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奉孝，1936年生人。1954年考入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1957年因組織"百花學社"被打成右派，後被判刑十五年。1980年平反，1984年右派問題改正。平反後在內蒙古和山東濰坊教中學、大學，被評為高級教師和副教授。1988年應邀去中科院成都分院從事教育軟體開發。2002年正式退休。2025年1月22日逝世，享年90歲。
長篇回憶錄選登
寫在前面：驚聞北京大學知名右派、數力系54級陳奉孝先生，於2025年1月22日逝世，享年90歲。本號轉載作者長篇回憶文章《夢斷未名湖》部分章節，以志追思。
第一章
被捕前後
01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我斷定號召人們"幫助共產黨整風"的運動恐怕要轉向了。後來各大報紙連篇累牘地發表批判右派的文章，特別是到了7月份，對右派的批判變成了圍攻，實際上已剝奪了右派的發言權。右派陣營迅速土崩瓦解，絕大多數"右派分子"紛紛舉起了白旗，表示"向人民低頭認罪"，大會小會作檢查，違心地承認了自己的"罪行"，給自己扣上了各種各樣的大帽子，而且互相搞起了檢舉揭發，為了自己能過關，不惜出賣朋友。看到這種情況，我感到非常心灰意冷。
作為一個青年學生，我實在不理解這是為什麼。我想到外部世界去看看。那時候要想通過合法手續出國，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在國外又沒有任何親友，要想出國只能採取非法的辦法。我首先想到的是爭取外國駐華使館的幫助，於是我先去了印度大使館。大使館門口有中國警察把門並設有崗樓，任何一個普通的中國老百姓想進外國使館，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不僅人進不去，就是向大使館打電話也不可能，因為電話必須通過門口的崗樓往裡轉，一個中國的普通老百姓給大使館打電話，他根本不會給你往裡轉。
幸虧我的行動是在8月份，當時還沒有下令抓人，後來就不行了。如果你往外國使館打電話，不等你放下電話，警察就來了，我想可能是因為已有不少人想像我一樣，企圖尋求外國使館的幫助，被當局發覺了。我被捕後遇到了兩個人，一個是人民大學的何鐵生，另一個是北師大的陸正，他們兩個都是因為往外國大使館打電話而被捕的。何鐵生被判15年，陸正被判12年。後來陸正在興凱湖勞改農場四分場一中隊還跟我在一起勞改過，1960年他瘋了。
我又去了英國代辦處，情況跟印度駐華使館一樣，同樣進不去。我把這一情況告訴了賀永增，他說，你不妨到南斯拉夫大使館試試，並告訴我，南斯拉夫大使館在後圓恩寺，不在東郊民巷（那時候大部分外國駐華使館都在東郊民巷）。賀是老北京人，對北京的情況很熟悉，一般人根本不知道南斯拉夫大使館在哪裡，甚至連後圓恩寺這條胡同在哪裡也不知道。我按照他告訴我的路線去了後圓恩寺。這是一條小胡同，兩輛汽車如果相向而行，剛剛能錯開車。使館門前同樣有中國警察把門並設有崗樓。要想從大門進去看來是不可能了，但我發現離使館門口約三十米左右的拐彎處，有一棵大槐樹離使館外牆很近，於是我就爬樹翻牆進了大使館。
一位大使館的工作人員發現了我，他看到我戴著北京大學的校徽，用中國話問我："你要幹什麼？你為什麼不從大門進來，爬牆進來是犯法的！"我回答說："我是北京大學的學生，要請求大使館的幫助，我知道爬牆進來是錯誤的，但從大門是進不來的，中國警察不允許。"於是他把我領進了一間辦公室並叫來了一位官員（可能是大使館的秘書），我對他說："我是北京大學的右派，可能要被捕，我請求貴國大使館的幫助，把我送到貴國或英國去。"
他看了我的學生證後對我說："我從報紙上看到過你的名字，但是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將你送出去。"我說："能不能將我裝進一隻大木箱裡，作為外交人員的行李運出去？"他笑了，問我："你怎麼會想到這種辦法？"我說："最近看了一部電影叫《逃亡者》，二戰期間，北歐國家的一些反抗德國法西斯統治的民主人士，就是用這種辦法瞞過了希特勒黨衛隊的眼睛，上了輪船，最後到了盟國去的。"他笑了，說："你太天真了！"
的確，我當時是太天真了，對於國際關係中的複雜性一點也不懂，他們是不會因為幫助像我這樣一個沒有什麼政治影響力的青年學生去擔一定的外交風險的。不過他說："我可以用我們使館的車把你送出去，如果你自己從使館大門走出去，那太危險了！"最後他用使館的車把我和一個南斯拉夫的留學生一起送了出來，到北京動物園門口我就下了車。因為如果我同那位南斯拉夫留學生一起回北大的話，肯定會被人發現的。
