慮中共將重蹈前蘇聯"亡黨亡國"的覆轍。在習近平的眼裡，他才是中共真正的接班人，他接的是父輩打下的江山。而江澤民、胡錦濤不過是中共聘請的"經理人"。在習近平眼裡的中共江山已經被他們糟蹋得不成樣子了。所以，習近平是帶著強烈憂患意識上位的，他不會再讓權力"擊鼓傳花"。[5]
習近平上台的初心就是為了挽救中共，他認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中國必須變軌，將經濟發展為中心轉變為政權安全為中心。他並不是要回到毛澤東時代，因為群眾運動會帶來天下大亂。他要實施的是列寧史達林式左翼極權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國家。黨就是中共，領袖就是他自己，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國家就是大一統的中國。習近平認為，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外交政策已經成功地讓中國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現在需要變軌為大國外交，與美國平起平坐，分治世界，充當世界領袖角色。他需要與俄羅斯普京政治結盟，要改寫二戰後的國際秩序，這就是他所謂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十九大就是習近平的政治宣示，他不僅要領導中國，而且要領導世界，讓中國再度成為自秦漢和大唐以來又一個舉世矚目的帝國，但由於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它是一個紅色帝國。
但當習近平開始施展拳腳，露出真容時，突然發現他高估了中國的實力，特別是經濟和高科技技術。他在與美國、歐盟對抗，也不得不與它們委以曲蛇。這就決定了習近平執政政策的搖擺，但搖擺的是形式和策略，不變的是執政的原則。
一是經濟"國進民退"。按照經濟學家許成鋼的分析，中國經濟崛起源於私營經濟的發展和深度融入全球化。但中共統治集團擔心私營經濟的發展會動搖中共執政根基，私營企業家會從爭取話語權到分享政治權利，會成為中國顏色革命的力量。江澤民對此採取的措施是"詔安"，將重點私營企業家吸收到中共黨內，成為自己人。[6]但習近平認為這是自欺欺人，他的措施是國進民退，讓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對私營經濟實行全面控制。對私營經濟的打壓和西方國家對中國經濟的圍堵，加之中國經濟本身固有的結構性問題的惡化，特別是三年疫情封控使經濟雪上加霜，中國經濟終於盛極而衰，中國模式也隨之宣告破產。在經濟發展和政權安全上，習近平絕不會為了經濟發展而危及政權安全，強化國有經濟，全面管控私營經濟和外國資本是習近平既定的經濟路線，它從未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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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中旬召開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也曾被國內外諸多人士給予希望，因為中國嚴峻的經濟形勢亟待進行制度變革，人們希望中共政權放棄當前"黨領導一切"的逆市場化道路，重回鄧小平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道路，但這只是臆想，因為會前習近平已經為三中全會劃定了紅線，那就是，"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把黨的領導貫穿改革各方面全過程，確保改革始終沿著正確政治方向前進"。[7]簡而言之，就是"改革不改方向，變革不變顏色"。王丹評論說，這表明三中全會的所謂的"改革"，說穿了核心就是要加強黨的領導。有這麼一個最高原則放在那裡，能有什麼改革可言？按理說，今天中國最需要的改革就是擺脫一切都要由黨來領導的狀況。這個不改就談不上真正的"改革"。即使是在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中共還在強調要"黨政分開"，現在的改革卻是要"加強黨的領導"，這哪裡是"改革"？這分明就是"倒退"！[8]
