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土，本名陳原。1982年大學歷史系畢業分配到出版社，1985年起供職媒體，現已退休。專欄作家，文史學者。
原題：甲午戰後，有識之士都在幹什麼？
和今天想的不一樣
今年是甲午戰爭爆發一百三十年。
我曾寫過一篇有關中國人穿和服的文章（詳見：《中國穿和服的名人都是誰？》），不料，從文後跟帖看，甲午戰爭當時對中國的深遠影響，原來在很多人心目中已經模糊不清了。「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有人恐怕連譚嗣同的這一名句都忘得一乾二淨。
可以說，甲午戰敗、《馬關條約》，起碼對士大夫和愛國志士們來說，刺激極大，令他們憤慨萬狀，深感有亡國滅種的危險。
甲午戰爭，並非中國第一次戰敗，喪權辱國的條約也不是首次，但卻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轉折點。梁啓超就說過：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
1895年李鴻章在日本簽訂《馬關條約》
「蕞爾島國，何足道哉！」是過去中國人對日本的普遍心態，不想，這個昔日一向以華為師的彈丸之地，如今卻打敗了「泱泱大國」，又是割地又是賠款，人們心理上的巨大波瀾可想而知，而隨之到來的日益兇猛的列強瓜分，更令人有錐心之痛。
割台後，台灣人民，「奔走相告，聚哭於市，夜以繼日，哭聲達於四野」，聲稱「誓不從倭」。在丘逢甲等人領導下，奮起反抗，建立了「台灣民主國」，推署理巡撫唐景崧為總統，並稱「事平之後，再請命中朝」，仍歸中國。
丘逢甲這個名字在台灣很響亮，既有這個名字命名的道路，還有這個名字命名的大學。「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灣」，就出自他的筆下。而唐景崧，其孫女唐篔嫁的則是我們熟知的大師陳寅恪。
【圖略】梅州丘逢甲故居的紀念銅像
留名青史的「公車上書」，便是上千舉人，那時的知識分子，舉行的一場大規模的請願活動。
正是甲午戰敗，變法氛圍才足以形成，維新訴求才日趨強勁，一時間，在朝在野，紛紛上書上折著文，各陳己見，學會、報館、學堂紛紛興辦，終於釀成百日維新。
變法維新的思想，又孕育、激勵、影響了幾代改革家、革命者，一直到同盟會，再到中共早期的領袖們。
拒絕、抗爭、圖強，這樣的舉動，即使從今天的眼光看，也是戰敗受害者的起碼反應，然而，甲午戰敗後出現的另一股巨大潮流與強烈傾向卻是今人所無法理解，甚至難以想到的。
以日為師，竟成共識
按照我們的想法，此時的日本是敵國，是侵略者，奇恥大辱的製造者，但那時的朝野人士卻從此將日本看作是值得學習、模仿、看齊的國家，「以日為師」竟成共識。
向戰勝者學習，探索日本為什麼能強盛，幾乎是那個時代的一種風氣。伊藤博文，當時在中國的影響和經歷，最能說明問題。
我第一次知道這個名字是幾十年前看朝鮮電影《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當時很敬仰安重根，也知道伊藤博文死在了哈爾濱。後來在大學讀書才知道，對中國而言，伊藤博文就是個戰犯，侵略者，而對日本來說，他應該是傑出的愛國人士，為日本崛起立下豐功偉績。
可這位甲午戰爭的頭號戰犯、罪魁禍首，在戊戌政變的前夕卻來到中國，深受有識之士的敬重，還把變法的期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他與各方重要人物相繼見面懇談，直至見了光緒帝。有人建議聘他任顧問，甚至有人還想請他留在中國，領導變法維新，認為只有他才足以將明治維新的那套帶到中國來，讓中國的維新同樣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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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略】哈爾濱火車站，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事件發生地
