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2006年，時間已經跨越了36個年頭。在1970年「文革」的「一打三反」期間，知識分子中的受難群體，受到了生命中最為嚴酷的煎熬。
我是在這年被戴上手銬的，上廁所無法自理，還得讓同號為我擦屁股，可謂丟掉了一切自尊；去了新疆勞改的老地下黨員陳野，是在這一年接受赤腳走蒺藜狗子的懲處，滿腳血痕累累之後，被吊在房樑上打，一直打到他躥了稀屎湯子為止；也是地下黨員的張滬這年在曲沃服了敵敵畏，想奔天堂而未果，棺材板都釘好了，她又從陰曹地府還陽了；老革命加老書生朱希，這一年在長治被判為死刑，而自己竟渾然不知，多虧林彪墜機溫都爾汗，不然他將因反林彪而被槍決於晉陽大地……儘管，這幾個都是右派群體中的不幸兒，但是對比起在這一年先後被以反革命罪處決的姚祖彝、王同竹、孫本喬、陸魯山四個右派來說，還屬幸運兒之例——因為不管前者承受了多麼大的時代高壓，但畢竟活了下來，筆者言及的四個老右，可謂悲情之最——他們在這一年被處決在南京的刑場，倒在了昔日雨花台烈士殉難的聖土，不僅增加了雨花台濃濃的血色，還給後來人帶來一個無法迴避的叩問：他們為什麼會遭遇這般的噩運？
哭祖彝
記得，上個世紀的60年代之初在團河農場勞改時，我們曾被勒令修建一個「人工湖」，幾百個赤背裸胸的老右，在方圓200多米的平地上挖土造湖。當時，精通英語的姚祖彝，負責為工地挑著水桶送水，併兼顧打掃駐地衛生。他雖年長我幾歲，不僅身上沒有老氣，反而學生氣十足。記得，挖湖人在勞動的間隙喝水時，我曾看見他躲在樹陰之下，偷偷翻看外語辭典。那本書雖然很厚，但體積很小，可以隨時裝進口兜，以逃脫專政的視線。這在勞改隊的大染缸中，稱得上一奇：人都掉進井裡了，耳朵還掛得住？倒是有苦中作樂的同類，拿一些兒童看讀的連環畫冊打發日子。
為此，我曾問過他：「體力勞動加腦力勞動，你不累嗎？」
他很清淡地回答：「現在讀ABC，可以轉移痛苦；我想總不能改造一輩子吧，外語這東西不比中文，一旦丟下就難再拾起來了。」
知識分子天生愛做夢，在姚祖彝身上，這一點體現得尤為明顯。除了這個與眾不同的特點之外，在我的記憶里，他是一個多愁善感、悲天憫人的人。當時正值大飢餓年代的尾聲，集中到這裡的右派，一些沒有家屬探視的老右，在飢餓年代留下的飢餓後遺症，還像影子一樣緊緊追隨著他們。記得，鋼鐵學院來的大肚漢徐繼和骨瘦如柴、當過人民教師的劉岳等每天收工之後，便圍著伙房亂轉，他們難以割捨胡吃海塞的積習，常常撿些菜幫、菜葉一類的東西往嘴裡塞。
姚祖彝負責清潔衛生，這些被伙房扔出來的東西，屬於他清理的範圍，因而無法避免與他們發生接觸。他先是用大道理勸阻這些肚飢的人，不要胡吃海塞，吃了不乾不淨的東西，得了病還得到公安醫院……後來當他發現勸說失效之後，另一種人道情懷便油然而生：就借著打掃衛生的機會，把伙房摘下來當垃圾處理的菜幫和菜葉，用自來水洗淨收藏起來，留給幾個永不知什麼叫飽的飢餓號充飢。
我和姚祖彝住的屋子，只有一牆之隔。在炎熱的夏日，為躲避屋子裡的悶熱，晚飯大都端到院子裡來吃，我看見他把自己分到的窩窩頭，送給石油學院來的大肚漢劉士康吃。當劉推讓時，姚祖彝說的理由是：我乾的是往工地送水的活兒，比你們流汗少。有一天，我吃飯時與他坐在一起，他突然用勺子往我窩窩頭上，抹上了一塊黃黃的東西。我定睛細看，才發現那是一塊黃油。我沒有詢問他何以會有這種高級營養品，在那個年代能吃上這人間罕見之物的，一定是家中非常富有之人。事實證明我的推論絕對正確，後來我知道這是他的家人，從南方郵寄到勞改隊的。繼而，我知道了他的老家在浙江，屬於書香門出身，由於與我的家庭出身近似，彼此便有了更多的接觸。
