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後一個秋日的下午，河北涿鹿縣城北的一片菜地間，一群鬢髮花白的五六十歲男男女女，異常興奮地踏看著、尋找著，且不時大聲呼叫著：「對，這兒就是豬圈！」「這兒是伙房，沒錯！」「我們二排的房子在這兒。」「連部！連部！快來看！」
他們所說的這些，地面上並不見早先的存在物，唯有一點點遺蹟，大致的方位，三十來年後，此來，已是執行一項類似於「考古」的任務了。
他們原屬當年駐此的一支解放軍部隊的學生連，僅僅「學生連」這個稱謂，於今天的人們，已有過於生僻之感，這是一個特殊時代的化石般的留存……
一
1968年夏，「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京城的大專院校。其時，學校里已有原應於頭一年夏季即該畢業分配的一屆，與當年的一屆學生等待分配，於是，遵照有關指示，該分走的均分走，留有一部分先送解放軍中接受「再教育」。這一部分人中，既有已分配留京、留校的，也有已定下分配地點和單位暫不派遣的，此外，還有上一屆已分配的學生中因種種原因滯留者，和有問題或嚴重問題（政治的、道德的各種問題）不予分配、留待處理者，用當時的說法，即「左、中、右」都有。我即是一個「右」的例子，原在的班級同學都已奔赴工作崗位，留下一摞材料，內定我為「右派學生」，留待後期處理。那時我所能設想的前途，只是在某個荒漠的農場中，被群眾專政，度此一生。我渾渾噩噩，聽由擺布，在一個規定的時間裡，帶上自己的行李去規定的地方集合，而後被送上西去的列車。
我們所到之地是河北省的懷來縣，又叫「沙城」。今天開發商們會把栽幾棵花樹的樓房叫什麼「花園」，鑿一條水溝的小區稱什麼「水鄉」，殊不知我們的先人何等誠實和大氣，此地常常漫天風沙，徑直就叫「沙城」，毫無諱飾。
出了火車站，放眼望去，整個小城似乎都籠罩在蒙蒙的土黃色塵霧之中，迎面捲來一陣陣冷風，使人睜不開眼睛。向西走約摸一二里，便是部隊的營房。到了營房門口，我們的隊列卻受到了出乎我意外的熱烈歡迎：一隊綠軍裝、紅帽徽計程車兵分列兩旁，敲鑼打鼓，並有節奏地喊口號：「向革命同學學習！向革命同學致敬！」
我已有許久不被置於革命人民之列了，此時，只覺得自己是不配被「學習」和「致敬」的，頗有混跡其中、自慚形穢之感，相信當時隊列中與我具相同身份的人，都會有同樣的感覺。
但是，沒過多久，我們就發現這一切都不是錯的，都是政策的體現。
按照政策，所有送到解放軍部隊鍛鍊的大學生，無論何種情況，在政治上都一視同仁，一起學習，一起勞動，有問題的，乃至有嚴重問題的，均在內部掌握之中，最後再說。
對於我這樣的人，這真不啻天大的福音。
二
我們的指導員姓陳，連長姓朱，都是在這支野戰部隊服役多年的中年軍官，以他們為首的一個正規軍人的班子，包括副指導員、副連長、各排排長、司務長，直至文書、通訊員、衛生員，統率這支新建的特殊的大學生連隊。在我們到來之前，他們肯定受過專門的培訓，整個說來，在執行政策方面並無什麼偏差，他們大都出身農村，都帶有一種天然的純樸厚道，對人相當和氣。
其中尤其是陳指導員，更是有一種嫻熟於政治思想工作的指揮若定的氣派，以他時時嚴肅與親切交替的言談，很快就在這群大學生中樹立了威信。他軍裝嚴整，操一口帶湖北老家口音的普通話，說話時習慣地揚起一邊眉毛，使一隻眼睛顯得格外發亮和有神采。除了在全連大會上作報告，幾乎每天都要在全連集合時作隊前講評，講話不拖泥帶水，不冗長雜沓，透出一種職業軍人的幹練。
他的講話內容主要依據毛主席著作和最新指示，強調受過舊教育的學生要接受再教育，要一輩子而不是一陣子與工農兵相結合。他敏銳地抓住連隊中大學生的種種思想表現，予以解剖和針砭，使得無論是心高氣傲還是心狂氣躁的人都一概逐漸收斂了心性。
