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那時，她會登報來尋找曾經為楊明湖獻過血的幾位市民，並親自感謝他們。
當北京一號線的地鐵列車駛近天安門時，尤維潔開始陷入回憶與沉思。
像每一個時刻一樣，北京的地鐵上滿是乘客，顯示著這座城市的擁擠與繁忙，而裡面很少能見到年老的人。已經71歲的尤維潔站在車廂過道上，小心地握緊扶手，以抵禦地鐵列車剎車時由慣性引起的晃動。她明顯已經上了年紀，頭髮看起來有些稀鬆，如果仔細觀察的話，內側會有一縷白髮顯現出來。
【圖略】尤維潔看向地鐵門外（攝影：龔江宇）
她的目光逐漸開始聚焦在以白領和學生為主的乘客之外——遙遠的35年前。1989年，胡耀邦的去世引發了北京連續一個多月的民主運動，學生們占領了天安門廣場，呼籲反對腐敗和自由。
這場運動以政府在6月3日夜間至6月4日凌晨動用軍隊和坦克的暴力鎮壓而告終，由於當局封鎖消息，死傷人數無法確定。中國政府公布的官方數據指有「200餘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學生」，而在在外界的估計中，平民死傷人數從幾百人至數千人不等。
尤維潔的丈夫楊明湖是其中的遇難者之一。
楊明湖在4日凌晨中彈，隨後被送往北京同仁醫院，並在醫生的搶救下存活了兩日，這讓他有機會簡短地向妻子講述他受到槍擊的經歷。根據尤維潔的轉述，他中彈的地點是南池子大街附近。
35年後，尤維潔帶領記者來到這個就在天安門城樓不遠處的地點，沿著紅牆向西眺望，可以遠遠地看到天安門城樓的側影。「那裡，」她在走出天安門東站地鐵站後說道，一邊伸手指向位於長安街對面的公安部總部大門。「他（楊明湖）告訴我解放軍就從公安部走出來，向對面的群眾開槍。」
如今，35年過去了，雖然曾經的血跡早已不復存在，但陰影依舊揮之不去——天安門作為共和國的「心臟」，發生過，也持續保持著心驚肉跳的狀態：環顧四周可以看到幾十個警察，還有一些持槍的軍人站崗。
當局連續數年都在天安門廣場區域強化戒備，這並不限於每年的6月4日當天。在楊明湖遇難地點走過的短短几百米的距離，就經過了兩個身份證檢查站，這讓尤維潔連連對記者感嘆到這裡的氛圍甚至比幾年前都緊張了許多。這裡的戒備森嚴讓她感到不適，便拉著記者趕緊離開。
「我已經好多年沒有來過天安門了，」尤維潔說。「這個地方太讓我悲傷了。」
1991年，屠殺發生後的第二年，尤維潔先後和丁子霖、張先玲兩人會面，後兩人各自的兒子同樣是軍隊槍擊的遇難者。隨後，她們共同發起了一場長達二十餘年的尋訪工作，以揭露政府對死者人數的隱瞞。根據天安門母親網站公布的信息，截至2011年8月，遇難名單上的人數是202人。
九十年代末，隨著難屬越找越多，他們開始將自己命名為「天安門母親群體」，名字的靈感來源於「五月廣場母親」，後者在阿根廷的軍政府統治時期由同樣失去孩子的父母們組織起來。
隨後，這個群體提出了「真相、道歉、賠償」的三大訴求，並堅持至今，但當局幾乎完全忽視了他們的存在。據媒體報導，2011年，政府人員和一位沒有具名的難屬進行了兩次私人對話，但僅提出給予經濟上的補償。天安門母親群體已在一篇公開祭文中表示，要求公開對話而非黑箱作業，並拒絕了外界「私下來了結」的企圖。
此外，更多的「回應」則是越來越嚴密的監控和噤聲：他們的電話受到監聽，住所外有便衣監視，被禁止和記者見面，甚至有人被限制出境。
尤維潔說，在今年6月4日前的兩個月里，有三家境外媒體的記者嘗試到她的家中採訪，但因遭到警方攔截而未能成功。她的微信帳號也在六四期間被封鎖。
尤維潔的微信帳號在六四期間被封鎖（攝影：龔江宇）
