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人最大的囚籠不是有形的，而是無形的，就在自己的身上。用作者那代人最熟悉的話形容，必須「靈魂深處鬧革命。」因此，比打破有形的囚籠更難，更複雜，更漫長，這也是改變民情比改變制度更難的原因，而民情是制度更新和鞏固的基礎。要突破精神的囚籠，一要有真信仰，重獲新生，靠上帝的恩典而不是企圖抓自己頭髮離開大地似的自我拯救；二要不斷更新文化積累，謙卑地終身學習，突破思維定勢；三要保持批判精神，不耽於精神舒適區，勇於自我否定，才能衝破精神囚籠，擁有真正的自由和自我。
很久沒有讀文學了，不久前，一位我尊重的師長、與紅色政權同齡的1966屆老高中畢業生（筆名柴胡），寄來他剛出版的長篇小說《錯亂人生》。幾年前，他關掉與我的微信，說要結合自己的經歷，閉門寫一部長篇小說，作為人生最後一搏。他雖然未與我謀過面，但他生活的兩千多年文化古城，也是我出生的地方，在那裡我度過了童年和少年。那裡不是我的原藉，卻是第二故鄉，那裡是我的精神搖籃，那裡也有我與他共同的朋友和熟悉的人（包括書中角色的人物原形），於是我一口氣讀完了這部37萬字的長篇小說。
由於小說的地理環境，書中的那座古城，使我感到熟悉而親切。同時因我比小說男主小11歲，且家庭出身不同，高中畢業後就上大學離開了那裡，小說男主的坎坷經歷又讓我感到新鮮，雖然時代背景是熟悉的。
這部小說的主線是一位出身農家的男孩努力讀書，一生奮鬥逆襲（以副廳級退休）的故事，其間穿插了他的情感經歷以及時代變遷。
作者作為體制內的成功人士和非專業作家，當初我對他寫小說的期待並不高，覺得不過是一位老人在圓自己的文學夢，但當我讀到這部小說，覺得作為文學愛好者，他這樣的成績已經很不錯了，起碼能滿足一般讀者。從他轉發的朋友們的好評，可以看出他的欣慰。因此，我不忍讓他掃興，又不願說違心的話，只好相告說小說具有史料價值。
與我的想法一樣，當初有位朋友曾建議小說作者，把回憶錄和小說分開撰寫，因為小說作為藝術有更高的寫作難度，需要天賦和文化積累（作者在文章中回憶寫作準備時提到閱讀文學名著，竟然把已成為烏克蘭禁書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列入其中，可見他信息與鑑賞力的局限）。沒有對世界的豐富了解，就無法通過對比認識自身所處的歷史與現實。如果根基淺，即使名著擺在眼前，也很難得其精髓。常言道「眼高手低」，眼界不高，手就更低了。我認為，回憶錄是私人性的，可以私傳，也可以公開，小說則不然，是為公開發表而寫。如果以小說的形式寫自己的經歷，會受很大局限，掌握不好，會不倫不類，弄巧成拙，既減弱回憶錄的真實感，又影響小說的自由構建。現在，從更高的標準看，這部小說完成後存在的問題果然如此。因紀實性的束縛，作者既難以暢所欲言（例如迴避歷史節點的那場風波、自己入黨的經過以及其它可能的忌諱，這樣，就削弱了內容的豐富性），小說的優勢也沒有發揮出來。既失去紀實的分量，又缺乏小說的靈動。由此可見，作為文學愛好者，從本色寫作向藝術寫作攀登，不是輕而易舉的。勇氣可嘉，令人遺憾。成績值得肯定，問題無法否認。
在此，我不打算針對這部小說的寫作技巧加以評論，有文學名著閱讀經驗的讀者自然能看出其中的得失（我越讀越像在看《故事會》雜誌），比這更重要的是引發出我的問題意識，不吐不快。
作者這代人正在退出歷史舞台，這部小說多少代表了那代人對人生和歷史的認識，也是人生的自我鑑定。作為社會演化的一個環節，那代人不同群體的精神世界作為標本，尤其是體制內的精英人士，值得研究。對他們的剖析，也是對包括我自己在內的所有人性的剖析和觀念的清理。無論正面還是反面，他人的經驗與教訓也是警醒自己的一面鏡子。
