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宏做皇帝很失敗，但要是穿越到今天，做個帶貨主播，絕對能火。
這個歷史上有名的昏君，正是被諸葛亮鄙視的「桓靈二帝」中的漢靈帝。他在位期間帶火了兩種東西：
一種是毛驢，據說他在皇宮中親自駕驢車很拉風，引得京城達官貴人競相模仿，一時間驢價暴漲。
另一種是「胡風」，他喜歡一切胡人的東西，包括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箜篌、胡笛、胡舞等等，從吃喝穿用到文化娛樂，京城貴戚紛紛跟風。
公元189年，漢靈帝病死後，董卓受大將軍何進徵召，進京討伐十常侍，由此開啟了漢末大亂世。史書據此指出，漢靈帝喜歡胡風，是「服妖也」，「其後董卓多擁胡兵，填塞街衢，虜掠宮掖，發掘園陵」，似乎一切冥冥之中都是報應。
當時人對胡人的東西，尤其是對胡床這一日用家具非常反感，認為它顛覆了華夏傳統的起居禮儀，所以才會將其引入視為東漢亡國的徵兆。
但沒有人能想到，在此後的歷史中，一張小小的胡床經過不斷地流傳與演變，已經徹底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直到今天，我們依然受此影響。
▲董卓率胡兵入京，開啟漢末大亂世。圖源：影視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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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床傳入中原之前，中國人基本都是席地而坐。先秦以前很長的時間段內，百姓室內生活的中心都是「席」。
2010年左右，考古人員在浙江餘姚田螺山遺址中，發現了中國現存最早的「席」。這些蓆子碎片是在河姆渡人居住的房子附近找到的，最大片有一平方米左右。經過提取樣本、鑑定和比對，考古人員興奮地確定，這些蓆子的年代距今約7000年，且極有可能是由蘆葦莖稈編織而成。
《詩經·柏舟》中有一句詩，叫「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由此可知，先民家居中的蓆子，不用的話就可以捲起來，等到要坐臥，再鋪展開來。
古代的席，取材多樣，經常是用馬藺、香蒲等葉子來編織，因這些植物的葉子狹長且韌。此外還有竹蓆，最金貴的一種竹蓆叫「桃笙」，是用桃枝竹的皮編成的。
圍繞坐席作為生活起居的中心，古人構建了一套日常禮儀。
春秋時期，孔子堅持「席不正不坐」，就是強調坐席一定要擺正，這是他畢生要恢復周禮的一個組成部分。此外，中國人由此形成標準坐姿，就是雙膝跪下，臀部坐在兩腳上——這種坐姿，我們現在稱為「跪坐」，但在當時就叫「坐」。在胡床入華之前，「坐」都是指這套標準坐姿，其他坐姿則是不符合禮制或不雅的姿勢。
▲跪坐玉人，殷墟婦好墓出土。圖源：中國社科院考古所藏
戰國時期大思想家孟子有一天回家，看到妻子一個人踞坐在屋內，便非常生氣，跟他母親商量要休妻。
《韓詩外傳》記載此事，形容孟子妻的坐姿，僅用了一個「踞」字。所謂「踞」，就是現在的蹲坐。就因為這個坐姿，被孟子看見了，竟嚴重到要休妻的地步，可見當時人對規範坐姿的要求有多麼嚴苛。
▲踞，類似現在的蹲，圖中女俑即為踞坐。圖源：雲南省博物館藏
還好，孟子的母親不同意兒子休妻，原因是你進屋沒有聲響，無禮在先，不能只怪你妻子無禮。
到了秦朝末年，劉邦創業初期，著名說客酈食其求見。當時，劉邦正坐在床沿，讓兩個女子為他洗腳，酈食其一看，當場就說：「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意思是，你用這種坐姿來接見我，無禮至極，是對我的羞辱啊。劉邦自覺有愧，連忙站起整理好衣裳，請酈食其上坐。
