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後，唐朝已被逼入「府庫耗竭」「禁軍微弱」的窘境，但經過第五琦、劉晏、楊炎等理財大師的努力，到唐德宗即位之初的建中元年（780），國庫稅收已達1305萬貫斛。除正常歲入外，每年還有高達700萬貫斛的鹽利稅收。
相比其父唐代宗在位初年，國庫收入增長了數倍。
這些錢，足以讓唐德宗的腰杆變硬——他毫無顧忌地開始了「削藩」戰爭。
他要大幹一場。但歷史卻讓這句話變成了被動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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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亂後，唐朝為求苟安，「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導致安史叛將借協助朝廷平叛之功，擁兵自重，割據一方。長期游離於中央的河朔四鎮（成德、魏博、平盧、盧龍）節度使，就是這樣的典型例子。
作為一位曾帶兵討伐過「安史之亂」的天子，唐德宗很早就意識到藩鎮割據對中央集權統治的威脅。自即位起，他就致力於「削藩」，甚至不惜以戰爭的手段，從藩鎮節度使手中奪回曾經屬於大唐天子的無上統治權。
建中二年（781）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病死，其子李惟岳懇請朝廷准其襲父所職，繼續管理藩鎮。李寶臣早年曾受安祿山賞識，收為義子，作戰十分勇猛。後來，他看安史之勢已去，才與田承嗣、李懷仙等叛將投唐。
面對這種一向不服朝廷管教的藩鎮，中唐的朝廷為保和平，一般都會派出使臣優加撫恤，並順水推舟答應其子的請求。可唐德宗這次鐵了心要死磕到底，李惟岳的奏報一遞上來，他就當即批覆，令李寶臣部將張孝忠暫代成德節度使，命李惟岳隻身與朝廷使臣一起回長安聽候任命。
▲唐德宗畫像。圖源：網絡
李惟岳深知，只要入朝，這塊祖傳的地盤就不是他的了。所以，在使臣還未抵達前，李惟岳就授意麾下將領聯名上奏，向唐德宗施加壓力，逼迫朝廷同意讓其子承父業。
對此，唐德宗充耳不聞，同時敕令朝廷嚴禁賜給李惟岳代表節度使身份的旌節。
唐德宗一反常態的操作，不但使成德軍鎮與朝廷愈發疏遠，更讓魏博軍節度使田悅（田承嗣侄子）和平盧節度使李正己等人深感惶恐。
河朔四鎮平日雖常有摩擦，但從根源上而論，他們都是棄暗投明的安史叛將，與李寶臣、李惟岳父子的出身，沒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朝廷當下如此「薄待」李惟岳，他們也非常擔心，河朔四鎮的好日子快到頭了。為了保命，他們聯絡了同樣想造反的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潛謀勒兵拒命」，表達對朝廷的不滿。
唐德宗看到魏博、平盧等鎮的態度後不為所動，並公開表示，李惟岳等有心違抗朝廷禁令，即便今日無事，日後也必反！
既然大唐天子的姿態如此決絕，李惟岳、田悅、李正己、梁崇義也知再無商量餘地，於是果斷髮起「四鎮之亂」。天下再度深陷戰火。
▲晚唐藩鎮圖。圖源：最愛歷史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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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朔四鎮反了仨，還搭上個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南北戰線同時開火，唐德宗自然不敢怠慢，抓緊調度手上兵力。
李惟岳等四鎮宣布造反的次日，唐德宗就別分宋、亳、潁三州為宣武軍，以宋州（今河南商丘）刺史劉洽為帥。緊接著，又令當時的東都留守路嗣恭出任河陽節度使，並令宣武、河陽隸屬永平軍，做好北線戰場的軍事防務，以拒李正己。
