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icon Shield2.0: A Taiwan Perspective( Credit:Depositphotos)
2024年9月14日，台灣學者吳介民投書《外交家》（The Diplomat）雜誌線上欄目，直指台灣應該發展"矽盾2.0（Silicon Shield2.0）"戰略，將"高階晶片分散（至海外）製造"視為台灣的機遇，而非力量被削弱的表現。
這個觀點同時也在台灣外交部參與主辦的"凱達格蘭論壇：2024印太安全對話"上發表，因此相當程度被視為台灣政府的意向，引起了產業相關人士與觀察家的注意。
如果"矽盾2.0"是台灣未來可能的"國家安全——半導體"戰略的一環，那麼它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們必須先回答三個問題：
首先，究竟什麼是"矽盾（Silicon Shield）"？再者，支持"台灣高階晶片分散至海外製造"，在實際的產業情況下，究竟意味著什麼？
最後，如果台灣真的想打造"矽盾2.0"，吳介民（以及支持其觀點的政策團隊）提出的方向，是正確的嗎？
這篇文章對此抱持著高度懷疑，甚至可說是反對的觀點。
何謂矽盾？
2001年，澳洲記者Craig Addison撰寫了"Silicon Shield"一書，書中主張，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即是其抵禦中共犯台最強的武器。 Craig Addison書中對照的案例，是1990年代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爆發波灣戰爭，美國與其他多國聯軍進攻伊拉克，以確保科威特石油穩定供應。
此後二十年來，"Silicon Shield"被翻譯成中文"矽盾"或"矽屏障"，並廣為流傳，成為台灣"國家安全——半導體"分析框架的流行意見之一，在民間也可說是老少皆知。
然而，駁斥"矽盾不存在"的聲音，也一直都存在。例如，川普的副國家安全顧問Matthew Pottinger在2023年訪台後，便直言"矽盾的想法很瘋狂"，認為台灣成熟而領先的半導體產業環境，反而會讓中共更有侵台動機，以將這戰略矽島納為己有。
同年，時任台積電董事長的劉德音也在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指出，台灣的半導體產業與是否可以防禦中國入侵沒有關係，關鍵還是美中之間該如何維持現狀。
在吳介民的個人臉書上，他在轉引這篇文章時提到：
"最近戴雅門（Larry Diamond）等人合編關於矽三角的書翻譯成中文出版，其中有討論到矽盾問題。他們傾向把矽盾詮釋為台灣中心的見解，這點我在講稿中不點名和他們對話。也希望我們台灣人無需對矽盾有台灣本位的想法。"
吳介民強調，"矽盾不是（或不應該是）台灣本位的觀點：矽盾保護的是全世界，不止台灣。同樣的道理，矽盾帶來的風險，也感染到全球供應鏈上的所有國家和廠商。"
Larry Diamond，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著名民主理論學者，近年來以對中"鷹派"立場為人所知。吳介民所提及的書，台灣譯為《晶三角：矽時代地緣政治下，美台中全球半導體安全》，其對新冷戰時代的全球"國家安全——半導體"情勢有多面向的分析，當中亦收錄了主張"矽盾想法很瘋狂"的Matthew Pottinger所著文章，在此不另展開贅述。
值得注意的是：吳介民作為這篇文章的執筆者，雖然不同意書中對"矽盾是台灣本位觀點"的說法，但他的觀點，是將矽盾之盾牌保護面延伸到全世界。
由此，他提出"在矽盾2.0的框架下，產業多元化（疏散）不被視為對台灣經濟和安全的威脅。相反，TSMC（台積電）在美國亞利桑那州、日本熊本縣和德國德雷斯頓等地的投資，應被視為台灣影響力的延伸。這些投資與美國及其盟友的戰略利益一致。通過這種方式，台灣加深了與西方的相互依存，增強了供應鏈的韌性。"