以下文字對事不對人，只針對作品和作者代表的思想觀念，嘗試進行一次精神標本的解剖，從中找出病因。如醫生的手術刀，儘管鋒利，難免伴隨疼痛，但對病不對人，旨在治病救命。我對作者本人及所有生命永遠持尊重與善意，望讀者理解，也歡迎指正與爭鳴。
一獨立人格的缺失
閱讀經驗豐富的人都可以從這部小說得出結論，儘管它是在境外出版的，依然屬於大陸主流意識形態下的「體制內寫作」，因其思想內涵的「政治正確」，作者不知不覺使小說成為另一種「歌德派」作品，不但與當今大陸文學精品無法相比，甚至也未達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傷痕文學」、「改革文學」的天花板，更遑論遙追世界名著。作者最後在小說大團圓的結局中，用對西方思想家和魯迅的討論作為點睛之筆，但蒼白無力，與整個小說的內涵相比像是兩張皮，並不協調。
從文化發展史看，藝術最初產生於宗教，文化從宗教和特權階層普及後，文學藝術包括學術研究最初並未專業化，純屬個人愛好，有感而作，並不囿於利益，如此才保持了文化創造的鮮活。因此，任何業餘寫作、民間藝術的可貴之處就在於其非功利（名或利）的原生態，如果失去這種原生態，或想兼顧意識形態的「政治正確」，結果只能如這部夾生飯似的小說。
任何文學創作，作者的理想無非是向讀者表達自己的人生體驗及對世界的獨特感悟，同時提供一種審美。而作者的感受與觀念性的表達，無論自覺與否，都是有前提的，這個前提才是作品之外的底層邏輯，是作者深層意識包括三觀的所在。
由於作者自覺或不自覺的偏愛，小說男主作為作者及其觀念和理想的外化，才貌雙全，集中體現了作者的理想人格，近乎「完美」的高大全，小說不是在表現有血有肉的凡人而是心中的神（反而不如次要角色鮮活）。正因如此，在觀念深處，男主並不是自以為有個性的異類，否則不會成為這種體制中的成功人士，小說中的主要角色也大都屬於體制中人。而相形之下，作者身邊不乏體制內外特立獨行乃至失敗的異類，他們並沒有進入作者的筆下，是作者有意迴避還是不敢認同？只有作者自己知道。
小說男主的經歷看似坎坷，但內在的邏輯仍是千百年來「學而優則仕」的傳統，令人想到路遙《人生》中的高加林，只不過高是失敗者，前者則趕上了社會發展的上升期且靠貴人相助（如人所言：當趕上了好風頭，一隻豬都能飛起來）而成功，其中個人的因素比重並不很高。對於任何時代的底層人，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命運，藉助體制、投靠體制無可厚非，但如果具有獨立人格、自由思想，即使無力擺脫乃至挑戰體制，做不到事後諸葛亮，至少做個事後臭皮匠，應當對體制和自己的人生有所反思，謙卑地懺悔，而不是僅僅只敢發幾聲怨婦似的牢騷，同時得便宜賣乖，心安理得地享受體制的特權，當作奮鬥成功的標誌。
作者應該明白，自秦制以來，華夏社會一路衰敗失衡，形成強權與弱社會的二元結構，單調而僵硬的超穩定性結構不斷循環，難以突破。其中要素之一是科舉產生後，歷代當政者逐步把精英納入權力體制，包養控制，為其所用，由此形成官本位的傳統；而對不肯被納入體制的，除了消滅就是邊緣化，絕不允許其獨立而強，成為社會力量發育壯大的種子。由於權力的來源，加上體製法統的缺失，決定了小說男主的任何職務行為，從根本而言旨在為權力效勞，而不是為社會和民眾服務，不過是歷代官吏的縮影，是官僚機器上的一個零件，稍有不慎則身敗名裂。正因如此，對體制最依賴最忠誠的就是來自底層的工具，他們以此光宗耀祖，人前顯貴，知道自己位子的含金量，這個位子有多少人羨慕嫉妒恨，隨時等候替補，所以他們格外珍惜自己的飯碗，格外賣命。