面對唐德宗的安排，李正己與梁崇義聯手，出兵扼守徐州、渦口（今安徽懷遠縣淮河入口）一帶，切斷朝廷的江淮漕運，逼迫唐德宗收手。而遠在河朔道的魏博軍節度使田悅，則利用自家的地盤之便，先命兵馬使孟佑率五千步騎北上增援李惟岳，再親率數萬大軍據守邯鄲，以阻斷朝廷大軍北上之路。
「四鎮」來勢洶洶，但彼此之間實力懸殊。以山南東道的梁崇義為例，當時他所占據的荊襄七州素以「地最褊，兵最少，法令最理，禮貌最恭」聞名。說白了，他手底下兵力薄弱，荊襄之地的兵民風俗也不如齊魯、河北大地的藩鎮兇悍。因此，「四鎮」亂起之初，梁崇義部下就諫言其不如入朝請罪，免遭禍害。但梁崇義鐵了心要造反——他曾經敬重的「老領導」來瑱就是得罪了皇帝和宦官，最後死於屈辱。所以，即便看不到成功的希望，他還是決定「益修武備」，反叛朝廷。
梁崇義的一意孤行，卻讓淮西節度使李希烈欣喜若狂。
李希烈素與梁崇義有仇。他為人殘暴，也有獨霸荊襄、割據一方的想法。早在「四鎮」亂起前，他就多次向唐德宗建議剿滅梁崇義，但唐德宗沒有答應他的請命。眼下，唐德宗便讓李希烈奉詔討伐梁崇義。
於是，李希烈對梁崇義發動總攻。經過淮西軍多次衝殺，梁崇義走投無路，所占地盤也僅剩孤城襄陽。梁崇義萬念俱灰，只能抱著老婆孩子投井自殺，先於河朔三鎮下線。
梁崇義死後，早就垂涎荊襄之地的李希烈便鳩占鵲巢了。唐德宗只能另派工部尚書李承出任山南東道節度使，接管襄陽，並驅逐李希烈。
李希烈替朝廷討伐梁崇義本就存有私心，但打完仗後，朝廷非但不論功行賞，還派人將他趕走，這讓其憤恨不已。鑑於自己在荊襄一帶的地基尚不穩固，他只好撤兵蔡州，養精蓄銳去了。
▲襄陽古城震華門城樓。圖源：圖蟲創意
「四鎮」兵分南北，田悅、李惟岳等人根本無暇顧及梁崇義、李希烈與朝廷的齟齬。
與梁崇義的境況類似，李惟岳也有一個「內部敵人」，此人正是范陽節度使朱滔。本來河朔藩鎮該同穿一條褲子的，但在唐代宗年間，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謀反，誘使李寶臣謀取范陽，差點害死了朱滔。此事過後，朱滔就發誓與李寶臣一家勢不兩立。如今，李惟岳造反，朱滔當然也想報一箭之仇。
儘管李惟岳不得人心，但他手底下還有李寶臣生前安排的大將張孝忠。
張孝忠在軍中以勇武聞名，曾長期擔負防禦范陽的重任。因此，朱滔十分忌憚他。李寶臣臨死前，為了兒子李惟岳能夠順利接班，曾殺過一批成德宿將。朱滔便以此為突破口，對張孝忠發起「心理戰」。在朱滔「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操作下，張孝忠陣前倒戈，答應了朱滔的請求，向朝廷奉表投降。此舉在成德軍中引起軒然大波。不久，成德軍大將王武俊也倒戈弒主，在陣前縊殺李惟岳，傳首京師。
此時，「四鎮」僅剩田悅、李正己還有幾分實力。但，李正己年事已高，聯合梁崇義封鎖江淮後不久，便一命嗚呼了。他的兒子李納借鑑李惟岳的經驗，也給自己整了一出自立鬧劇，結果卻遭到部將田庭玠、邵真、谷從政、李洧、田昂、劉怦等人反對。李洧是李納的伯父，向來忠於朝廷。李納請旨自立，李洧便投降唐朝，並引來唐軍對抗李納。李納不敵，四鎮中就僅剩田悅一人了。
田悅的處境也好不到哪去。為了儘快平息內亂，唐德宗一邊急調京西藩鎮的防秋兵入關，一邊催促名將李晟率神策禁軍趕赴前線，與馬燧、李抱真等東路藩鎮合兵一處，討賊定國。在多路大軍的圍攻下，魏博軍大勢已去，田悅被打到差點尋了短見，最後只能率殘部退居魏州（今河北大名）自保，以求他日東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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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短暫恢復了和平，唐德宗不免有些自傲，他認為自己是有能力中興大唐的。然而，接下來的事態發展遠遠出乎他的意料。