在古人眼裡，最不雅的一種坐姿叫「箕踞」。所謂「箕踞」，就是臀部直接坐在席上，兩腿往前伸開且膝蓋微微上聳，形狀如簸箕。這種坐姿，我們現在經常用，但在古代，這是最失禮的坐姿。
▲這種坐姿就是「箕踞」。
荊軻刺殺秦王嬴政的過程，隨著圖窮匕現，秦王本能地掙脫荊軻，兩人繞著柱子追逐。期間，秦王拔出了劍。荊軻被砍傷了左大腿，身上還受了八處劍傷。他知道大勢已去，便靠著柱子坐下來，邊笑邊罵：「之所以刺殺失敗，是因為我想劫持你。」司馬遷在《史記》中寫到這個場景，用了八個字形容荊軻——「倚柱而笑，箕踞以罵」。對，荊軻此時的坐姿就是「箕踞」，因為他想羞辱秦王，所以才用這個坐姿。
為什麼蹲坐、箕踞都是無禮的坐姿？
問題的背後，其實是漢代及漢代以前都沒有結構完善的內褲。自戰國到東漢，人們的穿衣主流都是穿一種上衣、下衣相連的「深衣」。漢代雖然出現了犢鼻褌這種「遮羞布」，但漢代的人很少穿。
從當時人的服飾就能明白，坐姿為何如此重要。跪坐的好處，是自然地利用下衣將下半身遮掩起來。但如果採用兩腿叉開的坐姿，則隱私部位很容易走光——這顯然是不禮貌，甚至是侮辱人的。
相反，讚揚一個人合乎禮制，會說他不管在任何場合，有沒有其他人在，都嚴格採取了並不舒服的跪坐姿勢。漢末三國時期著名隱士管寧，有一張個人專用的木榻，他長年累月坐在上面，「未嘗箕股」，就是從未箕踞，而是一直跪坐，所以「其榻上當膝處皆穿」——膝蓋把木榻磨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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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寧所使用的木榻，是古人繼「席」之後發明的另一種常用家具。
最早可能是為了防潮，或者為了凸顯身份尊貴，古人會在席上設榻或床，人再坐在榻上或床上。1957年，河南信陽長台關戰國墓出土了一張黑漆床，床足的高度僅有17厘米。這種床跟榻一樣，既可當臥具，又可當坐具。
隨著時間推移，床和榻的使用越來越普遍，到秦漢時期成為室內家具格局的中心。人們的日常生活，如讀書、宴飲、會客、休息等等，大都在床和榻上進行。
床和榻的區別是，床的體積較大，榻的體積偏小，更為輕便。主人平時可以將榻收起來，掛在牆上，有客人來的時候再把它拿下來用。《後漢書》記載，東漢名臣陳蕃擔任豫章太守時，不接待賓客，只特設一榻迎接當地名士徐稚（字孺子），走了就懸掛起來。這就是王勃在《滕王閣序》中說「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的由來。直到今天，中國人對尊貴客人到來仍有「下榻」的說法，亦源於此。
但不管是席地而坐還是下榻而坐，時間久了人會很難受，甚至出現《韓非子》中所說的腓痛、足痹、轉筋等症狀。所以既要符合坐姿禮儀，又要坐得稍微舒適一點，古人發明了配套家具——憑几。在身前擺放一張憑几，坐的時候兩膝納於幾下，雙肘撐在几上。這樣，人的上半身有了承重支點，下半身的壓力終於大減。
與此同時，為了隔斷空間或顯示地位尊貴，出現了類似屏風的扆，安裝在床的背後，然後又有幄、帳、幕等家具軟裝。這時候，若能穿越而去探訪一下古人的家，就變得更有意思了。
▲傳為東晉顧愷之作品的《列女仁智圖》（局部）。圖源：網絡
漢武帝時期，廣川王劉去疾（漢景帝曾孫）就喜歡幹這事兒，不過他去探訪的是古人「陰間的家」。在劉去疾的封地內，有春秋戰國時期的古墓群。這些古墓，基本都被劉去疾帶人光顧過。其中，戰國魏哀王墓是他盜發的古墓中規模較大的一個。
