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孫中山頗受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詬病，其「聯俄容共」政策爭議極大，有人把1949年中共建政歸咎於孫，甚至有人認為他晚年在思想上已經赤化。值此孫中山百年祭辰之際，筆者針對上述問題撰寫了一篇兩萬餘字的論文《拒絕赤化——孫中山思想辨析與政策評判》。本短文概述了論文的大意，論說的順序有所調整。
「聯俄容共」始自1923年1月孫中山與蘇俄代表越飛在上海發布聯合宣言，在第一條申明「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這是明面上的共識，實際情況如何呢？
1994年在俄國出版的俄共解密檔案彙編是一個重要的參照。解密檔案顯示，越飛在上述宣言發布的同一天還為蘇俄撰寫了題為《越飛對同孫逸仙合作的前景和可能產生的後果的看法》的絕密文件，通篇講的都是孫中山的軍事和政治行動計劃以及中俄談判（主要圍繞著俄國在蒙古駐軍和中東鐵路問題），隻字不提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此前此後發自越飛的全部文件也都沒有表現出赤化中國的意向。
甚至，1923年8月2日俄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責成鮑羅廷同志在與孫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利益，決不要迷戀於在中國培植共產主義的目的。」綜合而言，俄共政治局在孫中山聯俄過程中具有明顯的務實風格。對此，學者陳之宏在2023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指出，蘇俄在政權的戰略利益與「世界革命」這兩個經常衝突的目的之間，1923年即已意識到「世界革命」無法很快實現，政權利益成為其主要的考量。
然而，俄共的延伸機構——共產國際一直在尋找赤化中國的機會。雖然共產國際並非俄國的決策者，但是利用其作為聯絡機構的影響力，試圖把國民黨向左推搡。1923年11月，共產國際通過決議提出國民黨應當重新解讀三民主義，以階級革命理論把民族主義偷梁換柱（「消滅本國軍閥制度的壓迫」、「消滅本國資本的殘酷剝削」、「不致遭受本國資產階級的壓迫」），以極左政策取代溫和的民生主義（外國產業和民族工業收歸國有、地主土地直接分給佃農）。孫中山拒絕了共產國際的指手畫腳，在聯俄過程中通過十六場演講詳細闡述三民主義，與聯俄之前的論述一致，並未因為聯俄而改變自己的主張。孫之民族主義在民國建立後就是對內共建國族、對外平等自立，其民權主義除了五權憲法政府架構設計，還包括推行選舉、罷免、創製、複決四大民權，民生主義則一直是平均地權（地價增值部分收稅用於福利）、節制資本（壟斷性質的產業由國家經營）。這些具體主張的細節固然值得推敲，但中共之所謂「新三民主義」純屬子虛烏有。
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在1924年多次提及「帝國主義」時僅僅是尋求列強面前不受壓迫、爭取平等地位，不但沒有對抗的意圖，而且主張國際資本共同開發中國。對此，解密檔案中的鮑羅廷1924年2月札記提供了印證。鮑羅廷不無憤恨地寫道：「如果說，國民黨在其言論、綱領和宣言中有時也談到帝國主義問題的話，那麼這是因為現實生活本身迫使它涉及中國的國際地位問題……。從主觀上說，國民黨是不反帝的。」「在解決中國民族問題時，孫從來沒有放棄尋求同帝國主義列強的妥協。」「有時我覺得，無論給這頭老狼餵多少東西，他還是盯著『自由民族』（按：指的是西方國家）……」「我再說一遍，國民黨並不是完全反對帝國主義的。它並不認為帝國主義有很大的危害，相反，那些本該被視為民族眼中釘的租界，實際上在許多國民黨人看來，是一些應該仿效的模範城鎮，就像一個農夫應該仿效一個模範農場一樣。……每年派往國外，主要是派往美國的幾千名中國學生當中，有許多人回來時成了美國等地的出色宣傳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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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拒絕接受馬列主義，在《民生主義》演講第一講中雖然試圖通過對「共產」二字望文生義的解讀來把「共產主義」囊括在廣義的民生主義（即任何關於解決民生問題的主張）之中以便證成其容共政策，但同一場演講還包含了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階級革命論和剩餘價值學說的駁斥。他效法列寧組建俄共的模式改組了國民黨，但拒絕了列寧的革命先鋒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他早在1914年就提出革命黨施行短期的訓政，訓政的目的是訓練人民的民主自治能力，這種為憲政做準備的暫時以黨治國的主張也與列寧主義完全不同。
孫在孤立無援之時決定聯俄，並非沒有國際先例，1921-1922年土耳其凱末爾藉助俄國援助贏得了獨立戰爭的勝利（解密檔案顯示，蘇俄代表格克爾1922年9月在孫中山的上海寓拜訪時即向他舉出了土耳其的例子）。與凱末爾的區別在於容共。凱末爾非但不容共，而且鎮壓了土耳其共產黨，蘇俄為了戰略利益仍然與之結盟。孫中山聯俄時的處境不如凱末爾，他在廣州的政權沒有可靠的軍隊也缺乏稅收來源，同時國民黨組織渙散、力量薄弱。這種情況下，孫不可能像凱末爾那樣邊滅共邊聯俄。