與伊藤博文交往的中國人不少。他特別欣賞外交家、知日派黃遵憲，而黃遵憲在我們的心目中還是有名的愛國詩人，寫了很多愛國名句，例如：「寸寸山河寸寸金，侉離分裂力誰任。杜鵑再拜憂天淚，精衛無窮填海心」。
中國向戰勝國學習的浪潮，更體現在遊學，也就是留學上。
張之洞《勸學篇》是名作，裡面就讚譽留學：日本小國也，何興之暴也。伊藤、山縣、榎本、陸奧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學生也，憤其國為西洋所脅，率其百餘人分詣德法英諸國，或學政治工商，或學水陸兵法，學成而歸，用為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
早在甲午戰爭之前，中國人已經開始遊學歐美，可甲午戰後，大家卻發現，原來赴日留學，收效可以更快且更顯著。這些還是朝野共識。
【圖略】張之洞《勸學篇》
去東洋優於去西洋，張之洞的議論最具代表性。他認為，去日本，路近省費用，語言文字又好學。他還以為，西學很繁瑣，凡是西學不切要者，日本人都已經刪繁就簡併加以改進，再加上日本與中國風俗相近，仿效很快，所以可具事半功倍之效。如果有人想繼續學習，不妨之後再去西洋。
遊學，也就是留學，那個年代最大的障礙是路途遙遠，交通不便。被譽為留學之父的容閎當年從上海黃浦起航，路上九十八天，才到達紐約。而去日本，從上海、天津或芝罘出發，到橫濱、神戶上岸，再乘火車到東京，不過六七天，路費也極其便宜。
在日本的生活費很低廉，有統計稱，去日本留學的日常開銷不到去西洋的一半。
同文、同種、同門，也是中國人當時的普遍見解。
梁啓超曾列舉了學習日文容易的五大理由：音少；音皆中之所有，無棘刺扞格之音；文法疏闊；名物象事，多與中土相同；漢文居十六七。對於沒學過外文、有語言障礙的中國人而言，這是非常有誘惑力的。
【圖略】梁啓超流亡日本期間與兒女合影。1910年
同種指的是同屬東亞黃種人。同門說的是兩國都推崇孔子，所謂師出同門。
有人這樣總結道：我於日本，古來之政治大體相同，宗教之並重儒佛相同，同州同種，往來最久，風土尤相同，故其國現行之教育與我國之性無岐趨，則行之無害而有功。
那時的有識之士人個個報國心切，多數人都想自己或送孩子早日學成，然後回國效力，一改祖國的落後面貌，而朝廷與諸多顯宦要員也熱心倡導，極力鼓勵和獎勵，日本又全面配合，積極提供，所以，赴日留學，上下內外形成合力，終於促成熱潮。
幾十年後，郭沫若關於中日文化的交流文章曾總結說，中國就是這樣傾力向日本學習，更通過日本學習西洋的文化。他還說，近代中國的文化，是在多方面受日本的影響的。
【圖略】魯迅留日期間的和服照
留學日本，爭先恐後
近代中國最早一撥留日學生，大家都認為，應該從1896年開始，說從此師生易位，進入「以日為師」階段。其實，準確地說，這第一撥是使館的留日生，駐日使館為了增補工作人員而在江蘇等地專門選拔的，共有13人，18歲到32歲。這撥人學業十分辛苦，在日本的高等師範學校內還專門開了個特別班，學制三年，最終只有七人拿到畢業文憑，這七人也就是個高師附屬中學三四年級水平，有三人後來又考入了專門學校，再往後，其中有位歷史上很有名的唐寶鍔終於考進了早稻田大學。
正式官派留日學生是在1898年，高潮則是二十世紀初，可謂蜂擁赴日。1901年是272人，1902年是614名，1903年達到1242名，1904年3月就有1202名，下半年增加到2406人。1905年到1906年在日人數最多，有人說已達八千，有人說一萬，也有說一萬三的，還有號稱兩萬的。總之最多時應有上萬人。據說那時如在上海、天津的港口相遇，都是一句話：往東京、往東京！
教育家黃遵三說當年為了去日本留學，從湖南趕到上海，又等了很久，好不容易才擠上船。
【圖略】吳玉章（右一）在日本與同學合影
那時的赴日留學生，老中青少幼，不但有官費，更有自費，還出現了女性。留學的學校分布在日本各地，有大學、中學，甚至小學。留學生的籍貫，也遍及中國各省，不僅有省派，還有縣派。我十幾歲時在家裡讀過吳玉章回憶辛亥革命的文章，裡面說四川每縣都派留學生，印象很深。早期赴日留學，湖南、湖北、浙江最多，後來又加上四川、江蘇，可謂爭先恐後。尤其浙江，多是自費生。
赴日學習，學什麼的都有，只要祖國急需，就有人學。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里有位很有名的喻培倫，是四川內江人，當年帶著弟弟喻培棣一起赴日，最初學的還是警察。