二是政治"黨領導一切"。習近平十一年執政全面否定了鄧小平時代建立的"黨政分開"、"政企分開"有限分權原則，強力實施黨對國家和社會的絕對控制。在他眼裡，中共的領導權不容挑戰，並通過修憲將這一原則寫進了總綱，成為憲法原則。習近平堅決否定普世價值，因為它們對於中共極權制度具有解構的作用。他認為法律就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為統治階級服務，所以不存在司法獨立。當然，黨領導一切，也就意味著習近平的絕對領導，服從黨就必須服從他。這就是所謂"二個維護"的真實含義。既然黨領導一切，當然不存在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權的問題。由於沒有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正的司法，社會衝突就失去化解的渠道，社會戾氣自然上升。
三是外交"反美"。習近平終結了鄧小平"韜光養晦"外交策略，以堂而皇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取而代之。但其實質就是拒絕中國走向民主憲政，目的就是保持中共一黨專政。美國等西方國家綏靖政策的目的是讓中國在經濟發展後和平演變為民主政體，但這正是習近平要阻止的。這就註定了中國和西方的分道揚鑣，可謂"道不同不相為謀"。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幌子下，中國外交向戰狼外交、人質外交轉變。習近平刻意要惡化中美關係嗎？沒有。他希望與美國保持良好的關係，因為這有助於吸引外資，引進高科技和收復台灣。他只是要給美國劃定紅線，即中國內政、台灣和有爭議的領土、海域不要觸及。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人權高於主權，美國不可能不反對中共迫害少數民族、武力侵占台灣和南海霸權，也不可能不鼓勵中國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儘管習近平多次希望改善中美關係，但結果只可能是中美關係不斷滑向新冷戰。
綜上，習近平希望建立一個極權主義的紅色帝國，自然要對社會進行全方位的控制。為消滅任何爆發顏色革命的風險點，習政權必然要遏制私營經濟的發展，並剝奪中國憲法所規定的公民權利，也必然要反美反西方，並與獨裁國家俄羅斯、朝鮮、伊朗等結成統一戰線。習近平面對日益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不是進行政策調整，而是採取毛氏針鋒相對的"鬥爭"。儘管他面對西方經濟和高科技圍堵，以及在2022年末白紙運動中也採取了退讓和緩，但政策原則從來沒有改變。由於習近平運用反腐敗集中權力和清除政治異己，數百萬官員被整肅。面對習政權的嚴酷的政治迫害，中共官員官不聊生，以躺平自保。正如孫立平先生所言，當今中國失去了方向感，精英失去了安全感，老百姓失去了希望感。[9]在此情形下，習政權呈現出明顯的脆斷特徵。
未普對習政權的脆斷性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剖析，指出：（1）中共體制韌性已經消亡，它曾經擁有的靈活和務實即體制韌性的核心，經過十餘年的大規模黨內清洗和社會壓制已經蕩然無存；（2）韌性消亡的後果非常嚴重，遠比"改開"路線的終結和市場經濟的終結更令人心悸；（3）體制韌性目前已經被或正在被體制僵化所取代，這種僵化來得如此猛烈如此快速如此鋪天蓋地，以至於人們不能不擔心，中共體制再挪一步就是脆斷；（4）而習近平正親自操作體制運行的方向和速度，他的所有招數似乎正促使這個體制筆直地向脆斷衝去；（5）中國各階層人民也似乎普遍意識到，脆斷或遲或早會發生。[10]
2、極權政權的結局就是脆斷
我認為，極權主義制度只有兩個演變通道，一條是走向後極權，再走向威權或民主政治；另一條是走向脆斷，前蘇聯就是例子。習近平拒絕了從後極權到民主政治的路，剩下的路徑只能通向脆斷，儘管很難像前蘇聯一樣和平解體。這是一個弔詭的現象，習近平為了避免中共政權崩潰而重返極權主義，但結果卻將是重蹈前蘇聯崩潰的結局。
為什麼極權政權必然走向脆斷？我認為，這是極權主義的性質決定的。極權主義也被稱為"全權主義"，本意是指一個全能政府對全體個人進行全面管制的政體形式。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對此定義為："在極權主義政體，國家不承認任何限制，並盡其所能力求控制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每一個方面。"[11]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指出："極權主義是人類歷史上一場最深刻的政治革命，其原始目的是以國家機器來改造人性。