一、一年一度的祭奠
香山位於北京的西北部郊區，風景優美，每年秋天的紅葉都會吸引無數遊人。但鮮有人知的是，位於這座山脈西南麓的萬安公墓，埋葬著八位六四屠殺死難者。
起初幾年，各位難屬去公墓祭祀，就會互相在對方家庭的遇難者墓碑或排位那裡擺上花束。張先玲就提議到，既然都想紀念，不如就大家一起。九十年代末，大家開始在6月4日這天一起公祭，一直堅持到今天。
他們最初並沒有引起注意。張先玲記得，最開始，甚至可以有記者前往公墓裡面跟拍；後來，便衣開始搶奪記者的相機；再後來，到了十多年前，記者就進不去公墓了：各種監視也越來越嚴。如今，他們只能自己拍攝紀念活動的視頻。
在三十五周年的紀念日當天，這座平時鮮有人造訪的偏遠墓園早已戒備森嚴。據記者觀察，入口處駐有十餘名警察和便衣，兩輛警車的警燈不停地閃爍。而所有前往參與祭奠的難屬都只能在早晨乘坐警察的「專車」到墓園去。
媒體公布的一段視頻顯示，六月四日這天，六位難屬聚集在死難者袁力的墓碑前舉辦了簡單的集體祭奠儀式，並由尤維潔作為代表宣讀了祭文。祭文中說道，他們「一定會堅定地走下去，永不言棄」。
「對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發生的那場政治風波，中國政府早有明確結論。」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2024年6月4日回應外媒記者提問時表示，「我們一貫反對任何人以此為藉口攻擊抹黑中國，干涉中國內政。」 中共外交部官方網站當天刊登的新聞發布會文字稿沒有這些內容。
「這不等於什麼都沒說嗎？」尤維潔看到後語帶憤怒地說道。她感到嚴重的心理不適，僅觀看了外交部發言人答記者問視頻的前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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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天安門母親時，尤維潔還是一個年輕的技術工人，並沒有參加到尋訪工作中。她如今已經退休多年，而丁子霖、張先玲都上了年紀。尤維潔在2014年接過了班，更多地承擔起群體的工作。
二、關於楊明湖的記憶
當記者第一次來到尤維潔位於北京市二環內的家裡時，她的客廳顯得凌亂無序：膠帶、塑料紙、剪刀之類的東西被隨意地散落在幾張椅子和白色瓷磚地板上，沙發上則放著她的丈夫的黑白照片，帶著由年代而產生的特有的不規則水印。
「今年是第35年了，我要整理一下丈夫的照片。」尤維潔解釋道，隨即到裡屋換上一件整齊的衣服。坐在客廳的沙發上，她開始回憶起自己的過往。
1953年，尤維潔出生於北京。文革在她剛剛小學畢業的時候爆發了，她無法繼續讀書，而是在運動的第三年參加了「上山下鄉」，到達幾乎位於中國最北部的黑龍江省鐵力市的一個兵團參加勞動。
臨出發前，尤維潔看到的官方的宣傳將東北描述成一個物資富裕的天堂，但當她真正到達那裡時，惡劣的生活條件讓她第一次產生對政府的質疑。不過，畢竟有著年輕時的回憶，她仍然將東北的生活形容為「青春的夢幻」——她到現在還對那時的生活環境印象深刻：居住的營地就建在一整天都走不到盡頭的大豆田和麥田旁，到冬天時，瀰漫的霧氣會聚集在從樺樹林蜿蜒而出的小河上方，就像玉帶一樣。
文革結束後，她輾轉回到北京，並進入北京印染廠的一個實驗室工作，負責檢驗工廠產品的質量，並在工作期間進入一所職工大學學習印染專業。