常識告訴我們，一個正常社會是民情與制度的平衡結合，靠民間社會的強大與豐富，靠多階層參與的社會共治，所以，個人成功的途徑是多樣化的。但是，在男主所處的社會，他的「成功」可複製嗎？他背後那些更多的「失敗者」為何沒有其它選擇？當他利用權力幫助親友時，是否還記得當初自己備受歧視的痛苦遭遇？是否想到那些無權無勢底層人的無助？是否感到羞愧？一個社會如何才能恢復和培育社會生態，上下結合建立公平的規則，讓更多的人在各個領域有自我實現的機會，而不是直接或間接地只能依附壟斷所有資源的權力？體制不變，僅靠個人自律，所有體制人都能像男主那樣全身而退嗎？……質疑是覺醒和尋找出路的開始。將日常生活陌生化，保持距離地審視，防止麻木與同化，是創作者起碼的素質，誠如魯迅的詰問：「從來如此，便對麼？」這也許是對作者的苛求，每代人有每代人的局限，但這並不能成為每代人未能超越前人的藉口。作為自稱基督徒的體制精英尚且缺乏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的自省懺悔精神，遑論無信仰的普羅大眾。
從宏觀和整體上講，作為與新政權同時誕生的那一代及其後人（無論哪個階層），與雖然動盪但相對自由環境中成長的民國人相比（即使比較小說作者與出生於民國的「兩頭真」老幹部，無論思想還是勇氣，高下立判），由於成長環境的先天貧瘠和生活腐蝕，無論外在命運還是內在精神，整體上是退化和失敗的，精神底色高度同質化（包括當下的年輕人）。在小說中，時代背景是人物和情節的基礎，而作者對時代的認知並無獨特見解，與官方意識形態相一致，是身份的自我束縛？還是自覺地認可？我認為後者的因素更大，俗話說：「屁股決定腦袋」，因為他就是這個時代和體制的特殊受益者，否定了時代和體制就會引發自我否定。
一個族群精神和社會的豐富性與否，是互為因果的。即使是文革後所謂個人和社會的逆襲（作者那樣的幸運在今天是更多還是更少了？這也是判斷社會進步與否的指標），只不過得益於重複了幾千年來時代變遷的無奈選擇，是脆弱而短暫的。每當喪失自我更新能力的華夏面臨危機，只能主動或被動地依靠從世界文明生態鏈比自己更高的地方輸血。至今，由於沉重的歷史包袱和現實的惰性，這個族群仍未向現代文明徹底謙卑，靠著傳統的灰燼和外來的輸血苟延殘喘，現代化轉型可能因對自身和世界的誤判而選擇倒退以致失敗。作者寫作出版期間的社會衰敗，已證明所謂「中國模式」的失敗，這部小說只能成為諷刺。所以，得施捨就膨脹的暴發戶剛剛吃了幾天飽飯，不但不值得驕傲，而且應當感恩和反思。
正是由於個體難以擺脫時代的逆流，才使少數覺醒者顯得彌足珍貴，包括體制中人。正如聖經中象徵墮落的峨摩拉和索多瑪城，只要其中有幾個義人（是信仰層面的因信稱義，不是世俗層面的因行稱義甚至因言稱義），上帝也絕不將其毀滅。
二身心雙重體制化
作為小說，應當表現人物精神的成長變化，尤其是作者應突破自我、超越時代，從高更廣的視野，表達對人性的洞悉，對人間悲劇的省思。我們每個人都應捫心自問，人間的苦難和罪惡是否有自己的一份責任？這樣才能對切身相關的體制及社會本質給予深刻的剖析與批判，但這些在這部小說中體現得遠遠不夠，失於膚淺，甚至遺憾地缺失。即使表現男主置身官場的矛盾與衝突，依然沒有突破清官奸臣宮鬥的套路，而最後求助主持公道的不過是由皇上變成了領導，其中自然有這些領導與男主各種私人關係的作用（也是作者津津樂道的）。如此，是作者觀念的局限？還是表達功力不夠？抑或自我閹割了手中的筆？