有一天，他挑著熱開水到挖湖工地上時，還沒有到勞動的休息時間。他放下水桶，就到工地上來揮鍬挖土。當時正逢抬土的打擂比賽，看誰的肩膀最能負重。我剛剛壓斷了一根扁擔，他就推開了我，並在筐繩中間插進去一條新扁擔。由於在右派群體眼裡，他並非正常的勞動力，幾百雙老右的視線，都投向了他的身上。很遺憾，他根本沒能抬起那三四百斤重的泥筐；雖然他失敗了，人們還是報以熱烈的掌聲。之所以如此，因為他並非勞動的正規軍，能主動請纓來「力拔山兮」，足以證明他心中的火焰，並沒熄滅。
當天晚上，我們坐在一個大炕上學習時，我向他耳語說：「你體力不行，今後千萬別干力不從心的活兒。」
他小聲回答說：「我常常這麼想，應該多給國家添磚加瓦。但是我要聲明一點，絕不是出於贖罪之心，我們沒有罪可贖，完全是對民族的一腔赤子之情。」
我相信他的真誠。後來我們被分散到各個勞改隊去了，他基於滿腔熱血，在新疆勞改單位來人，動員無家室牽累的人去新疆開墾邊疆時，應徵到西北邊陲去了。我和他再也沒有相見之機緣，但他對我傾吐的肺腑之言，我始終牢記於心，這樣一個清純誠實的學子，被劃成右派已然是時代的悲劇，到了1970年，怎麼會被拉向了死亡的刑場呢？！
在30多個年頭之後，有一天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我在北京西山腳下的一個公寓，碰到了中國文化部原電影局局長、詩人石方禹和他的夫人盧粹持女士，他們夫婦倆昔日也是從燕京大學畢業出來的學生。他們曾讀了我的《走向混沌》，在談起這部書的時候，便談起了姚祖彝的死，儘管書中只是一筆帶過，但這兩個燕大校友，都為之感嘆不已。方禹夫婦當時雖然和他並不是一個系，但姚祖彝其人，他們還是知其一二的，他當時給方禹夫婦留下的印象，是個清高而正派的學子——為了讓我知道他更多的情況，石方禹的夫人，還特意用快遞給我送來燕京大學校友紀念專刊。校刊封面印有「雄哉！壯哉！燕京大學」題字和校園內未名湖畔林木森森的圖片，其中在有關姚祖彝的條幅里，留下如是的幾行文字：「姚祖彝，浙江餘杭人，1927年生，1946年入學，1950年畢業於經濟系。曾在1949——1950年上半年任燕京大學學生會副主席。參加工作後，歷盡艱難，終於在文化大革命後期，含恨逝世。歿年不詳。」在簡介之前，還印有一張姚祖彝風華正茂時的半身照片：他身著深色西裝，眉宇之間飛溢出一股英爽之氣。他兩眼的目光，沒有射向天空，而是向下凝望。難道這個時候，心懷報國之志的他，就在尋覓地獄之門？抑或是冥冥中的地獄之神，在預示著他並不美好的未來呢？
北京城是1948年冬解放的。姚祖彝在解放後，就擔任了學生會副主席一職，這不是已然為他的青年時代定位了。如果不是對新中國的滿腔熱血，他當時是不會成為燕京大學學生會副主席的。他在燕京大學是學經濟的，英語又是他的特長，可惜他生不逢時，趕上了中國歷史的蠻荒年代，知識分子的命運像風中的樹葉，完全沒有自主生活的權利。
據難友告知，他是在他上海姐姐家中被抓走的。當時，雖然是「文革」的混亂年代，他也未能預料到這一走，就是與人世永別。因而，他當時還對他的姐姐說：「過些天，我再來看你！」嗚呼！他就這麼走上了死亡之旅。僥倖活過了那個年代的我，在21世紀的今天，向地下的亡魂誌哀！
祭同竹