據西漢劉歆《西京雜記》記載，魏哀王墓挖開後，一股黃色霧氣撲面而來，氣味辛辣，阻擋了盜墓者進入。劉去疾只好派兵在墓口把守，七天後氣味消散才進入墓室。進去一看，「石床方四尺，床上有石几，左右各三人立侍，皆武冠帶劍。復入一戶，石扉有關鑰，叩開，見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燒鋸截之，乃漆兕革為棺，厚數寸，累積十餘重，力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戶，亦石扉，開鑰，得石床，方七尺。石屏風、銅帳鉤一具，或在床上，或在地下，似是帳糜朽，而銅鉤墮落。床上石枕一枚，塵埃朏朏，甚高，似是衣服。床左右石婦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鑷之像，或有執盤奉食之形。余無異物，但有鐵鏡數百枚」。
由於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觀念，我們從盜墓者劉去疾的視角，可以看到戰國到漢代帝王權貴生前的家居陳設情況。床、幾、屏風、帳、鏡子，一應俱全。
東漢名儒馬融，是個豁達、有個性的人。史書說他「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在女子樂隊的演奏聲中，講授經學，中間就靠一頂深紅色的紗帳區隔。
這樣大膽、無視禮教的創舉，恐怕連紗帳本身也意想不到：我竟然還有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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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國古代家具的演化，正是對禮制的不斷突破而發生的。馬融死後沒多久，漢靈帝劉宏正式登上歷史舞台，他對胡床的喜愛和推廣，將徹底改變家具格局。當然，這一過程很漫長，劉宏本人是看不到了。
胡床，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馬扎」，可張可合，張開可作坐具，合起來可提可掛，實用方便，最早由北方遊牧民族傳入中原。
▲胡床不是床，而是馬扎，它的結構和樣子類似上圖。圖源：攝圖網
東漢末年亂世中，胡床最主要的使用場景恐怕是在戰場上。由於方便攜帶，且坐起來比傳統跪坐舒服得多，胡床得到了軍事主帥們的青睞，成為他們指揮作戰的專座。史料中就有曹操「坐胡床」指揮作戰的記載。到了元朝末年，朱元璋大戰陳友諒，督戰時仍是「坐胡床」。
南北朝時，自封「宇宙大將軍」的侯景囚殺梁武帝父子後篡位稱帝，《梁書》說他「床上常設胡床及筌蹄，著靴垂腳坐」。這裡的「床」是帝王的御座，「筌蹄」跟胡床一樣，也是異域傳入的一種坐具，通常由竹藤編制而成，造型是兩端大、中間細，形如細腰鼓。因為侯景是軍人出身，常年穿靴子，跪坐肯定不方便，所以就在他的御座上設了胡床和筌蹄，垂足坐起來爽多了。不過，這種做法在當時肯定是違背禮俗的，史書寫下這個細節，正是為了批判侯景的大逆不道。
▲上圖左邊人物坐的便是筌蹄。圖源：敦煌壁畫《月光王本生全圖》
侯景「坐胡床」是為了舒服，名士「坐胡床」則是有意對抗世俗禮教。
東晉丞相王導有個兒子叫王恬，不拘禮法，性格傲誕。有一次，謝安的弟弟謝萬去拜訪王恬，兩人坐了一會兒，王恬進入內室，很久才出來，原來是洗頭去了。出來後，也不搭理客人，直接「據胡床在中庭曬發」——跑到院子裡，坐在胡床上曬頭髮。全程毫無無賓主之禮，導致謝萬悵然而歸。
又一個琅琊王氏家族的子弟、王羲之的兒子王徽之，有一天在路上遇到桓伊。桓伊平生善於吹笛，素有「笛聖」之稱，王徽之便請他吹笛。桓伊當時已經發跡，是東晉名將，但他也久聞王徽之的名聲，便下車，「踞胡床」，吹奏一曲後，又上車而去。兩人「不交一言」。
這些怪誕不合情理的舉動，因為有名士的背書，而得到流傳。相應地，作為軼事背景的胡床，也逐漸獲得了士人與輿論的容忍和接受。