孫中山決定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除了有利用的目的，還有藉機約束和駕馭共產黨人的意圖——根據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的回憶，孫在1924年1月說過「此時只有使中國共黨份子能在本黨領導之下，受本黨統一指揮，才可防制其製造階級鬥爭，來妨礙我國民革命進行。」孫作為經驗豐富的政治家，上述考慮是應有的，他對工農運動的約束是一個間接的證據。1924年8月他親自到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對學員發表《耕者要有其田》演講，說道：「如果我們沒有預備，就仿效俄國的急進法，把所有的田地馬上拿來充公，分給農民，那些小地主一定是起來反抗的。就是我們的革命一時成功，將來那些小地主，還免不了再來革命。……你們更要聯絡全體的農民來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來解決農民同地主的辦法，讓農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損失，這種方法可以說是和平解決。」國民黨在政治綱領上是一個力圖代表全民的廣納式政黨，奉行溫和路線而不是階級鬥爭。當時蘇俄為了戰略利益介入中國事務在所難免，軍閥混戰中的中國無力把蘇俄的影響拒之門外，孫面臨的問題是如何約束中共。這一目的是否可以在不容共的情況下達到？考慮到俄共中央政治局在當時的務實傾向，歷史的最優解也許因為容共的決定而被錯過。
孫的早逝使得國民黨在他逝世後一年時間內沒有一位領袖能夠約束中共，直至1926年3月蔣介石藉助「中山艦事件」打壓中共、5月推動國民黨通過「整理黨務案」把共產黨員排除出領導層。1927年清黨分共之後中共的反撲迅速落敗，殘部逃至偏遠窮困地區，至1936年幾近敗亡，說明當時中國不存在共產革命的土壤。西安事變讓中共得以喘息，日本侵華導致中共利用敵後鄉鎮的權力真空而坐大，美國在國共內戰的關鍵時刻對國軍實施武器禁運讓共軍扭轉了戰局；與此同時，被法西斯侵略軍占領的三個東歐國家都發生了共產黨坐大的現象，其中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成為共產黨國家，希臘在戰後依靠美國支援剿滅了共產黨勢力。由此可見，中共在1949年奪取大陸並非二十多年前孫中山容共所致。
中國原本可以走上不一樣的軌道。北洋政府是典型的「失敗的國家」，北京的政令不出數省，西方國家則對混戰中的中國實施武器禁運，沒有任何一個軍閥有足以武統全國的力量，絕大多數軍閥的地盤以及首都的控制權都在混戰拉鋸中反覆易手、消長，直至國民革命軍北伐建立了基本穩定的南京政府，混戰格局方才走向結束。改組後的國民黨在大陸一直沒有落實列寧式的嚴密組織和中心化決策，仍然派系林立、缺乏凝聚力，這個狀況帶來的好處就是減少了列寧式組織模式的副作用，一黨訓政時期沒有出現個人獨裁，派系造成制衡。孫中山生前提出訓政以六年為限，國民政府在1936年頒布憲法草案準備行憲，這部草案由一批西方國家培養的法學家擬定，其人權保障條款質量上乘。經歷西安事變和抗戰造成的拖延之後，1946年制憲國民大會正式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其人權保障條款與1936年草案在實質上基本相同，在台灣行憲過程中從未增修，成為台灣人權保障體系的基礎。
目前中國很多自由派知識分子對軍閥混戰的北洋時期懷有玫瑰色的夢想，當時確有一些軍閥比較開明，但是局部的軍閥開明統治在混戰中有幾個能夠持續發展？孫中山為結束軍閥混戰、逐步實現憲政付出的努力，雖然在列寧式政黨模式和容共問題上並非歷史的各種可能中的最優解，但是在他身後曾接近成功。
中共害怕歷史的真像，在對內宣傳中把孫中山「抹紅」，在民主派中則是帶風向直接抹黑。中共伎倆的一個證據是2024年被美國FBI逮捕的共特唐元雋2023年在剛剛復刊的《中國之春》雜誌網站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就以「黑孫」為主題。唐在2018年變節投共，這個特務的「黑孫」之舉難道不發人深省？孫中山固然是一個有明顯缺陷的歷史人物，但頗多文人對北洋軍閥甚至袁世凱的吹捧和對軍閥混戰的輕描淡寫在民眾心中造成的影響就是價值觀的錯位和政治冷感，現在有助於中共維穩，在後共時期有助於普京式的反憲政人物竊國。
中國百年來國運多舛，今日的民主派如果因為中共暗中帶起的「黑孫」風向而忽視中華民國的價值就親痛仇快了。北洋時期留下了兩個可以為後人所用的理念就是議會內閣制和聯邦制（亦即憲法保障的地方自治），國府時期則有憲法草案的人權保障條款，兩個時期的亮點都在1946年經由張君勱之手進入《中華民國憲法》，兩個時期的包袱也都在制憲過程中卸載，至多留下一些符號化的、在台灣繼續保留而不影響民主憲政質量的文字。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承載了北洋和國府時期的精華，這就是中華民國在大陸留下的最寶貴的遺產。台灣雖然在修憲後不再實行議會制和實質上的聯邦制，但是人權保障條款被司法院發展成龐大的釋憲體系，可為民主化之後的中國大陸所用。
附錄：《拒絕赤化——孫中山思想辨析與政策評判》（作者：丁毅）
拒絕赤化——孫中山思想辨析與政策評判
作者丁毅為憲政學者，現居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