作者是否感到力所不逮寫小說也是一種錯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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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可悲的不是肉身被體制化，而是精神的體制化。明明從政治賤民成了「坐穩了的奴隸」，又升格為奴才，卻毫無身份自覺，甚至引以為榮，加以美化，錯把自己真的當成了趙家人，這連「身在曹營心在漢」的人格分裂兩面人都不如，不過是重蹈水滸梁山好漢「殺人放火受招安」的覆轍。如果對體制的不滿和反抗，僅僅是為了私利，為了參與分贓或取而代之（「皇帝輪流坐，明天到我家」），而上升不到公義的高度，尋求根本變革，那麼，奴隸和奴隸主有何區別？如何才能走出兩千多年的帝制？
進一步探究，這種精神被招安、被體制化，未必是從進入體制才開始的。
廟堂與江湖之間並不是涇渭分明的，有著深刻的歷史與現實根源。由於遠離文明中心的地理封閉，又無上帝的揀選和特殊啟示與恩典，從無位格的上天崇拜退化至天人分裂、多神崇拜泛神論、祖先崇拜，直至聖賢崇拜、權力崇拜，使這片土地集世俗化與意識形態化的矛盾於一體，產生了世界上最多最荒唐的迷信，至今揮之不去。加之隨著封建制的過早消亡，失去權力制衡、多中心秩序社會自治這些向憲政民主演化的土壤，編戶齊民的大一統秦製成為不斷延續的制度基因。如此，人治傳統所造就的權力意識而不是個人權利意識，成為這個族群的潛意識，區別於西方權力制衡的規則（法律）意識，成為廟堂與江湖所有人的觀念基因，釀就詭詐厚黑的醬缸文化，難以走出叢林法則。在這樣的社會，缺乏個人和社會的自由空間，絕對權力是一切問題的根源，也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手段。兩千多年前，陳勝那句「帝王將相寧有種乎？」揭示了此後幾乎所有人的隱秘心理，解決人間不公只能靠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人人心中有個秦始皇（一旦有點權力，立刻從奴隸變成大小奴隸主，皆因自己和先輩對何謂人的生活毫無經驗和認識），崇尚權力而不是規則（法律）。這樣的社會猶如人間地獄，每個人都被異化，集施害者和受害者於一身，既是權力機器的零件，又是其吞噬的耗材。
人治獨裁體制的穩定性遠遠低於有法統的封建制或民意選舉基礎的憲政體制，完全依靠統治者克里斯馬權威型的個人能力支撐，一旦權力者因健康或能力出現危機，整個體系就失去安全，繼續千百年的治亂循環。過去，皇權統治下的讀書人，達則獨尊儒術，困則遁入佛道。如今，所謂文明古國，衰敗得連律法主義的儒家傳統都守不住，被更野蠻強勢的紅色殖民代理人所征服，至今無法開啟走向真正共和的道路，趨炎附勢者只能靠體制苟活，個人榮辱得失主要靠是否跟對領導而不是能力。所以，唯有將個體置於歷史的大格局中，才能清醒地認識自己。
如此，這部小說的男主和作品是成功還是失敗？抑或一種「成功」的悲劇、反證其精神貧困？不言自明。現實很難擺脫歷史路徑的鎖定，個人也很難擺脫大環境和遺傳的文化基因，所以才有「造就富翁只需一代，培養貴族至少三代」之說。
