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已經顯示出它懂得如何創新。不僅在綠色產業(太陽能電池板、電動汽車、氫能等)領域大顯身手，而且還在人工智慧、汽車以及即將到來的航空領域大顯身手。法國或歐洲能否從其基於集中規劃和積極商業政策的模式中汲取靈感?為了討論這個問題，法國世界報組織了由法國公共投資銀行(Bpifrance)執行長尼古拉-杜福爾克(Nicolas Dufourcq)和歐盟安全研究所(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研究主任、中國問題專家愛麗絲-艾克曼(Alice Ekman)進行比較討論和闡述各自的觀點。
首先，中國巨大的投資和創新能力令人印象深刻。這是否可以成為一種可以效仿的商業模式?
尼古拉·杜福爾克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中國是世界工廠：工業占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40%，而法國這一比例為10%。差距無法彌補。法國戰略局估計，要將法國工業占GDP的比重僅僅提高兩個點，從10%提高到12%，也需要十幾年的時間。例如，中國人正在建設五十五家大型半導體工廠,歐洲不可能跟上這個步伐!此外，在體制方面，中國是一個一體化集權模式，在極其高效的中央計劃的指導下運作。因此模仿中國是不可能的。但他說，有一點除外：歐洲必須像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中國對我們那樣回敬，當時為了彌補技術落後，曾強迫我們的公司作為合資企業的少數股東;要求大量的技術轉讓;對我們設置了很高的關稅壁壘。現在角色互換了，在很多領域，中國是已開發國家，我們是新興國家。
他認為，今天中國的攻勢令人嘆為觀止。不再僅僅涉及太陽能電池板或電動汽車，而是涉及未來的所有行業。大多數歐洲公司，無論是機械工程、機器人、維修、物流還是其他行業的公司，都發現有競爭對手在銷售與自己相同的產品，但價格卻低30%到50%!
西方企業淡化了技術轉讓後果的嚴重性
艾克曼認為，勞動力成本上升使中國在紡織品等低附加值產品方面的競爭力下降。但在技術產品方面，中國的工業已經真正進入了高端市場，並在這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即使這些行業的工資進一步提高，國家補貼仍將使產品價格保持在相對較低的水平。這些補貼有助於保持價格低廉。中國工業實際上處於虧損狀態。這就是所謂的傾銷......
杜福爾克說.：通過傾銷的模式，有可能摧毀歐洲殘餘的工業。歐洲必須迅速採取貿易壁壘來保護自己。他認為，中國是一個老齡化國家，幾乎沒有養老金制度一一從這個角度看，中國人實行的是極端自由主義的社會模式。在西方，創造價值被用來為社會保障提供資金;而在中國，創造價值被用來為誇張的工業化提供資金。民眾對此表示接受，因為這是一項民族自豪感工程。
艾克曼隨即指出：一些中國公司的創新能力不禁讓人印象深刻。在二十一世紀初，許多歐洲主要集團都堅定地認為，中國在技術上永遠無法趕上，西方企業淡化了技術轉讓的嚴重性，中國企業已經證明他們懂得如何創新——當然，他們複製了很多，竊取了很多，依靠異常發達的情報機構，採取了非常具有攻擊性的經濟情報策略，但無論政治體制如何，他們也會進行創新。有時它有效，以半導體為例，面對技術貿易制裁，中國必須做出反應。像華為這樣的公司處境很艱難：它沒有資源在一夜之間取代美國的零部件和服務，部分得益於大量補貼，中國電信公司以創紀錄的速度用中國技術取代了其手機終端中的大部分外國技術。
法國世界報
征服世界和確保對美國的技術統治地位的民族自豪感
另一方面，儘管中國共產黨內部有戰略思想，但並沒有讓國內的研究人員和工程師成為真正的思想源泉，而這些人的素質和數量正變得越來越高。但事實並非如此：歸根結底，是黨在決定和監督。研究中心和大學裡瀰漫著「恐懼」的氣氛，由於爭奪補貼和恐懼心理交織在一起，公司和實驗室會誇大一些數據，忽略另一些數據，甚至隱瞞問題。等級制度和政治壓力強大，技術監控激增。在這種情況下，創新仍然是可能的，但揭露問題和疑點是有風險的。
杜福爾克繼續指出，中國仍有一些神秘之處：雖然它是一個受到監管的國家，但卻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傑出的私營企業家，創建了世界一流的科技公司.....對於中國人是如何將激進的規劃與極具創業精神的生態系統結合起來的?杜福克的假設是：如果該模式的這兩個方面看似不可調和，但它們卻由一個基本要素聯繫在一起，那就是征服世界和確保對美國的技術統治地位的民族自豪感。