王同竹君的臉雖然不失為清秀，但眉宇間深藏著一種不可名狀的悲楚。我和他有緣一度成為在勞改隊中的難友，除了命運的近似之外，對文學的愛好，當了我們的「紅娘」——他在眾多右派同類中，是有過作品問世的。
遠在上個世紀的50年代，我在北京日報當編輯、記者時，就知道了他的名字。當時，蘇聯元帥伏羅希洛夫要來華訪問，報紙副刊要配發一篇有關這位鐵血元帥在二戰時的事跡。記得，在副刊召開編務會議的時候，負責翻譯作品的老編輯，提出在編譯局工作的王同竹的名字。不久，我在副刊上讀到占了大半個版面的王同竹的譯作《鐵甲列車》（筆名王竹），當時覺得此人文筆流暢，是個才子型的譯者，但是未曾謀面。我做夢也想不到1960年在大牆之內，我們同時成了同一個鐵瓮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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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他給我印象最深的，莫過於他痛苦的學生時代了：他從小熱愛文學，在湖北襄陽中學讀高中時，與他的弟弟王同策便在學校里編輯一塊名為《晨曦》的壁報。同時他個人在《湖北文藝》、《工人文藝》等文學刊物上，開始發表詩歌。用他自己的話說，他熱愛新中國，並決心為她高歌一生。但是這時，一次對他致命的打擊不期而至：他在學校當老師的爸爸，因歷史問題被抓走後槍決於刑場。他的母親和他的妹妹，被押送回鄉，城市裡只剩下他和弟弟——可能學校出於兩兄弟表現還不錯的緣故，讓他們留在學校讀書。年僅18歲的他，經受了人生的第一次思想和感情的磨礪：第一，父子的血緣感情，不是揮刀就能立刻斬斷的；但是出於對新中國的熱愛，他相信政府對他父親的處理是有依據的，但是需要一個消化過程；第二，父母離開後，他和弟弟沒有了經濟依靠，如何繼續學業成了棘手的問題。王同竹是這樣描繪當時的困頓生活的：「我和弟弟上課之餘，幫人幹活打工，不夠餬口時便靠向親友賒借，充填飢腸轆轆的肚子。當然，填不飽肚子是經常的事情，我便和弟弟到街頭菜場撿拾些菜葉菜頭一類的東西，煮熟代替糧食充飢。」
但是王同竹沒有被艱辛的生活壓倒，憑著他性格中的堅毅，走過了他乞討般的高中生活。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在高中畢業後他順利地考取了武漢大學俄語系。在武漢大學由於其口語出眾，不僅深受俄羅斯籍教授的喜歡，他還沒有從學校畢業，就常常被武漢外事部門調去當俄語翻譯。王同竹憑著優異的學習成績，畢業後就被調入北京馬列編譯局工作。一個受了許多苦難的湖北娃子，做夢也沒想到會來北京，但是他當真步入了首都。
「在我看來，這是飛天。我覺得學生時代的噩夢已然結束了。因而在馬列編譯局，拼命地工作。在《北京日報》上發表的譯作《鐵甲列車》，就是我的成果之一。」他說，「除此之外，此時愛情也向我飛來。我和一個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工作，來自西藏的姑娘相愛了。不僅圓了我的愛情夢想，還連我的文學夢一齊圓了——我和她一起把西藏的童話《公主與鐵匠》和《美女的心願》，編譯成漢語，在《民間文藝》上發表……」