在此之前，任何政府——不論是民主還是專制——都只是專注於管制人民的行為，極權主義還要管束人民的思想和信仰。一般的威權統治只是治"行"，極權政治則要治"心"。迄今為止，人類社會最本質的分權是上帝與凱撒之間的分權，掌握信仰的權力和管控行為的權力之間有一堵憲政意義上的"分離之牆"。極權政治則要掃除一切權力分界，將一切都牢牢掌控在國家手裡——當然，這個所謂的"國家"最終僅歸結於最高領袖兼"教主"一個人。"[12]"極權主義是一種現代現象，它不同於帝國時期、王朝的統治；同時強調其現代性也是強調它力量的強大，不受限制，是理性的僭越和哈耶克所說的致命的自負。表現為權力的無所不在、無所不能，從物質到精神，從身體到心靈。我們從歷史上的極權主義國家可以看到納粹德國所謂的意志的勝利，納粹德國、前蘇聯、中國都有過的改造人的精神、靈魂、造新人運動。這種烏托邦的理想設計基於人的德性：無私、忘我、利他，奉獻和犧牲，我們可以感到這已經帶有宗教性質，其與自由主義基於個人主義完全相悖。"[13]
綜上所述，因為極權主義政權通過對社會、公民全方位的控制，公民社會無法生存，公民處於原子狀態，很難採取有組織的非暴力抗爭實現國家的民主轉型。由於極權國家堵塞了社會所有的"出氣孔"，民眾的不滿和憤怒就像火山裡的壓力一樣積聚，一旦政府控制失靈，國家就會在瞬間崩潰，脆斷。目前民主轉型發生在威權國家，還沒有一個極權國家能夠成功轉型的。前蘇聯只是避免流血事件，但國家和執政黨卻瞬間覆滅了。許成鋼指出，極權主義不會允許多黨制，不允許黨內有公開派別，而一旦允許黨內有公開派別，為了權力可以挑戰對方，此時的政黨就不再是列寧主義政黨了。這解釋了為什麼全世界迄今不存在極權主義（民主）轉型的案例，而只有蘇聯那樣的制度解體。[14]
在二十大之前，民間盛傳"習下李上"，三中全會期間有瘋傳"習近平中風"的謠言。我認為，這是中國人民意的表達，仍希望中共高層通過權鬥或習近平病故，從而結束中共的政治經濟倒退，重返鄧小平改革開放道路，本質上還是"搭便車"思路的延續。
中國是否還存在這種政治演變的可能性呢？
我認為理論上存在這種可能性，但現實可能性並不大。首先，習近平上台就集中精力控制軍隊，並進行反覆清洗。目前軍隊儘管存在不滿情緒，但在沒有民變的前提下幾乎難以發生兵變。其次，習近平已清除了黨內不同派系，消滅的江派、團派，做到了權力定於一尊。很多人懷念毛死後，華國鋒、葉劍英抓捕"四人幫"事件，但忽略了華國鋒是當時的國家和軍隊最高領導人，軍權牢牢掌握在葉劍英等老帥手中。二十大閉幕式上，胡錦濤被架離會場標誌著中共政權不再存在對習的制衡力量。再次，即使習近平突然死亡，其接班人也無法回到鄧小平的道路上。因為習近平登上大位，並非靠其一己之力，可以看成中共頑固勢力的救亡行動。鄧小平改革開放由於拒絕政治體制改革已經走不動了，要麼徹底拋棄極權主義制度，實行制度變軌，要麼重返極權主義飲鴆止渴。習近平上位後的一切努力就是為了阻止中國的民主轉型。習重返極權主義和廢除領導人任期制，不僅摧毀了中共與人民之間的社會契約，也粉碎了習與紅二代之間的政治聯盟，並培育了龐大的社會反對力量。在這樣的背景下，他的繼任者已沒有選擇，"鬆綁"意味著革命爆發，延續習近平的政策則可以苟延殘喘，但無法避免脆斷。
三、習政權脆斷的圖景
如果習政權走向脆斷的政治判斷成立，接下來我們就要回答它如何脆斷，什麼因素會引發脆斷。
1、維穩機構製造動盪
六四大屠殺後，在鄧小平"穩定壓倒一切"的原則下，20世紀90年代中共開始組建維穩機構。1998年3月27日，中共成立中央維護穩定工作領導小組。2018年3月，該小組及其辦公室併入中央政法委。由於社會矛盾日益尖銳，中共對維穩力量的依賴性不斷增強，目前維穩機構和人員數目驚人，規模龐大。
2011年中國政府預計投入到公共安全的維穩預算為6244億人民幣，這一數字比上年增加了13.8%；2011年軍費預算為6011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增加了12.7%（儘管實際軍費開支遠大於公開的數據）。維穩經費首度超過軍費開支[15]
近年來，由於房地產債務危機，地方政府常年依賴的土地財政已難以為繼，大多地方政府入不敷出，無力繼續供養維穩人員。但由於對維穩力量的依賴性，中國政府也不能解散這個群體。
郭建龍在文章《警察國家必死於脆斷》中指出，再大的超級國家，只要一旦走上了維穩的道路，哪怕持續的時間再漫長，也必然以脆斷為結束，脆斷之後的結局也必然更加混亂。原因在於維穩機構本身。維穩機構每做一件事情，都必然會蠶食掉一部分的社會經濟活力，在最初表現得還不明顯，日積月累，即便經濟再強大，也總有在維穩的幌子下被吸乾的那一天。一旦經濟被吸乾，政府將無法再獲得豐裕的財政；一旦財政無法養活龐大的警察群體，而政府又離不開警察的維穩，就必須允許他們自己找食吃。於是，各種抓嫖抓賭，各種許可證，各種以維穩名義收取的費用，必然呈現幾何級數攀升，警察們擾民的程度終將達到一個闕值。在他們擾民增加的同時，執行能力卻在逐漸下行，到一定程度，已經無法控制社會的穩定。這就是革命爆發之時。[16]