三十歲那年，當尤維潔第一次在朋友的介紹下見到楊明湖時，這個帶著眼鏡、文質彬彬的男人給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喜歡找一個讀過書的人，」尤維潔說道。「一看他就是一個書生氣很重的人，這點符合我的擇偶標準。」
文革讓尤維潔喪失了繼續讀書的機會，她至今仍對此感到遺憾，並真誠地希望自己的伴侶是個有文化的人。而楊明湖則是「老三屆」的一員，在文革開始前就已經完成了高中教育。
尤維潔回憶，文革期間，楊明湖回到浙江家鄉的一所小學教書。不過，他堅持學習英語，而除了他以外參加學習的只有高幹子弟。1977年，楊明湖參加了文革後的第一屆高考，並進入清華大學學習機械專業，和尤維潔相識時，他剛剛畢業。
「我敬佩他這種學習的精神。」尤維潔說。除此之外，她還欣賞楊明湖一手漂亮的中文和英文筆跡。
「他是第一個我很深入地去了解的一個人，」尤維潔回憶道，雖然此前也在朋友的介紹下嘗試過幾次相親，但她對他們都沒什麼感覺。僅僅在半年後，1983年9月，他們就領證結婚了。
婚姻里的生活是平淡的。家庭收入並不高，兩個人的工資加起來只有一百元左右。雖然改革開放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巨大的發展，但尤維潔感到自己「沒有感受到時代的紅利」，一直到1989年，他們家庭的工資收入並沒有顯著增加。
結婚一年後，他們的兒子出生了，家庭的精力都放在了兒子身上。那是一段平淡但快樂的時光，尤維潔和丈夫經常會各自騎一輛自行車，並把孩子放在自行車後座旁邊的车斗里，一起帶著孩子到附近的公園去。他們都贊同讓孩子在自然中成長的理念。
接下來的幾年時間裡，尤維潔穩定地留在印染廠，而她的丈夫則頻繁地更換工作，因此照顧孩子的重擔更多由尤維潔承擔。她有時會向丈夫抱怨自己承擔了太多的家務，但矛盾總會很快過去。「母親一定是照顧家庭、孩子更多一些，這是天性。」尤維潔說道。
與此同時，在他們周圍，中國正在發生變化。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深刻的社會經濟不平等劇烈衝擊著社會，矛盾在逐漸聚集起來。
三、「他們在愛國」——尤維潔告訴孩子
1989年5月29日，北京，一位女士正注視著天安門廣場，她的孩子在她肩膀上睡覺。(AP Photo/Jeff Widener)
在尤維潔的印象中，當八九年的運動爆發後，她遠比自己的丈夫更加關心和支持這場學生運動。當胡耀邦的去世而引起的示威開始時，楊明湖正處在一個並不順利的工作變動期中，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自己在貿易促進會的新工作上，而並不怎麼關心外界的遊行。
五月初，楊明湖前往廣州出差，從而遠離了學生運動的中心；而當身在北京的尤維潔則目睹了北京街頭洶湧的遊行隊伍，並對此保持高度的關注。
由於正值尤維潔工作的工廠因設備維修而放假，她並不需要在白天上班，所以許多次在把孩子送到幼兒園後，只要有時間，她都會到長安街或天安門廣場看一眼。雖然並沒有參與其中，但她真心地同情參加運動的學生們。在她看來，「反官倒」「反腐敗」的口號，已經是「大家的共識」。
尤維潔還希望孩子也能體會一下學生的運動，五月初的一天，她騎著自己的自行車，把不到五歲的孩子帶到了廣場的邊緣，以能讓孩子看看集會的人群。到了歷史博物館和公安部中間的道路，已經是人擠人，她只能推著自行車前進。
看到很多人都在給學生們捐錢捐物後，她也給了孩子兩元錢，讓孩子送到廣場的學生手裡。「我也覺得那時候我很天真，」尤維潔回憶道，「我是教育他，讓他對社會有個感覺。那時候我的觀點是讓孩子知道社會有各個方面的東西。」
