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鬧到1968年，鬧到所謂「全國山河一片紅」，第一撥的權力分配已塵埃落定。此後，某些既得利益者為鞏固權力，少不了要處心積慮表忠心、作政治秀。「學代會」遂成了政治秀的首選。
學代會，若干地方又稱「積代會」，全名為「學習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另外還有叫「講用會」的，具體解釋則是「講」「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經驗交流會。雲南省省級規模的「學代會」一共開過兩次：1969年與1970年各一次。
雲南省第一次「學代會」籌備時我尚在邊疆供職，對參會人數不詳。二次「學代會」時我已調至省級機關，情況便更清楚些。首長——雲南省黨政軍一把手譚甫仁中將聲言要開一個萬人大會，事實確實就開出了一個萬人大會。當是時也，少長咸集，高人滿座，氣勢蔚為大觀。那時大學已普遍停課，雲南大學、昆明師範學院、昆明醫學院，還包括昆明第一中學等多個學校校舍都成了大會代表駐地兼會場。「文革」時物資匱乏，全民營養嚴重不良，而此類會議的一道議程尤其鼓舞人心：全體代表放開肚量狂吃一頓雲南美食——過橋米線。會議工作人員躬逢盛典，自然也不肯錯失良機。那一回筆者正是在昆明師範學院大快朵頤的。是日走進校園，露天裡一字兒擺開騰騰火爐。烈火烹油，紅旗著錦，饕餮之聲不絕於耳，讓人想起梁山好漢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豪邁。
雲南省的學代會兩次都是11月舉行的，而此前的十個月便是層層選秀，級級開會。先是生產隊開，接著大隊開，然後公社開，公社開完縣上開，縣上開完地區開……一直開向省城昆明。各級官員紛紛發動群眾，深挖細找，務必推出典型並一炮走紅之——就如當今社會搞足球聯賽搞選美賽搞卡拉OK大獎賽，不捧出幾個大腕明星絕不罷休。各級新生政權革委會大小官員絕對重視，絕對作為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來抓緊抓死一抓到底。箇中道理很明顯：只要能在全省大會捧出一兩個政治明星，而且打響了，那麼，不僅明星本人可以出名且實惠，更重要的是，發現並推出此明星的領導必然也會因政治眼光敏銳獨到而升遷有望。
關於「典型」本人的實惠，這兒可略作解釋。比如由下鄉知青而學代會先進典型者，很快可入黨、可提干，繼而至於回城等等。工人代表不存在回城問題，一登會門，自然也可入黨，可「以工代干」或直接提干。農民情況和上述二者大同小異。試舉一例：紅河州女典型J某，舉為省代表年方十八，一副伶牙俐齒生猛難當。事跡亮點之一，就是那一年家鄉發地震，J從外地急急趕回，先不救人，而是心急火燎去廢墟中把收音機扒將出來——據她的「講用報告」說，她是想馬上聽北京的聲音，讓毛主席指揮戰鬥——僅此一端，她不僅當了代表，而且很快又當了×委常委。順便說一句，民間對於她的事跡多有微詞，說她見物不見人，救物不救人，皆因財迷心竅：那時全民生活水平低下，收音機所值不菲。還有一例：也是女典型，玉溪農婦Z某，新婚初嫁，正遇偉大領袖號召「備戰、備荒」，「要準備打仗」。新婦本是儉省人，在婆家做飯漿洗精打細算，為預防吃了上頓沒下頓，新婦每天做飯淘米總要悄悄抓米一把私匿他處，久而久之竟攢下了「備荒糧」數十斤——此事不知如何被省領導發現，馬上號召雲南全民學習，開展「一把米」活動，用實際行動落實「最高指示」。Z某一旦為成學毛著典型——當時任何成果理論上均為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很快和J一樣被提拔至省級機關，當了××委常委——關於此舉，省委辦公廳一個同事就頗多歧議，還在新婦大受表彰之會場，他就悻悻地私下對我說了：不過就攢了幾十斤米麼，就搞個常委噹噹。我已攢了幾十斤糧票呢，怎不見誰來提拔我？
必須說明，絕大多數工農代表絕對忠誠老實，他們當代表上省城完全是為人作嫁。先進典型這個頭銜到底能給自己帶來什麼好處或者害處，他們渾然不知。更有甚者，有人乾脆偏偏就不吃這一套，現成先進放在那兒讓他當他也不願當——我在採訪中就遇到過此類不進油鹽的「政治傻冒」。