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是胡漢大融合的時代。在北方遊牧民族接受漢文明的過程中，他們既有的特質也對漢文明形成了衝擊，最終呈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明新形態。[page]
我們對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漢化改革比較熟悉，但在此之前，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推行過讓中原「胡化」的舉措，正如崔浩所說：「太祖（拓跋珪）用漠北醇樸之人，南入中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羲農齊列。」兩者的趨勢正好相反，不過結果都導致了文明的相互滲透與吸納。胡床在這一時期受到漢族名士青睞，無疑是漢民族逐漸認同胡人垂足而坐生活方式的具體體現。
在北齊畫家楊子華的《北齊校書圖》中，可以看到南北朝後期，胡床已經從武將的「專座」進入了士人的創作空間。圖中，一名文士坐在胡床上，右手握筆，左手扶著書卷，正在審讀。
▲這名文士坐在胡床上審讀書稿。圖源：《北齊校書圖》（局部）
而圖的另一邊，有一張大床（榻），可容納四名文士坐在上面，其中一名文士似乎準備離開，他垂足坐在大床的邊緣，一個童僕正給他穿靴。從他垂足的高度看，此時的床高差不多比人的半腿還高，這與先秦僅有10多厘米高的矮床已經大不相同。
▲這張大床，也是坐具，不是臥具。圖源：《北齊校書圖》（局部）
東晉顧愷之的《女史箴圖》中，也出現了類似高度的床，一個男子垂足坐在床邊，腳正好著地。
▲這張床的高度，跟成年男性的小腿差不多高。圖源：《女史箴圖》
文物專家孫機在《中國古代物質文化》中說，床腿增高是一個信號，它標誌著中國中古時期的起居方式即將發生重大變化。這時，跪坐作為制度已開始鬆弛，垂足坐和高家具正在興起。
一個變化的時代，就這麼到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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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床在魏晉南北朝的流行，不只是為日常起居增添了一件家具這麼簡單，它的背後是中國人生活方式的顛覆性變化。本質上，這是一場日常的革命。
除了要動員精英，還要動員大眾。在針對大眾的普及與宣傳方面，佛教功不可沒。
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在魏晉時期開始流行。鼎盛期的梁朝，「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普通百姓對亂世中給予他們心靈慰藉的宗教，信奉起來也是如癲如狂，常常「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由此，佛教造像與壁畫隨著石窟的開鑿，逐漸在服飾、家具、造型等方面影響了人們的生活。
我們迄今仍能從敦煌莫高窟、大同雲岡石窟、洛陽龍門石窟等歷史文化遺產中，看到當年佛陀與菩薩的坐姿，以及所使用的坐具。這些來自天竺佛國的高型家具，如椅、凳、墩等等，悄悄來到了人們的日常之中。垂足坐的佛像，亦衝擊著人們對於這一不符合禮儀坐姿的既定觀感。
▲佛圖澄立於左，右設一床，床上設案，石虎「當案而坐」。
變化首先在僧人中發生，儘管他們曾遭到正統的抵制。
南朝時，僧侶們開始以垂足坐的姿勢進食，這引起了國子祭酒范泰等人的不滿，一場針對「踞食」的批判運動由此拉開序幕。其中，寫《夷夏論》的名士顧歡將此上升到「夷夏之辨」的高度，大罵這種吃飯坐姿是「狐蹲狗踞」。