王同竹對我回敘這一段青春往事時，是在周日的休息時間。我們彼此交心的地點，選擇了院子的自來水下水池旁邊——他洗他的衣服，我洗我散發著汗臭的被單。在我記憶中，那是他最為歡快的時刻，嘩啦啦的流水聲中，夾雜著他的歡聲笑語。之所以記憶得如此清楚，因為中間發生了這麼一個小小的插曲：他洗上衣時，口兜里裝著的那個與他結為連理的藏族姑娘的照片，差點被他揉搓成碎片。多虧發現得早，他匆忙地將浸了水的妻子照片，從濕衣口袋裡掏了出來，因而我有緣看了一眼他的妻子的形影。這個鏡頭讓我終身難忘，身著藏裝的美麗姑娘的影像，雖然被揉了幾道褶皺，但當他把照片撫平之後，我還是清晰地看到她那清秀的面容。
「你真是福氣不小，家裡有這麼一位等著你，你改造時該有動力了！」勞改隊中難得有片刻的快慰，我開他的玩笑說，「人生得一紅顏知己足矣，我祝賀你有這樣一位佳麗相伴！」
他背過身去，沒有回答。我無意間說出的那句祝願的話，正好扎在他的心靈傷痛之處，為此我連連向他道歉，從而更深層地了解到凡是來到囚瓮里的人，心裡都揣有一本苦難經文。為了轉移他的精力，我開始和他說俄國文學家列夫·托爾斯泰，屠格涅夫……他到底是性情中人，用自來水洗了一把臉後，對我實言：「一天，我被公安人員戴上手銬，從家裡帶走。情急之下，她追了出來，一步踩空了，從樓梯上滑落了下來，致使已經懷孕幾個月的娃兒流產。」他說之所以保留下她的照片，是寄託對她的內疚和懷念——他甜美的家，早被1957年的那場強颱風，撕成碎片了。
記得，談到文學時我們議論最多的是浩然，覺得他雖然生活樸素，但是似乎得了「目盲」，大飢餓年代的中國，明明餓死了成千上萬的庶民百姓，他居然寫出了《金光大道》一書，真是知識分子的良心被狗吃了。這是我們交談的一面。另一方面，我們身在囚瓮之中，並沒有因為我們的身份，而對國家喪失青年人的熱情。按著勞改隊的慣例，每到各種節日，都要鶯歌燕舞一番，因為我過去頭上戴過青年作家的桂冠，因而無可逃避地要按隊長的指點，編寫個節目什麼的——1962年的國慶前夕，我又接受了一個光榮任務，寫篇詩歌在會上朗誦，我說我口齒不清，建議隊長讓王同竹擔任該詩的朗誦，推薦的理由十分充足：他多才多藝，不僅會拉手風琴，而且有一副好嗓子。隊長同意了我的意見，於是在我的往事庫存中，留下了與王同竹合作的記憶。
他的認真態度，讓我吃驚。勞改隊長為了讓我們的演出成功，特意給了我們一天的時間，讓我們排練。在空蕩蕩的監舍中（別人都去勞動了），他反反覆覆吟誦這首詩歌之餘，還不斷地修改詩中的個別段落。我提醒他沒有多少時間了，我寫的這首狗屁歪詩，不值得他那麼投入。但是他反駁我說：「誰讓你推薦我登台呢，我是個完美主義者。要麼不干，干就得干出個名堂來。」我依了他，並為他去食堂打飯，以節約他的時間。記得在排練時，他的鏗鏘有力的聲音，曾驚動了在院子裡打掃衛生的姚祖彝，他隔著窗玻璃為王同竹鼓掌叫好之餘，還高聲詢問王同竹說：「喂！你是不是當過演員？憑這水平，就是在人民大會堂演出，也會獲得滿堂喝彩。真的！」
姚祖彝這一句助興的話，卻使王同竹頓時失音。
我說：「你怎麼了？」
他自言自語地說，「那兒是天堂，這兒是勞改隊。」
「真是一個敏感的文學坯子。」我說，「你是不是想撂挑子不幹了？」
他端起水杯，咕嘟咕嘟地喝了幾口涼開水，用袖口一抹嘴巴說：「誰讓咱們生不逢時，趕上個反右呢，不然的話，你我都是文化界的A角。也怨我們老祖宗屈原，給我們留下到自投汨羅江時，仍然熱愛楚國一草一木的相思傳統。誰讓我是他的子孫呢！哎——」他長嘆了一聲之後，又附加了幾句充滿悲涼詩意的自我表達：
儘管我經受了
許多磨難和屈辱
黃土地啊
我是你根上的葉
無法割捨
葉對根的依戀
我為他的詩外詩而動情地鼓掌。
這個排練中的小小插曲，讓我永生難忘。因為它不僅是王同竹的精神自白，也是這個受難群體，在那個年代的一幅集體肖像——那就是儘管沉淪為囚，但仍然斬不斷對國家民族的苦戀與相思。
