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恥帶來解放
拉拉出身好，追求進步，積極靠攏組織，可要想加入紅衛兵，就得「當著所有的人，說出只有在公共廁所牆上才有的話」。於是，她在家裡苦練基本功，練了幾天之後，她信心滿滿地跟一個叫汀汀的女同學來到「八一八」司令部——她們班唯一的紅衛兵組織——五年級一班的教室報名。一個五年級的小男孩問她們會不會說「他媽的」，拉拉和汀汀都張不開嘴。男孩又問她們敢不敢打人——敢不敢「用鮮血捍衛紅色政權」？她們又都卡了殼。
在考官們的譏笑聲中，她們逃到操場上。怎麼辦？一個字，練！二人來到牆角，汀汀先說，拉拉跟著學，比賽看誰說得好。二人循序漸進：
他媽的——你媽的——你他媽的——你他媽的蛋——你他媽的混蛋——滾你媽了個蛋——你他媽的王八蛋！——
當罵到最高級的時候，汀汀停住了，大笑不止。拉拉催她。汀汀鼓足勇氣，小聲地：「你媽——BI——！」拉拉跟著學，只說了「你媽」，就說不下去了。汀汀給她做榜樣，「兩腿叉開，大笑著沖操場運氣，像是準備跳水。」「你媽——你媽——你媽——BI——I——。」最後一個字像炸彈一樣，把「八一八」司令部的小男生們都嚇得伸出腦袋往窗外看。
拉拉不甘落後，回家插上衛生間的門，對著鏡子，從「他媽的」練起，一直練到「操」。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敢大聲說了。可英雄無用武之地——練了半天，竟不知道應該用在什麼地方。終於，在她哥哥燒郵票的時候，她恰當地「操」了一回。哥哥大為讚賞，獎勵了她一件繭綢男式軍裝。
學罵中還伴隨著心理和生理的反應：汀汀從小聲地說「你媽BI」，到大笑，到衝著操場大聲喊。拉拉對著鏡子練習罵人時，臉紅了，出汗了。
北京中學紅代會核心組組長，「四四派」頭頭，原北京25中66屆高中畢業生李冬民，「文革」發動四十年後，講了當年小女生們學罵人的事——
我同學的妹妹在女十三中，她們有天在一起說那時候學生不登大雅之堂的語言，比如像「他媽的」。她們就要從語言上，從風格上開始探討革命，說「他媽的」是革命的口頭語。這些挺可愛的、才十幾歲的女孩子，也裝模作樣的，這個「媽的」，那個「操」的，連怎麼罵，都罵不利落，但是還要罵。
在她們原有的觀念中，罵人是可恥的。但是，革命打倒了舊道德，罵人不再可恥。革命建立了新道德，罵人成了一種資格和光榮。當汀汀大聲喊出來「你媽BI」的時候，當拉拉脫口而出「操」的時候，她們沒有了羞恥心。
無恥是什麼感覺？是一種解放感。它使我們掙脫了道德的枷鎖，扔掉了規矩、習俗、輿論合制的緊身衣。因此，她們體會到一種如釋重負的輕鬆，品味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愉悅。這種奇異而美妙的感覺，在葉維麗的回憶中隱約可見——
我還跟別的幹部子弟一起唱過那首《革命造反歌》，歌詞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你就滾他媽的蛋！」記得到最後一句，大家都有點兒唱不出口，不約而同地停了下來。後來終於齊聲唱出來了那句罵人的話，唱完大家都笑了，好像衝破了一個無形的禁錮。
這個「無形的禁錮」就是人類幾千年來形成的道德規範。它來自父母長輩，來自街坊鄰居，來自老師課堂。它，點點滴滴，日積月累，在人心中築成了一道堤壩。使人們有了羞恥心，知道了好壞、美醜、善惡。
史無前例來了，它用與原來相反的道德，摧毀了這個堤壩。於是，解放感油然而生——「我們終於大聲唱出髒話，覺得挺好玩，挺痛快。」這是北京著名女子中學一群「祖國的花朵」的感受。
粗口與小資情調
思想革命化，就要拿自己開刀，揭批的重點就是檢討自己身上的小資情調。
最常見的小資情調是多愁善感、溫情主義。當年好多中學生為此做檢討，尤以女生為最。北京女八中的馬笑冬就有這樣的經歷：「我記得有個電影叫《黨的女兒》，裡面有個叛徒叫馬家輝，他成為叛徒後良心受到譴責，很痛苦。我一開始還挺同情馬家輝的，後來把這個電影批得一塌糊塗，說是美化叛徒，我就馬上批自己，要狠下心來，要愛憎分明。要革命就要講立場，你要麼站在這邊，要麼站在那邊，沒有中間路線。我腦子裡一有點兒柔情的東西，就想是不是有問題了，我常有一些小資產階級情調，這種情調一出頭，我就使勁批判自己。我老革自己的命，老批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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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邏輯早就存在了。成立之初的文藝整風中，好多文藝家都為它挨過批判，做過檢查。1951年，喜劇導演呂班就把喜歡「思悠悠，恨悠悠，恨到歸時方始休，月明人倚樓」一類的詩詞歌賦，寫到檢查里，為自己嚴重的「小資產階級的傾向」而沉痛萬分。
