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溯石|廣場最後的留守者（一）
「戈培爾編輯」幽靈重現
4月25日晚7點，中央電視台播出《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相比13年前「戈培爾編輯」——姚文元所做的《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雖仍雞血亢進，卻顯陳詞濫調，少了當年驚悚駭人的力道。13年前那篇奇文發表後，一位署名「一名現場工人民兵」致信《人民日報》，信封正面寫「北京人民日報總編輯收」，背面寫「請戈培爾編輯收」。信中裝著1976年4月8日《人民日報》一、二版，在登有奇文的一版上寫著：「令人震驚！黨報墮落了！你們演的這場『國會縱火案』實在不高明」，「從今改為：法西斯黨機關報」。如今，早已換了人間，「戈培爾編輯」的幽靈不僅沒有寂滅，還大張旗鼓地再行於世。冷硬僵化的政治現實與無數顆年輕熱烈跳動的心靈是脫節的，也與萬物繽紛生長的時代氣息相當隔膜。
多年後從楊繼繩的著作中才真正了悟這篇社論的威力：「這個定性的政治分量，超過了1957年對右派分子的定性。按照當時的中國政治常識理解：政府必定動用專政力量粉碎陰謀、鎮壓動亂，參與動亂的人沒有好下場。」
敵我矛盾若是基本定性，「對話」不成了與虎謀皮？置身廣場，四周一片譁然，憤怒，驚詫，擔憂，甚至盛傳將採取軍管，對學校施行手段。北大等青年教師宣布罷教，38所高校6萬學生聯合總罷課的消息接踵傳來。在廣場上紛紛揚揚的信息交雜的話語密林中，我冷不丁望向夜空，忽而感慨叢生：多麼遺憾多麼無奈，看來一些曾引領時代的「偉人」，比如那位85歲老人也難免走向其反面，甚至變成新征途上的絆腳石，自己卻渾然不覺……這是一種歷史規律嗎？是這塊土地上的必結之果嗎？這種並不罕見的生命現象，是每個人進入暮年後必須涉過的一條宿命之河嗎？——那將多麼可怕。
記不清在哪一天，我在廣場上遇到了某報記者Y,開啟了我們珍貴的共同廣場歲月。記者的工作性質帶來自由探訪的時空便利，其父母在天津又逃開了生活管束。我們同齡且同心，獨來又獨往，我們的身份同為寂寥邊緣的「社會閒雜人員」；不同的是，Y有難得的政治智識，善冷靜地知人論世，讓我沒少茅塞頓開，而我的啟動點僅是抽象的文人熱情，全為道德美感所蠱惑，其它一概懵懵懂懂。我們逐漸構成了一個自發的相伴相隨的組合，並在廣場有了一個固定相依相會的位置——紀念碑東北角東側頂端的角落，誰到廣場來必先到那個角落找尋對方，有時我到那裡時空寂無人，有時我到那裡Y正翹首以待，我們共渡了許多難忘的廣場時光，有過很多熱烈的討論，更有很多交流後寶貴的共識。
大遊行、大罷課的決議傳出，攜帶著官方鎮壓的風聲，學生寫下以死抗爭的遺書。我和Y聞訊從廣場黯然暫別，分赴街頭。
「我以我血薦軒轅」
——魯迅
已趨平靜的學運陡然再起。原本籌劃已久的「五四」七十周年紀念活動，由於「四·二六社論」的刺激，使學運高潮在4月27日提前而至。