這是我與王同竹一次難忘的合作，也是我們歡樂的頂峰。時隔不久，我和他先後被解除勞動教養，身份從「大勞改」升格為「二勞改」。我去農場的百畝桃園，他到農場的千畝葡萄園去勞動。雖然彼此不住在一起了，但由於桃園與葡萄園僅有咫尺之遙，有時還能匆匆地見上一面。大概是到了1965年夏天，我和他在一個商店裡不期而遇，他和我咬耳朵說：「我問你個新聞，聽說潘漢年曾在桃園附近軟禁，你聽說沒有？」我說：「有這麼回事，他常在桃園對面的小河坡上垂釣，總是空竿而回。」他說：「你怎麼沒找老頭子聊聊？」我說：「我們是普通勞改犯，他是特殊的勞改犯，楚河漢界怎麼可以隨便跨越？」他立刻認真地詢問我說：「他住在桃園旁邊的哪座樓？」我開他的玩笑說：「你真是又一次生不逢時，現在已經『人去樓空』了！老人去了哪兒，只有公安部知道。」他狠狠地捶了我一拳：「真是孬種，要是我早就……」他的話雖然沒有說完，我已然揣測出他的意思：他要是在桃園勞動，早就與潘漢年老人結識了。
當時，我沒有特別在意他的這段話，只是感到他生命中，潛在著一種突破羈絆的力量。這與我們初到這個勞改驛站時，他抱著用以「作繭自縛」的鐵絲，突然出現在我的身旁，出自同一生活理念：既然活著，就要敢於突破羈絆。陳野的事發生之後，在右派群體中掀起軒然大波，許多勞改支隊中的右派，都準備逃離這塊「山高皇帝遠」的沙漠。王同竹就是在這個節骨眼的時刻，與孫本喬一塊逃離新疆的。臨行前夕，王同竹找到哈長林，問他是否也一起離開這塊令人傷痛的土地，哈長林與來自礦院的於立仁、來自清華大學的張逢甲，商量了一下，覺得文化大革命一團亂，跑到哪兒都不安全，還是靜觀之後再說。哈長林在信中這樣寫道：「真是命運不該我死，我決定留在新疆，如果我隨著他們去了南京，那麼被槍決的名單中，便又多了我一個倒霉蛋。」
王同竹和孫本喬一行，離開新疆後先到王同竹的湖北老家，想在農村以務農為生，但到了老家的第二天，胳膊上戴著紅箍的人，對他們進行了盤查。為了謀生，他們不得不另找落腳之地——孫本喬出生在南京的外祖母家，便從湖北調頭去了南京，在這座古城裡隱居下來，謀求生存之計。據家住在上海、原北京礦業學院的學生卓景星告訴我，王同竹1969年底從南京到上海時，曾夜宿在他的家裡。王同竹說他和孫本喬以及後來也逃到南京的姚祖彝、陸魯山，為了謀生，不得不從事各種體力勞動：大到當搬運的苦力，小到車胎的修修補補，人間的三百六十行，凡是能用以餬口的，他們都涉獵過了。王同竹告訴他，他們雖然生活十分艱辛，但比在新疆為囚，多了幾分人的自由。他這次來上海，是來購買照相器材，準備用照相維持生計。闊別多年的難友相見，親上加親，卓景星好好招待了王同竹，並送他坐上返回南京的火車。想不到的是，卓與王的見面，竟然是人生的永別——1970年7月，王同竹與在困頓中求生存的孫本喬、姚祖彝一塊血灑南京。
這四個殉難者，都與我在昔日的勞改營中有過往來——特別是其中的王同竹，因為文學媒介的作用，曾與我一往情深。在這裡，筆者只能把這一紙祭文，寄往天堂漢河。遙祝他的文魂永生，並在天堂里抒寫人間的悲情與苦難，以警示歷史的今朝和來世……
悼本喬