「孩子問我，『媽媽，他們在幹什麼？』我說，『他們在愛國。』」
同時，尤維潔到今天也還會有些後怕，怕自己的衝動行為傷害了孩子。
戈巴契夫的訪華讓學生們在5月15日開始採取更加激烈的絕食抗爭，而尤維潔此時親眼目睹了位於家不遠處的廣渠門立交橋下，市民們會攔下路過的麵包車，送上自己做的飯，讓司機帶到天安門去。「只要攔截了，所有的司機都會停下來。」尤維潔說道，她也從家裡帶來了汽水交給司機。
5月18日，也就是北京市戒嚴的前一天，楊明湖從廣州回到北京，他還完全沒接觸到北京的緊張氣氛。這對夫妻此時才認真地探討這場學運，交換彼此的看法。尤維潔分享了她這些天的見聞，並熱烈地表達自己對學生的支持，而楊明湖則只是安靜地聽著。
「更多的是我在表達，他更關注的是他的工作。」尤維潔回憶道。她還把丈夫帶到了廣渠門立交橋，以讓他親眼看看給學生們送飯的市民。
楊明湖回到北京的同時伴隨著局勢的急劇惡化。19日戒嚴後，尤維潔開始看到市民在自己家附近的廣渠門立交橋設置路障，其中甚至包括一輛公共汽車。她聽見市民們紛紛議論著「千萬不能讓軍隊過去（到天安門廣場）」。
「（沒有人）指使去做這個行為，所有的人都是自發的想保護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們。」她回憶說。
但是隨著丈夫的回家，尤維潔很少再到廣場，而是更多把時間花費在和丈夫待在一起。5月20日左右，她在一次前往丈夫單位辦事的路上最後一次路過天安門廣場。
尤維潔記得，那時社會中包括官方媒體在內的各行各業都在支持學生，她沒有想到會發生即將到來的屠殺。
四、「出事了，開槍了」
「快起來，快起來，出事了，開槍了。」楊明湖拍打著尤維潔。6月3日至4日的凌晨，楊明湖被遠處傳來的槍聲驚醒，並趕忙叫起了尤維潔。他們聽見了樓下有鄰居聚集起來，便一起下樓去。有剛從西單回來的人告訴尤維潔，看到了地上一灘灘的血。
「有沒有去天安門廣場？」尤維潔焦急地詢問著從外面回來的人。他們回答到，沒有人敢去。她內心全是廣場上的學生，就要拉著丈夫一起去廣場，但是有人攔住了她，提醒到她家裡還有孩子。
「我去，你在家吧，你在家看孩子。」楊明湖對尤維潔說道，然後便騎上自行車出發了。
丈夫一離開，尤維潔立刻後悔了，她有著不祥的預感，但無濟於事。她繼續留在樓下，並絲毫感覺不到困意。凌晨三點多，她甚至直接聽到了一陣槍聲，後來她知道丈夫很可能就在這陣槍聲中中彈。她更加焦急，想去尋找丈夫，但對丈夫在哪毫無思緒，只得返回家裡去看看孩子。
凌晨六點，楊明湖還是沒有回家。尤維潔再次下樓，但仍舊不知該去哪裡尋找丈夫。「幾個小時過去了，也該回來了，」尤維潔心想，並一邊在樓房周圍轉悠。她甚至忘記了鎖上家門。
直到再上樓時，一位二十多歲的陌生年輕人攔住了她。「你是不是叫尤維潔？」他問她。這位年輕人是受楊明湖委託前來，他到尤維潔家後，敲門無人應答，但竟可以直接推門而入，看到一個小孩子在睡覺時，意識到尤維潔應當就在附近。
他告訴尤維潔說，楊明湖在同仁醫院——一輛麵包車拉著六七個人到了同仁醫院，到醫院時，只有兩人還活著，到急診室時又去世一人，剩下的一人就是楊明湖。
在把孩子託付給楊明湖的一位親戚後，尤維潔立刻出發到醫院去。急診室里滿是傷員，但沒有楊明湖，她接著尋找，並得知丈夫正在手術室里。不巧的是，此時她的鄰居找來醫院告訴她，她的家裡發水，淹沒了整個樓……
上午10點，楊明湖被醫生推出手術室。醫生告訴尤維潔，楊明湖是粉碎性骨折，他們沒辦法處理。尤維潔沒有理解醫生的意思，看到丈夫還活著，她便趕回家去處理水管破裂。她至今不知道水管為何會在那時破裂，只是事後鄰居們沒有一個人和她提起此事，默契地為她分擔了損失的水費。