然而，這樣的假設，忽略了一個重大事實。台灣過去40年來的半導體榮景，除了奠基於優良的基礎設施、優秀而低工資的人力，以及台灣三大科學園區之間快速而便捷的交通之外，還有一個關鍵因素：
台灣的電資通訊與半導體產業，本身就是全球化年代的產物。逐漸倒塌的柏林圍牆，是台積電創業路上的背景音。倘若時移事往，世界再度走到兩大陣營對抗的格局，台灣的半導體產業本身即面臨重大挑戰，未必有餘裕做台灣與世界交朋友的晶片糖果。
台積電：全球化之子
【圖略】南京的台積電工廠（ AFP/ STR）
回顧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之路，作為龍頭的台積電，自是其中相當具有代表性、也不可忽略的企業。讓我們回到1980年代台積電的創業時刻，便可以明白，為何自2018年開始，創辦人張忠謀、時任董事長的劉德音，便對於半導體產業站上地緣政治的風口浪尖，會如此地憂心。
在台積電創辦之前，世界半導體產業史上，未曾有過任何一家專注於做"晶圓製造代工"的企業。
當時的其他公司，都採取垂直整合（IDM）模式，將晶片製程中的IC設計、晶圓製造、IC行銷等完全包攬在同一個公司內，不假手他人。例如，今日看來已顯疲態、但餘威仍在的產業霸主Intel，便是其中的經典案例。
然而，在1980年代，張忠謀接受台灣政府邀請，抵台擘畫未來20年的半導體產業藍圖時，台灣經濟雖然正在快速起飛，但絕無可能造出一家Intel。
根據張忠謀事後回憶，當時的台灣，在IC設計、行銷等環節，專業能力遠遠不足，但在晶圓製造部分，雖然技術也很落後，"但是在良率方面倒是滿好的，可以跟別的世界級公司的製造部門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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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晶片製造業令人滿意的良率，來自高品質而服從的勞工。造就這批勞工的原因，眾說紛紜。然而，許多台積電一線主管信誓旦旦地表示，台灣成年男子服兵役的文化，是他們指揮工程師的文化底色。
"學長學弟制、一梯退三步（指入伍時間明明只相差一梯次，但晚入伍的必須對先入伍的人保持高度尊敬），台灣男生從小受寵，就是在軍隊裡長大成人，只要抓住那種軍中的感覺，你就能帶好團隊。"不只一位主管曾經這樣歸納。當然，抱持這種觀點的人，全是男性。
另一位晶圓製造大廠的總經理，則更細膩地分析了台灣的"製造優勢"，他說，雖然日本的勞工也十分服從，"但日本人的服從，是不知變通的。SOP是12345，你要他123589，他就宕機了，做不到。台灣的工程師就完全沒問題，長官要他123589、甚至直接跳一千他都能做出來。"
無論"高良率"的原因為何，張忠謀看見了台灣勞工不可取代的優勢：優秀而服從、兼之靈活。張忠謀向當時的台灣政府提出了半導體產業的"隆中對"：專心做晶圓製造，永不踏足設計領域、不與客戶競爭，靠著這獨特的切入點與面對客戶的"誠信保密"美德，台積電帶著上百個相關大小台灣企業，組成產業聯盟，贏得了大量的訂單，也造就了今日的TSMC傳奇。
而自1987年在新竹設立第一間工廠開始，台積電的設廠策略，即是以市場為導向，如何服務客戶、替股東創造最大利潤。更具體地來說，在過去40年來，台積電的先進位程與研發基地，一向都是根留台灣；而海外設廠的地點，很長一段時間僅限於中、美兩國，也就是兩大主要客戶國。
先進位程與研發基地留在台灣，也有其快速調度人員、分散風險的優勢。台灣作為一個南北縱長3百多公里的島嶼，三大科學園區所在位置分別是新竹、台中、台南，相隔均在50公里左右，地勢平坦，輔以穩定的高速公路與鐵路，三大生產基地位於一日生活圈內，工程師解決難題後，可以不必在外過夜，相當大程度解決了人才調度問題。
然而，自2018年開始，美中對峙的局勢浮現，過去40年來的半導體產業生態系，也開始天翻地覆。
當全球化之子遇上"選邊站"的地緣政治危機
2020年，在美國川普政府與拜登政府的連串政策下，台積電宣布至美國亞利桑那州設廠，張忠謀即對此罕見而清晰地表示了憂慮。