我為什麼想到南斯拉夫或英國去呢？史達林把狄托開除出共產國際（第三國際）以後，一直罵狄托是共產黨的叛徒，中國共產黨當然也跟著蘇聯老大哥學，罵狄托是叛徒。可是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了反史達林的秘密報告以後，蘇聯和南斯拉夫的關係開始修好，中國自然也跟著蘇聯走，開始修好中南關係。報紙上介紹了不少當前南斯拉夫的政治經濟情況，說南斯拉夫也是社會主義國家，工礦企業都有"工人委員會"實行工人自治，工礦企業的領導人都由工人民主選舉產生。當時我想，這樣的社會主義可能比蘇聯式個人獨裁的社會主義要好，既實行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消滅了剝削，人民又享有真正的民主權利，這可能是一種理想的社會制度。
說實在話，我一點也不嚮往人剝削人的資本主義。對國民黨政權，我更沒有好感，因為我也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人，那時雖然年齡還小，但對國民黨統治時期的腐敗與黑暗也知道一些。我嚮往的是社會公正。新中國成立後，連續搞了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鎮反、三反五反、肅反等運動。這些運動雖然絲毫沒有牽連到我和我的家庭，但我中學時代的同學的家長和老師有不少都受到了迫害。還有，那時的黨員，總好像高人一等，老師都不敢批評黨員學生，黨群關係一點也不好，往往是大家在一起聊天，見到一個黨員來了，大家都不說話了。這種社會現象，在我一個青少年的心靈上一直蒙上了一層陰影。
我為什麼也想去英國呢？據說英國是一個學術、思想最自由的國家。當年馬克思不是在大英博物館裡學習研究，最後創立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學說嗎？英國當局並沒有禁止和迫害他。現在回想起來，這些想法實際上一方面反映了一個青年人對一個理想社會的追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自己的天真和知識的貧乏。
02
我從小就有點野性，這可能與我從10歲左右就開始獨立生活有關。看來要想通過合法的辦法出國是不可能了，我就開始籌劃逃跑。反右運動變得激烈以後，流傳著一種說法，國外有一個"大陸知識分子、知識青年援救會"，這一組織在東京、香港、倫敦等世界各大城市都有辦事處，它可以向從大陸逃出去的知識分子、知識青年提供援助。逃出去的右派學生如果想繼續讀書，它也可以提供幫助。這一消息是北京石油學院的周樂甫（現改名周振禮）先生告訴我的。後來被捕以後才知道，那不過是台灣國民黨搞的一個特務組織，企圖網羅從大陸逃出去的人，這與我想出國的目的完全不一樣。我也幸虧沒有逃出去投奔這個組織，不然的話，我就真成了叛國罪犯了。怎麼逃呢？一開始我想向香港方面逃，可是有兩個條件不允許：第一，我身上沒有多少錢了，現有的錢連買一張到廣州的火車票都不夠了，何況這兩天我還要吃飯；第二，我對南方的地理情況一點也不熟悉，也不懂廣東話，因此只好放棄。
正好那時塘沽新港開闢不久，每天有外國船進出港口，我想我可以採取兩個辦法上外國船。一個辦法是我可以找機會混進去，再一個辦法就是我可以下海游到外國船上去。那時我國規定的海岸線是十二海里，我會游泳，如果再買一個救生圈帶上，我想十二海里游過去不成問題。於是我就偷偷買了一個學游泳用的救生圈，並把一些油印的大字報和學生證用蠟紙包好帶在身上，準備到時候下海游泳。9月份北京的天氣已經涼了，我身上只有一套單衣，為了辦《廣場》我把自己的除書以外的全部東西都賣了。劉奇弟給了我一件線衣穿。
9月16日上午大約10點左右，我去了譚天榮的宿舍，那時宿舍只剩下他一個人了，他的床鋪周圍貼滿了批判他的小字報和紙條，有些是帶有侮辱性的。我把要逃跑的打算告訴了他，他還替我擔心說："這樣太危險了！"我說："沒有辦法，只有這一條路了，不然的話，我們早晚都要被捕！"他沒有再表示反對的意見。最後我把剩下的幾元錢菜票給了他，他那時的經濟情況比我還困難，每天吃的是米飯泡醬油，因為小飯廳的醬油是不要錢的。