階層出身（包括出身底層的後居高位者）不僅影響個人，縱觀七十多年，張獻忠的繼承者們德不配位，禍亂華夏，當下暫時的滿眼浮華，也掩蓋不住他們的粗鄙野蠻。歷史學家劉仲敬深刻剖析道：「無產階級都是生活在眼前的，今天和明天都沒有因果關係。中產階級通常把自己的一生看成一個整體或投資周期，所以奧威爾就說工人階級子弟瞧不起高中畢業後還不能自己掙錢養家，像小孩一樣靠別人的錢讀大學的中產階級子弟，認為這是缺乏男子漢氣概的表現。小說作為文學的興起，其實就是中產階級文化的一生時間觀的體現。貴族生活在責任、榮譽、信仰當中，意思就是上等人必須為自己看不見的祖先和看不見的子孫犧牲自己，或者說投資收益周期要跨越幾代人，像十字軍時代的城堡一樣。」從這個角度看，小說男主鹹魚翻身，成功贏得了自己和子女的現世利益，但這個體制打工者依然不是東家的人，精神也難以脫離原有的階層。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他的代價是丟失了自己的靈魂而不自知，令人想起與魔鬼做交易的浮世德，感嘆中國聰明人太多，錯把世故投機當智慧，還沾沾自喜，聰明反被聰明誤。小說結尾，男主的一位後代移居國外，也間接否定了這個社會。如果其後代盲目繼承他的精神遺產，那麼即使到了文明生態位更高的國度，也是「背井離鄉」。
顯然，剝開曲折的故事情節，透過男主耀眼的光環，小說的內核是平庸的，作者的價值觀是人本的、世俗的，缺乏超越性。一是在體制里做個好公務員（不過是重複儒家理想的修齊治平），二是收穫親情和愛情，三是通過權力幫助他人而贏得好口碑。這與作者自稱的基督徒身份完全不符（小說中僅有一處提到聖經，還不是針對男主）。作者如果是非信徒，無可厚非，這屬於上帝賜予的普遍恩典（聖經曰「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但他的成功標準顯然與真信仰相悖（如果按作者的價值觀，小說男主與耶穌相比，耶穌絕對是個失敗者），其官本位意識甚至還不如民國知識分子（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經商熱中，出於不同目的，許多體制中人紛紛下海，小說男主也曾利用自己的權力間接試水，但最終也未拋棄寄生性官場而獨立）。當年，民國中研院想請語言學專家李方桂任民族所所長，派傅斯年去作說客。李方桂說：「一流人才搞研究，二流人才做教師，三流人才做所長。」傅斯年一聽此話，邊退邊說：「我是三流人才。」推而廣之，我認為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一流人才應是創造財富的企業家，二流人才應是維護正義的法律人（包括司法人才和律師），三流人才應是科技文化教育工作者，而服務社會的各級公務員只能是第四流人才。
與小說男主相比，我的家庭和職業起點遠高於他，作為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那場風波的親歷者，與無數因此被改變命運的人一樣，兩年後我選擇主動拋棄了壓抑的體制，離開省級單位，成為體制的叛逆者，自我放逐到市場競爭中，甚至作了賣水果當小販的心理準備。然而，上帝看顧順服他賜予的良知之人，經過艱難歷練，我成為覺醒敢言的公知，所得到的人生收穫遠超過我的想像。今天看來，這完全是上帝的引領、拯救和使用。否則我肯定因寄生而廢掉，或因腐蝕而可能變成貪官。我的大學同學退休時不是廳級處級幹部就是教授，但我擁有比他們相對多的自由和不被權力包養的自豪自尊，還白白得到人間最大的特殊恩典——在基督里重生的新生命，這被神揀選的無價之寶不是任何人可以自己選擇的。「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林前1：28）所以，每當我看到街邊小販、商鋪店主和靠手藝生活的人們，就能與他們那種自食其力的自信與坦然產生共情。就連地上的流浪貓、天上的麻雀，都讓我被上帝眷愛每個生命的普遍恩典所感動，我們的信心與平安就源自這神聖之愛。耶穌安慰我們說：「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里，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它。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太6:26）