這必是充滿懸念的一天。上午騎車至德勝門左轉然後一路北上。第一眼所見便遠遠出乎意料——望不盡的人山人海，數不清的方陣旗幟。辨不出名目的各類警察會聚一起，鑄成動態人牆前後封堵，四面八方難以數計的北京民眾震天齊呼「讓開！」他們作為開路先鋒置身最前沿，為學生一次次地撞開封鎖線，學生們被手拉手的自助糾察隊牢牢鎖住邊界，以血肉之軀頑強趨進，「我以我血薦軒轅」「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血諫政府」「愛國無罪」，他們亮出的橫幅昭示出此行之初悲壯的基調，而「打倒官倒」「和平請願」「反對動亂」這類口號又非常智慧地對「動亂」大帽子做出回應。
友誼賓館、車公莊，六部口……我騎車緊隨遊行大隊，忽前忽後奔行，當隊伍卡在某個關口時，便停車到路邊擠進人群，或推著自行車駐足觀看，當隊伍順利前行時，我又趕緊上車追隨至下一個隘口。道路兩邊往往停滿推著自行車的民眾，大量的汽水、冰棍、食品被塞到學生手裡，屋頂，樹上，鷹架上，沿街窗口更有無數的人們歡呼助威：「學生加油！」「向學生致敬！」每輪僵持攔截化解後，便有更多學生民眾加入到遊行行列中或隨行的助陣隊伍中。
陰霾逐漸散去，一個異常明媚和煦的春日。車公莊二環道口，北大等北部高校學生隊伍與東部高校隊伍匯合，歡聲雷動。下午隊伍在通往廣場的關鍵部位六部口遭遇最強一戰，數十層的堵截人牆封死了長安街，警察雖人數眾多卻赤手空拳，長久對峙後遊行隊伍終於沖開缺口，警察人牆最終不得不退後讓路放行。大會堂北門外的長安街遊行隊伍經歷最後一輪苦戰——鋼盔盾牌棍棒，軍人軍警軍車悉數亮相，最終卻只是充當了陪襯的布景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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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此天此景，很像一場萬眾歡騰的盛大足球賽事——一場由學生、民眾、軍警共同完成的空前絕後的曠世大賽。學生無疑置身主場，民眾不僅是熱情激揚的觀眾，實際還充當了最佳的前衛與後防甚至中鋒，學生在與軍警的對陣中，一次次陷入僵持膠著，一次次絕處逢生，又一次次拿球突破進網，最終完成了一場對抗強度超強且懸念重重、高潮迭起、以弱勝強、感天動地的偉大賽事。
十里長街與60個足球場大的天安門廣場終成為勝利者的超級舞台，各路豪傑旗幟會聚的海洋。這場景也像奧運會的開幕儀式，各類大家熟悉或陌生的大專院校逐一入場，領受著觀眾的辨識、驚嘆、歡呼和禮讚。同學們帶著捍衛尊嚴的執拗與凜然，帶著勝利者的自信、驕傲和汗水，也像被檢閱的光榮戰士，這次他們不是接受領袖的檢閱，而是人民的檢閱，道義的檢閱。
各校方隊抵達廣場後步履不停，一一經過天安門城樓，沿長安街東行從建國門立交橋沿北二環返校。據統計，這場席捲百萬人的大遊行，從早8點持續到次日凌晨，歷時16小時，30公里。無以數計的中青年知識分子和各界民眾一路跟隨前行，夾道支持者中甚至有醫院病人、幼兒園孩童，身穿袈裟的和尚也出現了。
我始終穿行在快樂的人群中。永難忘記：每當隊伍受困交通阻滯，龐大擁塞的人群看上去多次瀕臨危險，似乎擠壓、踩踏事件隨時蓄勢待發，但全都有驚無險安然渡過，擦身而過的人們彼此相讓，化解了所有困局；我也數度被擠壓在狹道，置身兩股自行車群的頂牛對沖中，但沒有一個人急躁慍怒，都是耐心巧妙地錯開，笑眼望向「狹路相逢」的對面，而對面都是一張張燦爛的笑臉。
這一天，春光，朗日，碧空，天氣與民氣，天道與民意，共同譜出了一曲偉大的「歡樂頌」。這是一個天選的民主之日。