2、新流民階級崛起
流民在中國歷史上源遠流長，流民生活的不安定性使他們成為"社會不安定的因素"，他們在與主流社會的對抗中尋找生存和發展的機會。在中國歷代皇朝更替中，流民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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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後，農民工成為中國流民的主要成分。他們脫離了土地的依賴，以工作為目標，在中國各城市間流動。由於中國畸形城市化，未能將他們轉變為市民。經濟學家文貫中指出，城市化的真諦，也是衡量城市化是否成功的主要標誌，在於其吸收農村人口的能力。要使城鄉收入差彌合，又要實現城鄉現代化，必須儘量提高城市吸收農村人口的能力。可悲的是，在現行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下，要素市場無法發育，無法決定性地配置資源，城市走上了將農民作為低端人口加以利用，在權利和福利上加以排斥的歧路。換言之，中國的城市化制度性地喪失了吸收廣大農村人口的能力，違反城市化的真諦，使以兩個彌合為標誌的真正現代化無法實現。[18]
政治學者吳強認為，中國的農民工是中國新流民的最初形態。更多的農民工已經進入工廠，哪怕工資較低。但是，總體而論，他們的社保金實繳堪憂，缺乏長期勞動合同，卻日益擔當著傳統製造業的主力，從造船到汽車，這種類似農民工的派遣工制已經成為用工主流。蘇之慧2015年出版了一本關於中國建築工人的著作，她觀察到農民工總體上都屬於新"流民"，將他們稱之為"永久臨時工"。這種新的"流民"群體可稱作流民無產階級。
這種"永久臨時工"的流民特性，堪稱中國新流民階級的典型代表：他們大多缺乏正式勞動合同，大多缺乏社會保險、缺乏完整的家庭生活、缺乏連續的月收入，工作場所常年轉移，游離在主流城市社會生活之外。
一個龐大的新流民階級和一個有著黨政和國企固定編制的體制內階級的分野，正在形成中國新的階級對立。[19]
中國的農民工也存在代際更替，改革開放時代的農民工已老去，但他們6-8千萬長大的留守兒童已經長大，成為新的"流民"群體。[20]他們缺乏教育、有著苦難的兒童和少年時代，長期被歧視，被地方當局視為所謂"低端人口"。
吳強先生通過對白紙運動的剖析，認為新流民階級是這場運動的主角。他指出，鄭州富士康工廠的工人騷亂揭開了"白紙革命"的序幕，也為"白紙革命"加入了工人階級的重要角色。但是，如果考慮到接近流民無產者群體所發揮的作用，以及北京、上海街頭抗議青年們類似的城市知識無產者的地位，白紙革命的性質便由這些關鍵的革命主體確定了。基於實際處在社會隔離的兩個群體所共同的無產者狀態，理論上，我們可以假設他們共同代表著身後一個更為龐大、同質的群體，譬如一個新興且急劇擴大的新流民階級，那麼白紙革命就是這個新階級第一次登上中國的政治舞台，並且展現出這個新階級的社會存在和政治力量。[21]
綜上，中國龐大的維穩機構因地方政府無力供養，而放縱他們通過擾民謀取經濟收入，正在激化社會矛盾，引發群體性事件，製造社會動盪；中國新流民階級（無產階級）在改革開放時代快速崛起，已經成為中國革命的新生力量。一旦官僚群體躺平，社會管控失靈，中國極有可能爆發底層革命，從而喚醒中共黨內改革派抗爭，中共政權將會脆斷，中國必將走向憲政民主新時代，儘管這個過程曲折艱難，甚至充滿暴力血腥。
張杰，獨立學者
2024年7月31日，於紐約
[1]華國鋒：《1978年政府工作報告》，見：https://www.gov.cn/test/2006-02/16/content_200704.htm。
[2]吳建民：《外交案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346頁。
[3]王強："共同富裕與改革共識"，載紐約時報中文網2012年10月22日，見：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121022/cc22wangqiang/。
[4]儲百亮：《習近平警告中共記取前蘇聯教訓》，載"紐約時報"2013年2月15日，見：https://cn.nytimes.com/world/20130215/c15xi/。
[5]李偉東：《走不通的紅色帝國之路》，載"獨立中文筆會"2018年4月18日，見：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02224（文章首發於"博訊新聞網"2013年10月19日）。