「他受傷部位在膀胱，膀胱被打成了幾片，骨盆炸成一個大洞粉碎性骨折，」尤維潔此前在自己的證詞中這樣描述道。
6月5日，一位醫生通知尤維潔，楊明湖需要輸血。醫院裡的其他市民告訴她，由於戒嚴部隊禁止給受傷的市民提供血庫里的血液，沒有人可以用得上——她必須自己尋找血源。
她走到大街上，試圖請路人為丈夫捐血，但性格內向的她卻怎麼也張不開口。此時這位醫生已經找了出來，見她不知所措，就直接代她向路人招呼起來：「她的丈夫受傷了，哪位能給他捐血？」
很快，超過十個人參加了配型，共有四人血型和楊明湖一致。這四人都貢獻了自己的血液給他。
但這已經太遲了。當醫生開始向楊明湖輸血時，他的病情已經惡化。由於「一邊輸血，一邊流血」，楊明湖最終在6月6日早晨8時因腹腔感染心力衰竭去世。
這時，尤維潔並不在他的身邊，而是躲在走廊里痛哭。她說，她看不了丈夫去世的場景，否則一輩子也無法遺忘。
在這兩天的時間裡，遵照醫生的囑託，尤維潔並沒有和丈夫過多的交談，因此她無法得知關於丈夫中彈的更多細節。
她的親戚把孩子也從家帶來見父親最後一面。許多年以後，當尤維潔問起自己的孩子是否有什麼對父親的印象時，孩子說，他記得街道上被燒毀的無軌電車。
走出醫院時，尤維潔正看到持槍計程車兵在巡邏，她有一股衝動，上去問問士兵為何要開槍，想到孩子後才作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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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明湖的單位操辦了他的葬禮，規模很小，除了單位的同事外，只有少數幾個親屬參加。尤維潔記得，自己全程都沒有說話，她內心盲目，不知道要說什麼，只是哭著把花撒在丈夫的身上。
那時，尤維潔36歲，她的兒子5歲，生活完全變了。
五、「我們都是同命運的人」
【圖略】1989年6月5日星期一，北京復興醫院，前來認屍的家屬們捂住鼻子，試圖辨認死者身份。(AP Photo/Liu Heung Shing)
關於丈夫的記憶開始不斷地呈現在尤維潔的腦海里：無論在做什麼，她無法停止去想這場屠殺和丈夫的離去。
「為什麼中國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又是誰？」她反覆地問自己。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這個國家的公民，」她告訴單位的領導，並拒絕繼續工作。她工作的工廠對她抱有同情，因此默許了她的曠工，並照常向她發放工資，直到三個月後才要求她復工。此外，楊明湖的單位還支付了尤維潔800元人民幣的「撫恤金」。
尤維潔確實也希望開始工作了——只有工作可以讓她停止痛苦的回憶，她不敢讓大腦有一刻空閒。同時，她也開始把精力放在照顧孩子上，伴隨著丈夫的去世，撫養孩子的重擔全都堆在了她一人身上。
一直到一年以後，她才感到自己恢復過來。她沒有動用這800元的撫恤金，而是在一年後把錢歸還給了楊明湖的單位。「我不僅是他的妻子，也是這個國家的公民。」尤維潔對楊明湖單位的領導說，並堅持把這筆超過她一年工資的錢歸還。她安心了。
「我沒法用這筆錢，」尤維潔說道。「因為這是一條人命，800塊錢代替不了這個人的生命。」
