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當政時期，蘇聯社會出現了「持不同政見者」，發生了「持不同政見者運動」。「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此起彼伏，是勃列日涅夫當政時期的蘇聯社會的一種標誌性現象。
01每年的12月5日
「持不同政見者」是俄語裡的外來語，原意是「脫離國教的人」，中文通常譯作「持不同政見者」，實際上譯作「異議者」較為確切，因為有的並不涉及「政見」。
勃列日涅夫當政以後，西方輿論界將蘇聯國內，尤其是知識分子階層中那些不滿史達林模式的政治經濟體制，以及嚴厲的意識形態統制，嚮往自由、民主、個性解放的人，統稱為「持不同政見者」。後來，這一稱謂被蘇聯社會接受，但是蘇聯官方始終不接受這一稱謂，而是稱為「反社會分子」「反社會主義分子」。
一般來說，國際史學界是將1965年12月5日（12月5日是蘇聯憲法日），為了抗議蘇聯當局逮捕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埃爾，由詩人葉賽寧牽頭，在莫斯科的普希金廣場舉行示威集會，作為「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開始。因為這是自蘇聯成立以來第一次以遵守憲法為口號，以維護憲法所賦予蘇聯公民權利為宗旨的示威集會，因而也被看成「持不同政見者」的首次公開亮相。因此，也可以把1965年底看成「持不同政見者」正式出現的時間。
供職於蘇聯科學院高爾基文學研究所的作家西尼亞夫斯基從1959年開始，就以阿勃拉姆·捷爾茨的筆名，在西方發表自己的作品。另一位作家達尼埃爾，從1961年開始，以尼古拉·阿爾扎克的筆名，在西方發表諷刺史達林主義的文學作品。
1965年9月，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埃爾被逮捕。12月初，莫斯科流傳一張題為《告公民宣言書》的傳單，抗議當局逮捕他們兩人，並要求對他們兩人進行「公開審判」。《告公民宣言書》說：「這種情況破壞了憲法上規定的公民有基本寫作權利的條文……不可思議的是，作家因為寫作而成了國家的罪犯。」《告公民宣言書》相約：12月5日晚6點，在普希金廣場詩人紀念碑旁的街心花園公開集會。
12月5日傍晚，幾百名抗議者在普希金廣場公開集會。集會者打出的標語是：「請尊重蘇聯憲法」「要求法院公開審判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埃爾」。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便衣很快搶走傳單、標語，抓走20多人。事後，40餘名大學生因參加集會而被學校開除。
要求當局遵守蘇聯憲法，切實保障憲法所賦予公民的民主權利，成為勃列日涅夫當政時期「持不同政見者」的共同基本要求。以後，每年的12月5日，普希金廣場幾乎都有人舉行要求保障蘇聯憲法規定的公民民主權利的集會。
1966年2月，西尼亞夫斯基被判處7年強迫勞動；達尼埃爾被判處5年強迫勞動。他們一起被送往設在摩爾多瓦的勞改營服刑。1970年9月，達尼埃爾獲釋，並准予在莫斯科居住。西尼亞夫斯基於1971年6月獲釋，不久即移居巴黎。
「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高漲，發生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這是與蘇聯的國內外局勢有關的。「持不同政見者」的各種社團組織大多在這段時間裡成立。比較有影響的社團組織有：列寧格勒的「全俄羅斯基督教人民解放聯盟」；弗拉基米爾市的「獨立青年聯盟」；「保衛人權行動小組」；莫斯科的「七三小組」和「國際大赦小組」；由薩哈羅夫、特維爾多赫列鮑夫、查利澤三名著名物理學家倡議成立的「人權委員會」，等等。「持不同政見者」的群體也越出了知識分子的範圍，擴及蘇聯的其他一些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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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不同政見者」為了傳遞信息、交流思想、擴大影響，曾經印製過諸如《播種者》《市民會議》《社會問題》《烏克蘭通訊》等名目繁多的材料。這些材料被蘇聯當局嚴厲禁止和取締，被通稱為「私下出版物」，其中影響較大的是《時事紀事》《展望》和《政治日記》。
對這些「私下出版物」，1970年12月21日，安德羅波夫（時任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即克格勃主席——編者注）在給蘇共中央的報告中驚呼：「『私下出版物』近幾年來發生了質的變化。如果說五年前傳閱的主要是有些思想上有毛病的文藝作品，那麼現在具有政治綱領性的文件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傳播。」