前面說過，這類學生連隊的成員是「一攬子」收進來的，組成很複雜。如我所在的學生連，既有似我這樣留待後期處理的問題嚴重者，也有主要是來自北京地質學院的一批同學，他們已然落實了分配單位，純是來接受一段再教育，而後走上工作崗位的。北京大專院校的紅衛兵都曾誇口「天不怕、地不怕，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如今怎麼竟被幾個級別如此之低的解放軍降伏了呢？這實在有點不可思議。又何況還和一些「反革命」「反動學生」摻和一起，搞什麼「一視同仁」，此氣也實難忍。所以，實在說，一開始思想問題也甚多。
人大約既是很容易被抬起來，不知所以，也很容易被馴服。毋需多久，我們就看到，這些大學生，無論賢愚不肖，都相當老實、聽話。
冬天，軍營中除了學習、學習，偶爾也安排一點勞動。勞動，主要就是積肥了。一到掏糞池的時候，大家便爭先恐後，糞水濺到身上，也儘量做出不在乎的樣子，一個多人高的糞坑，跳將下去，誓要刮乾淨不可；或者，天不亮起床，趕到炮兵連的馬廄去搶揀馬糞，馬糞蒸騰著熱氣，也全不怕被熏；出去散步，見到遺落在地上的馬糞，會脫下衣服抱回來。在學習會上，大家就交談自己在此過程中洗刷「舊思想」的體會。
朱連長雖然是個軍人，參加過抗美援朝，立過戰功，卻怎麼看還是個穿上軍裝的莊稼漢。他很胖，嘴唇很厚，話不多，總是教大家怎麼幹活兒。他要謀劃全年的生產和生活，雖然有伙食費，但遠遠不夠，必須生產自救，第二年自己種菜、養豬，前一年需備足肥料。他的省儉是有名的，甚至要大家在路上將風吹落的樹枝都撿起來，送到伙房。二三十歲的大學生，在他的號召下，都競賽著做這樣的極瑣細的事。
三
軍營中也有浪漫。那時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要召開了，大家都要向「九大」獻厚禮，女生排承擔了繡一巨幅毛主席像的任務。像大約有一個雙人床單那麼大，下半部是朵朵葵花簇擁，不僅圖像逼真，而且色彩分明。先做好了木製的像框，可供幾個人同時刺繡，日夜輪換不停，終於趕在「九大」召開前繡制完成，連隊參加縣城裡的慶祝遊行，很是惹眼。
遊行的事也是不斷有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下來，大家就會集合，敲鑼打鼓，上城裡去遊行，不管如何，且將激情大大宣洩一下。連隊有位從中國人民大學來的「才子」，雖然是學新聞的，音樂上卻頗有修養，能在很短的時間裡將「最新指示」完整地譜曲，並在隊列前教唱：「從舊學校出來的學生，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
大家從平鋪直敘的散文語調中逐漸轉向昂揚，唱上去，唱上去，也能感到一種難以平抑的興奮。幾遍之後，居然能脫開教唱，從頭至尾唱下來了。「才子」因而很受指導員的器重，有時在別人勞動時，他坐在自己的床前，不停地搔著頭，嘴裡念念有詞，是執行連里交給的作曲或其他的創作任務。但是，有一天，我們竟然聽見了他獨自一人在宿舍嗷嗷大哭，驚動了連部的人都跑過來勸慰他。問了別人，這才知道，原來是他新婚不久的妻子要來和他離婚了。
我們記得，還是剛到部隊來沒多久，他的新婚妻子就來過一次。極偶然地一瞥之下，那時的他們，是多麼幸福的一對啊，妻子年輕而且漂亮，小鳥依人地傍著他，「才子」不好意思地回應大家艷羨的目光，又須臾不離地望著自己的愛妻。
部隊明確宣告不許談戀愛，但是對已婚者的配偶來部隊探望，仍是很人道地安排招待所，讓夫婦短期同住。「才子」的漂亮妻子接連來過兩次，僅是這一條，就讓我輩羨慕得要死，誰又能想到，他們的姻緣會如此短促呢？
[page]