張忠謀認為，在美設廠雖有水電、土地優勢，但人力成本太高，亞利桑那州周邊也不具備台灣三大科學園區之間相互調度、支援的條件。總體來說，在張忠謀、劉德音這樣的專業經營者眼中，美國與盟友國家希望半導體生產"在地化"的要求，對於公司經營與技術進步，將產生相當的負面影響。
2024年4月23日，一篇刊登在Rest of World，標題為"TSMC's debacle in the American desert"的報導，從勞工觀點完美地呼應了張忠謀的顧慮。報導中，離職的美籍台積電員工批評公司的高工時（當中存在許多無效率的程序）、軍事化管理、階級制度、嚴重辱罵員工等現象，也讓人們窺見了亞利桑那廠進度落後的其中一些原因，也看見"台積電經驗"在異文化複製的困難。
當我們快速看過了台積電發跡史與亞利桑那的經驗後，吳介民的"矽盾2.0"計劃，試圖讓"台積電（與其他科技大廠）在海外擴廠，作為台灣影響力的延伸"的戰略，實在樂觀到讓人無法輕易附和。
在全球化時代孕育出的台積電與相關上下游夥伴產業，於地緣政治情勢日益緊張的年代，早已面臨重大挑戰。台灣政府如果想協助相關頂尖企業，在激烈的競爭中，仍然保持產業領頭羊的優勢，最好的方式，其實是儘量挪出空間，讓相關產業儘量不受美中對峙的影響，反而更有可能讓"矽盾"得以保全。
然而，"矽盾2.0"計劃，不但不欲帶領相關產業躲避地緣政治風險，還主動迎上暴風圈，希望以半導體產業"使台灣加深跟世界的依存"，但實際上，以半導體產業的投資規模、競爭強度與技術水準，當台灣相關企業成為產業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時，台灣早就與世界深深依存。儘可能地讓相關企業毋須配合非市場性的他國國安政策，才是讓產業保持領先地位的最上策。
確實，人們會說，如今時代已經走到這一步，全球化的美夢一去不復返，半導體業又如何可能置身事外呢？然而，公司經營的挑戰與困難從不因道德呼籲而減少分毫。從亞利桑那的教訓可以看出來，台積電的經營計劃確實為了配合美國政策，而付出了相當的代價，印證了張忠謀與劉德音的先見之明。
【圖略】2024年，一名工人走在熊本縣的日本先進半導體製造公司(JASM)的新半導體工廠外，該公司是台灣晶片巨頭台積電(TSMC)的子公司（ AFP/ Philip FONG）
當然，與亞利桑那州相比，台積電在熊本的設廠看起來便順利得多。
除了日本招商政策穩定、當地半導體業者專攻材料與製造設備，與台灣暫無競爭關係，"日本的職場文化與台灣相近，具有敬業的傳統。而日本勞動流動性更低，有利晶片製造業發展"，留學日本十餘年，最近新出任台灣相關產業智庫"科技、民主與社會研究中心"執行長的張智程，便在一篇報告中如此寫道。
由此看來，台灣如果難逃美中對峙的網羅，必須站上"這些（海外設廠）投資與美國及其盟友的戰略利益一致。通過這種方式，台灣加深了與西方的相互依存，增強了供應鏈的韌性"（吳介民文）的戰略位置，或許在同為美國盟友的日本境內設廠，會是一個較佳的折衷方案，不但減少了台積電因非市場因素"被迫出海"的摩擦力，也不失為台灣政府協助相關企業的一個途徑。
如果全球化年代終將慢慢落幕，台灣政府勢必需要派出接駁舟，再次協助半導體產業走過驚濤駭浪。正如同1980年代的台灣政府，大力投資、求才，促成半導體產業的興起一般。
台灣半導體產業的成功，有其歷史（柏林圍牆倒塌而全球化紅利浮現）、地理（台灣特殊的島嶼地形與密集產業群落）、社會（高度服從又靈活的高學歷勞工）條件，究竟能不能夠做到所謂的"產業多元化（疏散）"，進而成為台灣與西方世界加深盟友關係的適當橋樑（或禮物）？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總體來說，"矽盾2.0"理論，其實是假設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優勢未來仍會延續，在這個前提下，台積電與相關企業到美國及其盟友國家境內設廠，能夠"加深與西方的相互依存"。如果"矽盾2.0"是奠基於這樣的假設，恐怕是對情勢過度樂觀。看見"矽"產業本身即將面臨的危機與風險，而非急於求其做"盾"，才是比較有現實感、也對世界半導體產業有正面貢獻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