「持不同政見者」雖然以民主、法治、人權、思想自由為基本訴求，但是彼此的主張也不甚相同，麥德維傑夫、薩哈羅夫、索忍尼辛等三人，可以看成「持不同政見者」的三位代表人物。
02麥德維傑夫
羅伊·麥德維傑夫生於1925年，歷史學家，曾任莫斯科教育出版社副總編輯、蘇聯教育學院職業教育研究所所長，蘇共黨員。麥德維傑夫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是正確的，但是蘇聯的史達林社會主義模式完全歪曲了馬克思主義，蘇聯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必須進行帶根本性的民主改造。
1964年，麥德維傑夫撰成《讓歷史來審判》的初稿，一部儘可能根據真實的史料研究史達林時期蘇聯政治史的史學專著。這本書稿雖然尚未正式出版，但是很快在蘇聯乃至國際社會引起強烈反響。1968年8月4日，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向蘇共中央建議：「有必要把麥德維傑夫找到蘇共中央宣傳部，就他的作品問題同他進行詳盡而認真的談話，根據談話的結果再來決定製止這部書問世的進一步措施問題。」
1969年4月，麥德維傑夫給《共產黨人》雜誌編輯部寫了一封公開信，反對為史達林恢復名譽，並把信的副本分送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及一些知識分子。不久，這封信便以小冊子的形式，冠以《應當為史達林恢復名答嗎？》的標題，在巴黎出版。為此，8月間，麥德維傑夫被開除出黨，理由是：「以批判史達林個人崇拜為藉口，對整個蘇聯人民、國家和社會制度都進行了惡毒的誹謗。」
1971年10月，警察抄了麥德維傑夫的家，理由是「麥德維傑夫牽涉到列寧圖書館圖書失竊案」。警察把麥德維傑夫的家翻了個底朝天，終於搜到一本價值為90戈比、蓋有圖書館印章的書。但是警察卻從麥德維傑夫家搜走了7大包文件和剪報資料。麥德維傑夫還因此而被開除公職。此後，麥德維傑夫的著作《讓歷史來審判》《社會主義和民主》《誰是瘋子》（與孿生哥哥若·麥德維傑夫合作）在西方正式出版。
1975年，麥德維傑夫的家再次被抄。此時，麥德維傑夫正從事《肖洛霍夫創作生涯之謎》一書的寫作。這次，麥德維傑夫堅決不許警察把正在寫作的書稿帶走，說：「這些東西憑任何標準都不能認為是『反蘇』的。」
此後，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對麥德維傑夫的迫害也加緊了，稱他為「蘇聯國家和社會制度明確反對者」，「有必要制止麥德維傑夫的犯罪活動」，「要他承擔刑事責任」，等等。麥德維傑夫的住所和日常行動，被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嚴密監控，實際上是喪失了自由。直到戈巴契夫當政後的1985年5月，才撤銷對麥德維傑夫的監控。
富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戈巴契夫時代，麥德維傑夫成了蘇共中央委員，是社會主義的堅定支持者，他繼續批判史達林主義，堅持列寧的社會主義。1989年當選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代表。「8.19事件」後蘇共被查禁，他出來組織勞動人民社會黨，是該黨的兩主席之一。
03薩哈羅夫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維奇·薩哈羅夫生於1921年，蘇聯核物理學家、蘇聯科學院院士、蘇聯實驗物理科學研究所副所長、蘇聯國家原子能委員會首席顧問。由於其對蘇聯發展核武器所作的傑出貢獻，薩哈羅夫三次獲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獲蘇聯國家獎金和列寧獎金，被譽為「蘇聯氫彈之父」。1957—1960年蘇聯接連發生核事故後，薩哈羅夫要求赫魯雪夫停止核子試爆。1961年、1962年，薩哈羅夫又接連上書赫魯雪夫，要求停止核子試爆。這一連串要求不僅被蘇共中央拒絕，還招致蘇共中央的忌恨。
勃列日涅夫上台後，薩哈羅夫激烈反對種種或明或暗的為史達林恢復名譽的做法，抗議各種形式對「人權」的侵犯。1968年5月，薩哈羅夫寫成《關於進步、和平共處和思想自由的思考》一文，闡發了他的基本主張。文章最初列印成5份，分寄包括麥德維傑夫在內的友人。文章把史達林模式社會主義、希特勒在德國建立的法西斯專政，都稱為當代的「警察專制制度」。文章說：「法西斯主義在德國存在了12年，史達林主義在蘇聯存在的時間比之要長一倍。它們有許多共同性，但也有一定的區別。這就是對偽善和蠱惑作了多得多的巧妙的掩飾，不是像希特勒那樣依靠公開的吃人的綱領，而是依靠進步的、科學的、在勞動人民中受歡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是用來欺騙工人階級和麻痹知識分子與爭奪政權的競爭者的警惕性的最方便的幌子。」