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過）
余文生、許艷煽動顛覆政權案即將在8月28日和29日開庭，作為久仰他們，且有幸見過他們兩次的晚輩，我認為我有必要寫一些什麼——這也是我第一次決定講述自己的部分經歷。
我們的聯繫並不算很多，但每次想到自2022年底第一次見面，到2023年春季他們再次被捕，這段日子裡，與他們相關的記憶其實滲透在我的生命中：我走上街頭的同時，他們在家與余文生律師稱為"白匪"的防疫人員抗爭；我第一次擁有真正意義上的愛情，幻想接下來的幾年，幾十年，也會像余文生和許艷那樣，既能攜手對抗極權，又甜蜜地一起變老。
1
認識余文生是在2022年11月16日。此前一周，我工作的公眾號因莫名其妙的原因被封；11月15日，我被HR"勸"著辭職，沒有得到法律標準的補償。
然而失業的第二天，我還是按照之前和朋友的約定，去法國大使館旁聽一場研討會，主題是"關注死刑"。
我穿上了最貴重的衣服，一件立領米白色棉麻混紡襖，外面罩著方領半臂，用適合秋天的銀杏葉簪子束髮，而不是用皮筋，但還是沒有系上浮誇的棕色裙子，而是穿了搭配上衣的棕色褲子和特步國風運動鞋。
我很少對北京人權圈子的人講我的往事。以反修例運動和新冠疫情為界，在那之前，我僅僅是一個明末歷史業餘愛好者，從未想過有一天我也會進入氣若遊絲的公民社會。那段歲月留下的唯一印記，是我喜歡穿著有明代風格的服裝在北京亂晃。
接我的朋友還沒有來，大使館門口站崗的武警要求我離門口遠一點，仿佛怕我搖身一變成為歹徒，忽然闖入。我換了個遠一點的地方，點上一支同樣很適合秋季的陳皮爆珠貴煙，忽然，一個禿頭微胖的男人闖入了我的視線。
"這怎麼還抽上了？"他一臉不屑，想來是討厭女性吸菸。
我瞪他一眼，感覺他挺眼熟。
不一會兒，門開了，法國使館人員請我們進去，禿頭男人走在我前面，我試圖瞄一眼他的健康碼，卻沒看到任何有效的信息。
禿頭男人進去了，而我被晾在了安檢區。幾分鐘後，一位年長的女士才想起我還在這裡，協助我通過安檢，給我發了訪客卡。
我走進使館大廳，看見熟悉的綠植和沙發，禿頭男人卻無影無蹤。
我大概知道他是誰了。
當我進入會議廳，一眼看見他和她坐在一起，兩個我在推特上見過無數次的人——余文生和許艷，勇敢的人權律師和他溫柔的妻子。
我告訴余文生，我剛剛在推特上受人之託給他發私信，曾經因參與香港反修例遊行而被判刑、限制出境的台商李孟居很想見他，李孟居剛剛刑滿釋放時，在我家借住過幾個月，所以拜託我牽線搭橋。
余文生說，他正在找朋友核實我的身份。
我們相視一笑，再和認識的其他律師朋友逐個打過招呼，距離也拉近了很多。
那天的研討內容我已經不記得什麼，唯獨記得余文生發言時，談到兩次羈押在看守所時觀察到的死刑犯，直言當今中國仍有利誘死刑犯捐獻器官的現象，我震驚於他的勇氣，整張臉不由自主變得扭曲，嘴張成了"O"形。
事後，一位共同的朋友說，你好像那天對文生的發言很有意見？
我忙說，哪裡哪裡，只是太震驚了，沒見過有人在公共場合如此直言不諱。
會後的茶歇時間，余文生和許艷夫婦被一群人簇擁著，而我則照例沉迷於法國大使館的點心和葡萄酒。
我們最後約定，等疫情封控有所緩解，李孟居回到北京，就立刻找機會見面。
2
十幾天後，在變態清零政策下積累的憤懣情緒如火山爆發，青年人在上海、北京、武漢、成都、廣州發出三年疫情中的最強音，我也有幸參與其中。
白紙運動後的一周適逢我的生日，封控有所鬆動但仍未結束，我只能在家舉辦小型生日宴會。
那些天我寢食不安，一邊等待著秋後算帳的來臨，一邊照常生活，拒絕離開北京。同時，我也在關注著其他的朋友，他們或走上街頭後遭到傳喚，或是在日常生活中抗爭。
我在推特上看見了余文生和許艷的視頻，他們被門磁禁錮在家裡，白紙運動後，余文生在《國際歌》雄壯的旋律里，一把撕下了門磁。
大笑之餘，我不由得浮現出一個隱約的念頭——或許，他們這些中老年自由派知識分子極少如此心甘情願地播放《國際歌》吧？
可惜，我沒能當面問余文生這個問題。
再次見到他是2023年的春季，經歷了混亂不堪的解封，各自發燒，秋後算帳雖遲但到，所幸我未被波及；我找到工作，回家過過年，節後因不滿公司文化再次辭職。李孟居在三月回到北京，我和男友陪他一起去余文生家。