1952年，蘇聯紅旗歌舞團到濟南演出，歌唱家尼基丁演唱了陝北民歌《二月裡來》，《大眾日報》的副刊主編孔孚聽了大為動情。寫了一首詩《給尼基丁》，其中有一句「我的眼睛濕濕」，受到嚴厲批判。六位記者聯名寫文章，斥責他是小資產階級情調，社裡的《業務學習》還專門出了一期批判文章專輯，並由一編委主持召開批判會。「在他們看來，無產階級是不會流眼淚的，不管是什麼樣的眼淚。」
陳毅的兒子陳小魯有這樣兩件逸事。「文革」初，他聽說，有些幹部子女跑到彭真家裡去造反，鬥彭真，讓彭真的夫人張潔清在地上爬。他心裡特別難受——「他們都是長輩啊，過去我家和彭真這些人家裡的關係也是挺好的，見面都要叫他們叔叔阿姨的。」當他率領「西城糾察隊」在北京站維持秩序時，看到一些所謂的「地富反壞右」被掃地出門，遣送回家。他又難受起來：「他們什麼也沒有，拉家帶口的，回去怎麼生活呀。」他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情感呢？他分析，「可能是那種『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感覺在裡頭。」
如果紅衛兵們知道陳小魯如此小資，會不會砸爛他的狗頭？如果他們下不去手，他們的狗頭是不是也該砸爛？
李書磊在一本談文化變遷的書中提到這樣一件事：「1953年蘇聯專家普希金在評議中國小學語文課本中《紅領巾》一課的觀摩教學時，尖銳地批評了語言和文學因素過少而思想政治教育過多的傾向。他認為中國教師常把語文課教成政治課。」鄭也夫在摘引了上述文字之後評論道：「蘇聯專家其實是希望思想政治向語文教學滲透的……但就是這樣的專家，批判我們的語文課成了政治課，可見我們的語文教育走到了何種田地。」
此後的十年中，語言教育成了政治教育的一個分支。多愁善感的古人遠離了中學生，遠離了天生就心軟且溫情的女孩子們。
1980年代，有一篇著名的小說《有一個美麗的地方》，作者張蔓菱，寫的是她插隊的經歷。主人公「我」反思道：「人們曾經用一種不美就是美的理論教育我們，我常常無緣無故地反覆洗一件新衣服，希望它顯得陳舊些……」
循著「工農化」的足跡，我們發現了這樣的邏輯鏈條：工農是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知青是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要將後者改造成無產階級，就必須將他們「工農化」。以不美為美的教育，就是「思想革命化」運動中深入人心的。
愛美是資產階級，不愛美是無產階級。愛美往往與講衛生連在一起，講衛生就要遠離骯髒，而工農是不怕髒的，於是怕髒就被納入小資的「驕嬌」二氣之中，飽受鞭笞。與此同時，優雅和禮貌也因為不夠工農化而被拋棄。於是，講衛生與優雅禮貌成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標誌，不講衛生與粗俗、粗野成了無產階級的光榮。
清華大學畢業的張連起清楚地記得，1964年7月31日，北京高校和中專畢業生五萬多人，在體育場聆聽周總理和彭真市長的講話。彭真告誡大學生們，「要會勞動，要和工農兵打成一片。」他還批評知識分子嫌農民不刷牙不講衛生。「可他們拼命勞動創造世界，也養活講衛生的知識分子。」
49年第一位電視播音員呂大渝談到，在密雲「四清」的時候，她最怕上廁所。「房東二嫂家的廁所和豬圈在一起。每次上廁所的時候，既要忍著一團團的綠頭蒼蠅，更要時時提防著拱上來的小豬。下雨和化雪的日子，滿地的屎尿和泥漿混在一起，更是難以下腳。有的廁所雖然挖了坑，但白蛆和屎尿混在一起，也是噁心之極。」但是，四清工作隊員絕不能流露出對農村廁所的絲毫畏懼，連身上生了虱子都得說成是長了「革命蟲」。
原《人民日報》的女記者劉衡講過這樣一件事，1958年4月8日，她和一百多名右派分子到唐山柏各莊農場勞改。走到四分場的場部，已經是深更半夜了。場部給他們每人發一個新買的大碗，帶他們去吃飯。劉衡發現，那大碗的底上有一層灰塵，她本想洗洗碗再盛飯，轉念一想，「這是我脫胎換骨改造的開始呀，不能再資產階級了，就盛上大米飯，和著灰塵吃起來。」
「文革」中，中央音樂學院第一任院長、音樂家馬思聰被打，家被抄，人被關進牛棚。其妻王慕理帶著兒女逃到南京的妹妹家躲避。一日，留在北京關照馬思聰的廚師賈俊山傳來消息，馬思聰可能想自殺。王慕理急忙帶女兒回北京。在火車上受到紅衛兵的盤問，「幸虧女兒馬瑞雪做出粗魯的樣子，吃梨不削皮，也不洗就吃，動作粗俗，這才使紅衛兵相信她們是勞動者的農村婦女。」
審美觀也好，衛生觀也罷，都是對社會人生的認識，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習慣於髒服亂發的人，恐怕也不會把「請」「謝謝」掛在嘴邊。
《南方周末》2016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