我從譚天榮的宿舍出來往南校門走去，有一個細高挑戴眼鏡、大約三十歲左右的人總跟著我，離我二三十米遠。其實我早就知道我被盯上了，十多天前賀永增就告訴了我這一情況，我也早就發現學校里突然增加了一些新面孔，有的戴著教職工的紅牌校徽，有的戴著學生的白牌校徽。賀告訴我說，這是北京市警局派下來的人，專門盯右派中的活躍分子的。我也沒有細問他是怎麼知道的，反正我斷定我被捕是早晚的事。為了甩掉他，我先乘32路（即現在的332路）公共汽車到了北京動物園，可是他盯得很緊，我左轉右轉總甩不掉他。我從動物園出來就乘101無軌電車直奔前門車站，他也跟我上了同一輛車。我買了一張去天津的火車票上了火車，他也上了火車，而且跟我在同一個車廂里，相距三四排座位，我心裡有點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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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天津東站我下了火車，出了站就向對面一個飯館跑去，他不好意思跑，就大步往前趕。我進了飯館瞧著他快趕過來了，我就從旁門出去又跑向了火車站，這時正好有一輛從北京開往塘沽方向的車過來，沒有買票我就擠了上去。50年代，東北是中國的工業基地，由北京開往東北的火車每隔15分鐘就有一趟，我慶幸這回真的把他甩掉了。
火車到塘沽大約晚上八點左右，那天正好全塘沽停電。我找一個小飯館吃了一碗麵條，又問了飯館服務員碼頭的方向，就直奔碼頭而去。我在碼頭上轉了好幾個鐘頭，主要是想看看靠岸的船當中有沒有外國船，轉了半天也沒有發現，晚上沒有電也看不清。再往遠處看，的確有燈光在遊動，我想那可能是遊動的船，除了看見遊動的燈光外，究竟是什麼樣的船，掛的什麼國旗，根本看不見，這時我猶豫了。回去吧，我不甘心，但眼下情況如果下海向外游的話，實在太危險了，因此我就在碼頭上來回地走，走累了我想找個地方坐下來休息一下。
正好前面不遠處有一個很大的帳篷，好像蓋著什麼東西，外面用一些大石頭壓著，大概是怕風颳起來，於是我就向那個方向走去。走到帳篷跟前，剛想坐下，不知從什麼地方竄出兩個人來，一下就把我扭住了。我掙扎著問他們要幹什麼？他們說："我們注意你半天了！"我又問："我究竟幹什麼了，你們抓我？"他們說："到派出所再說！"
就這樣他們把我扭送到了不遠處的派出所。出來一個像頭頭模樣的人，他們指著我向那個頭頭說："這傢伙在碼頭上轉悠了半宿了，不知想幹什麼！"那個頭頭接過話來就問我："黑燈瞎火你在碼頭上轉悠什麼？"我說："不幹什麼，看看大海。"他嘿嘿冷笑了兩聲說："黑燈瞎火，半夜三更的你看什麼大海！？"接著又下令："搜他身上！"在碼頭上那兩個傢伙抓我時，因為沒有燈光，他們看不清我身上帶著什麼，可是這回到了煤氣燈底下，就看得很清楚了。因為我腰裡繫著用蠟紙包好的一些油印的大字報，還有一份《廣場》、學生證和一個沒有吹氣的救生圈，鼓鼓囊囊的，這下壞了！他搜出我的東西和學生證一看笑了，說道："你不是個小偷，原來你就是報紙上登的北京大學右派反動小集團'百花學社'的骨幹分子陳奉孝啊！"（那時還沒有將"百花學社"稱為反革命集團）
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夜裡沒有電，我在碼頭上轉悠，那裡有許多露天倉庫，他們可能是懷疑我打算偷東西或搞什麼破壞才抓我的，結果卻抓了北京大學的一個右派骨幹分子，對他們來講，這比抓一個小偷之類的當然收穫要大得多。那個頭頭馬上拿起電話跟塘沽警局通了話，不一會來了一輛吉普車，從上面下來一個人，拿著一張逮捕證（我估計可能是現用打字機打的）叫我簽字，我不簽，那個人說："你不簽字就是拒捕，要加重罪行！"我也沒有理他，我知道現在說什麼話都毫無意義了。他們給我戴上手銬，塞進了吉普車裡，裡面早已坐著一個人，正是跟蹤我的那條"尾巴"。
因為夜深人靜，吉普車開得飛快，大約在夜裡兩點鐘左右，吉普車開進了北京市草嵐子看守所。
第三章
宣判
01
4月底結的案，結案後不到一星期就押送到了自新路北京監獄看守所K字樓，等待判決。所謂K字樓，據說是國際上通用的標誌，如果遇到戰爭，在飛機轟炸時，看到K字形狀的樓就知道是關押犯人的地方，飛機就不轟炸，這跟醫院的紅十字標誌差不多。在這裡犯人從事粘紙盒、納鞋底、折書頁等勞動，伙食跟草嵐子看守所一樣，上午兩個小窩窩頭，下午兩個小窩窩頭。不過有一點比較好，犯人有錢的話可以登記買東西（犯人的錢、貴重物品如手錶之類，統統由管理員統一保管，不允許犯人帶在身上，防止逃跑時作為路費）。我還有一塊多錢，就買了一瓶醬油和幾塊腐乳。在這裡一共待了十幾天，在這期間，我親眼見到有些犯人不服判決上訴，結果都被加了刑。
大約在我到K字樓七八天後，管理員叫我的名字，我應聲出來，他領我下樓到院子裡，一輛囚車早停在那裡，他這才告訴我是去法院接起訴書。我一上車發現張元勛、賀永增、趙清、林樹國、譚金水都在上面，這時我才明白所謂的"反革命小集團"的成員就是指的這六個人。管理員不許我們說話。到了法院不久即開庭，北京市中級人民檢察院的一位檢察員向我們宣讀了起訴書。