不知換乘了多久，再搭計程車到門頭溝區，我帶了兩瓶李孟居寄存在我家的金門高粱酒，之前，他希望我把這些來自台灣的酒贈送給中國的人權律師。在路上，我和男友為余文生和許艷挑選了一束鮮花。
綠淨春深，我們穿過小徑，繞過水池，進入余文生和許艷租住的公寓。
許艷為我們準備了水果、俄羅斯紫皮糖和立頓茶包，我當時在想，道衡律師事務所的人大多擅長品茶，余文生似乎沒有沾染此風，以後一定要找機會給他送些好茶——我見不得我的朋友喝立頓茶包，感覺錯過了陳皮普洱、茉莉綠茶、正山小種、武夷岩茶的人生總歸有所缺憾。
幾星期後我才意識到，缺憾的豈止是錯過了好茶，而是我自那以後，就不再有給他們送茶的機會。
那天李孟居和余文生聊了很久，許艷微笑著沉默，我疲倦地沉默，間或試圖在不影響別人的情況下溜到窗邊吸菸。窗戶只能開一半，我努力把嘴和煙擠進小小的縫隙里。
走之前我們合影，後來，許艷把剪裁掉我們身影的照片發在推特上："余文生律師收到了大學生人士送的一束花，余文生很高興。"
過了很久我才意識到，挽著許艷胳膊的米色袖子，是我的古典風格春季毛衣。
那天晚上，我們一直沒有見到余文生和許艷的兒子余鎮洋。他在樓上，時不時發出一些輕微的聲音，但從未下樓與我們打個招呼。提到他時，余文生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他是成年人了，有自己的想法，要為自己做決定。當時，我們還並不知道，過去這個家庭的幾次震盪，是怎樣給余鎮洋帶來永久的傷害。
臨別前，我擁抱了許艷一下，她的擁抱柔軟如同棉花糖。
她說，那時很為我擔心，還好我最後平安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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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此後一段時間，是2023年我最開心的十幾天。冬季與春季困擾我的一切都已結束。我決定成為一名自由業者，開始嘗試各種不同風格的文稿，決定修復之前的創傷，改掉不由自主的壞脾氣。
余文生和許艷平靜的生活也在繼續，許艷包了一頓薺菜餡餃子，多年沒吃到薺菜餃子的我看著圖片也垂涎欲滴；他們一起看書，一起打籃球運動；余鎮洋過了十八歲生日，迅速地考下了駕照；余文生說石景山政保又來了，同時掛出一張中英文的"不歡迎Do not welcome"圖片，我們考慮在一家女性主義的淘寶店裡買一個"不歡迎"的腳墊送給余文生……
我一度以為生活就會那樣繼續下去，直到那一天，星期四下午，余文生和許艷頻繁地發出緊急的信號，直播在會見歐盟人權官員的路上被攔截，上了警車，要被帶到派出所，然後他們的短視頻戛然而止。
沒有人意識到發生了什麼，此前也有過人權律師或妻子因為在使館區活動被傳喚，因為辦案被傳喚，因為見朋友被傳喚……
沒事的，我們想。
24小時過去了，我不顧一切匿名、安全之類操作規範。去他媽的，國保知道我的電話號碼又怎樣，我要知道許艷是否還好，我要她棉花糖一樣柔軟的擁抱。
我站在陽台上，看著隔壁老頭養的鴿子，用顫抖的手播了電話，她的手機關機。
我去找圈內前輩，他說，大概就是治安拘留吧。
兩天之後，我知道我錯得離譜，那位經歷過大風大浪的前輩也錯得離譜，我們終究還是低估了極權的惡。
周六晚上，我正在北京的一家青年空間，與一位因抗爭活動被拘留幾個月，剛剛取保候審的朋友見面。我與她素不相識，因白紙運動陰差陽錯參與了對她的救援，時至今日，我仍不知我當時的行為是對是錯，但我見到她的第一個瞬間，我把她擁抱得透不過氣，隨後從我的毛衣——見許艷那天穿的米色春季毛衣上摘下一位前輩送我的胸章，送給了她。
一隻和平鴿，鴿子身上印著秋瑾《勉女權歌》的第一句："吾輩愛自由，勉勵自由一杯酒。"
狂喜後的一兩個小時，我知道余文生和許艷已經被刑拘，彼時我的手裡端著一杯雞尾酒，我感受到晶瑩的橙色液體隨我的全身顫動，只剩下一個念頭，不要摔壞朋友們的杯子，不要毀掉她們用心調的酒。