此外，文章還表述了薩哈羅夫的另一重要思想，即「反對思想自由的威脅，呼喚精神生活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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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4月，薩哈羅夫寫信給勃列日涅夫，提出15條建議，以期推進蘇聯社會的民主化。西方報刊很快轉載了這封信，並稱之為「俄國知識分子的改革憲章」。以後，這封信就被稱為「薩哈羅夫憲章」。這封信在內容上雖然沒有超出《關於進步、和平共處和思想自由的思考》的範圍，由於它是以民主改革政綱的形式，向蘇共中央總書記直接提出，因而在世界及蘇聯國內所產生的影響就更為強烈。蘇共中央委員、蘇聯科學院院長凱爾迪什，蘇共中央委員、蘇共中央學校和科學部部長特拉佩茲尼科夫，為此找薩哈羅夫談話，說：「蘇聯非常需要民主化，但是必須先提高廣大居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先得讓人民吃飽！」實際上，他們是代表勃列日涅夫對薩哈羅夫的回答。
接著，薩哈羅夫又聯合另幾名物理學家，一起成立「人權委員會」。蘇共中央曾經考慮剝奪薩哈羅夫的蘇聯科學院院士。不過，蘇聯科學院院長凱爾迪什向蘇共中央表示：不能輕易地剝奪薩哈羅夫的蘇聯科學院院士，因為根據蘇聯科學院章程，授予或剝奪院士稱號需經科學院院士以無記名投票方式，經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凱爾迪什說：我不能保證能做到。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給薩哈羅夫編了個「苦行僧」的代號，予以嚴密監管。1973年9月6日，蘇共中央書記處通過了《關於薩哈羅夫院士反社會活動》的通報，向全黨的政工幹部傳達，以期儘可能地消除薩哈羅夫的社會影響。
1975年，薩哈羅夫獲諾貝爾和平獎。1976年，薩哈羅夫因為摑了一名後備役少校的耳光，被冠以「流氓罪」拘留。雖然不久即獲釋，但是被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列為「頭號人民公敵」。1980年1月22日，薩哈羅夫在上班的路上被逮捕。法庭向薩哈羅夫宣讀了將其從莫斯科驅逐到高爾基市、一個不能同外國記者接觸的城市的命令。薩哈羅夫受到高爾基市警察和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保全人員的日夜監視，實際上是被「行政流放」。直到戈巴契夫當政後的1986年12月1日，才結束對薩哈羅夫的「准監禁」。
04索忍尼辛
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索忍尼辛生於1918年。1941年6月，衛國戰爭爆發時，剛剛大學畢業的索忍尼辛應徵入伍，成為一名炮兵。由於作戰有功，很快升為連長，授大尉軍銜，並獲得兩枚獎章。1945年2月，他在與友人的通信中，議論到史達林是否執行列寧的政策問題。信被內務部的特工拆看。1945年6月7日，本是衛國戰爭英雄的索忍尼辛由此而被判處8年徒刑。在往後的8年裡，索忍尼辛蹲過各類勞改營，終於熬到1953年6月刑滿。因為他曾在思想上產生過對史達林的疑問，又被永遠流放哈薩克斯坦江布爾州的科克一傑列克村。1955年，索忍尼辛患了惡性腫瘤，在塔什乾的腫瘤防治所居然奇蹟般地被治癒。蘇共二十大以後，1957年初，索忍尼辛才得到蘇聯司法當局「無犯罪事實」的結論，恢復名譽。
在勞改營里，索忍尼辛就開始記錄自己在勞改營里的生活和感受。恢復自由以後，索忍尼辛更加勤奮地寫作。1959年，索忍尼辛完成描寫勞改營生活的小說《第一圈》和《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接著，他又通過各種關係，收集資料，著手創作《古拉格群島》《癌病房》《馬特廖娜小院》等反映勞改營生活和勞改營里的人的內心世界的長篇小說。索忍尼辛寫這些小說的初衷，可以說完全是出於人的理性的驅動。他只是想把自己在勞改營里的所見所聞真實地記錄下來，既為千百萬蒙冤受難的人鑄一座紀念碑，也向社會昭示那不為所知的、真正的人間地獄裡的人是怎樣的人。他的創作思想是建立在對人性、勞改營、史達林模式三者統一的理性思考的基礎上的。他沒有想使自己成為一名作家，甚至準備活著的時候根本看不到自己寫的書。不過，蘇聯社會客觀變化的大潮，把他推上了現實生活的風口浪尖。
1962年第11期《新世界》雜誌發表了《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詩人特瓦爾多夫斯基在代序中說：這部小說的發表，「意味著一個新的、獨特的並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進入了我們的文壇……它說明在我們今天的現實生活中，沒有什麼領域或現象不能給予真實的描寫」。小說的發表，在蘇聯社會引起了轟動。人們奔走相告，爭相購買第11期《新世界》雜誌。小說被世界上多家出版社購買翻譯權，很快被譯成英、法、德等多種文字。這樣，索忍尼辛就從一名默默無聞的勞改營倖存者，一躍而成為全蘇乃至全世界都知道的不尋常的作家。