聽了檢察員宣讀的起訴書，我思想壓力很大。因為已經認定了我們的目的是"企圖顛覆我人民民主政權"，而且我是這個"反革命集團"的首犯。回去後我又仔細地看了起訴書，就起訴書的內容來說，跟我在草嵐子看守所預審時交代的主要內容差不多，根據當時我國的憲法來衡量，這些根本構不成犯罪，而且內容十分混亂，究竟誰算是"反革命集團"的成員你都說不清楚。譬如說，起訴書的前面說顧文選是"反革命集團"的成員，後面又變成了張元勛；還說我介紹張元勛和李亞白參加了以我為首的"反革命集團"，但後來判刑時又把李亞白的名字去掉了，這真讓人有點莫名其妙。有些內容是任意捏造的。譬如說譚金水和劉奇弟"研究打入兵工廠，企圖奪取武裝……"，這是他們兩人的問題，怎麼拿到這個"集團"里來起訴呢？再說，如果真有這麼回事，那可是不得了的問題。"企圖奪取武裝"非殺頭不可！而最後判刑時，譚金水卻是教育釋放，要知道，判刑時我們既沒有要什麼律師，也沒有為自己辯護。不錯，譚金水是坦白檢舉"有功"，但如果他真的和劉奇弟研究過什麼"打入兵工廠，奪取武裝"的話，他們二人恐怕都要被槍斃，政府再寬大，也不會將譚金水教育釋放！
在我拿到起訴書後的兩三天，《人民日報》連續刊登了對當時全國兩個典型案件的處理報導，看守所的廣播喇叭也大聲廣播了處理情況（目的是為了給犯人施加壓力）。一件是武漢市漢陽中學的校長王建國、教導主任楊煥堯因帶領學生上街遊行並衝擊縣委、縣政府，結果被槍斃了，還有一名學生被判15年。另一件是北京醫學院的一名學生因被開除學籍對北醫的黨委書記曲正不滿，自製了一枚土炸彈，企圖炸死曲正。可曲正沒炸著（當晚曲正沒在宿舍里），他卻被槍斃了。同時《人民日報》還登了"匈牙利事件"的"罪魁禍首"，當時的匈牙利總理納吉也被處死的消息。
結合國內外這些典型案件的處理，特別是漢陽中學案件的處理，我分析北大當時在整風期間"向党進攻"是打了頭陣的，而"百花學社"又是被毛澤東點了名的，現在既然被定為"反革命集團"，處理肯定輕不了，我又被認定為"首犯"，弄不好會被判死刑，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我考慮最多的是我的父親和比我大五歲的姐姐。我從小沒有了母親，兄弟姐妹五人我最小，母親去世時我父親才50幾歲，為了我他沒有再娶。我在中學讀書時不僅是全校的學習尖子，也是整個濰坊市的學習尖子，這一點當年的同學和仍健在的老師都知道。在我考上大學之前，我住的老家濰坊市撞鐘院前街沒有一個大學生，而我卻考上了名牌大學北大，父親對我的期望是很大的，親友和街坊鄰居都對我另眼看待。現在我成了"反革命"，不久有可能被槍斃，我怕父親他老人家受不了這樣的打擊。我姐姐也是一樣，母親死後，姐姐像母親一樣照顧我長大，為了能讓我繼續讀書，她提前參加了工作，他們為我的付出，我是無法報答的，我思想非常苦悶。我寫了好幾封信，但因為還沒有判刑，不知道結果，也不敢發出。
02
宣判的那一天終於到了。臨走前我把剩下的幾塊腐乳都吃了，因為我估計我可能回不來了。當時的情況是，一個犯人一旦被判了死刑，立刻就給砸上腳鐐，戴上手銬，回來關進像棺材一樣的死刑號里，等待召開公判大會，通過鎮壓敵人教育群眾。但是到了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我在一間小屋子裡關了兩三個小時才被叫出去宣判，這兩三個小時簡直把我渴壞了。為什麼等這麼長的時間呢？因為1958年抓起來的人太多了，宣判也要排號。
宣判是在一間地下室進行的，除了檢察院的公訴人和法官外，還有《北京日報》的一名記者，此外再沒有別人，記者還給我們照了相。判決書的內容與起訴書的內容幾乎一字不差，宣判的結果是首犯陳奉孝判處有期徒刑15年，刑滿釋放後剝奪政治權利5年，主犯張元勛判刑8年，刑滿釋放後剝奪政治權利3年，賀永增判刑5年，刑滿釋放後剝奪政治權利2年，趙清、林樹國各判處4年，刑滿釋放後剝奪政治權利2年，譚金水因能主動坦白交待並檢舉他人，有立功表現，教育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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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人恐怕不知道"教育釋放"是什麼意思，它跟"無罪釋放"有什麼區別，實際上區別大得很。所謂"教育釋放"，就是說你仍然有罪，不過罪行較輕並有檢舉立功表現因而從輕處理罷了，這大概就是所謂的"坦白從寬"吧。"無罪釋放"那是司法機關承認抓錯了人才放的。放了以後要到本人所在單位恢復名譽並恢復原工作，沒有工作的要給予適當的安置。可是在那個年代根本就沒有"無罪釋放"這回事。警局明明知道抓錯了人，可總要千方百計找你點小毛病，實在找不著，還會說你態度不好。請想想看，一個人明明知道自己被抓錯了，他態度能好嗎？最後放你時還要教訓你一頓，這就是所謂"有錯抓，沒有錯放"，"抓不著鬍子揪眉毛"。
宣判完了還問我們上不上訴，我們六人都回答說不上訴。也許有人要問，你既然不承認自己有罪，判你15年的重刑，你怎麼不上訴呢？要知道，正像我前面說過的，在1958年，上訴是毫無意義的，上訴的結果只能加刑，不能減刑。上訴不是自討苦吃嗎？