罵得很難聽，但反過來看，當某項運動或某種東西需要煞有介事進行強烈抵制的時候，說明它已經成為社會趨勢，難以阻擋了。
恰好在這一時期，服飾的發展避免了人們改變坐姿的尷尬。
前面講過，跪坐作為傳統的標準坐姿，很大程度上是褲子結構不完善，甚至沒有內褲而無奈形成的，主要為了防止垂足坐或箕踞而走光。日子久了，這種無奈才演變成禮儀，乃至禮教。而魏晉時期對坐姿的顛覆，底氣便來自於「胡服騎射」的袴褶裝在當時的流行，上衣和褲子已經分開。雖然魏晉時人不穿褲子就出門（穿深衣，可以遮擋下半身）仍很常見，但來自馬背民族的合襠褲逐漸被各階層接受。到隋唐時，合襠褲已是服飾標配。秦漢以前為了遮羞被迫跪坐的前提，至此徹底消失了。社會上的男男女女都可以自信地說一聲：媽媽再也不用擔心我分腿坐了。
但日常生活的變化，總比我們的想像緩慢得多，這其中既有歷史的慣性，也有禮制的阻力。繼魏晉南北朝之後的隋唐五代時期，前後近400年時間，均處於這一緩慢變化的過程中。
唐肅宗時期，宗正卿李遵因被控貪污，御史中丞敬羽負責審問。因李遵是皇室成員，敬羽雖是有名的酷吏，卻不敢刑訊逼供，於是想出了一個辦法。他找李遵過來談話，兩人「各危坐於小床」。李遵太胖，跪坐沒多久就受不了了，問敬羽能不能垂足坐。敬羽回答，您又不是囚犯，怎麼能怠慢？李遵沒轍，二人繼續跪坐談話，期間李遵先後倒仆了四次，只好請求問罪。敬羽遞給他紙筆，李遵趕緊寫下了貪污贓款的數目，這才算解脫。
這個故事說明，到了唐朝中期，跪坐仍然是正式場合的最高禮儀，但垂足坐已成為非正式場合的日常坐姿。所以，失去日常訓練的胖子李遵，才無法扛過敬羽要求他正襟危坐的考驗。
為了日常坐得更舒適，唐朝人在胡床之外，又接受了椅子。通常認為，椅子或交椅是從胡床演化而來的，不過椅子或交椅增加了靠背和扶手，且椅腿高度更符合人體工程學。
文物專家孫機考證，佛教畫像之外，世俗人物坐椅子者，最早見於西安高元珪墓壁畫。高元珪是唐朝大宦官高力士的哥哥，官階從四品，葬於天寶十五載（756年）。他的畫像垂足端坐在椅子上，反映出高坐具已被當時的上流社會採納。
▲高元珪墓壁畫中的椅子。
由於整個社會高型和低型家具並存，到五代時期，我們從南唐畫家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中，可以看到傳統家具與新式家具共處的畫面。
南唐後主李煜擬用中書侍郎韓熙載為相，但聽說韓熙載「多好聲伎，專為夜飲，賓客糅雜」，於是命顧閎中混入韓家宴會去察看真偽。顧閎中目識心記，宴會結束後，繪成《韓熙載夜宴圖》，向李煜交差。
畫面一個場景中，主人韓熙載與賓客活動的中心是一張三面圍屏的榻，由主人與當晚宴會的貴賓、新科狀元郎粲坐在上面。其他坐具則有椅子，以及表演者所坐的小凳子。榻和椅的前面均有桌几，擺放食物、酒器等。由此可見，雖然新式椅子當時已被上流社會接納，但是最尊貴的座位，仍然是傳統的榻。
▲五代時期一個權貴的室內家具陳設。圖源：《韓熙載夜宴圖》
這幅畫是室內家具格局演化的一個象徵，以榻為中心，仍帶有秦漢以來的時代遺存；而接下來，跨越了這個階段的宋代，將以桌椅為中心，構建起新型的家具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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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宋代相比前代有什麼根本性的變化，那就是日常觀念的解放。
從跪坐到垂足坐，是一種歷史趨勢。但以前的人雖然也垂足坐，內心卻還是過不了禮制這一關。宋人不一樣，他們奉行的基本坐姿就是垂足坐，內心毫無負擔，你若要他們遵循禮制，不要「狐蹲狗踞」，他們恐怕要反問你一句：什麼禮制？誰的禮制？[page]