令人感傷的還不只是這一點，「才子」的身世更是叫人為之長嘆。他十幾歲就參了軍，跟隨部隊進過西藏，後來，居然一舉考進了（不是保送！）中國人民大學的新聞系——這在五十年代真正是響噹噹的「名校名系」，不能不說他確有過人的才華。五七年「反右」，他因為寫大字報亂「放」被打成了右派分子，送到農場勞動改造，幾年後，帽子摘掉了，仍回人民大學學習，畢業時趕上「文革」，分到工作單位，單位負責人一看他的檔案：「摘帽右派」，不敢收留，又退回學校，既然是分不出去，便「寄存」到學生連來了。
滯留學校的一段時間，以他的身份不便去參與「運動」，閒時就到處逛逛看大字報。一次在北大附中，邂逅了後來成了他的妻子的這個女生，該女生對他一見傾心。愛情的力量端的是無可阻擋，無論家庭如何反對，她就是鐵定了心，要嫁給這個年齡大她許多、前途未卜的「摘帽右派」。他來到「學生連」，她也立即接踵而至，曾經強烈要求留下，未獲允准。然而，愛情的力量最終還是抗不住世俗社會的高壓，她決定要和他分手，其時，她已懷上了他的孩子，或者正是這個新生命的到來——孩子未來將面對的命運，迫使她必須儘快做出這個選擇。所有挽回的努力都失敗了，包括指導員也出面做她的工作，預言這個才華出眾的人一定會有不錯的前途。然而，決裂是異常無情的，她起訴到當地的法院，他不得不接受現實，當他從法院走出來的時候，眼見有一個男人在門口等待著陪伴她……
他就像大病一場，消沉下去，再也難喚起那種富有感染力的激情。
四
在那裡，我自己也曾遭遇過一場浪漫。
儘管我背負著相當嚴重的罪名，來到學生連總算暫時安頓下來，我的一位通過幾次信卻尚未謀面的女友，一意要趁過年來看我。她在北京買了一些吃的東西，把長途電話輾轉打到團部，告訴我她到達的車次，這使我或者連部都推卻不了。我們還沒有正式明確戀愛關係，所以只能告訴連部她是我的表妹，連部則認定來者必是我的「對象」，甚至乾脆按部隊的稱呼叫「家屬」，使得雙方的關係迅速脫離曖昧而定位。
臨近除夕，列車上只走下很少幾個旅客，我很順利地接到女友並將她帶回到連隊。因為她也是一名大學生，不容置疑地立即被安排進和我們一起接受再教育的行列，一起去貧下中農家中吃大年夜的憶苦飯，也一起去看縣城禮堂的文藝晚會，只是在熄燈之後，我和她才避開眾人走到操場上去談話。
記得那天夜晚的月色分外皎潔，周邊的一切仿佛都披上了一層銀霜，儘管我一再向她吐露自己對前途的擔憂，提醒她一定要做切合實際的考慮，卻還是漸漸地忘卻了身置何處，以為自己就是這個美好的銀色世界的主角，一徑喁喁低語，交流彼此的愛意。
部隊是禁止談戀愛的，此舉無疑觸犯了天規，可是，直到現今，也想像不出究竟是誰在偵伺，四周似乎根本沒有人影。不過，如果不是後面又發生的事，這也許還不會被大加責難。
第二天是個休息日，連隊照例吃兩頓飯，九點鐘吃完早飯後可以自由活動。既然女友盛情帶來一些好吃的東西，在這樣一個食品短缺的時候和地方，為什麼不拿出來和朋友一起共享？從北師大一起來的人中，原就有一些是相識和要好的，恰好有一位天文系的姜兄已婚，老婆從老家來了，連隊安排他們住進招待所。房屋雖是出奇的窄小，卻好歹是可以自己支配的空間，大家遂相約借那裡一聚。
聚會前後不過延續了一個多小時，五六個人，說些無關嚴肅的或沉重的或敏感的話，主要是吃。我們似乎已從厄運的陰影中脫身出來，在這傳統的年慶日子，居然還能享受到如此輕鬆和親切的氣氛，品嘗從首都北京帶來的糖果與果脯，不能不感到由衷的欣悅。
很快就到了回連隊吃下午飯的時間，集合的時候，我感到氣氛有些不太對勁，幾位連隊首長都神情嚴峻地站在隊列前面，不像往日綻露笑容。隨即是指導員講話，他用了大約半分鐘掃視大家，在我的臉上似乎還多停留了一下，然後說，今天，在我們這裡，發生了一起一小撮人「臭味相投」聚會在一起的嚴重事件，為什麼這些人會聚在一起，很值得深思。大家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要嚴密注視階級鬥爭的新動向，警惕舊思想回潮。當然參加聚會的人也有不同情況，都要做深入檢查。