灌下一整杯酸甜的酒，宛如灌下毒藥，我走到外面，對男友說，余文生和許艷被刑拘了。
第二天中午，我一邊在家燉一鍋菌湯，一邊和男友商量，要去看看他們的兒子。
又是漫長的轉車，不知過了多久到達他們住的小區，春歸無尋處，人也已經不在，唯有池塘亭台依然如舊。
在樓下買了些食物，沿著熟悉的路徑上樓，余文生家門口坐著一個年輕女人，我們決定硬闖。余鎮洋開門後十分鐘，我們還未來得及勸他簽署律師委託書，即有一名便衣警察趕到。
余鎮洋出門和他交涉，我和男友在室內緊緊擁抱，我吻著他的脖子。
"我愛你。"
"我不後悔。"
我瞥見客廳的角落裡有一束乾枯的花，是我們之前送他們夫妻的白玫瑰與粉色百合，許艷沒有捨得拆開花束換進花瓶，也沒有丟掉，就讓它們一直在那裡慢慢枯萎。
便衣帶著一名民警進來，我一直虛與委蛇，唯一的念頭是保護我的男友，他還在上大學，不應該引起國保的注意。
那便衣年約四十歲，戴著眼鏡，一臉嘻嘻哈哈，先是讓我們進屋說話，不要驚擾街坊鄰居，隨後唇槍舌劍，暗中過招。
我說，我只是受人之託來看看孩子，這是合法行為，我無需對你交代清楚。父母的問題不能株連子女，你們把孩子照顧好，外界自然也沒話說。同時，我勸他要讓余鎮洋去給父母存錢寄物，並要求看守所寫收條。
便衣國保開警車將我們"送"到地鐵，下車時，我忍不住雙腿發軟。當晚，看到另兩名在上午去探望余鎮洋的律師發了一份情況通報，我才知道，那位國保竟是赫赫有名之人。當夜我輾轉難眠，不得不跑到陽台，一根接一根吸菸。
隔幾天，一名朋友接到國保的電話，詢問是否與我認識。
之後，我們試圖去記錄余文生和許艷的故事，為此去見他們的朋友，查詢他們過往的推文，在這個過程中，我又一次重新認識了他們。
我第一次知道，余文生曾經為會見信仰群體而勇闖看守所；在朋友的眼中，許艷曾經是呆板而膽怯的家庭主婦，但在余文生被囚禁後，她成為了營救丈夫的重要力量。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國保如何調來電鋸，花幾個小時鋸開門，當著妻兒的面把余文生銬走，又是如何在他送孩子上學的路上故意激怒他，以"妨害公務"的罪名把他刑拘，後來才變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五月，我被李孟居拉到工體夜店喝酒，想到許艷已經被刑拘將近一月，如果不能取保，就意味著她將在被拘禁到不知何時。
我把自己灌醉，蜷縮在卡座的沙發上，哭聲隱藏在流動的光線和嘈雜的音樂里，我可以肆無忌憚地哭，想念許艷溫暖的擁抱，而不必擔心被人發現。那天晚上，我幾乎失去行動能力，坐在夜店門外的柏油路上，用僅存的理智緊緊抓住手機。我最後被李孟居僱人送回家，第二天醒來時，頭仍在疼。
我們在不同的地方給余文生和許艷寄去明信片，不知他們是否收到。
直到那時，我仍希望能擁有餘文生和許艷式的愛情，互相做飯，互相送花，盛讚對方如二十年前一樣美麗，共同承受可能發生的一切——如果我們繼續留在中國，該來的遲早會來。
然而接下來的一切都不如人願。余文生和許艷被羈押年余，余鎮洋精神狀態岌岌可危；我和前男友分道揚鑣，同時意識到中國已經容不下任何自由創作，懷著無盡的思念與痛苦離開中國，偏安一隅，繼續承受抑鬱以及越來越嚴重的睡眠失調。
每一處建築，每一頓飯都會勾起思鄉之情，我開始譴責我自己的怯懦，在夢裡不停地逃跑，在醒來時想到死亡。
我不斷地問自己，我寫這篇文章是為了什麼？我要表達什麼？要寫多少字？我也不想回答，只是任由思維流淌，記下認識他們夫妻的那一段時間，我經歷的每一件事。
在專注於記錄的這一刻，我確信我還活著，因為我全神貫注於記憶和文字之中，我去回想那動盪的半年，我最勇敢的半年，以及由此帶來的漫長的精神痛苦，但寫作本身可以成為一種治癒，在寫作之中，我逐漸探尋到文字、我們所承受的一切以及生命的意義。
我想到漫長的歷史，我熱愛的歷史，被刻意掩蓋的歷史，從學習到遺忘，再到此時又一次想起，它只教會了我一件事：
在每一個時代里，都有人經歷他們本不該承受的苦難，但我們所記錄下來的這一切，會成為這個時代的呈堂證供，成為幾十上百年後歷史的卷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