宣判後我有兩種突出的感覺。第一是"高興"，甚至是有點"喜出望外"，因為臨去前我估計有可能被判死刑，但實際只判了15年。當時我想，我雖不能像舊小說里所描寫的，有些綠林人物臨死前說的豪言壯語"20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但我畢竟只有22歲，15年後出來不過37歲，還是正當年，還能有所作為。
後來的勞改生涯徹底粉碎了我的幻想，事實上如果不是粉碎"四人幫"後，對當年的右派實行了摘帽、改正、平反的政策，我是一輩子也出不了勞改隊的。
那麼是什麼原因我（應該說是我們）能受此"寬大處理"呢？後來我琢磨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恐怕是得益於毛澤東定下的對右派"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政策。第二個原因可能是因為"百花學社"是有了一定名氣的，被毛澤東親自點了名，不僅中國的報紙登過，香港、台灣和外國的報紙都登過。當時處理政治案件一貫遵循這樣一條原則：越是出了名的處理得越輕。勞改當中我就遇到過不少右派學生，要論他們的"罪行"，比我的"罪行"要輕得多，但判刑都比我重。
我的第二個感覺是吃驚和氣憤。到今天我才知道，原來是譚金水把我們出賣了！這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怪不得在草嵐子看守所預審時，有些問題我不想談，可審訊員卻一再提醒我。原來早就有人作了交代和檢舉揭發。起初我還懷疑是×××，原來是譚金水！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要論"罪行"，譚金水並不比我輕，因為他也跟我一樣，當年主要是在北大各系的右派之間搞串聯，搞"組織活動"，而且是最積極的一個。我雖然是"百花學社"的"秘書長"，但許多主意都是他出的，結果他為了爭取寬大處理，卻把我們都出賣了。我能不恨他嗎？由此我聯想到報紙上登的那些社會上的大右派紛紛在報紙上作檢討並揭發別人情景，我想，中國的知識分子多半都是"軟骨頭"，是不可靠的。在預審期間我還儘量為譚金水和賀永增等人開脫，想不到他譚金水卻出賣了大家，我還被蒙在鼓裡！氣憤之後我感到灰心。
當然，我現在早已經想開了，平反後，凡是問起過我的遭遇的同學和朋友，我都對他們說過："對於過去，我誰也不恨，包括在勞改隊裡給我上刑、往死里整我的人，我也不恨。恨他們又有什麼意義呢？那是一個時代的錯誤，糾纏個人恩怨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以上這段話不少人都可以為我作證。至於譚金水，今天我更沒有必要恨他，為當年的事耿耿於懷。我想當年他也是出於不得已，"螻蟻尚且貪生，為人豈不惜命"。
從判刑到現在，我再也沒有見到過他，包括1979年到北大落實政策和北大的百年校慶，我都沒有見到過他，說實在話，我倒真想見見他。如果他現在不願見我，心中還有某些內疚的話，我倒想勸他把過去的事忘掉，因為我們畢竟還是北大的同學，而且還曾經是"一個戰壕里的戰友"呢。
第四章
監獄
01
判刑後大約十幾天，我就被調到了北京監獄的"翻譯組"。中國的監獄、勞改隊實際上是中國社會的縮影，這裡面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上至國民黨的高級將領、黨內犯了錯誤的幹部，下至流氓小偷、地痞無賴，其中有具有真才實學掌握各種科學技術的知識分子，也有靠賣狗皮膏藥為生的所謂"理論家"和人格低下的文人，有被冤枉的好人，也有罪有應得、貨真價實的罪犯，各色人物應有盡有。它可稱為是一個藏龍臥虎之地，也可稱為是一個各色人等的大雜燴。最近又增加了一批由右派升級而成的"現行反革命"，真可說是樣樣齊全了。翻譯組當然是清一色的知識分子，其中絕大多數是"歷反"，少數幾個是"現反"，刑期都很長，其中無期、死緩的占多數。
在一般犯人眼裡，翻譯組的犯人是"高等犯人"，因為這些人不用參加體力勞動，豈不知這些人是被嚴格監管的，因為這些人都屬於"階級敵人"的行列。至於我為什麼被調到翻譯組去呢？我猜想可能有如下兩個原因。第一，我懂點外語。我雖然不是外語專業的，但在北大讀書時我曾翻譯過兩本數學書，其中一本當時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已經答應給我出版，譯稿也已寄去，但因我被打成右派，書沒有出來。另一本譯完了還沒等交出版社，反右就開始了，我被捕後譯稿不知下落。最近我才聽張景中告訴我，我被捕後，這本書的譯稿他曾為我保存過一段時間，後來他也被送去勞教，輾轉二十多年，早弄丟了。不僅如此，因為我還參加過赫魯雪夫秘密報告的翻譯（這是我的"罪行"之一），所以也把我調進了翻譯組。第二，翻譯組雖然不參加勞動，但實際上是被嚴格監管的，所以把我調到這裡來。其他原因我就猜不出了。翻譯組的任務是翻譯一些資料，當然譯者的名字是不能出現的。我在這裡謄寫、校稿都幹過，時間都不長，因為我在北京監獄總共不過兩個來月的時間，由於我一直不承認自己有罪，就把我從這個不參加體力勞動的"優越環境"調到通州監獄去了。