艾克曼認為：如果真有「中國模式」的話，不會如此肯定其長期有效性。當前，中國經濟出現放緩跡象。經濟活動已經放緩，現在距離21世紀初的10%的增長率還很遠，越來越接近5%。與此同時，嚴重的房地產危機導致很多中產階級儲蓄者近年來損失慘重。中國的教育費用非常昂貴，醫療保健費用也非常昂貴，退休養老金仍然很低。在此背景下，國內消費難以增長，經濟仍然高度依賴出口。另外青年失業率為28%。躺平的這些年輕人是中國模式的犧牲品。另外一個薄弱環節就是房地產危機，對於中國人來說，這表明他們的模式出了問題。
世界第一強國的目標
他們認為，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這或許也是它的優點：中國對自己抱有遠大的抱負。到2050年，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周年，中國的目標是成為經濟、技術、國防、太空等所有領域的世界第一強國。超越美國是中國主要的、近乎執著的動機。
艾克曼指出，在中國當前的政治背景下抵抗是非常危險的。黨無處不在，存在於社會的各個層面，對待不同意見絕不會手軟。相當一部分人口因其個人數據被濫用而遭受著切實的損害。例如，自2018年5月起，所謂「社會信用」體系中評級較低的人一年內將不能再購買火車票或飛機票......不僅僅是出於政治原因。自習近平上台以來的13年裡，大批中國富豪尋求移民海外，將財富轉移到新加坡或其他地方。在中國，你可能一夜之間失寵。馬雲(阿里巴巴創始人「消失」數月)的遭遇就證明了這一點。
某些行業的活力和技術進步對中國企業家具有激勵作用。但與此同時，他們又受到非常強烈的個人懷疑情緒的困擾。在中國，企業家精神是在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時代逐漸興起的。黨員和公務員官員利用當時的優勢，大膽嘗試，有點類似於蘇聯。中產階級已經出現,當今的年輕一代企業家有著不同的特質;他們意識到了降級的風險，也意識到了中共對經濟的監管仍然非常嚴格。
面對這種如同推土機般運轉的模式，歐洲企業該如何自保呢?
杜福爾克認為：從2025年開始，歐洲必須立即建立對市場的保護。在經歷了新冠疫情期間的平靜之後，中國確實重新發起了攻勢，其在人工智慧和汽車行業取得的勝利就是明證。他呼籲歐盟委員會調查所有針對中國做法的投訴，並立即引入進口壁壘。
對於是否也應該建立一個基於規劃的歐洲工業政策的問題?
杜福爾克指出，《晶片法案》於2023年在歐洲議會獲得通過，旨在加強歐洲的半導體產業，減少對亞洲的依賴。但這是失敗的。相比中國目前正在建設的五十五座半導體工廠，歐洲只有四，五個。歐盟面臨巨大的資源問題，需要德拉吉報告中建議的8000億歐元。但歐洲對於該計劃的融資尚未達成共識。問題始終如一：歐洲如何籌措8000億美元的資金，同時將GDP的30%用於社會支出?歐洲做出的民主選擇是優先考慮我們的文明。
但在這場地緣戰略競爭和技術競賽中，中國也可能將某些道德原則置於次要地位——在研究、使用面部識別工具或為政治目的大量使用公民數據等方面。這種道德的邊緣化可能會產生重大的國際影響，因為中國也有規範的野心：它打算為電信、衛星、電動汽車、數據管理等制決標准。這些標準不僅可以塑造中國的日常生活，還可以塑造國外的日常生活——這種日常生活與我們的某些價值觀不符。
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在這場對話最後，兩位專家指出，歐盟明白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減少在戰略領域對中國的依賴，其中包括醫藥產品、風力渦輪機、電池、稀土等。認識是有了，行動並不容易，但還是在進步，而發展歐洲戰略自主已刻不容緩。對於歐洲來說，恢復潛在增長水平是至關重要的，除了大規模投資創新之外，別無他法。
歐洲土地極其肥沃，但太多項目因缺乏資金而無法實現。然而風險很高：縱觀歷史，常常因為未能贏得技術戰爭而錯失良機。但也必須選擇這些戰鬥，向基於歐洲400所科學大學的研究的顛覆性、高度先進的技術邁進。因為歐洲的裝備非常精良，美國的技術成功很大一部分源自歐洲專利。中國的成功很大一部分來自於對它們的「掠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