我一聽頓時就懵了，天哪，這是怎麼回事？不就是幾個人聚在一起吃了點東西嗎？千不該，萬不該，是我們幾個犯錯誤或有問題的人聚在一起了，或者說，千不該，萬不該，我們竟然忘記了自己的實際「身份」，說是「一視同仁」，實際上，還是外松內緊，嚴密關注。（另外我也實在失於無自知之明，在這裡，我們所能領到的人民幣就是有明顯區別的，大多數人拿的是大學生畢業工資42元5角，而我們少數所謂犯有嚴重錯誤的人，則拿的是20元生活費。）
接下來是開展群眾性的批判，我們幾個被批判者立馬拉開距離，自不必說，其他人也儘量避開我們，而我的女友則早已花容失色，她將這起禍事的責任全攬到自己身上，為此向我連連道歉，原定的行程也不得不改變，迅即離去了。對於這個年輕浪漫的女大學生，這是一帖最有效的清涼劑，她得以和我的現實生存真相直接接觸，關於未來的一切虛幻的想像都被徹底擊碎，再經考慮，這一段短暫的戀情也就正式畫上了句號。
五
漫長的冬天過去了。連隊要開拔到離沙城幾十公里以外的涿鹿縣，那裡有部隊的一個生產基地，主要是種水稻，在一個叫「下花園」的地方也經營著一個小鐵礦。比起困在營房裡日復一日、月復一月的政治學習來，大家似乎還是更樂意於到廣闊天地間去參加勞動。在行軍去目的地的途程中，宣傳隊仿照正規部隊，不停地演唱和打快板為大家加油。
在我們到來後不久，正規部隊就接到緊急戰備命令「上垻」了。按當時的形勢，戰事似乎一觸即發，由我們捕手這支戰鬥部隊的後方生產支援工作，意義就特別重大。我們排有一位也是從人民大學來的哲學系的朋友，精神多少受過一些刺激，當時表現十分亢奮，一次竟然一口氣吃了十多塊大油餅，弄得他腸絞痛發作，趕緊送到師部的醫院急診，問他何以如此，他說「蘇修」就要打過來了，他必須吃得飽飽的，和他們決一死戰。
我們住進本團特務連的營房裡，朝南一排低矮的土坯房是我們各排的住處，東西兩邊還有幾間房分別是連部和伙房，四周都是水田，離附近的村莊有一段距離，任何一個走近這裡的人，都會立即進入我們的視線。
實在說，在這長城以北的地方種稻田的活兒很苦，我們要育秧、挑秧、插秧和一遍遍薅秧，直至水稻成熟，割秧、脫谷、打場。大家整天泡在泥水裡，一天干下來，腰酸背痛。碰上冷天，寒風吹過，沾滿泥巴的腿上，會綻開一個個小口子，疼如刀刺，有人只好用膠布貼上，兩條腿就像布滿了白色的鱗片。
經過一段時間以後，學生連的大學生們已經被證明能承受部隊的生產任務了，他們年齡一般比正規部隊戰士稍大，又有了吃苦的精神，幹起來似乎還更能勝任。風吹日曬，一個個臉黑了，身體似乎也壯了，學生連的人穿著破舊的軍裝，有的剃了光頭，休息日裡，三三兩兩走在街上，還成了當時涿鹿的一道景觀。
這樣的學生連戰士怎不可愛？師部決定召開「大學生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意在表彰一批先進分子，當時我也被抽去寫典型材料。聽說鄧小平的一個女兒在本師的另一團，師部想讓她作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代表發言，報上去卻未獲通過。也大約是這種直接接觸和相處的關係，部隊對這些學生的態度總體上是寬容、欣賞和親切的。有一次，我們正在地里幹活，突然吹起緊急集合號，號聲顯得很不尋常，大家顧不得洗去腿上的稀泥，往連部跑過來。好傢夥，卻原來是傅先輝軍長親自來看我們了，這可是難得見到的大首長，忘記了當時他都講了些什麼，只記得這個胖乎乎、笑嘻嘻的首長很是和氣，一再叫大學生們往前坐，這件事讓大家興奮了許久。