在北京監獄時間雖短，卻認識了兩個特殊犯人，一個叫王德，另一個叫孫得高。
王德是北京市順義縣人，抗美援朝時當過志願軍，轉業後因流氓打架被判刑三年，在北京監獄襪廠勞改。北京監獄襪廠是我國最早生產尼龍產品的地方，我國的第一雙尼龍襪子就是北京監獄襪廠生產的，當時社會上一般見不到，主要出口到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北京監獄關的大部分是被判15年以上的重刑犯，少部分是輕刑犯，而且這些輕刑犯都是刑事犯，按當時管教人員的說法，是屬於"人民內部"的犯罪人員。毛澤東說過"人民犯了法也要進班房，也有死刑，但這與對階級敵人實行的專政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問題"。像小偷、流氓、貪污犯等都屬於"人民內部"的犯罪之列，被看作是"自己人"。監獄襪廠的勞動分白班和夜班，重刑犯上白班，看管很嚴；輕刑犯上夜班，看管較松。那時北京監獄被稱作是"模範監獄"，常有外國人去參觀。
1956年有一天，犯人王德不知從哪裡打聽到明天有外國人來參觀，他利用上夜班的機會將一個窩窩頭拿回了宿舍去，他也不睡覺，在監舍里趴在窗子上瞧著外面的動靜。果然快到開飯的時候來了許多外國人，由典獄長領著往犯人食堂走，這時這位王德老兄穿著一個小褲叉，披著一件勞改棉襖，手裡舉著一個窩窩頭就往外國人群里跑，一邊跑一邊喊："你們看看吶，你們來參觀時他們（指監獄管理人員）給我們（犯人）吃好的，你們走了我們吃的是窩窩頭白菜湯！"跟隨這幫外國人的中國保全人員和監獄的管理人員上來攔他，但當著外賓的面又不好把他怎麼樣，許多外賓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當然他們自己也有翻譯，事後不會不清楚）。一位監獄的管理人員還對外賓說："這個人是個瘋子！"這下可好，等外國人走了，立刻給他砸上腳鐐、戴上手銬塞進了小號。三天後就開全體犯人大會宣布加刑15年，罪名由流氓打架變成了"現行反革命"。要知道，這是在1956年，這一年是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政治氣氛最寬鬆的一年，對犯人的判刑也是最輕的一年，這件事要是發生在1957年以後，非槍斃不可。另外也因為王德畢竟是當過志願軍，原犯罪是流氓打架，屬"自己人"範圍，如果一個"反革命"犯再來這麼一下，即使在1956年，腦袋也得搬家。後來王德跟我一起調到了興凱湖勞改農場四分場。
北京監獄是中國的模範監獄，犯人的食宿條件比其它地方的勞改單位要好得多，對犯人的管理方式比其它勞改單位也文明得多，即使這樣，這裡面也是充滿著假象。頭一天接到通知，明天外賓要來參觀，那好，一個下午停產打掃衛生，車間、食堂、宿舍被打掃得於乾淨淨，犯人每人發一條新毛巾、新床單，被褥疊得整整齊齊，食堂開飯時是四菜一湯、大饅頭，十人一桌。這樣的勞動、生活環境比一般的工廠、學校要好得多，外國人走了呢？就完全不是那回事了。
另一個人叫孫得高，山東萊陽人，父母在抗日戰爭期間參加過膠東遊擊隊，後來被日本人殺害了。解放後他參加了海軍，是海軍少尉。50年代初共產黨大力號召學習蘇聯老大哥，跳舞是蘇聯人的主要娛樂活動之一，於是我國的機關、工廠、學校、部隊等每個星期六晚上都舉辦舞會。孫德高迷上了跳舞並在舞會上交了個女朋友。交女朋友是要花錢的，他掙的那點軍餉不夠花，就向戰友借，但借了又沒有錢還人家，人家多次問他要，他還不出。有一次一位借給他錢的戰友當著他女朋友的面問他要錢，他覺得這傷了他的面子，結果把人家打了，於是被關了禁閉。他又把禁閉室給砸了，並打了看禁閉室的戰士。本來關7天禁閉就算了，這下可好，被軍事法院依破壞軍紀罪判刑3年。他更火了，繼續胡鬧，又被加刑到7年並轉到地方，進了北京監獄。這下他更灰心了，女朋友也吹了，自己的父母為革命獻出了生命，而今天為這麼點小事就判7年徒刑，這輩子算完了。於是便破罐子破摔，頂撞幹部、抗拒勞動、罵典獄長，又被加刑到15年。他乾脆就豁出來了，越鬧越厲害，典獄長找他談話，他打了典獄長一個嘴巴。這還了得！犯人打管教幹部那是犯死罪的，要是換一個沒有像他這樣的家庭出身背景的犯人，動手打管教幹部，非槍斃不可。但考慮到他畢竟是烈士遺孤，原罪也較輕，又不是反革命這樣的階級敵人，因此對他寬大處理，加刑到死緩，塞進了小號，一關就是三個月。在小號里每天給他三兩八錢的苞米麵窩頭（或稀粥）吃。"三兩八"是什麼意思呢？