在我的印象里，孫本喬與王同竹判若兩人——他來自北京輕工業學院（現在更名為北京理工大學），是個沉默寡言、十分內向的人。在勞改隊中，我和他接觸很少，但是流傳於同類之間有關他的軼事，卻常有耳聞。其中讓我最為驚奇之處，是說他是自願鑽到囚瓮里為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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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那是四個小隊的右派集中在一起，奮戰在「人工湖」的日子。午休時刻，我看他坐在樹陰下喝水，便也拿著一隻喝水杯子走到他的身旁，詢問這個傳說的可信性。他看了看我，只回答了這麼幾句話：「這是謬傳，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愚人，但沒有一個人願意進監獄的。你們小隊的張永賢，與我是同學，你問他就一切都清楚了。」
張永賢與我同住在一個監號，我向他垂詢其事時，他對我說起了孫本喬進局子的經過。他說：「孫本喬是個十分聰慧的人，在學校時就智商過人。1957年馬失前蹄後，與我一起在清河制呢廠勞動改造。當時我們的活兒非常之輕，天天乾的是把新疆羊毛分成一、二、三類，以供制呢時使用。按說這類活兒，男人是干不過女人的；但是讓我吃驚的是，他的那雙手很巧，每天他分揀的羊毛數量，總是超過了車間的女工，不僅我吃驚，連車間女工也覺得不可思議。為此。在那段日子裡，他經常受到車間頭頭的表揚。」除此之外，在張永賢的心中，孫本喬還是書蟲子。在清河制呢廠改造時，廠里每月發給被監督勞動的右派18元錢生活費，他竟然拿出16元錢，在書店裡買了一套四卷本的法國文學名著《約翰·克里斯朵夫》。為此，他不得不常常勒緊肚皮，吃稀粥吃鹹菜。孫本喬本來就長得單薄瘦弱，還要節衣縮食買書，身體越來越糟。後來，監督勞動的項目不再是分揀羊毛，而是讓右派分子去遠郊琉璃河水泥廠扛運沉重的水泥，他因扛不動那幾十公斤重的水泥袋子，不得不向領導提出身體適應不了，要求改換工種時，一頂「罷工」的帽子，便落在了他的頭上。先是讓同類們對他進行批判，孫本喬不服據理力爭，結果是爭到大牆裡來了。除他之外，凡是以人道情懷同情孫本喬的右派，也同孫本喬的命運一樣，被公安人員押解著離開清河制呢廠，送到囚瓮里來了——張永賢就是其中的一個。
聽了張的這番話，我理解「自投囚瓮」的含義了：孫本喬並非真正「罷工」，只是因其勞動強度，超出了他的體能負荷，便鋼印一蓋按罷工論處，關進局子裡來了。此為孫本喬的軼事之一。其軼事之二，則不是來自張永賢的陳述，而是我親自目睹：在周日勞改隊歇工的日子，從我對面監號里，常常聽到「當頭炮」「車沉底」的吆喝聲。起初我認為是勞改號們在用棋盤解煩，因為勞改犯的生活非常枯燥，除了鐵鍬和籮筐之外，沒有用以精神解脫的東西，下上一盤棋，並在行棋之間喊上兩嗓子，宣洩一下愁楚心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而並沒引起我的注意。但是有一次我去找王同竹，走進他們的監舍一看，「楚河漢界」之戰的口號聲，雖然依然此起彼伏，但是卻看不見棋子和棋盤。我詢問王同竹說：
「這是演繹孫子兵法，還是排練《劉三姐》的對歌？」
他笑而不答，讓我猜猜看。
我說：「我聽起來像是吟唱《縴夫曲》，可是又沒有水和船。」
「他們是在下棋。」
「沒棋子和棋盤，怎麼下棋？」
王同竹斜了我一眼：「這就是你這個秀才少見多怪了。棋盤和棋子，都裝在雙方心裡。」
也就是在這個瞬間，我看見下盲棋的雙方，一個是來自北京大學的楊路；與其進行心戰的對方，就是沉默寡言的孫本喬。王同竹之所以不能與我多言，他在用筆記錄著雙方棋子移動的位置——換句話說，他在充當這場高智商競賽的裁判。