起初，尤維潔就把楊明湖的骨灰盒放在自己的家裡。但很快，她察覺到孩子的異常：每次進門的時候，她的孩子都會說「我回來了」；她問孩子為什麼，孩子則回答他在「和家具朋友們說話」。而一但尤維潔想要出門，她的孩子就會馬上變得特別緊張。
一個月後，尤維潔把骨灰盒送到了萬安公墓，卻看到了架子上的顯眼位置還擺放著兩個同樣死於1989年6月4日的年輕人的骨灰盒。她馬上明白過來，他們也是和自己丈夫一樣的受害者：其中一位逝者是王楠，張先玲的兒子，去世時17歲；另一位是楊燕聲，黃金坪的丈夫，去世時30歲。
張先玲則在回憶起這段往事時說道，她特意選擇了靠近走道且和人的視線平行的格子來存放骨灰，並配上了更大的照片。「就是為了讓人能夠看見它！」張先玲激動地說。她的目的達成了。
清明節、楊明湖的忌日，尤維潔前往萬安公墓祭奠時，一次又一次的看到這兩個骨灰盒。一年以後，她突然覺得，她想認識他們的親人。
1991年清明節，再次到萬安公墓掃墓的尤維潔終於鼓起勇氣，在存放王楠骨灰盒的格子裡留下了一張紙條，並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電話。
很快，看到紙條的張先玲給尤維潔打去電話，邀請尤維潔到自己家裡。尤維潔猶豫了，她擔心如果她們會面，她無法面對由此帶來的悲傷情緒，並未赴約。
在年末，尤維潔又收到了丁子霖寄來的信，在信中，丁子霖講到了自己的孩子在六四屠殺中去世時，年僅十七歲。這讓她終於決定和她們倆人見面。來年過年，她們三人一起在丁子霖的家中會面，小群體才算是正式成立起來。
丁子霖和張先玲從此開啟了延續至今的尋訪工作。一個又一個遇難者的家屬被找到，群體的成員逐年增加。張先玲曾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把尋訪的意義描述為「尋求證據」「核對真相」。
不過，相較年輕的尤維潔並沒有參加到尋訪活動中。丁子霖和張先玲兩人考慮到她在國企工作，還要獨自撫養一個年幼的孩子，並沒有讓她太多地參與具體工作。最初的許多年裡，尤維潔只是參加很少且不定期舉辦的群體會議。但當她加入了群體的集體簽名後，很快，1993年，警察就找上了門。
「沒什麼害怕的！」當記者問及和警察初次接觸時的心情時，尤維潔乾脆利落地回答到，「我的心裡覺得我做的很正確呀，我沒有認為我做錯什麼事情。」她了斷拒絕了警察要求她不參加簽名的要求。
六、天安門母親的成立與延續
接下來的二十多年裡，尤維潔繼續在群體中扮演著一個默默無聞的角色，除了在每年發布的公開信上簽名，並不參與其他事務。但天安門母親群體卻在不斷擴大：從九十年代的十幾人到一零年代的二百多人，越來越多的難屬聚集起來。
年份|尋訪到的死者人數
天安門母親群體公開的由他們尋訪到的六四遇難者人數。
自群體成立以來，丁子霖和張先玲一直負責相關事務，但年齡的增長讓她們開始感到力不從心。「平反六四」的願望眼見無法實現，讓她們開始考慮為自己尋找「接班人」。在她們兩人的商定下，一個由幾名更加年輕的難屬組成的服務團隊成立起來。
2013年夏天，尤維潔接到丁子霖打來的電話，讓她到北京郊區的一處房子去。她起初不知道是什麼事情，但到丁子霖提出讓她今後多承擔起一些群體的事務時，她沒有猶豫就答應下來。
張先玲回憶說，在選定尤維潔出來承擔群體工作後，甚至連一位國安人員都來向她質疑：「你們把事交給尤大姐了？尤大姐行嗎？」
「怎麼不行啊？誰都鍛鍊出來的！」張先玲對這位國安反駁道。
群體內部，也有人不認可尤維潔的能力，說她太軟弱，「警察叫她去她就去」。張先玲聽到後，就給尤維潔打去電話，告訴她不必完全配合警察。「你去幹嘛？你又不犯法。」張先玲對她說。