聽一些早進監的犯人說（管教幹部也透露過）是一位法醫研究出來的，一個人只要不幹活，躺著不動，每天吃三兩七錢五的苞米麵就餓不死，四捨五入成了"三兩八"，這也算是"人道主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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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社會上的人都吃不飽，勞改隊犯人的生活能好嗎？犯人當中又有犯了錯誤的"犯人中的犯人"，被關起來不勞動，還能讓你享受跟一般犯人一樣的待遇？於是便決定只給"三兩八"吃。說來也奇怪，有人被關小號最長達一年多之久，竟然沒有餓死！我本人在興凱湖勞改農場就被關過好幾個月也沒有被餓死。這位發明"三兩八"的法醫真應該得"諾貝爾生物獎"！但這種長期飢餓的滋味可真難熬呵。上刑只是皮肉之苦，是短時間的，而這種飢餓卻是長時間的。凡是1959年到1961年在北京勞改單位被關過小號的犯人，一提起"三兩八"沒有不害怕的。孫得高被關了三個月實在受不了啦，要求跟典獄長談話，典獄長問他："怎麼樣，孫得高，你想談什麼？你服不服？"他說；"報告典獄長（犯人跟幹部談話，前面必須加'報告'兩個字，過去孫得高從來沒喊過報告），我服了！在敵人的機槍面前我沒有低過頭，現在我餓怕了，我服了，我低頭認罪。"典獄長笑了，把他放了出來，這回可真地成了皮包骨頭了。後來孫得高也到了興凱湖勞改農場並且跟我在一個中隊。我們在一個中隊呆了4年多，後來他被調走了。
02
大約在1958年8月份，我被調到了北京市通州監獄。通州監獄前後換了好幾個名字，我被調去時叫"通縣新生鞋廠"，因為犯人以生產手工納底的布鞋為主，另外還生產擦屁股用的豆紙（就是草紙，北京人叫豆紙，現在生活提高了，這種東西早就不見了），後來又改名為"新生造紙廠""新生小五金廠"等等。那時凡是帶著"新生"兩個字的單位都是監獄或勞改單位。
通州監獄有男犯人也有女犯人，男、女犯人分兩個院關押。監獄共有納（鞋）底、鞝鞋、制幫、造紙四個車間，女犯都在納底車間和鞝鞋車間，男犯人多半在造紙車間，老弱病殘在制幫車間。男、女犯人嚴禁互相串監，這條紀律非常嚴，如有違犯，輕者戴手銬腳鐐關小號，重者加刑。女犯人幹活的車間與男犯人幹活的車間隔著一個很寬的院子，讓你搞搞什麼"眉目傳情"之類活動也不可能。全監獄只有一個叫李文成的男犯人被允許到女車間去，因為他是個電工，不管哪個車間的電燈壞了他都要去修理。有一天正好是大禮拜休息，他到鍋爐房去修線路，燒鍋爐的是個女犯，兩人在一張破床上搞起名堂來了，正搞著聽到外面"咯登咯登"走路的聲音，那個女犯人說："壞了！管教來了！"嚇得李文成光著屁股抱著衣服就鑽了床底。這位女管教可能是閒得悶得慌了，找這位燒鍋爐的女犯人對她進行"思想教育"，實際是閒聊，一坐就是兩個多鐘頭，李文成在床底下大氣不敢出，憋壞了。說起這位女管教，她的形象大概跟《水滸傳》裡的孫二娘差不多，滿臉橫肉，從來沒見她笑過，非常厲害，犯人沒有不怕她的。
這幾個車間當中制幫車間和造紙車間是最髒的。制幫的過程是：從垃圾箱裡撿來破布，用水洗洗，然後用糨糊一層層粘起來，最後粘上一層好布，涼干後做鞋邦用。那些破布上屎、尿、血跡等什麼髒東西都有，因為這項勞動比較輕，因此多由一些老、弱、病、殘的犯人來干。
造紙車間更髒，原料都是撿來的爛紙，裡面擦屁股紙、婦女的月經紙都有，在一個大池子裡用火鹼水泡爛，再用清水洗洗，打成紙漿，犯人用抄紙的帘子一張張抄出來。我調進來登記完了（犯人每調換一個單位都要登記姓名、年齡、案由、家庭出身、文化程度等等，這是慣例），就分到造紙車間。一進車間我就想吐，這裡完全是原始勞動，條件比起北京監獄來差得太多了。每個犯人都有勞動定額，完不成定額要受到懲罰，輕的批評教育，重的要關禁閉、記過，如果認為你是"消極怠工"，會依"抗拒勞動"的罪名被加刑。另外還有管生產的幹部和犯人質量檢查員，如果檢查到你的產品質量不合格，像上面寫的一樣，輕者批評教育，重者關禁閉、記過，如果經檢查多次不合格，會依破壞生產的罪名被加刑。每年都召開犯人獎懲大會，在大會上每次都有犯人因"抗拒改造"、"破壞生產"的罪名被加刑的。也有受減刑的，這多半是那些家庭出身好、勞改期間能"積極靠攏政府"（即經常向幹部打小報告）的刑事犯，"現反"受到減刑的幾乎一個沒有。
03
我來的當天就惹了一個大麻煩。犯人晚上睡覺的監號是上鎖的，每晚都有值夜班的幹部巡迴檢查。這天夜裡大約十二點左右，監號的門突然被打開，一位管教幹部拿著手電筒（其實監號里的電燈是不允許關的，主要是黑夜裡怕犯人搞什麼名堂）滿屋裡一照，問："哪個是新來的犯人陳奉孝？"我馬上從被窩裡爬起來答道"報告管教，是我！"他命令："穿上衣服出來！"我趕快穿好衣服出來，心想半夜三更叫我出來幹什麼呢？我剛來半天，又沒犯什麼錯誤，更不可能是調動，我一邊走一邊琢磨。