當我們歌唱櫻桃時節，
活潑的夜鶯和俏皮的畫眉，囀啼歡躍！
——《櫻桃時節》
趙紫陽的紀念「五四」講話、亞投行講話，口徑大不同於「四·二六社論」。氣氛變了，北京紀念「五四」七十周年的大遊行，遭遇象徵性阻攔後便一路暢行。此日參加院校總數更多，還加入了外地赴京學生和新聞隊伍，它更像對四·二七勝利的延伸，也像對前一階段學運的總結慶典。學生組織同步宣布次日複課。
「七十年民主自由夢」「跪久了，站起來遛遛！」——這樣的詞句，讓我異常動容。
這一日，充滿陽光的氣息，愛的氣息，正如它所昭示的日子那樣青春勃發。最美好的五月，眼前的妙齡男女們享受著他們生命中真正的節日。我聯想起少年時抄錄下來的那首至愛的《櫻桃時節》——
「當我們歌唱櫻桃時節，
活潑的夜鶯和俏皮的畫眉，囀啼歡躍！
美麗的姑娘暢想如狂，
戀人的心懷充滿陽光！
當我們歌唱櫻桃時節，
畫眉的聲音分外清越！……」
這些天裡，所有的人都神采飛揚又謙恭有禮，笑靨盈盈宛如天使，相敬相惜，心心相通。最吸引目光的當然是那些風華正茂的學生姑娘和小伙子們，更有他們呈現的美好愛情。這是愛情剛剛正常生長、舒展的年代，廣場上的這代大學生生逢其時，那時的情感還留有莊重、青澀，甚或刻意的酷烈超然、灑落不羈的痕跡，別具一種特殊的美感和韻致。
青年學生至真至純，明敏無畏，天然具有先覺、先驅、先鋒特色，其寶貴自然也在於摯誠英勇而非機謀巧詐，他們作為整體或許並不適宜在繁複、曖昧的政治纏鬥中承擔專業政治家的角色，即便其中不乏政治素質出眾者。
而且，這又是極為特殊的一代青年——自幼接受理想主義的薰習教化，領略大開大闔的時代巨變，親歷思想解放運動，吞下蜂擁而入的各類思潮，由此浪漫主義，古典審美，現代意識前所未有地複合雜糅，殉道獻身的英雄主義，壯麗高蹈的悲劇美學，獨立思考的批判精神兼而有之。
曾有過一個專用詞彙——「六八式」，特指誕生於暴風驟雨的六十年代，成長於理想盛行的八十年代的那一群體。
我曾見過這代人最具幽默意味的自況：一怕不死，二怕不苦。
八九學運風格整體上帶著鮮明的八十年代理想主義氣質，自然也就印映著胡耀邦的人格基調——純潔清新，熱烈摯誠，理性多思。
有美學家曾說：美是自由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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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五月時節，我看到了美的極致「綻放」——它本身就具有非凡的啟蒙意義，永遠值得駐足凝望。
我願融化到這人間大美中，它正觸手可及。那些所謂工作前景，人生前景反而被推向遠方，根本不願考慮，似乎也毋須考慮，我認為已找到夢想中的生命運行方式。
五四後某日是記者Y的生日。在這樣一個永恆的春天，沒有燭光卻有燦爛星月，沒有佳釀卻有共享大愛的歡樂人潮。那夜，我們仍安坐在紀念碑旁固定的位置上，我送上的只有心中默默的祝福。
「壯士一去盼歸來」
我以為，在青年學生的完美開局後，知識分子會當仁不讓地站到一線，儘管對他們將以何種方式運作缺少常識和想像。我熱切觀望並期待「五四」大遊行後有新的社會力量作為強有力的接棒者出現。