部隊在當地設有生產股，具體管理現場生產活動，有一位副團長，一直親自督導，對學生連也嚴格管理，一絲不苟。有一段時間因為調整營房，我們暫借附近村莊的老鄉房子住，一天幹活下來，疲累不堪，晚飯後，夜色已深，都收拾著準備就寢，集合號卻響起來了，原來是通知到營部去看電影《地道戰》。這《地道戰》何止看了五六次，大家實在不願意去，無奈「軍令如山倒」，只好整隊前去。偏偏一等再等，拷貝就是送不到，也不知是誰作了決定：今天不看了，等通知。剛回到住處要睡下，集合號又響了，說是片子到了，還是要去看，有人便恨恨地說，「這不是折騰人嗎，槍斃了我，我也不去。」這時天又不作美，淅淅瀝瀝下起了雨。於是，有人去找朱連長求情，朱連長實在有點心疼大家，同意不願去的就不去了。次日一早，隊伍到了地頭，只見副團長先已到了，黑沉著臉，命令朱連長出列，問他為何晚上看電影學生連不到。朱連長知道辯解無用，囁嚅著說不出什麼，挨了好一通訓。
六
我們不知道在這裡的日子還要過多久。雖然看上去大家相當安定，實則內心裡還是希望能快些出去，終究這裡缺少自由。不斷有消息傳來快要分配走人了，每一次連隊都會要抓「活思想」，要大家批判臨時觀點，樹立牢固的「紮根一輩子」的思想。如果是上山下鄉，「紮根一輩子」猶有可說，在部隊怎麼能「紮根一輩子」呢。何況，不久連陳指導員也調走了，去軍部的醫院去做協理員，朱連長好像是復員回家了。連里又來了一個新的指導員，很年輕，比較活躍，過年的時候，他的新婚妻子從老家來了，就住在連部。愛開玩笑的大學生在他的房門前貼上對聯，道是：「近戰夜戰敢於刺刀見紅，苦幹實幹生產成果纍纍。」這相當於現今的葷段子，大家看了哈哈大笑。
有一段時間，女生排留守在沙城營房種菜，我們也很想念她們。身邊缺少異性，生活就毫無色彩，儘管有她們在一起，也是嚴格地「授受不親」的。後來她們也終於來了，完全是生產任務需要，無意中也解決了一種心理上的缺失和平衡的問題。
儘管部隊命令嚴禁談戀愛，違者甚至被提到「毀我長城」的高度，然而，青年男女的情愛仍然阻遏不住，不時會有一些「緋聞」傳出：誰和誰好上了，他們在暗通款曲；誰和誰相戀被發現了，受到了批評和警告，但是不服，還在「地下活動」。
不過部隊畢竟是部隊，在這裡，無論如何柔情蜜意，也絕對不會出現勾肩搭臂，出雙入對的現象，真正從地下轉到地上，是在即將分配離隊的消息被證實之後。那時，一天之內就有一兩起具有某種「爆炸性」的新聞，我們順著新聞提供者的手指方向望過去，果然，就看見在不遠處的田埂上，站立著一對男女主人公的身影。雖然是一個大致的輪廓，大家也能馬上判斷出是誰和誰。
最具有「爆炸性」的，是地質學院的何君和北師大的李君這一對戀愛關係的公開，沒有親眼看見之前許多人都不相信。
何君是地質學院有名的美女，頎長的身材，鵝蛋臉，大眼睛，氣質很好，據說是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出身——這在當時雖說不是一個好出身，只要父母不是被打倒的對象，對於一些人來說，卻也還是「聞起來臭，吃起來香」的一種背景。她在校、系中有不少仰慕者，地質學院同到學生連的人中也有，但大都畏葸不前，或者就碰過釘子。而李君則完全屬於另一類人。他是北師大的有名人物，做過校革委會的常委，因為發動了一場「宮廷政變」推翻譚厚蘭，被逮捕入獄，自然也就成了「反革命」，出獄後也被送來此地待處理。李君高個寬肩，方方的臉龐常掛笑容，是個很謙遜、可愛的年輕人。對於這樣兩個人確定戀愛關係，特別是一些與何君同校來的人，與其說是不敢相信，毋寧說是心理上很難接受這一事實。師大來的人許多都有嚴重問題，雖說部隊在教育上採取「一視同仁」的政策，事實上總是有區別的，是內控的，何君放著那麼多出身和其他條件好的人不找，偏找一個這樣前途未卜的人，難道不怕連累自己和家人嗎？
