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對經濟形勢的判斷：走到了岔路口
疫情結束以來，經濟高層對於經濟下行壓力存在嚴重的誤判，始終認為是短周期波動，而非長周期趨勢。因此這些年整體處於這樣一個循環中：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政策加力→經濟動能回升→政策退坡或躺平→下行壓力再度加大→政策再加力…。這種狀態就好比是逆水行舟、滾石上山，只有政策加力，才能勉強維持經濟不下墜，更大的加力能維持經濟回歸正軌，政策一旦躺平，經濟就掉頭下墜，政策一旦退坡，經濟就迅速下墜。
如此狀態，對應的經濟下行壓力，明顯是長周期的下行趨勢，而非經濟高層定調的短周期波動（「轉型中的陣痛」、「波浪式發展」）。那麼經過這些年的宏觀政策管理的失敗，經濟高層是否會有反思？我認為多少已經有在反思了，926臨時政治局會議就是例證。但是否會糾正對經濟下行壓力對定調呢？這是要首先要關注的核心點，決定了明年，乃至未來幾年的經濟政策基調和方向。
對此我列了三種可能情形，其中，最可能是中觀情形，即不會大幅糾正此前的判斷。鑑於篇幅，就不展開論述。
2、對2025年的描述
經濟工作會議對來年年份的描述，往往代表經濟高層的某些期許，再結合當年其他的特殊性，將直接影響到當年的經濟工作基調。
比如，對2022年的描述是，「將召開黨的二十大，這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保持平穩健康的經濟環境、國泰民安的社會環境、風清氣正的政治環境」，這個描述決定了當年是當之無愧的政治大年，也就決定了"社會穩定（即政治穩定）"將優絕對先於"經濟發展"。因此，即便當年設定了較高的經濟增長目標，但本著「穩定大於一切」的宗旨，還是果斷放棄了經濟目標，轉而堅定不移地貫徹「動態清零」；
再比如，2023年被描述為「全面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的開局之年」，由此2023年的宏觀政策有個很鮮明的特徵就是，埋頭搞高質量發展，提出新質生產力的新概念，因此我願稱2023年為「高質量發展元年」。
那麼經濟工作會議會如何描述2025年？2025年又有何特殊性？首先，從特殊政治年份來看，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這應該會寫進經濟工作會議作為對2025年的描述，其他則不會。其次，從2025年對其他特殊性來看，2025年同時還是中國製造2025的收官之年、三中全會精神加速落實的首年、中美S3賽季的開啟之年（所謂中美S3賽季，是往期周報中分析川普上台對華影響的一個描述，將川普第一任期比作中美摩擦S1賽季，拜登任期為S2賽季，川普第二任期則為S3賽季）。
上表大致列出了2025年每個特殊性，對相關經濟工作領域的大致影響，可以得出一個初步的結論：明年經濟工作的重點仍將落在宏觀、產業、改革和開放四個方面。進一步地，明年經濟工作部署中，排在前四位的應該是：擴大內需，科創和產業，深化重點領域改革，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考慮到當前，越發鑑定不移地走科創和產業優先路線，科創和產業的順序可能仍會放在擴大內需的前面，不過擴大內需應會更受重視，重點關注這兩者的排序，如果擴大內需重放在科創和產業的前面，表明短期穩增長階段性壓倒了中長期高質量發展，對應宏觀政策力度也將更積極。
3、宏觀政策的定調關於經濟工作方法論。
首先是「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這個是一定會繼續堅持的。然後這個基礎上，方法論可以有一些邊際變化。比如前幾年基本上是「穩字當頭、穩中求進」，去年被改為了「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後破」，926政治局會議進一步將「穩字當頭」改為了「干字當頭」。關注這個表述是否會正式寫進經濟工作會議的工作方法論部分，以及經濟方法論是否會有一些新的邊際變化。
關於貨幣政策定調最近市場有聲音在討論貨幣政策基調可能發生變化，可能將十幾年來的「穩健」定調改為「適度寬鬆」。這主要來自個別邊緣智囊的建議（連平：建議貨幣政策基調調整為「適度寬鬆」），但並未在智囊界和核心智囊團中引起更多討論。我認為這個定調不大可能調整，除非經濟工作方法論出現重大調整，即放棄「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否則，貨幣政策仍會繼續定調「穩健」，而「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不大可能放棄，因此貨幣政策定調也很難放棄「穩健」。
對於赤字率的隱性紅線3%，緣於歐元區入盟標準，後被傳為了國際安全線，國內經濟高層也就照搬了下來，形成了一個3%的隱性紅線。這個紅線實際上和股市3000點一樣，更多是一個心理位罷了，不具有足夠的科學性，破了也就破了。而且從近些年的實際情況來看，3%的赤字率已經破了幾次了，再加上近兩年越來越多不計入赤字的特別國債，實際的廣義赤字率要高得多，因此赤字率3%的隱性紅線對財政政策已經基本不再具有約束力。
對於政府負債率警戒線60%，同樣緣於歐元區入盟標準。之前一直在60%以內，今年首次將14.3萬億元隱性債務納入進來，加上此前的法定政府債務（國債30萬億元、地方政府法定債務40.7萬億元），使得全國政府負債率由去年的56.1%，大幅增長至67.5%，首次且顯著地突破了60%的警戒線。藍部長在人大新聞發布會上，談到政府負債率時，閉口不提60%的警戒線，轉而橫向和其他國家做對比，提到2023年末G20國家平均政府負債率118.2%，而我們才67.5%，還有較大舉債空間。這意味著，財政部已徹底放棄參考60%的隱性紅線，其對財政政策也已不具備任何約束力。
過去制定宏觀政策還有個經常參考的指標，即宏觀槓桿率指標，隱性紅線是250%。經濟高層制定宏觀政策經常圍繞這個指標展開，從2014年開始250%的隱性紅線被突破，緣於2014-2016年的一波加槓桿，將宏觀槓桿率拉升至了270%，大幅超過250%的隱性紅線，於是2017年提出要去槓桿，然後是2018年的結構性去槓桿，2019年的穩槓桿，在2017至2019年間，宏觀槓桿率總體穩定在253%左右，還是沒能回到250%以內，因此央行當時的提法是「初步實現穩槓桿目標」。緊接著後來疫情爆發，宏觀槓桿率再度大幅攀升，這兩年已經來到了近300%的水平。使得這幾年這個指標逐漸被經濟高層淡化，索性不再提這個指標了，可能是眼看將宏觀槓桿率降至250%以內無望，也就乾脆放棄了250%的隱性紅線，或者大幅提升了隱性上限，短期也不大可能再對宏觀政策的制定構成掣肘。
綜上，宏觀政策思路似乎正在發生轉變，但也並未完全打開，還在一個轉變過程中。明年宏觀政策力度相比今年一定會更大一些。基於上述分析，我對明年各領域做了簡單的展望，見下表。篇幅願意，就不逐一展開論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