很多勇毅的知識精英和新聞群體作出了大膽支持和回應，但整個知識分子群體卻顯得遲緩與曖昧。或許無休止的運動已讓他們膽破心寒，他們總處在小心翼翼試圖顫巍巍邁出腳來的猶疑中。
5月13日，學生們開啟了絕食行動。他們仍竭力沖開一個變革的缺口，抗爭「動亂」的污名，展開真正的「對話」。我略覺出乎意料，這個行動似與前邊氣口的銜接有些錯位，暗暗擔心，怕再而衰，三而竭，可民運正走入鼓樂喧天的高潮，總不能讓舞台中心空場……
北京大學以「壯士一去盼歸來」的橫幅為絕食勇士們送別。
廣場上迅速密布招數以千計靜坐絕食的學生，呈現出與之前流動人群完全不同的景觀。除絕食者外，還有無數熱心的探望者、關切者、贊助者。我與記者朋友Y坐在這龐大的學生群體中，時時感動著又焦灼著，也自覺地與食品隔絕。大量絕食學生脫水，身體電解質紊亂，救護車晝夜穿梭，急救擔架跑動不停。各界緊急呼籲，政府安然不動，全國各地進入聲援學生的高潮，幾十萬上百萬的遊行日日出現。
我看到：真誠，淳樸，安詳寫在周圍學生們莊重的面龐上，更多人只是執守著一種青春的本能，獻身的熱望，沒有任何機謀盤算。相對他們來說，任何誇張，作秀，功利，攀比，刻意、激進競賽都是一種損傷——在絕食過程中，我看到任何這樣的痕跡，都會為那些全然真誠投入的「沉默的大多數」抱屈。
由此知道了北京春天的真正脾性。白天烈日當空，入夜卻冷得沒著沒落，氣溫直接降落一倍；也知道了每個時段的自然演化——冷暖交替，光影變幻，晚霞朝陽，皓月星辰。
絕食次日，上書「絕食」大字的黑布旗幡出現在紀念碑前的旗杆上。再隔天，「高自聯」移到廣場辦公。
我滿懷熱望鼓足勇氣走到偏紀念碑南側的一個帳篷前，不知哪個機構的哪位人士，迎上前來，問我何干？我說只想幫忙……做任何事……聽由安排，這位看似學生，又顯得過於成熟的先生表情詭異，似笑非笑笑而不答，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表示，我被他似嘲笑似婉拒更似傲慢的態度弄得無地自容，悻悻而去，一方面怪自己運氣不佳，一方面為自己四六不靠的身份尷尬沮喪。
廣場的絕食靜坐提供了與同學朋友不期而遇的機緣。我不時走到絕食同學的營地探望聊天，將臨畢業的絕食同學小M最「忠於職守」，所以永遠都能遇到他。小M聰明異常又謙和靦腆，他出自北京大學核物理專業，覺得在這個專業里難大有作為，忽發奇想改道而行，只用了40多天便以榜首的成績考上藝術類碩士研究生，他說相對高深艱澀的核物理，準備藝術類考試簡直輕鬆得如同享受。我們笑談1989年春晚姜昆、唐傑忠表演的相聲《特大新聞》，在那段相聲中，姜昆嚷嚷道：「國家出大事了——天安門廣場要改農貿市場了……歷史博物館改新潮家具展銷了。」
中央戲劇學院的朋友小W（韋武民）也參加了絕食。她因病一再延後了畢業時間。她的病也給家庭帶來很大災變，弟弟不得已終止了求學之路，母親從家鄉武漢來京全程照顧她，極盡操勞。我們不止一次在廣場相逢，她帶著舒暢笑意，她的母親也一掃愁容。有天友人驚奇地告訴我，見到一家海外媒體上印著小W（韋武民）在廣場的大幅彩照，標題是：「英雄乎？美人乎？」
藝術院校絕食營地區域內，時常閃過些異常俊美的姑娘。一些後來成為耀眼明星的表演專業女生也組團來廣場高調助陣，展現了她們一生中最美的姿容。小W（韋武民）對此還向我有過一番精彩描述。