多少年後，張永賢事後回憶說，孫本喬不僅聰明絕頂，還是一個十分忠厚的人，他解除勞動教養較早，從「大勞改」升格到「二勞改」後，還惦記著留在瓮里的同類。他從每月十幾元的勞動收入中，拿出錢來為他們買來整瓶的香油和熟肉，以增加難友的身體熱能。
當時，與他交往最多的是王同竹，孫本喬每次來右派隊看望同類，必有王同竹相伴。但是誰也想像不到的是，孫本喬與王同竹成為患難中的莫逆之後，在那困頓的年代，王同竹竟又把自己的妹妹王同，介紹給了孫本喬，成了孫本喬患難友人中的唯一異性知己；經過時間的磨合，後來成了夫妻。這樁婚姻，一度成了勞改隊中流傳的佳話。
但是他們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到，這種有悖階級鬥爭學說的聯姻，會給他們自己埋下禍根——到了1970年處決孫本喬的前夕，不僅孫本喬的弟弟孫本岳隨之入獄，就連他妻子王同也被反覆隔離審查，家中被掘地三尺。因而，當今天筆者追蹤歷史往事，打通她家電話尋找本喬青年時代的照片時，她說已然沒有任何一張照片了。
憶魯山
初識陸魯山是在大飢餓年代的茶淀勞改農場。那是1961年的寒冬時日，可謂飢餓年代之頂峰。
在我的記憶中，他是一個冷色與暖色集於一身的人。初冬的一天，我和同類在西荒地的蘆花盪里，幹著割蘆葦的勞動，由於那兒的蘆葦長得十分粗壯，有「鐵桿蘆葦」之稱，因而不斷要去磨鐮刀，在磨刀石旁邊，與正在另一塊磨刀石上磨刀的陸魯山，有過一次交談。話題是由蘆葦談起的：
「你是搞文學的，過去筆下出現過這樣的蘆葦嗎？」他說。
我告訴他在文章中出現過，因為我的故鄉也有蘆花盪，但沒有這樣方圓幾十里、粗壯得像小樹般的「鐵桿蘆葦」。我沒想到的是，他一下子把蘆葦人格化了：「你是不是覺得，我們活得還不如它們？」
從他這段精神自白，我覺得他是一個充滿陽剛氣質的人，因而結識了他。我和他之所以一度成為患難中的知音，還有身世上的原因：我從小喪父，形影里只有母親；他也是年幼沒了父親，由寡母餵養大的。這種命運上的絕對近似，讓我和他更加親密起來。
記得，在大飢餓年代，勞改號雖然勞動強度極大，但是早飯沒有乾糧進腹，只供給定量的稀粥。吃早飯時，炊事員用一個大木桶給囚號們發粥，炊事員一手拿著個木勺，一手拿著一根木棍；把木勺里的粥用木棍刮平，才往領粥人的碗裡傾倒，以示惜糧如金並向領粥人表示發粥人的絕對公平。有一次我與來自農機學院的陸魯山，排在隊尾打粥，待我倆領完那碗晨粥之後，幾個飢餓的刑事犯，便一擁而上手拿膠皮鞋底或把頭伸進粥桶去抹吃殘留在粥桶邊上的粥粘，由於腦袋往粥桶里鑽的人太多，致使那個木製粥桶先是被外力傾倒，後來那圓圓的粥桶，便被搶粥人弄得滿地滾動起來，那些飢餓的流氓與小偷之類，便索性趴在地上像一條條蠕動的蟒蛇那般，拼命往粥桶里鑽，渾身上下被粥粘糊得像漿糊一般。這時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一個得了浮腫病的右派，因為遲到了幾分鐘，沒有趕上發粥，抱著一隻空碗在地上發呆。陸魯山走了過去，把他剛剛喝了兩口的粥，遞給了那個同類。那身患浮腫病的同類，推卻了半天，陸魯山還是讓他接過了那碗粥。陸魯山和我一度在勞改隊中，當過右派隊的籃球代表隊隊員，他長得人高馬大，個子比我要高上一頭，試想在那個冰冷的年代裡，他是多麼需要熱量充實體能之需！我把他的送粥之舉，看成是他的靈與肉的寫真，因而無法忘卻。