勃列日涅夫上台後，對《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表現出不能容忍的憤怒。1966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在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關於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我們爭論了多少次，談了多少次，而他（指赫魯雪夫）卻支持所有這些勞改營文學。當然，肅清中央十月全會前10年間發生的所有錯誤需要時間，這也是對的。但是，我認為，說現在該是做些什麼，該是對具體工作部門追究責任的時候了。」勃列日涅夫的講話，成了全蘇批判索忍尼辛的動員令。不消說，索忍尼辛的作品不能在蘇聯出版了。
1968年5月，蘇黎世出版了《癌病房》的俄文版。接著，巴黎出版了《第一圈》的俄文版。這些小說的出版，在世界上引起更大的反響。1969年11月，索忍尼辛被開除出蘇聯作家協會。蘇聯文學界對索忍尼辛開展更猛烈的批判。
1970年10月8日，諾貝爾評獎委員會通過授予索忍尼辛1970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決定。頒獎詞說：「索忍尼辛的作品具有全球性的藝術魅力，這種魅力來自他對於貫穿於許多偉大前驅作品中無可比擬的俄羅斯傳統的繼承。他和他的前輩作家各以不同的藝術形式象徵性地表達自己對俄羅斯苦難的沉思和對俄羅斯母親的摯愛。」頒獎詞中的這段話，實際上正是索忍尼辛思想的核心。很多作家自發地認為諾貝爾評獎委員會的這一決定是公正的，並為索忍尼辛獲得這一榮譽而高興。但是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則千方百計阻撓和刁難索忍尼辛前往瑞典出席授獎典禮。
1973年12月，《古拉格群島》第一卷在巴黎出版。接著，第二、第三卷也連著出版。這部小說的出版及影響，更加震撼勃列日涅夫和蘇共中央。
1974年1月7日，蘇共中央政治局就如何處置索忍尼辛進行了專門討論，最後接受安德羅波夫的建議，「以行政方式將索忍尼辛驅逐出境」。1974年2月13日，索忍尼辛被押上飛機，送往國外。2月14日，蘇聯各大報都刊登關於索忍尼辛「因一貫進行與蘇聯公民身份不符的、有害於蘇聯的行動」，而被驅逐出蘇聯的消息。1974年12月10日，瑞典皇家學院為索忍尼辛單獨舉行了隆重的頒獎儀式。後來，索忍尼辛移居美國，閉門創作。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蘇聯劇變以後，1994年5月27日，索忍尼辛回到俄羅斯，在莫斯科定居，直至2008年去世。
05「持不同政見者」的消失
勃列日涅夫和蘇共中央認為「持不同政見者」不是思想觀念問題，而是「在意識形態領域裡進行顛覆活動」，是「帝國主義的幫凶」「准間諜」。因此，「持不同政見者」被勃列日涅夫認定為「刑事罪犯」。勃列日涅夫說：「在我國並不禁止與眾不同的觀點，也不禁止對公共生活的各個領域進行批評。但是對於一小撮背離了我們的社會，竭力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人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他們進行反蘇活動，違背了法律，因而在國內得不到支持，於是轉而尋求國外的支持，乞援於帝國主義的顛覆中心——煽動和情報中心。我國人民要求把這樣的活動家——如果可以用這個字眼來稱呼他們的話——當作反社會主義分子，當作反對自己祖國的敵人，當作帝國主義的幫凶，即使他們不是真正的特務。很自然，我們已經並且還要繼續依法採取一切手段和他們作鬥爭。」
為了加大對「持不同政見者」鎮壓的力度，1967年初，在原俄羅斯聯邦刑法第70條的基礎上，增補第9章關於反社會秩序罪，專門針對進行「思想顛覆」的「國事罪罪犯」。這類「罪犯」，或被關進特種勞改營，或被送進「精神病院」，或被「褫奪蘇聯國籍」驅逐出境。
經過嚴厲鎮壓，到1982年前後，「持不同政見者」基本上已經沒有聲音了。
【作者簡介】葉書宗，1936年生，浙江天台人。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導。曾任上海師大歷史系主任，長江文化研究所所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著有《蘇聯的革命與建設》《蘇聯興亡史》（合作）《回眸「布拉格之春」》《俄國社會主義實踐研究》等書八部，發表有關蘇聯歷史論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