「四鎮」之亂停火後，原河朔四鎮均衡的局面被打破。按照戰前約定，原河朔藩鎮內成德軍統轄的恆（今河北正定）、定（今河北定州）、易（今河北易縣）、趙（今河北趙縣）、深（今河北深州）、冀（今河北冀州）、滄（今河北滄州）七州之地需要重新分配。
開戰前，為了讓朱滔等人死心塌地為朝廷賣命，唐德宗曾許諾稱，援戰藩鎮凡在戰鬥中獲取的成德軍轄地，戰後均可歸收復的藩鎮所有。可是戰後，當參戰的藩鎮開始瓜分成德軍地盤時，唐德宗卻又以朝廷的名義，將成德軍轄地收歸國有，統一分配。
根據朝廷的統一部署，唐德宗將定、易、滄三州切割出來，分給了張孝忠，並任命他為新的義武軍節度使。而捕殺李惟岳的原成德軍大將王武俊則獲得了恆、冀二州。另外，王武俊曾經的部下、成德軍大將康日知因勸王武俊獻城反正，也獲得深、趙二州地盤。至於朱滔，唐德宗則把原先從李正己、李納處奪回來的德州（今山東陵縣）、棣州（今山東惠民）分給了他，其餘全歸唐朝中央所有。
要知道，朱滔所居的范陽與德、棣二州之間還隔著成德、魏博兩大藩鎮，唐德宗此舉即便是真心嘉獎，也難免讓人覺得有「畫大餅」之嫌。更要命的是，朝廷鈞令剛下達，王武俊就拒不奉詔。王武俊認為自己親手宰了李惟岳，功勞應在張孝忠之上。朝廷不能因為張孝忠「首義」，就對其厚加優待，封晉其為節度使。
唐德宗並沒有理會朱滔、王武俊等人的負面情緒。反而，以嘉獎有功人員的名義，命令王武俊調三千石軍糧給朱滔，再讓他從軍中調出五百匹良馬補充馬燧大軍。唐德宗的「居心叵測」，更使朱滔、王武俊相信朝廷志在削藩：如今滅了李惟岳，正好騰出手來對付他們。
王武俊、朱滔等人的搖擺，讓田悅看到了一絲希望。
田悅連夜派出密使前往朱滔陣前聯絡感情，並告知朱滔，要想保住自己的老巢，咱們藩鎮內部必須團結起來。否則，「今日破魏，則取燕、趙如牽轅下馬耳」。不僅如此，他還讓使者帶上貝州（今河北清河）的地圖，稱只要朱滔願意重修舊好，這塊地就無償贈送給他。
在共同的利益面前，朱滔、王武俊與田悅重新站到了同一戰線。建中三年（782）十一月，平叛的諸藩又成了叛亂的主力：朱滔自稱冀王，田悅自稱魏王，王武俊自稱趙王，李納自稱齊王。
天下騷動，遠在蔡州的李希烈也自立為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出兵襄城（今河南襄城），進逼洛陽，與北方諸藩遙相呼應。
▲洛陽城應天門夜景。圖源：圖蟲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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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火再燃，唐朝賴以生存的經濟命脈——江淮漕運又被截斷，唐德宗能想到的續命辦法，唯有改革經濟，開源節流。然而，這位自詡強明的天子，又昏招頻出。
[page]為應付戰爭開支，唐德宗打破了「兩稅法」取消的各類雜稅，加征商稅，「以軍興，十一而稅商」。但這種加征賦稅的舉措，仍難以應對劇增的軍隊支出。
據《資治通鑑》記載，「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才逾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在唐德宗的削藩戰爭中，當兵可以一人養活全家，這已經成為「募兵制」下諸藩鎮將士的共識。如此一來，只要遭逢戰爭，燒錢供養部隊就成了沒有退路的選擇。
日常的稅賦無法供養軍隊，於是，唐德宗又下令「初榷酒，天下悉令官釀，斛收直三千；米雖賤，不得減二千」。意思是，從今往後白酒國營，每斛白酒建議零售價3000文，即便米價有所回落，酒價一斛也不得少於2000文。
可這些還是不足以支撐起燒錢的削藩戰爭。《資治通鑑》記載，「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國庫赤字巨大，靠長期加征天下賦稅，顯然不是合理的解決之道。