當一個人沒有真信仰的時候，任何人間之物都無法帶來安全感，也滿足不了靈魂的空虛，因此，他的三觀是不穩定的，相對主義和機會主義的，雙標甚至多標，人格是不統一的，往往陷入首鼠兩端、兩頭通吃的虛偽，唯一不變的中心是私慾。誰的成長沒有困惑？誰的人生沒有錯亂？最可悲的是對人生反思的錯亂，根源是無法誠實謙卑地直面人性的幽暗。而聖經告訴我們，人的價值與高貴源於上帝的創造，人生的終極意義統一於上帝的旨意，生命的最高目的是榮耀創造自己的生命之主上帝，這才是超越法律意義上「人人平等」的價值標準。不是光宗耀祖，不是青史留名，因為塵世不是永恆的（上帝啟示人類「天地要廢去」）。具體到每個生命的最終結果，因人對上帝拯救回應的自由選擇，決定了人是義還是罪，人的價值在上帝終極審判中是不平等的（上天堂或下地獄）：「……豈不知與世俗為友就是與神為敵嗎？所以凡想要與世俗為友的，就是與神為敵了。」（雅4:4）「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瑪門（「瑪門」是「財利」的意思）。」（太6:24）
三實用主義的人生觀
作者對人生的解讀，屢次經小說中通曉《易經》的高老先生之口，歸之於緣分與命運（作者對貴人相助除了感激並無反思），與作者在結尾對傳統文化的批判相矛盾，這是中國人幾千年來彌散性宗教之下「天命靡常」的人生觀和歷史觀，也與人類現代性危機高度契合。近代以來，逐步否定上帝、信仰衰落後，尤其是19世紀末以來，西方人本主義的現代性因人的盲目自信而失敗，人類精神悲觀地陷入後現代相對主義的虛無和碎片化，失去了整體性方向，人生意義只能自我賦值，或魯迅那樣西西弗式悲劇性的努力，或犬儒主義的趨炎附勢，或用物慾甚至毒品等片刻快感替代心靈慰藉，或從東方神秘主義宗教尋找出路。
由於處在文明的邊緣地帶，東亞窪地總是與文明中心存在時間差。20世紀末，毛時代強制下的所謂穩定被打破後，控制鬆動帶來社會發展和階層的分化，加上社會轉型，這塊內部衰敗、靠外部救濟、差異懸殊的巨大空間，既有前現代，又有現代和後現代。四十多年的快速變化，也給缺乏信仰的族群帶來前所未有的精神衝擊，儒家傳統的喪失和權力意識形態的破產，造成精神秩序的真空，於是各種思潮趁虛而入，這個自王朝崩潰後一直靠強力維繫大一統、缺乏國家建構共識基礎的地方，隨著主流意識形態凝聚力的下降，民眾精神的變化速度遠遠超過經濟領域，許多人無所適從。但精神世界的顛覆是更新的開始，如破繭成蝶、浴火重生，其痛苦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超過肉體，否則不可能精神成人，永遠停留在類人孩或巨嬰狀態。然而，從親歷社會變遷的小說男主身上，我們看不到他精神上的自我否定與涅槃。由此推斷，自稱信仰耶穌的作者肯定知道但並不理解克爾凱廓爾那句名言：「人是一棵會思想的蘆葦」，人的本質是靈魂，靈魂的更新才是本質的成功，而靈魂的更新從根本上來自上帝白白賜予的恩典。
面對歷史性危機，在正常社會總能激發自我調節功能。近年來，西方保守主義傳統重新被重視，政治保守主義正在回歸，也引發了中國大陸思想界尤其是基督信仰的知識分子群體的保守主義熱。觀念更新是社會變革的基礎，也決定或影響個人和社會的方向。
