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天安門屠殺是中國永遠繞不過去的歷史巨創；什麼時候這一巨創得到正視、清理、平復和正義，什麼時候中國才能走上希望之路。同樣，它也是理解中國晚近歷程所必須面對的重大關節；不明白這一關節，則不可能抓住中國1990年代以來直至今後至少二十年內種種事變的內在邏輯。1989年天安門之殤，是青年之殤、希望之殤，是國人之殤、國運之殤。對於1989年天安門抗議運動的起源、進程、結局與後續影響的記述與研究，是國人、國運自我救贖之旅中不可或缺的一大步。
戴晴的《鄧小平在1989》這本書，是對於1989年天安門事變研究的具有重大分量的新貢獻。作者有中共最高層「紅二代」的家庭背景，是1980年代自由知識界的風雲人物，「八九六四」被捕入獄，多年來直至出獄後一直投身環保與民權活動。當此八九事變35周年之際，83歲的作者修訂五年前出版的本書，仍然自認此書如同五年前一樣還是「未定稿」，表露出了沉重的責任感與開放的歷史觀。
作為相識於1980年代的老朋友，我有幸為此書作序，首先要表達的是對作者的敬意！鍥而不捨三十五年，在極為不利的環境中對很難獲取的歷史資料搜求探索、扒抉鉤剔，寫成面前這本書，甚似太史公拘囚幽厄而著書，亦有如太史公所言「意有所鬱結「「以舒其憤「。惟作者樂觀豁達，舉重若輕，此恐非太史公所可比擬也。
「非黑即白「與「黑白分明」：關於1989年天安門悲劇的主線
本書對當年事變做出了新的思考。作者強調，本書的特點是「不再以學運為主線」，不再如同三十五年來大多數評述那樣採取「專制vs民主、當局vs學生」那樣一種「非黑即白」的分析方法（引號內詞語除另外註明外均來自本書）。如書的標題所示，本書聚焦鄧小平，以中共高層「政爭」與「權爭」為主線，從陳雲、李先念等所謂「毛左衛道」一派試圖藉機拉下趙紫陽而削弱鄧小平的個人權力與經濟改革路線這一角度來透視八九事變，拉開了天安門屠殺大悲劇背後的中共高層政治黑幕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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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一角我們所窺見到的鄧小平，在1989年政治危機中的處境和思慮是複雜、多面和動態的。戴晴強調鄧在毛後改革中的「兩頭為難「，鄧要推動經濟改革是面臨著「自己扛著沉重的歷史包袱披荊斬棘的壓力」的；另一方面，戴晴也清楚地看到了鄧對「大權不可旁落」的執著，對趙紫陽政治改革和自由民主訴求的「膩煩「，還有對民眾的冷血無情。用她的話來說：「鄧小平最恨的就是分權啊：分共產黨的權，分他小平的權」。這樣一個鄧小平，最終走到鐵血鎮壓民眾的「六四「屠殺，在本書的記述中，似乎關鍵因素在於其他力量如何利用他的某一方面。學生的」激進「與趙紫陽的「天真」，給陳雲一派可乘之機，可以「有縫子」對鄧「下小話」，這推動局勢走向愈益緊張；鄧卻也明白陳雲們的矛頭所指在於自己，因此直到決定戒嚴之際仍然「沒有完全放棄「趙紫陽，而是」打算在他忍辱低頭之後，繼續用他推進自己的改革」。也正是為了在不得不拿下趙紫陽的同時要保住自己的權力地位，鄧小平調部隊進京，其「目標指向」是陳雲等「黨內權爭對手」。
作者的上述分析，確實超越了「非黑即白「的框架。我一向鼓吹認識論上的」多色調「方法，也就是用不僅黑白兩色來觀察和認識世界。在我的認知中，所謂」多色「是包含黑白兩色的，只是並不僅僅黑白兩色。在民主與專制之間，在和平抗議的學生及民眾與出動機槍坦克的當局之間，毋庸諱言，我的態度是黑白分明的，毫無猶疑地站在前一方面，哪怕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在我看來，作者同樣也是這樣黑白分明的，她為此付出的人生代價要高得多。通觀本書，作者對於1989年的民眾抗議，態度是鮮明的，她對學生運動提出的批評不能說沒有道理。黑白分明不等於非黑即白，非黑即白也不否定黑白分明。我想，發生爭議的原因之一，也許在於強調超越「非黑即白」的時候，許多人就看不到其中的黑白分明了。