大概任何時代，世上都會有一些立意和表現不俗的人，何君就是當時這樣的一位。她不但毅然將她與李君的關係展現於連隊所有人的視線之內，而且還採取了更加令人震撼的後續行動。按規定，何君屬於已經分配了工作單位的，首批就離隊了，她沒有馬上奔赴工作單位報到，而是住在北京等李君的到來，卻沒想到李君未獲分配，又被押回學校繼續審查。這次審查採取了很高級別的監管措施，完全與外界隔絕，李君被關在一間屋子裡，窗戶被釘得嚴嚴實實，牆上貼著「李某某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的大字標語，足見性質之嚴重（實則後來落實下來並無什麼嚴重問題）。何君來探視，遭到拒絕，但她鍥而不捨，執著地向主持其事的工軍宣隊要求，最後獲得同意，二人就在李君被隔離的房子裡成婚。
我們無法知道他二人成婚時可有過什麼哪怕是最簡單的儀式，或有無第三者在場，但是有這樣一往無前的愛情到場，他們的成婚無疑是很有亮點的。那個時代無數輝煌的人和事早就消失得無影無蹤，唯有他們的婚戀，還閃耀在我和我的朋友的記憶深處。
七
從1968年秋到1970年秋。我們在學生連整整度過了兩年時光。對於我們來說，部隊的生活像是一個港灣，有多少驚濤惡浪都暫時被阻擋在港灣之外，學生連時而也會有一些波瀾，但大抵都不會使我們有被傾覆的威脅。只是在快要離隊之前的幾個月，一場叫做「雙清」的運動突然襲來，港灣里一時間也真的是雲飛濤走，換了一幅氣象。
所謂「雙清」，一是「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一是「清理階級隊伍」，這個任務，其實，還是北京市有關方面和我們所在學校交付的，我們人雖然在部隊，所屬的關係並沒有脫離學校。團里派來了工作組，由一位年輕英俊的趙副營長負責，他和指導員的年紀都不如我們中間許多人大，但是，他們所具有的特殊身份，使他們在我們面前很有威嚴。
剛開始還沒覺出什麼，閒散一點的時候，他們還隨便和我們什麼人說說笑笑，後來，我就感覺到他們的目光在有意迴避我們中的某些人。班、排幹部在頻繁地開會，領受任務回來後，說話漸漸已有所指，大家吃喝拉撒全在一起，可是，你仍然能感到在受到布置妥當的嚴密監視。
我不幸又成了一個重點。在不指名地批判中，我被稱作是少數有嚴重問題至今未交代的人中的一個，我甚至至今也不知道他們當時掌握了什麼問題，於是陷入了極大的恐慌，我猜想莫非又是哪位舊時同窗在外地出事，交代出我們一起有「攻擊和分裂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言論，若就是有，也犯不上此時來搞這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我早有此類或更嚴重的紀錄。很有可能這是一個階段性的政策變化，一方面是有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任務需要，另一面是對一些人問題的深淺不放心，還要保持高度警惕。在運動逐漸升溫的時候，我們曾被命徒步走到在宣化的師部，參加了一個交代政策的大會，會上當場宣布抓捕了一個什麼人，以體現「頑抗到底」的下場。
一切似乎都還處在鬥爭前奏的階段，大批人的分配就開始了，人們的鬥志一下便鬆懈下來，忙著告訴家人，整理行裝，吃告別酒。這時還傳來過一個噩耗，某地一個學生連多人乘的一個卡車，在高高興興去某處參加告別活動的路上失事了——一根斜倒下來的電線桿迎面砸死了許多人。大家的反應是必須從快離去。
學校派來了專人——兩名軍宣隊員，將我和另幾個人（一個是前面提到的前校革委會的常委李君，一個是政教系的周君，還有一個是體育系患精神病而有「反動思想」的曹君）押回去繼續審查。我們的起點是學校，終點還是學校，繞了一個圈子，又回到了原處。儘管如此，兩年部隊的生活經歷卻並沒有歸於零，正像本文一開始所描述的，無論歲月的塵煙如何掩埋，在我們自身的生命成長中，總能找到它的歷歷遺蹟。
（原載金宏達著《金頂恆久遠》。追記於2007年，2017年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