小說另一個重要輔線是男主與婚外多位女子的情感線和性關係，以塑造男主官場亨通、情場得意的成功人生，增強了小說的可讀性，這種才子佳人的傳統套路，也是近代西方人本浪漫主義的影響。一個人的愛情觀是其重要的精神標誌。人的情慾與滿足是上帝的創造與恩典，而當一個人的情慾脫離律法和恩典，不論書中描寫的是真實還是虛構，無論怎樣以愛情之名給予美化，依然是自我中心、自我為義的傲慢，不過是墮落的美容而已（與利用兩性關係抹黑他人是一體的兩面），尤其對一個自稱為基督徒的作者，更是自欺欺神，應當在懺悔的基礎上，謙卑自己，求神的憐憫與寬恕。
也許有讀者認為我太較真兒，太苛求，甚至二極體思維。我的信仰告訴我，在現實關係中，人與人當然要友愛寬容（但源自上帝之愛的寬容與人本倫理的寬容是根本不同的，且現實的寬容並不能取代信仰的不寬容），皆因世界和人類是不完全的，但這種存在並不是正常合理的。全能的上帝不會造廢品，世界和人類被造之初是完美的，可是當亞當夏娃不順服上帝（真理），以自我為中心，濫用自由而墮落，罪性和死亡便入了整個世界，代代遺傳。人類始祖被逐出伊甸園後，其自治的世界是殘缺的，充滿了罪惡與苦難，因著上帝的憐憫與暫時任憑，以及人性殘存的良知和倫理，上帝容忍人間在是非善惡的黑白兩極之間灰色地帶的存在。絕對公正（義）和絕對的愛（善）只合一存在於上帝，唯有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才有資格擁有統一的絕對權柄，類似父母對自己未成年子女的監護權。相反，在有限有罪性的人間，除了上帝，人不可擁有絕對權力，只能退而求其次——政教分立，即政治權力與倫理教化權力必須分散制衡（不能既管身體又管道德），各司其職，分工互補。同時，所有權力必須置於體現上帝公義的法律之下。按此邏輯，在世俗世界，愛義合一隻能是上帝針對教會內部信徒彼此關係的要求；而在社會公共領域，愛和義必須分野，愛（善）交由個人和社會組織去實現，公正（義）則隱性地化為法律的程序正義，以實現相對的事件正義。另外，在思想觀念領域的交流競爭中，不能靠法律裁決，而是以上帝的公義（真理）為絕對標準（有如化學試劑），才便於鑑別其是非善惡的程度（上帝眼裡容不得半粒沙子），包括各種觀念的純正與否和雜質的成分與含量。如此，才能在現實中，因著上帝的恩典與憐憫，在終極審判之前，在精神和現實中堅守文明的底線，將相對性人間的多樣化統攝於一元正義，否則就陷入相對主義的混亂，失去文明進步的導向，使世界的墮落突破底線不斷下跌，分裂呈碎片化、馬賽克化。
四結語
人最大的囚籠不是有形的，而是無形的，就在自己的身上。用作者那代人最熟悉的話形容，必須「靈魂深處鬧革命。」因此，比打破有形的囚籠更難，更複雜，更漫長，這也是改變民情比改變制度更難的原因，而民情是制度更新和鞏固的基礎。要突破精神的囚籠，一要有真信仰，重獲新生，靠上帝的恩典而不是企圖抓自己頭髮離開大地似的自我拯救；二要不斷更新文化積累，謙卑地終身學習，突破思維定勢；三要保持批判精神，不耽於精神舒適區，勇於自我否定，才能衝破精神囚籠，擁有真正的自由和自我。以上也是我與作者和讀者的共勉。
如果說有一種詩叫「老幹部體」，那麼這部書可以稱為「老幹部小說」，我之所以以此為標本進行剖析，不僅是為了那一代人，為了歷史，更是為了新一代和後人不再繼續他們的精神悲劇，埋葬舊時代的黃昏，托起新時代的朝陽。
2025.2.1.於漢塘古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