留日學生讀文科的較多，因為多數人都認為中國最需要的是政治革新，所以重視法律與政治學科，此外，很多人自然科學基礎非常薄弱，而日本相關學科和學校的門檻又較高。
最初去日本留學，多數人實際上還不是去讀大學，而是讀預科。
為了讓留學生求時效以解決中國當務之急，留學日本分有速成、普通、高等、特約等多種。其中，學速成的最多，其次學普通，入高等的很少，升大學的更少。
【圖略】喻培倫烈士和位於廣州黃花崗的衣冠冢
當時正倡導師範教育，認為是「興學入手之第一要義」，於是，各省派遣赴日學師範的特別多，還是速成。1904年，僅四川就有上百名學生赴日學習師範速成。「速設農工商實業學堂，最有益於邦本」，也是當時的主張，所以，除了警察類外，還有農工商醫等各類速成教育也是留日的熱門。
所謂普通和高等，以明治大學經緯學校為例，普通科兩年畢業後可升入大學專科，高等則於一年畢業後升入本科。
由於留日學生學習速成和普通的太多，而且也不算深造，所以，中國各省後來不再派送這一類學生，日本各校也停止這類教育。停止後，雖然留日學生人數減少，但質量提高。
為了解決中國學生繼續深造的問題，中方與日方還商定，從1908年起，日本第一高等學校、東京高師、東京商工、山口高商、千葉醫專等，分別接受中國學生165人，這些就是特約生，經費由各省分擔，直至大學為止。事實上，到1910年，這幾家學校共收中國學生460多人。
【圖略】女留學生秋瑾和服照
中國的女性那時還在纏足，絕大多數是文盲，在教育里根本沒有地位。梁啓超曾將女學作為衡量國家是否強盛的一種標準：女學最盛者，其國最強！因而，在赴日留學的浪潮中，女生成為一支受人矚目的群體，共愛會便是1903年在東京成立的留日女生組織。最初的女性多是隨父兄夫婿前往，例如何香凝就是追隨廖仲愷赴東京，讀的是女子師範。當然也有自己去的，如秋瑾，那是不顧家庭的反對，衝破各種束縛。
最值得一敘的是，愛國的有識之士，包括朝野，都想學習日本為何能勝利的軍事原因，於是，赴日學習軍事也成為一股潮流，對留學日本作出很大貢獻的駐日公使楊樞特別稱道日本陸軍，認為日本陸軍經營數十年，成效最著，中國應該多派人學習。
最初派往日本學習陸軍的學生先進東京振武學校，修業期三年，畢業後升入士官學校。1907年，振武學校的中國學生總數已經達到330名，多數後來都進入士官學校。1905年，經中日反覆磋商，日方才同意中國學生學習海軍，最初以70名為限，中方便從學習商船的自費生中選了15名，又從沿海沿江各省選派5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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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略】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蔣介石
引入、仿效，影響深遠
辦刊物、編寫書籍，是那時留日學生的一大特點，如《浙江潮》《洞庭波》《遊學譯編》《湖北學生界》《河南》《四川》《江蘇》《民報》等，而編寫的書籍有些更成為歷史的亮點：陳天華的《猛回頭》《警世鐘》，鄒容的《革命軍》。這些書刊無不起到了啟蒙、救亡、愛國、革命的宣傳作用。
說那時的留日，不能不提譯書，張之洞曾說：若學東洋文，譯東洋書，則速而又速者也。由留日學生翻譯過來的書籍，對中國的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科學、教育、法律、外交等各領域所起到的培育、推動作用是無可估量的，其影響十分深遠，尤其是大量詞彙的引入，使日語後來成為現代漢語詞彙中外來詞的主要來源，甚至許多歐美語言的詞彙都是通過日語轉譯的。
【圖略】「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及遺著《革命軍》
僅1902年到1904年，兩年時間，中國翻譯的外國書籍就有五百多種，譯自日文的占百分之六十以上。有的是日本人寫的，還有是日本人翻譯、中國人再轉譯或轉敘。最典型的就是社會主義思想，中國早期的社會主義思想來自日本。湖南志士趙必振翻譯了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福井准造的《近世社會主義》。《近世社會主義》1903年在中國出版，是近代中國第一部系統介紹社會主義學說的譯著。而以後河上肇的著述對中共一代革命知識分子的影響，讀過中共黨史的人應該更熟悉。