唐德宗身邊的兩位大顧問——太常博士韋都賓和陳京向朝廷提議「借商」。他們認為，與其漫無邊際地增加天下百姓的負擔，還不如集中火力「敲詐」京師商人。韋、陳二人提議，可以國家信用為基礎，找京師最富的一二十個商人借錢，標準是「大率每商留萬貫，余併入官」，等朝廷收復了藩鎮，再加倍奉還。
「借商」顯然違背了中唐時期亟需提振經濟的初衷，韋、陳二人的建議遭到了判度支杜佑的反對。
杜佑說，目前諸道用兵，國家每月軍費開支過百萬，官員俸祿、經濟建設、皇室開支都需要錢，敲詐勒索一二十個富商，頂多能讓國庫充盈幾個月，實在不是長久之策。
可唐德宗眼下只有固執的「中興」之念，他決定孤注一擲，先拿長安的商人開刀，渡過眼前難關再說。於是，「詔京兆尹、長安萬年令大索京畿富商，刑法嚴峻。長安令薛苹荷校乘車，於坊市搜索，人不勝鞭笞，乃至自縊」。
這一輪拷掠京師商人固然嚴酷，但事後統計，不過籌錢二百萬上下，遠低於預期，而且民心盡失。
眼看河北與淮西的叛兵攻勢更猛，陷入恐慌的唐德宗徹底失去了方寸。「借商」不奏效，他又令各州「鹽每鬥價皆增百錢」，同時加大力度拷掠京城百姓。在此情況下，唐朝首部房屋稅法——「間架法」出台了：
「凡屋兩架為一間，至有貴賤，約價三等，上價間出錢二千，中價一千，下價五百。所由吏秉算執籌，入人之廬舍而計其數。衣冠士族，或貧無他財，獨守故業，坐多屋出算者，動數十萬。人不勝其苦。凡沒一間者，杖六十，告者賞錢五十貫，取於其家。」
也就是說，長安城內的房屋可分三六九等收取「間架稅」，只要住了人的房屋，在長安城內原則上都得徵稅。那些坐擁多處房產的人，面對從天而降的稅額，苦不堪言。為了防止長安百姓隱匿不報，自間架法出台之日起，唐德宗就命令戶部派員挨家挨戶勘算百姓的房屋面積，確定房屋稅額。如故意瞞報，每瞞報一間就杖責六十，舉報者一經核實，即賞錢五十貫，由被舉報者提供。
同時，朝廷還頒布法令要求百姓繳納「交易稅」，獲利每緡徵稅五十錢。若敢偷稅漏稅，每隱瞞一百錢，杖打六十、罰錢兩千。凡提供線索檢舉者，一經查實，即賞錢一萬，由被舉報者提供。
然而，這些創收措施根本不是解決中晚唐經濟、政治危機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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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國庫已經虧空，涇原兵又要奔赴戰場去送死，於是矛盾爆發了。
建中四年（783）冬，來自西北的五千涇原兵奉命出征江淮。在正式上戰場前，這支涇原兵先奔赴長安討封。這原本是唐軍新制度下的一種交易，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涇原兵到了長安不僅沒得到一分賞錢，還遭到莫名羞辱。
原來，得知涇原兵入京討封，唐德宗令京兆尹王翃進行犒賞，但王翃素來看不起武人，便自作主張帶著糙米、醃菜等一類廉價貨到軍營草草慰問。
涇原兵跋山涉水抵達長安，見軍糧里連塊肉都沒有，不滿之情溢於言表。混亂間，有人呼籲搶劫皇家內庫，以爭取更多權益。煽動性的語言，挑起了涇原兵的反叛情緒，憤怒計程車兵調轉矛頭，奔向皇宮。
聽聞涇原兵陣前倒戈，怒不可遏的唐德宗急召禁軍迎擊，結果卻無一人前來。最終，在五千涇原兵的猛烈進攻下，長安失守，唐德宗成為了繼唐玄宗、唐代宗之後第三位逃出都城的皇帝。
涇原兵打進皇宮時，唐德宗已出逃到奉天（今陝西乾縣）。叛軍「群寇無帥」，除了搜刮宮中財富，他們也開始擔憂自己的後路。造反造一半，下場很難看。他們既然已經擅據京師、驅逐天子，如不徹底造反，與作亂的「四鎮」裡應外合，日後必定禍延家人、死無全屍。因此，劫掠潮過後，這支涇原兵就在節度使姚令言的帶領下，奉迎「冀王」朱滔的哥哥、時居長安的太尉朱泚為主，掌握長安宿衛。
朱泚本來就是個野心勃勃的人，涇原叛軍找上門時，他面露喜色。可是，當年朱泚入朝只帶了三千兵，如今加上造反的涇原五千將士，統共也不超過一萬人。為防止唐德宗利用皇威遙控長安，朱泚當了涇原叛軍首領後，第一時間下令封鎖長安城，並宣布改朝換代，自稱大秦皇帝，與龜縮奉天的唐德宗分庭抗禮，史稱「朱泚之亂」。