一對來自電影學院攝影專業的迷人學生情侶一再穿梭於我們置身的紀念碑東側通道。他們旋風般匆忙來去，帶著專業採訪設備，時時拿著話筒和筆電俯身錄音或筆記，敬業而莊重。男生Z是個面帶夢幻的美少年，女生風姿綽約灑落大度。Z的面龐上混合著稚嫩純潔與嚴肅堅毅，他嘴唇兩側以紅筆圖示絕食並寫著「不吃」兩字。日後憶起那個五月，總會閃過他們俏麗的春意，他們肅然的風致，以致成為我心中八九「櫻桃時節」的詩畫象徵。
後來我與Z多次廣場相遇。
「多麼短促呀，櫻桃時節！
情侶們神遊夢鄉，雙雙把耳墜採擷……
一串串櫻桃蘊含著愛情，
從葉間脫落，宛若滴滴鮮血。」
「新聞要說真話！！！」
——新華社
我的在校學生朋友多在新聞專業。
新聞界成為焦點，也創造了歷史——他們既是無奈的受害者，又是大膽的反叛者，既是千夫所指的造謠機器，又是突破禁區的先行軍。
學潮民運，給新聞媒體出了大難題，也給了他們千載難逢的機遇。
4月19日《科技日報》發表《傾注哀思——天安門廣場目擊記》及照片，4月21日，中國新聞學院的學生高喊「新聞自由」出現在天安門。一些媒體成為令人矚目的英豪，《科技日報》率先大膽使用自己的稿件，而非使用通稿，開啟了新聞界的反叛之聲，4月23日，登出集體采寫的《風一程，雨一程，壯歌送君行》，名動京城。4月27日，上海處理《世界經濟導報》，撤銷欽本立總編輯職務，在全國新聞界激起軒然大波，從首都大報到地方報紙，編輯記者紛紛自發組織聲援欽本立的活動，遊行隊伍中也舉出「聲援新聞界的良心」的橫幅。四月末，戈揚主編的《新觀察》半月刊登載了對四·二七大遊行的長篇詳盡報導《北京：4·27學生遊行目擊記》，《致兩個袁木》，成為這家曾居全國發行量第二雜誌的絕唱，1989年第10期是其面世的最後一期，並由此洛陽紙貴。數年後，我見到過它，友人從床褥下的一角炫耀又詭秘地抽出，只晃動了一下，只供遠觀未許近觸。
電視發揮直接且高效的優勢，收視率創出紀錄。多家報刊媒體在奮力掙扎中推出了不少好文章，尤其是許多記者以個人身份頂著風險深入現場，有的用盡春秋筆法，有的捨棄身家，共同締造了新聞史上的一段奇蹟，展示出新聞本當應有的活力。
印象中《北京日報》一時成為笑談，幾乎是個反面樣板，不止一次引發公憤而遭焚燒，新聞專業的朋友曾不止一次特意通知我現場觀看。
繼加入「五四」大遊行後，5月6日新聞界再由新華社向天安門行進，舉出「新聞要說真話！！！」「不要逼我們造謠」等橫幅。二百多名新聞工作者到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門口靜坐，遞交千餘名記者聯署的要求對話的請願信，千名學生騎行趕至現場聲援。
新華社在遊行中打出「新華社北京5月16日電：今日無新聞」的橫幅。5月18日的《人民日報》為自己留下了驕傲的一頁，一版頭條報導了「五·一七」大遊行：「首都百餘萬人遊行聲援絕食請願大學生——強烈要求立即對話救人救國」。但是，隨著中宣部的指示和趙紫陽的告別，新聞輿論迅速收緊，有人怒斥「筆桿子出賣了槍桿子」。戒嚴頒布後，5月22日新華社四百多名記者編輯冒雨衝出大院打出「新華社」旗幟，沿西長安街前往廣場，高舉「新華社以血抗暴」等橫幅，與雷雨之聲混作一曲交響。
某次觀看新聞界遊行的路口，遇到了與一位同學相熟的法國記者，他也忙壞了，望著狂歡的中國新聞媒體人，他臉上的表情有些複雜。
「多麼短促呀，櫻桃時節！
夢幻里攀摘珊瑚耳環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