在此之後，尤維潔就不再到警察局去，每次警察「約談」她時，她就讓警察到自家樓下來談。
而服務團隊裡的另一個難屬李欣（化名）接受採訪時也表示，最初，對於經驗不足的尤維潔來說，群體的工作是很困難的。「她不像前輩做的那麼完美，但很用心。」李欣這樣評價道。
當年秋天，尤維潔組織了幾個小組，分散前往全國探望各地的難屬。
第二年，在丁子霖的堅持下，當年六四25周年的祭文中，尤維潔的簽名被放在了第一個。
祭文被起草後，尤維潔開始發現，每天只要出門，不管是買菜還是探望朋友，身後都會多一個「尾巴」。而當她拿出手機想要拍攝時，這位便衣警察就會轉過身去。
而在她採訪其他難屬的資料被發表在境外媒體後，她在又被當地派出所傳喚。尤維潔記得，那天她和警察爆發了激烈的爭吵。「大家用絕對不讓步的方式在談，」尤維潔說，她在警察局一共待了超過八小時。
尤維潔回憶道，2014年，也就是她開始承擔起具體工作的第一年，警察對她的恐嚇是最激烈的，大概是希望能「嚇住她」。而從此以後，警察的態度開始溫和下來。
從2015年開始，每年六四前夕，尤維潔都會被帶出北京「旅遊」。
而自此至今，每年六四時期，她都會接受媒體的採訪，以至外界會把她當作天安門母親群體的「發言人」。不過，尤維潔否認了這個稱號，她反覆解釋道天安門母親只是一個鬆散的群體，她並不代表群體對外發聲。「我們不是一個組織，」她說。
接受記者採訪時，她也保持小心謹慎，有時會收回自己所說的話，並希望記者模糊掉這些內容。
「我不是一個持不同政見者，只是希望政府可以正視天安門慘案受害者的訴求。」尤維潔解釋道。
七、仍在繼續的等待和堅持
張先玲回想起第一次和尤維潔見面時對她的印象，形容她「人顯得很憔悴，說話也是有氣無力的」「沒有社會經驗」；此後的二十多年時間裡，在張先玲的記憶中，尤維潔也一直是安靜、內向的形象。李欣在剛剛和尤維潔合作處理群體的工作時，也覺得她口吃、說話不太清楚，帶著南方口音。
而接受記者採訪時，她侃侃而談，已經明顯變得自信了許多。
兩年前，尤維潔開始練習鋼琴。她現在每周都會彈一首新的曲子，籍此鍛鍊自己的大腦保持記憶力。「壓力在我身上，」她解釋道，「這個國家遲遲不解決這件事情，我是有責任的。」除此之外，她還在學瑜伽和跳廣場舞。被帶去「旅遊」時，就連警察都佩服她的體力。
當談起香港反修例運動、三年的疫情防控等時事，尤維潔連連搖頭。「我已經失去了希望，」她告訴記者。香港當局從2020年開始禁止了已經延續30年的維園六四燭光晚會。
隨著時間的推移，六四難屬們開始相繼離去。從2017年第一次有難屬去世以來，截止今年已經共有73名難屬去世。
不過，尤維潔仍然打算繼續堅持下去。「沒有人能接受政府利用權力動用軍隊屠殺自己國家的人民，」她說道。「希望政府面對這個事情，這是不能迴避的。」
「因為我們是公民，公民是有自由權利的。這片土地不是權力者恩賜給我們的，我們世世代代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每個人都有這個權利。」
三十多年前，尤維潔曾在給丁子霖的回信中說，她們約定在六四慘案真相大白的那天，共同到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她仍在等待著這一天。
她還告訴記者，到那時，她會登報來尋找曾經為楊明湖獻過血的幾位市民，並親自感謝他們。
【圖略】2024年6月4日星期二，在天安門廣場鎮壓事件35周年之際，一位路人在維多利亞公園附近手持開著閃光燈的手機。
（應受訪者要求，李欣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