中國一大批自由派知識分子是以鄧陳之爭為主線來解讀1980年代中國的政治進程的。從我研究政治制度及其變遷的學術思路來說，卻還是傾向於認為：鄧小平、陳雲之間的政見與權力之爭固然是深刻、有時甚至是尖銳而激烈的，但卻是在中共制度的框架下展開的，也完全是在維護中共壟斷權力的共同立場上的。因此，這種權力之爭乃至政見之爭沒有超越、也不可能超越他們的共同利益。正是這種制度框架和共同立場，決定了鄧陳同樣視民眾爭取自身政治權利的作為和中共內部支持民眾爭取政治權利的力量為洪水猛獸，必欲消除之。1986年學運與1989年民運的結局，胡耀邦與趙紫陽的下場，都清楚地體現了鄧陳的這種共同立場。至於在這種共同立場之下二人關於權力分配與政策分歧的算計與攻防，也許的確構成了1980年代直到天安門事變的高層政爭的一條主線，但這條線應該放在如戴晴所說「超越非黑即白」的多色光譜中來考察。當1989年學生與民眾奮起爭取自身政治權利的抗爭進入高光時刻之際，鄧陳之間在密室中的勾心鬥角，甚至他們之間關於經濟市場化的政見鴻溝，可能也就被高光逼入晦暗之中了吧？
將之拎出晦暗，並從那個角度審視1989年的事態發展，是本書的貢獻。
「革命」的是與非：關於1989年學生運動的爭議
對於革命的反省與批判，也是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1990年代以來共有的一個思考重點。這樣的反省與批判出自戴晴，難能可貴。本書有言：「第一禍害中國的，是革命！」並把對於「革命」的反省與批判推進一步，涉及到作者所說的「革命體制「作為」一個雙向血腥篩選機」，在其中，「不論在朝的統治者還是在野的叛逆者」，可以同樣有利於那些「對生命漠然、對人權漠然的最血腥者」。這樣，本書對於「革命」的批判就不單單指向作為共產黨革命勝利者的掌權者們，而且擴及「深深沉在塘底」的所謂「革命體制的淤泥「。
作者由此出發對於天安門學生運動進程及領袖所作的批評，可能是作者關於1989天安門事件的所有言行中最有爭議的一部分。在本書中，我們看到，作者是充分肯定「427大遊行」的，認為這「是共產黨治下的中國現代化轉型中真正的學生運動，可看作是中國自開放改革以來努力進入現代民主政治的成功實驗性實踐」。但是，作者感慨，「可惜正義的、以學生為先導的常規抗爭，沒有在這裡打住「。接下來，到5月13日的再一波運動高潮出現時，作者是這樣敘述的：「激進領袖率學生進占天安門廣場：只知開場、不管如何收場的大規模絕食開始了。開明派官員的努力宣告失敗」。「激進學生」，「形右實左」——這是本書對後期學運的概括。
即使對於四月的早期學運，作者也批評他們「幾乎沒有得失與策略思考」，「他們對黨國的政治運作機制及改革沒有像樣的了解、深思甚至構想，有的是情感和理想的抒發」。作者寫道：「一次次上街的抗議者，提出的『民主訴求』多麼空疏與情緒化；民主的社會達成，如若沒有一毫米一毫米的協商而逐步推進，有可能嗎？激烈空疏大口號（包括行為），不過是最容易為政客所用的情緒宣洩呀「。我認為，這些說法是站得住腳的，但需要深究的是：黨國有過想讓包括學生在內的民眾」了解「其政治機制及改革的意圖與嘗試嗎？
作為1980年代後期中國政治改革的參與者，我當然了解，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前後所著力推動的政治改革提出了「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的公開性原則，也曾努力推動社會協商對話的展開。不過，儘管中共的全國代表大會接受了這些原則和建議，但是，推動這些原則和建議進入政治實踐的進程卻極為艱難。在這個意義上，從總書記趙紫陽到中共所謂的最高權力機關十三大的代表們，其實都不能代表「黨國」，而只有那幾個垂暮之年的老革命家在代表黨國。在1989年事變中，如本書所說，「民心、黨心、軍心」都不在鄧小平一邊，但是，中共制度的要害恰恰在於：它從根本上就是與民心作對的！如果中共的「黨心」和「軍心」站到了「民心」的一邊，這個制度一樣與「黨心」、「軍心」作對。