長安淪陷，皇帝流亡，這對於還在河北和江淮前線平叛的唐軍而言，無異於五雷轟頂。就在奉天君臣惶惶不可終日之時，南邊的李希烈連下襄城、汴州，進駐中原。看到朱泚僭越成功，李希烈也依樣畫葫蘆，自稱楚帝，與朱泚遙相呼應。
至此，在這場因「削藩」而引發的叛亂中，有四人稱王，兩人稱帝，即朱滔稱冀王，王武俊稱趙王，田悅稱魏王，李納稱齊王，朱泚稱秦帝，李希烈稱楚帝，故史稱「二帝四王之亂」。
▲自號「天皇」的朱泚。圖源：影視劇照
為解奉天困局，唐德宗只能將尚在前線禦敵的李晟、李懷光、馬燧等召回身邊，希冀憑神策軍、朔方軍、河東軍的通力合作，扭轉局勢。
然而，正當人們以為天佑大唐時，回師救駕的部隊又出了么蛾子。
原因是回師救駕的李懷光看不慣唐德宗身邊佞臣太多，要求皇帝近賢臣，遠小人。史載，李懷光生性粗疏而且固執，一路上多次說盧杞、趙贊、白志貞都是奸臣，並說：「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為也！吾見上，當請誅之。」盧杞、趙贊、白志貞都是唐德宗的心腹將相，聽聞李懷光將戰爭的罪責推給他們，內心都很害怕。李懷光的朔方軍在回師途中擊敗朱泚，要求進入奉天覲見天子。盧杞就給唐德宗進讒言，命令李懷光乘勝追擊，直搗長安，不能讓他到奉天來。
李懷光本為赴難之臣，替唐德宗解了圍，卻還得不到天子的認可。其內心的憤懣，自是無處可發。接到唐德宗命令的他，賭氣而為，故意引兵至魯店（在今陝西乾縣東南），拖延行軍步伐，以此來表達不滿。
為了安撫李懷光，唐德宗只能把盧杞、趙贊、白志貞三人貶官下放。但這樣做，難免滋長李懷光的權勢。朔方軍雖然曾在郭子儀的帶領下，有過「再造大唐」的輝煌戰績，但說到底，朔方與涇原並無不同，都是地方雜牌。在皇帝心裡，唯有神策軍才堪稱「天子爪牙」，值得絕對信任。於是，心懷不爽的唐德宗決定利用李晟打壓李懷光，以牽制朔方軍，減少唐朝中央的軍事威脅。
在爾虞我詐的朝堂鬥爭中，李懷光最終被逼反。而收復長安，也成了唐德宗的痴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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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河朔三鎮造反開始，短短三四年間，天下藩鎮有能力者皆反。無計可施的唐德宗，只能問政群臣。其實，他身邊有奸臣，但也不乏好大臣。翰林學士陸贄便提出：「今盜遍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
唐德宗「痛自咎悔」要如何體現呢？下罪己詔。
要一位性格偏執的皇帝承認自己有錯，放在平時，只怕陸贄的話剛說出口，就要被拉出去砍了。此刻，唐德宗早沒了當初的傲氣。在陸贄的勸說下，他也覺得若能通過一篇小作文扭轉乾坤，丟點臉不算啥。
在陸贄代為起草的《罪己詔》中，唐德宗低頭認錯的態度被展露得淋漓盡致：
「小子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致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征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眾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
當然，皇帝認錯，在陸贄看來不過是第一步。
要讓「二帝四王」都罷兵，沒點乾貨可不行。在這份《罪己詔》中，陸贄首先代唐德宗赦免了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以及李希烈的罪行，然後聲稱只要涇原軍可以遠離朱泚，則既往不咎。除此之外，自《罪己詔》發布之日起，除陌錢外，間架稅等一系列苛捐雜稅統統廢除，與民休息。