他把我領到管教科，我喊報告進去。像審判台一樣，有一個看來是個頭頭樣的幹部（後來我知道他就是管教科的隋科長）在桌子後面坐著，桌子上有一張寫滿字的紙，他正看著。離桌子大約四、五米遠的地方，地下放著一個小板凳，一看就知道是為我預備的，我朝小板凳走去，剛想坐下，他就問我："你叫什麼名字？""我叫陳奉孝！""犯什麼罪？""現反。""什麼文化程度？""大學文化程度。"他突然拿出手槍猛地往桌子上一拍大聲訓我："你登記表怎麼填的？你是北京大學的右派，也是反革命集團'百花學社'的頭子，你為什麼填文盲？你態度極不老實，還想欺騙政府？！"我看他拿出槍來唬我，也有點火了，我說："報告管教，我不就是把文化程度填錯了嗎？就算我故意，這點錯誤也判不了死刑吧？就是我真被判死刑，也要經法院，你也不敢隨便拿槍打死我！你拿槍幹什麼？"我這麼一講不要緊，門外的武裝人員立刻衝進來了，這位管教下令："把他銬起來！"武裝人員馬上給我戴上背銬，他又下令："給他砸上腳鐐，打打他的反動氣焰！"武裝人員馬上出去拿來一副大腳鐐來就給我砸上了，然後就把我塞進了禁閉室。我心裡琢磨"這個地方這麼厲害！我剛來就給我個下馬威，在草嵐子提審過三十多次，可沒對我這樣過。"
我為什麼填個"文盲"呢？因為反右以後，不僅在社會上知識分子受到歧視，在監獄裡受的歧視更厲害，尤其是由右派升級為"反革命"的犯人，始終被看成是犯人中的犯人。我並不是不知道，這樣登記並瞞不過管教人員，我是想瞞過同監犯人，因為登記表是犯人大組長拿來叫新來的犯人登記的。這回可好，偷雞不著蝕把米，全監獄的犯人沒有不知道我這個新來的犯人是北京大學"反革命集團"的頭子了。剛一進來就被戴上銬鐐關了禁閉，這傢伙肯定是個"危險分子"，被嚴管的對象了。
因為戴的是土銬子，一晚上我的兩隻手就被勒得腫得像個小饅頭似的。第二天上午開飯時，扔給我一個小窩頭叫我趴著啃，兩隻胳膊向後捭得像斷了似地痛，哪裡還顧得餓呢！還算不錯，他們可能考慮我初次進監，沒嘗過這種滋味，先這麼教訓我一下，到了下午就給我摘下背銬，換成前銬。這是我第一次領教"合法的"刑罰的滋味。我又想起了在草嵐子時的楊百萬，他戴了一個多月的背銬，手腕子全都磨爛了，他是怎麼挺過來的！
04
1958年的夏天，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從工廠到農村，從機關到學校都掀起了一場大煉鋼鐵的高潮，監獄、勞改隊也不例外。這倒把我給救了，因為那時要求人人都參加，這不僅是一場經濟活動，而實際上成了一場政治運動，於是僅蹲了一個星期的禁閉室就把我放出來參加了大煉鋼鐵的運動。女犯人坐在地上用錘子砸運來的破銅爛鐵（其中有不少是從老百姓家裡搜集來的尚能用的鐵炊具），通州監獄裡一天24小時叮叮噹噹地響個不停，真是一首壯烈的交響樂。壯年的男犯人管來回運料，而我和另外一個犯人則守著一個用破磚頭壘起來的土高爐，一連幹了一個星期，累了就坐在地上打個盹。
儘管累得人困馬乏，犯人們卻很高興。為什麼呢？在大煉鋼鐵期間，吃飯不定量，可以敞開肚皮吃。由於長時間的飢餓，平時又吃不到多少油水，犯人腸胃的皮都薄了，一下讓你隨便吃，不少人就不知道饑飽了。頭一天就撐壞了十幾個人，這下可把犯人醫務室給忙壞了，忙著給這十幾個犯人灌硫酸銅水，讓這些傢伙把吃下去的東西吐出來，時間一長非出人命不可。其中有一名叫張典榮的犯人，一頓就吃了13個半窩窩頭（每個大約有半斤左右），因為吃得太多了，疼得在地下打滾，把胃給撐破了，沒有搶救過來，死了。表面上看是吃多了撐死的，實際上是餓死的。
第二天措施改變了，到開飯時，犯人去領窩窩頭，政府幹部在旁邊看著，每人只給兩個，個別大個子身強力壯的犯人給3個，這實際上都能吃飽。一個星期後，因為沒有那麼多原料了，大煉鋼鐵也就結束了，又恢復了原來的定量，這下更覺得餓得慌，因為在這一個星期內，犯人的胃都給撐大了。
造紙車間有兩個犯人大組長，一個叫李振福，一個叫韓榮。李振福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牢頭和打手，韓榮的罪名是"包庇反革命"，人心眼還不壞。因為他家世代開紙坊，懂技術，所以也讓他當大組長，管生產。有一天他偷偷對我說："你怎麼敢頂撞隋科長呢？要是他一槍把你打死了，說你搶他的槍，又沒有證人，你不白死呵！"這是肺腑之言，我記住了，後來在二十多年的勞改當中，我跟管教幹部頂起來的時候，都是當著許多犯人的面，我想，他再野蠻也不敢當著這麼多犯人的面把我打死。
延伸閱讀陳奉孝《夢斷未名湖》目錄
01.被捕前後
02.草嵐子看守所
03.宣判
04.監獄
05.勞改隊
06.興凱湖農場
07.饑荒之年
08.文革紀事
09.三分場現反隊
10.烏蘭農場
11.二勞改
12.大興安嶺伐木場
13.烏蘭農場二中隊
14.平反
15.等待右派問題改正
16.不留尾巴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