說到底，中共專制制度的本質在於專制者出於私心而壟斷軍權、挾持黨權、篡奪政權、剝奪民權，其他人——遑論民眾——在政治中哪有什麼了解、協商、構想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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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把中共「槍指揮黨」的高層權力邏輯運作刻畫得入木三分，顯示作者深刻理解中共制度的上述本質。另一方面，1980年代的改革進程，似乎也讓戴晴和一大批自由知識分子們相信「理性漸進」的改革空間總是存在的，至少在1989年還是存在的，哪怕危機已經爆發，殺機已經浮現。本書寫道：「進入1989年，中國知識界為爭取國民基本權利與民主，仿佛拍擊堤岸的海浪，一波接一波「。作者親身參與其中的實踐，包括就三峽工程公開提出反對意見，顯示「其實民間政改的路徑，並非只有從意識形態批判到街頭抗議一種」。她強調，在專業領域裡，有具體而可操作的方案，而不是停留在「激烈空疏大口號」上，「從工具向公民的轉換」是可以「一毫米一毫米」地推進的。
「毫米推進」或「蠶食戰略」無疑是重要的，對於一個深陷整體主義思維方式、至少150多年來總是處在無能而焦躁的集體心態之中、動輒期盼一蹴而就一舉而得的這個民族來說尤其重要。但是，「毫米推進」早晚必定碰到一個瓶頸。在1989年天安門，如同作者在書中所說，當知識界在悼念胡耀邦時「挖到了中共建政之後一系列失敗的乃至罪孽的根源，跺到了「個人專權」與「非程序化權力更迭」這要命的痛腳「之際呢？
對革命的反省必須與對「改革」的執著扣聯在一起嗎？對共產革命的批判可以等同於對於革命的總體否定嗎？人民的革命權利怎樣才能從共產黨的「革命」話語中剝離出來，並在實踐中不是承襲共產黨「革命」所積澱的體制與文化「淤泥」，而是展現與個人權利、公民自由、民主參與、憲政建設相一致的風貌與效果？過去二十多年來，我對此有困惑也有思考，這次受本書啟發而願意再次將這些問題提將出來。
贊「有限的史料和無盡的叩問」
以上我試圖突出並討論本書的兩大貢獻：第一，對1989天安門的中心人物之一鄧小平、也對當年事件，本書提出了不是簡單化而是考慮多面性、更強調多種力量在動態中相互作用的觀察和分析方法；第二，本書指出了在中共長期統治、洗腦、馴化的背景下所形成的一種弔詭現象，即專制政權與反專制的民眾之間有某種共同的文化積澱乃至心理同構，而這可以構成中國從共產黨制度轉型到民主制度的一個巨大障礙。這兩點顯示了作者具有穿透力的洞見，是本書「新的思索」的寶貴价值所在。
本書還有第三大貢獻，也是更為基礎和根本的貢獻，那就是：提供了此前鮮為人知的歷史資料，包括披露了作者因特定身份而有可能了解到的中共高層某些內情。就後者而言，比如「開篇」的中心情節，即1989年4月15日中共國台辦主任汪鋒透露鄧小平考慮從憲法中去除「四個堅持」，又比如李先念5月4日見過趙紫陽後在醫院病房光腳轉圈兒。讀者不必盡皆同意作者對於這類信息的解讀和基於這類信息而對當年事態發展所作出的判斷，但是，這些信息本身的歷史價值是難得的。
儘管作者發掘了獨到的史料，但是，她強調自己所呈現的是「有限的史料和無盡的叩問」。我認為，作者這種治史態度特別值得讚賞。面對重大的歷史公共事件，誰也不應該認為自己掌握了所有真相和真理，也不能因為僅可了解與探索到部分真相與真理而不去記述事實與發表看法。「六四」鎮壓以來的三十五年，最大的悲劇之一就是整個民族在國家暴力、政治高壓、物慾橫流與信息扭曲中幾近喪失了討論、探索、爭辯、對話的能力。生發、培養和提高這樣的能力，對於走出1989年天安門悲劇及其長長的黑暗影子，對於完成1989年天安門訴求的未竟之志，對於平復歷史巨創而走上希望之路，是非常重要、極為根本的，也是我們每個人在日常生活實踐和治學治史讀書讀史中能夠身體力行的。
是為序。
2024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