新文化運動，可以說，與留日學生翻譯、鼓吹、介紹、培育密不可分；話劇的傳入也來自留日學生，春柳社這個名字，只要看過中國近代戲劇史的人都明白意味著什麼；近代以來的新學制幾乎照搬日本，和留日學生的傳播有直接關係。
來自閉塞環境的留學生，面對已經維新的日本，真是樣樣都感覺新奇，什麼都想學習、引入、仿效，他們還特別喜歡對比，然後感慨萬千。有人說：昔日之師傅，不如今日之弟子。有人竟比喻道：日本學校之多，如我國之鴉片煙館，其學生之眾，如我國之染菸癮者。
【圖略】日本福井准造著、趙必振譯《近世社會主義》
自甲午戰敗以後的留日浪潮，時起時伏，一直延續到全面抗戰，其中，多次赴日的人並不少見。陳獨秀曾先後五次赴日，所以黨內後來有人污衊他是日本間諜。
除了留學外，還有的是為避難躲到了日本，如康有為、梁啓超，並吸引了一批追隨者赴日；有的是為了革命以日本為基地，如孫中山；有的是為了在日本生活，還結婚生子；有的則是為了創作、研究。其中幾項，郭沫若是兼而有之。可見，當時中國人赴日確實很容易。
即便在九一八事變之後，依然有很多人赴日，曹禺的名作《雷雨》，1935年4月在東京由留學生首演；1936年春成立的中華留日戲劇協會，就由中華同學新劇公演會、中華戲劇座談會和中華國際戲劇協進會聯合組成。郭沫若直至七七事變才回國參加抗戰。
【圖略】留學日本的「情僧」蘇曼殊，有一半日本血統
中國人留日學習，究竟產生出哪種人呢？
一是革命者眾多，政治名流更是舉不勝舉。同盟會就是在日本成立的，從1905年到1907年，同盟會員大多數是留日生。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里也有八位是留日生，喻培倫、林覺民、方聲洞等人慷慨赴死的英雄精神，至今傳頌。
在辛亥革命以及以後的中國歷史中，留日學生長期是政治舞台的中堅力量。出席1911年12月南京召開的17省都督代表會議的人中，留日生占了多半；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內閣成員，留日生有一半；鼓吹復辟帝制的籌安會六君子，留日生有五個。北洋政府歷屆內閣里，留日生基本保持在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數。而國民黨也是如此，甚至更多。國民黨一大，主席團五人都是留日的，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24人，留日背景的有17人。國民政府中留日的比例與此大致相同。中共也不例外。「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兩位都曾留日，一大代表就有四位留日，即便是中共八大，政治局裡仍然還有四位。當然，在日軍侵華時期的偽政權里，留日學生的比例也很高，雖說這些人最後淪為漢奸，但在早年，有的卻是血氣方剛，一腔的革命熱忱。比如1903年留日的汪精衛，曾經還吟詠出「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呢！
二是文化巨匠、大師大家輩出，數不勝數。
三是為清末到民國的中國軍隊培養了一大批軍事將領。辛亥革命時，各省新軍里的留日生紛紛相應，以後，各省的軍隊基本由留日生掌握，到全面抗戰時，留日生在軍隊裡幾乎撐起了一片天。
縱觀十九世紀末到全面抗戰的四十年赴日大潮，學習、效仿、遊歷、交友、結義、生活、工作、救國、革命、反帝，甚至是反日，常常是並行不悖，交錯推動。在當時的人們看來，理所當然，即使在中日恢復邦交正常化的前後，經歷過抗戰的人們都還在世時，也不會有多少人不解，所以得以形成新的留日浪潮和學習大潮。但在今人心目中，在戰後出生的幾代人成為社會主流之時，恐怕卻難以理解，不能想像。要知道，十九世紀末是在戰敗之後，在簽訂割地賠款的屈辱條約之後，而1945年以來，中國是戰勝國，是在日本無條件投降以後，是在一雪前恥之後。
這其中的變化和緣由，值得深思，更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