我們現在看到的宋朝歷代帝後標準像，都是垂足坐於椅子上。帝後標準像是要傳世的，所以畫像場景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宋朝帝後的標準坐姿彰顯了不再拘泥於所謂的禮制，而是遵從現實中起居方式的改變。這背後，是實用、理性、人文的思維遍地開花。
▲宋真宗畫像，垂足坐於椅子上。
宋人遵從的現實，其實就是高型家具的普及，並徹底取代低型家具。在理學的影響下，宋代家具追求嚴謹的秩序，挺拔、明朗的簡約之美，呈現更為內斂、理性的特質。
宋代士人的家居陳設，除了幾、榻、屏風等組合之外，椅子和桌子已是陳設的一個中心。尤其是在書房中，椅子和書桌是固定組合，桌子為象徵文人雅趣的文房墨寶擺設提供了台面，椅子則可以讓主人在最舒適的狀態下讀書、寫字、賞玩或發呆。
當時最流行的坐具，亦非交椅莫屬。
蘇軾有一次經過潤州（今鎮江），當地官員設宴招待。酒席將散時，幾名歌妓唱起黃庭堅的《茶詞》：「惟有一杯春草，解留連佳客。」春草，是茶的雅稱。唱詞的意思是，惟有這杯茶，懂得我們想要留住客人的心情。這是歌妓代主人表達挽留之意。
但蘇軾聽了，故意一本正經地說：「這是要留我吃草。」
此言一出，原本站在蘇軾身後的幾個歌妓，忍不住靠在他坐的交椅上大笑不止。交椅一下子被折斷了，蘇軾一屁股坐在地上，賓客們也笑著一鬨而散。
這件趣事說明，當時的交椅還比較脆弱。因為它是由胡床加高、加靠背發展而來的，所以總體材質和結構均比較簡易。
從胡床到交椅，儘管形態發生了較大變化，但當時人對稱呼還比較戀舊，仍然會把交椅稱作胡床。蘇軾有一闋詞寫道：「閒倚胡床，庾公樓外峰千朵，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這裡的「胡床」可以「閒倚」，說明是有靠背的，其實就是交椅。
▲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的交椅，只露出一個靠背。
關於交椅，宋人還記載過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
南宋人洪邁在《夷堅志》中說，四川萬州（今屬重慶）人煙稀少，特別荒寂。有一回，萬州教授（朝廷派往地方的學官）召集一些朋友和同僚聚餐，一直到天黑了，仍意猶未盡。大家在官舍正廳點起蠟燭，繼續喝酒，接著奏樂接著舞。
就在此時，忽然來了一隻老虎。在座眾人嚇壞了，抱頭鼠竄。一個客人躲避不及，趕緊趴在一張胡床（即交椅）後邊。老虎直奔他來，這客人無計可施，拿起胡床頂著虎頭，胡床一下子套進虎頭。虎頭進到胡床的木架子裡，相當於上了枷鎖，老虎也很難受，就戴著胡床跑了。
第二天，有個村民進城，說在三十里外看到一個碎裂了的木架。教授派人去把那東西取回來一看，正是被老虎帶走的胡床。而那個客人昨天好像挺勇敢，實際上被嚇破膽了，病了一個多月才好。
有意思的是，宋代對交椅的改良作出最大貢獻的人，竟然是一個馬屁精和一個大奸臣。
據南宋人張端義《貴耳集》記載，太師秦檜有一次坐在交椅上，一仰頭，頭巾就掉到地上。一個姓吳的首都地方官很有眼力見兒，趕緊把頭巾撿起來給秦檜戴上。隨後，他設計了一種荷葉托首，命工匠依樣打造，安裝在秦檜的交椅上。這樣，秦檜再往後仰頭，就有個東西可以托住了，有點像現在汽車座位上的頭枕。後來，此種經過特別改造的交椅，在南宋高官圈子裡推廣開來，並被命名為「太師椅」。看來，馬屁精也能推動技術進步。
不過，從文獻描述來看，南宋的太師椅，跟我們看到的明清以後的太師椅，結構並不一樣。好在我們還能通過宋人的畫作，一窺南宋太師椅的真面目。在宋畫《春遊晚歸圖》中，一名老年官員（可能已退休）在暮色中返程，前後簇擁著九個隨從。每個隨從都有自己的職責，有的挑著戶外裝備，比如煮水用的爐子、點茶用的長流湯瓶等等，有的扛著一張茶桌，還有一人扛著一張交椅——從造型上看，正是經過馬屁精改造的、有著荷葉托首的太師椅。
▲宋人繪《春遊晚歸圖》可清晰看到一僕人扛著太師交椅。