除此之外，在我記憶中，他是個性情中人。記得最為清楚的一件事，是因為丟失食品而引發的：當時，我的母親來勞改隊探視我，她是兩隻白薯腳（即小時候纏過足），要先坐汽車，後坐火車，最後步行幾十里路才能到達勞改農場。這對她來說已然十分艱辛，由於當時是中國的飢餓年代，她每次來探視我，身上還要背著許多的食物，以防我得當時流行的浮腫病，可以說這些遠途而來的每一塊糕點上，都沾有母親的心血。
可是有一次，我母親為我背來的食物，在我出工後，被留守在家裡的浮腫號偷吃了。我對此十分沮喪，但陸魯山表現出來的卻是憤怒。他說：「偷吃這些東西，就等於吞噬你老母親的心血，你老母親把這些東西背到這兒來，流多少汗不說，心恐怕也在流血，怎麼能原諒這樣沒人性的惡賊呢！」
「行了，只當是進了你我的肚子算了。」我說，「這個賊一定是腹內空空，只當什麼也沒發生，下次我出工把食物帶到農場裡去，賊就沒有空子可鑽了。」
他急了，瞪圓雙眼與我爭吵了起來：「你這個人是不是個基督教徒？人家打你左臉，你把右臉又伸給人家？」
我自知這種讓步是一種軟弱行為，但我生怕陸魯山鬧出什麼亂子來。因為長著「三隻手」的人，都沾有流氓習氣，一旦事兒鬧大了，後果不堪設想。但是充滿血性的陸魯山，還是去懲罰了那個偷吃的賊。事隔多年，他在勞改隊裡是如何扮演福爾摩斯，尋到這個偷我食物的賊，我已然無從記憶，可是其事件的收尾，我卻一生難以忘卻：那是一個周日，勞改隊休息的日子，他到我的囚室里把我叫了出去，說是去見一個人。由於丟失食物之事，已經過去了半個多月，我已淡忘了此事，因而不知他要我去見誰。走到後院老殘隊後，我們在院子裡的一個偏僻角落站下。
「你帶我來這兒幹嗎？他們都是快要去『天堂』報到的人了。」我不無詫異。
「是啊，我原來以為是咱們隊裡的小偷，偷吃了你的糕點。後來才知道是老殘隊的人員，溜到咱們囚室，乾的這個勾當。我本想狠狠揍他一頓，可是下不了手——他快死了。」說著，他推開一間破屋的屋門，土坑上躺著一個枯瘦老人。
「你說，是不是你偷的？」
老者有氣無力「嗯」地應了一聲。
我仔細看了看他的臉，認出他是地、富、反、壞、右中的反革命。由於是老殘隊的成員，他寒冬時經常圍著棉被在房根下曬太陽，我有一次在得病休息時，曾在牆根下與他有過幾句交談，從而知道他曾是國民黨的一個軍官。在我和他目光對視的瞬間，他似乎也認出我來了，眨了眨枯澀的眼皮，算是對偷吃我食物的道歉。
至此，我不想再多看一眼他的臉，拉著陸魯山的衣袖，走出了他的屋子。
「謝謝你……你找賊居然找到老殘隊來了！」
陸魯山說了一句：「只當我們是積了善德吧！」
因而，在我的印象里，陸魯山雖然體態長得五大三粗，像個古羅馬斯巴達克斯角鬥場上的鬥士，但他的心田中的冷色，卻常常被暖色所淹沒。這就是當年在勞改農場陸魯山的一幅精神肖像。後來，隨著勞改隊的不斷調動，我沒能與他再次相遇。我只是從一些難友口中，得知他也去了遙遠的新疆——想不到的是，這麼一個個性鮮明的患難友人，也殉難於1970年的南京。據知，他不是與姚、王、孫同時殉難的，姚、王、孫於7月被處決之後，他本來可以躲過滅頂之災的，但他的個性決定了他在劫難逃——他不斷為這三個難友鳴冤叫屈，於1970年的冬天，他終於也踏上了不歸之路。
將心比心，我無法想像他老母親的心情——因為她只有這麼一個兒子！我回到京城後，曾多方探詢他老母親的情況，結果毫無所得；又在昔日患難友人中間搜尋他的照片，但沒找到他的遺照，因而只能以此簡短文字，祭悼這位患難中的友人了……
2006年秋時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