[6]許成鋼/張杰：《驅散迷霧：中國經濟增長、產業革命和民主轉型》，載《中國民主季刊》2023年第3期，見：https://chinademocrats.org/?p=1679。
[7]新華社："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擬提請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的文件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見：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4/0627/c1024-40265720.html。
[8]王丹：《外界對三中全會不必抱任何幻想》，載"自由亞洲電台"2024年7月11日，見：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angdan/wd-3rd-ccp-xi-jinping-07112024085256.html。
[9]孫立平：《當前的急迫問題：國家方向感、精英安全感、老百姓希望感》，載"搜狐"網站2020年8月16日，見：https://www.sohu.com/a/413341085_126758。
[10]未普：《從韌性體制倒脆斷體制，中共統治正發生危險轉換》，載"自由亞洲電台"，見：
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wp/com-03272024072506.html
[11]張千帆：《極權主義的建構與解構》載《中國戰略分析》第1期，2016年10月號。
[12]張千帆：《極權主義的建構與解構》載《中國戰略分析》第1期，2016年10月號。
[13]郭於華：《關於極權主義的思考——哈耶克的意義》（2017年9月27日），見獨立中文筆會網站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90921。
[14]陳小平：《專訪許成鋼:中共為何比蘇共長壽？兩件事救了中共政權》，見：https://www.voachinese.com/a/7625922.html。
[15]法廣：《新華網為何批評本台維穩經費首超軍費一文？》，見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110408-%E6%96%B0%E5%8D%8E%E7%BD%91%E4%B8%BA%E4%BD%95%E6%89%B9%E8%AF%84%E6%9C%AC%E5%8F%B0%E3%80%8A%E4%B8%AD%E5%9B%BD%E7%BB%B4%E7%A8%B3%E9%A2%84%E7%AE%97%E9%A6%96%E8%B6%85%E5%86%9B%E8%B4%B9%E3%80%8B%E4%B8%80%E6%96%87%EF%BC%9F。
[16]郭建龍：《警察國家必毀於脆斷》，見：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51697.html。
[17]參見王學泰：《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山西出版傳媒集團、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8]文貫中/張杰：《中國錯失良機經濟現代化機會：全球化、要素市場、城市化視角》，《中國民主季刊》2023年第4期，見：https://chinademocrats.org/?p=1965。
[19]吳強：《"白紙革命"與新流民階級的崛起》，載《中國民主季刊》2023年第二期，見：https://chinademocrats.org/?p=1169。
[20]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中國農村留守兒童已近2000萬人。據2013年5月發布的一份中共官方機構的調查顯示，留守兒童據估算已超過6000萬。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1202234118/http://acwf.people.com.cn/n/2013/0510/c99013-21437965.html。
[21]吳強：《"白紙革命"與新流民階級的崛起》，載《中國民主季刊》2023年第二期，見：https://chinademocrats.org/?p=1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