由於宋畫非常注重寫實主義，擅長對現實生活情境進行還原，我們從中可以了解到，宋人對桌椅組合的使用場景十分廣泛，並不局限於室內和庭院裡。戶外活動也常常看到它們的身影，類似如今的野營裝備。
總之，隨著桌椅等高型家具在宋代成為日用主流，這個朝代的家具類型已經與今天差距不大。宋朝亦由此成為中國家具定型的最後一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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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時期是中國古典家具發展的巔峰期。與宋代以前，中國家具類型隨著坐姿的改變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不一樣，明清要解決的現實問題是，家具在宋代基本定型以後，還能怎麼玩出花來。
晚明人李樂《見聞雜記》說，當時松江府有一個吳姓舉人，到南京遊玩時跟一個妓女產生情愫，於是逢人便說：「吾若登第，當妾此妓。」後來他的兩個願望都實現了，既考中了進士，又娶了那個妓女當小妾。此人隨後到蕪湖當稅官，收入豐裕，曾「制一臥床，費至一千餘金，不知何木料，何妝飾所成」。但這麼一張象徵豪門巨富的臥床，在此人家道沒落後，卻成了難以處理的累贅之物——「該床因巨麗難拆，遂遭摒棄」。
為了鬥富和攀比，晚明社會開始流行「細木傢伙」，就是用稀有而堅硬的木料做成的家具。時人記下當時的社會風尚：「紈絝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貴，凡床櫥幾桌，皆用花梨、癭木、烏木、相思木與黃楊木，極其貴巧，動費萬錢，亦俗之一靡也。」
晚明家具的奢華背後，是材質、工具和工藝的進步。
孫機在《中國古代物質文化》一書中特別指出，明清時期大量製作硬木家具，這和木工工具的改進分不開。他舉例說，架鋸出現於北宋，初見於《清明上河圖》。刨子則始見於元代，隨後發展出推刨、起線刨、蜈蚣刨等。這些都是製作硬木家具的必備工具。但在此之前，中國並沒有架鋸、刨子等工具，解大木時常用的方法是將一排楔子打進去，使之開裂，基本上無法製作硬木家具。
由於木工工具的缺位，宋代及以前的家具均以就地取材的軟木為主，偶有烏木、檀香木、花梨木等硬木家具的記載，但很罕見。明代以後就不同了，中國西南地區原始森林的硬木材料，源源不斷地往東部運送；東南亞地區的紫檀、花梨木、酸枝木等，也持續地進入中國沿海。中國由此出現了多個家具製作中心，並形成別具特色的區域化家具風格。如今，古董市場上推崇的明清家具，無一例外都是硬木家具。
嘉靖末年，嚴嵩父子被抄家後，一本抄家清單《天水冰山錄》開始在社會上流傳。這本清單共6萬餘字，絕大部分都在記錄嚴家的財產，類別包括金銀珠寶、絲織古玩、書畫珍籍、家具小件、土地房產等等，多不勝數。
據估計，嚴家兩次查抄贓物贓款折算銀兩約236萬兩，按購買力換算，大約相當於如今的3億元。
根據統計，嚴家被查抄的家具數量十分驚人，光床具就開出長長的清單：
螺鈿雕漆彩漆大八步等床52張，每張估價銀15兩；
雕嵌大理石床8張，每張估價銀8兩；
彩漆雕漆八步中床145張，每張估價銀4.3兩；
椐木刻詩畫中床1張，估價銀5兩；
描金穿藤雕花涼床130張，每張估價銀2.5兩；
山字屏風並梳背小涼床138張，每張估價銀1.5兩；
素漆花梨木等涼床40張，每張估價銀1兩……
此外，其他主要家具還包括：桌3051張，椅2493把，櫥櫃376口，凳杌803條，幾架366件，腳凳355條，屏風/圍屏108座，神龕41座，以及各式小木器。
誇張的家具數量背後，讓人不禁聯想嚴家幾處府第的規模有多宏大，才能同時容納上萬件家具。而這些家具也象徵著晚明頂流社會所能消費的家具類型與工藝的極限，是當時奢華風氣的具象寫照。