一切果如陸贄所料，《罪己詔》一出，「二帝四王」立即內部分化。王武俊、李納、田悅三將表示歸附，只有朱滔因哥哥朱泚之故，還做著朱氏稱帝的大夢。
興元元年（784）六月，在渾瑊、李晟等將領的攻擊下，朱泚兵敗身死，長安終於重歸大唐。七月， 在外流亡了近十個月的唐德宗總算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大明宮。
▲中晚唐賢相陸贄畫像。圖源：網絡
這裡還有一段插曲，是關於「白衣奇士」李泌的。唐德宗曾不惜假借吐蕃之手，準備聯合外部勢力，清剿藩鎮。殊不知，此舉卻令吐蕃有了侵蝕大唐的機會，在朱泚叛亂基本平定後，吐蕃開始向大唐索要安西、北庭兩地，並出兵攻占了隴右、河西一帶。值此危難之際，唐德宗想起了那個曾經幫助父祖匡扶大唐，卻被放逐地方的人，於是趕緊派人請李泌出山。
此時，曾經的「大唐神童」李泌年過花甲。儘管雙目已識字不清，但心中的謀略依舊運用純熟。為了方便李泌主持工作，唐德宗命李泌「日值西省（中書省）以侯對」，相當於給了李泌事實上的宰相之權。但李泌一上任，就直接否決了唐德宗準備割讓領土饋贈吐蕃的想法。
他指出，兩地要塞一旦被吐蕃要了去，關中將無險可守，長安恐怕更加危險。況且，北庭、安西皆軍事重鎮，即便皇帝不念守土將士之功，將二地割讓出去，被迫離開故土的眾將士估計也接受不了，必然反叛。所以，割地是萬萬不能幹的事情。
依李泌的看法，大唐在內有藩鎮、外有吐蕃的情況下，應該著眼於一個更大的視野。就像當年在唐玄宗那兒看棋手們下棋一樣，在李泌心中，大唐也好，吐蕃也罷，都不過是棋盤裡的棋子，只要運用得當，翻盤並非沒有可能。他提出的策略，是「北聯回紇，西和大食，南結南詔、天竺，共制吐蕃」。
除了與大唐接壤，吐蕃北邊緊鄰回紇，西邊挨著黑衣大食（阿拉伯帝國），南邊還有小國南詔、天竺（今印度）等。在複雜的地緣政治中，吐蕃或多或少都曾阻擋這些國家的發展空間。特別是北邊的回紇，此時才歷三、四代可汗，正是開疆拓土的大好時機。侵吞他國領土的活兒，回紇自然第一個願意。而且，為了穩定大唐皇帝的心，回紇宰相頓莫賀在謀反篡奪前任牟羽可汗位置時，還特地遣使來請求唐朝允許他們稱臣。因此，聯合回紇絕無問題。
貞元三年（787），大唐咸安公主正式下嫁頓莫賀，同旨冊封頓莫賀為「長壽天親可汗」。為表達誠意，頓莫賀也啟奏大唐皇帝，稱：「昔為兄弟，今為子婿，半子也。若吐蕃為患，子當為父除之！」
在李泌的協調下，大唐又相繼與南詔、天竺、黑衣大食等吐蕃鄰國達成同盟協議，四國共分吐蕃。自此，吐蕃國力急轉直下，為四處爆發的戰火，疲於奔命，再也無法顧及東侵大唐。多年後，吐蕃在四方勢力的合圍下，越來越弱，徹底失去強國霸主的地位。
只是，這種局面，李泌無緣看到了。就在該戰略提出兩年後，貞元五年（789），曾四度出山、三救大唐於水火的「救時宰相」李泌在長安與世長辭，享年68歲。儘管他這一生出山入仕的時間並不長，但每次一出場必能扭轉時局。
那個為大唐布下棋子的白衣奇人走了，而那個誓要與藩鎮抗爭到底的大唐天子，經過「二帝四王之亂」，終究被嚇怕了。
在人生的後半段，無論天下藩鎮再如何作妖，唐德宗已不再搭理，默默承受。他的腦海中，無數次回憶起涇原兵變當天，那個讓人膽戰心驚的場景：亂兵已經殺入進來，空蕩蕩的大殿內，他急呼護駕，神策禁軍卻不知蹤影。危難時刻，只有竇文場、霍仙鳴這兩個宦官帶著手下一百多個小內侍，扈從帝側逃出長安。
這次在宦官保護下的逃命經歷，不斷回閃在他的記憶中，並徹底改變了他的治軍理念。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禁軍不救駕，錯不在士兵，在將軍。將軍不聽話，但宦官是聽話的，何不讓更聽話的人來執掌救命的禁軍？
晚年的唐德宗顯然很滿意自己對禁軍體系的調整，但對於此後歷史中宦官的反撲與濫權，他渾然不知。
一枚苦果，在等著他的子孫吞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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