▲嚴嵩。圖源：影視劇截圖
就在這種崇尚奢靡的時代氛圍中，一些文人士大夫產生了「叛逆心理」，為了擺脫庸俗的指摘，轉而尋求別樣的趣味。
這裡面有兩種趨向。一種是將日用家具古董化。以前，家具大多僅具備實用功能，但晚明開始，古董家具受到追捧，在實用功能之外被賦予了收藏功能。
張岱在《陶庵夢憶》中寫過一個故事，他的二叔張聯芳有一次經過淮揚，遇到一個古董商人出賣一座鐵梨木天然幾。當時的淮陽巡撫李三才出價一百五十金想買下來，但張聯芳實在很喜歡這件古董，便加價到了兩百金，終於入手。當張聯芳帶著他的古董家具離去時，失手的李三才大怒，派兵追趕，想要奪回來。張岱說，幸好他二叔跑得快，才免去了一場因爭奪古董家具而起的無妄之災。
另一種趨向則是將日用家具藝術化。不追求過多雕刻、鑲嵌，只突出木色紋理，崇尚清新雅致、明快簡約的風格。
從明中葉到清前期，即16世紀中葉至18世紀晚期，是中國古典園林的黃金時期。這些由文人、退隱官員主導的園林建築，迷戀自然之趣，裝飾風格整體上以簡潔精雅為主，簡單的幾何紋樣裝飾隨處可見。與之相適應，其室內家具的風格便摒棄錯彩鏤金、雕繪滿眼的繁複形式，代之以質樸、簡約的審美趣味，並將這種審美升華為人格道德。
▲蘇州拙政園一角的家居陳設。圖源：圖蟲創意
晚明名士文震亨在《長物志》中對當時那種「雕繪文飾，以悅俗眼」的家具風格進行批判。一切痕跡明顯的人為製作、雕削取巧，都被他斥為「惡俗」、「不入品」和「斷不可用」。而他本人嚮往和追求的是「曠世之懷」和「幽人之致」，就是要有古意，有自然之趣。
明末清初的李漁同樣如此，崇尚「厚質無文，刪繁去奢」，嚮往蕭疏雅潔的文人氣質。
這些具有文化影響力的文人士大夫，以他們的審美能力重塑了一個時代的價值取向，從而將繁複的宮廷權貴審美壓制下去，將簡約的文人趣味提升上來。
當文人士大夫構建起一套新的家具價值體系之後，以政治權貴為代表的家具控制系統隨之被日漸消解。但，這並不代表家具中的等級觀念就消失了。相反，在整個帝制時代，以鞏固皇權為基本訴求，等級觀念始終未曾消解，而且越來越強烈，以清代為甚。
具體到日用家具領域，清代在用料材質與裝飾樣式上去體現尊卑等級。
在紫禁城中，皇帝、太后等皇室成員使用不同裝飾的紫檀木和黃花梨木家具，而為皇帝服務的權力機構軍機處，用的都是榆木家具。從紫檀、黃花梨到榆木，這差距有多大呢？
王世襄在《明式家具研究》中總結了當時的木材價格，其中紫檀木每立方尺價格154錢，花梨木每立方尺價格106錢，是最貴的兩種木料。而榆木，每立方尺價格僅為6.4錢。市場身價的巨大差異，反映的正是使用者的權力等級。
不過，朝廷官僚在辦公場所用不了名貴家具，卻不影響他們在家裡偷偷用紫檀或黃花梨等貴价家具，儘管這在當時屬於「逾制」和「僭越」。只要不查，大家心照不宣；一旦犯事，查起來，這就是一條罪名。
嘉慶皇帝當年查和珅，列了二十條罪狀，第十三條是這麼說的：「昨將和珅家產查抄，所蓋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寶閣，及隔段式樣，皆仿照寧壽宮制度，其園寓點綴，與圓明園蓬島瑤台無異，不知是何肺腸？」這裡提到的逾制建築，便是當年的和珅住所，如今的北京恭王府錫晉齋，整個大殿用楠木建成，室內裝修及家具亦用金絲楠木，處處模仿紫禁城內的寧壽宮，所以被皇帝認定為別有用心。
▲北京恭王府錫晉齋，曾是和珅的住所。圖源：圖蟲創意
但這個極端案例也表明了，家具中的等級觀念其實就是皇帝戴在各級官員頭上的緊箍咒，平時由著你來，想治你的時候才會念起來。這何嘗不是一種惘惘的威懾力？
遙想漢靈帝劉宏時代，儘管他只是一個昏庸弱主，但其對胡床的喜愛，仍然帶動了京城的跟風熱潮。可見，對皇權的模仿、追隨或逾越，自古而然。無論兩千年的家具史如何變遷，背後總有一些潛藏的觀念，從未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