那回我被派到隴川縣抓典型，行前領導有招呼在先，說那兒北京知青多，一定要我深挖細找，務必從中抓出一兩個明星以壯知青膽氣。我去了，首先找農場「知青辦」調閱材料，又按圖索驥，將積極分子悉數請來座談，結果卻大失所望。任你巧舌如簧，百般煽動，他們就是死活不動筆，後來一個個索性藉故開溜——只有兩人留了下來，寫了。一個叫葛雲彥，北京某劇團職員之子；一個叫馬艷玲，記不起出身如何，反正也是個平民閨秀就是了。這二人規規矩矩寫了，總結材料經我潤色加工，報上去，結果被評了縣級先進，不久，五一大節，還被選派昆明觀禮，後來還真調回了北京。至於那幾個「傻冒」為何不寫？後來查了，原來全是高幹子女，反正等到爹媽一解放，他們也就跟著榮歸京城，稀罕你土得掉渣的雲南佬來恩典嗎？他們壓根兒就不想浪費表情！還有更為精彩的抗拒先進的故事，留待後面再說。
現在還是先說第一次「學代會」。
籌備第一次「學代會」時我還在保山專區宣傳組供職。為了抓好典型，專區革委會事前就精心組織了寫作班子。機關幹部、小學教師、中學教師，凡聽說有點兒寫作能力的，統統調革委會集中試用。保山蠻荒野地，筆桿子緊缺，我好不容易才在專區醫院物色了一個醫生——名喚廉藹明，他是上海支邊人員，跟我跑了幾天，好人一個，就是寫作水平差強人意，只好換上一個替補——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生胡乎亭。寫作水平自然很高了，皆因1957年領了右派銜，一般人對他避而遠之。俗話說：河裡無魚蝦也貴。為了完成任務，我也就顧不得什麼右派左派了，帶他一起奔了邊疆。當時正批判「邊疆特殊論」、「民族落後論」，德宏自治州被撤消，保山專區轄十個縣一個鎮，宣傳組領導遂決定兵分兩路尋找典型。軍代表及另一位幹部走西路，我和胡走東路，負責潞西、畹町、瑞麗、隴川諸縣。
邊疆民風古樸，學習毛著尤其虔誠。試舉一例：瑞麗縣水電工人段慶林一人獨守山頂壓力前池，數年如一日，憑著一本小學生字典，竟然把毛澤東雄文四卷悉數通讀，而且還歪歪扭扭寫了幾大本筆記（按：當時邊疆小縣多無電網，各縣城都由小水電供電。電站壓力前池蓄水一日，到了晚間即可供電三四小時。段兄就是被電站領導派去山頭駐守水池並負責管理二十多公里繞山溝渠的）。我記得他日記中最為精彩的一則是：某夜發電結束，段正在夢中高臥，突然風雨大作，雷電交加。大夢驚醒，段首先想到如此風雨萬一衝塌了水渠溝塝，蓄水不成，明日何能發電？發電不成，電燈不亮，全縣百姓如何看得主席著作？收音機無電不響，如何聽得主席聲音？想到此節，他已睡意全無，騰身而起，匆匆忙忙便向門外奔去。就在此時，最要命的事情發生了：遠遠黑暗之中，颯颯密雨之下，一龐然大物橫臥路上，一對銅鈴大眼灼灼放明，一張血盆大口喘喘有聲——是豹子！段遂裹足，並馬上開展思想鬥爭，他立即「想起了毛主席的偉大教導」——段同志的日記如是寫——「『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力量』」。日記寫道，一想到此，他便渾身充滿無窮力量，於是大搖大擺走將過去「豹子看見我耀武揚威的樣子」——我記得日記如是寫——「便夾著尾巴跑掉了」。
這段日記讓人忍俊不禁，我遂問：「你看見的明明是個真正的豹子，你怎麼會想起紙老虎呢？」
段憨厚一笑，回答真誠而肯定：「當時我想到的就是這段語錄。」接下來還有更奇的。
上面說了，水電站段師傅對工作任勞任怨，一門心思保證供電，別弄得黑燈瞎火大家學不成雄文四卷。他不知道世界上還有一種人、尤其是還有一種先進典型學毛選時壓根兒就不需要電燈呢——因為他們是盲人。這類典型學習毛著完全是跟著別人來，外師聽覺，中得心源，繼而至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最終修成正果。隴川縣「一號種子」梅迪就是其中之一。
梅迪，隴川縣朋生生產隊社員，景頗族老太太。為了寫出有分量的材料，我在她家裡住了整整一周。我必須老老實實承認，景頗族人民的熱情好客，他們的誠摯厚道、勤勞樸實讓人至今感念於懷。我強調這一點正是要說明，讓這樣一個憨厚樸質的民族參與這場鬧劇是多麼荒唐甚至殘酷。我在梅家「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一周，當然知道她壓根兒說漢話都非常困難。說漢話如此困難卻能用漢語熟練背誦毛主席語錄，甚至能把毛澤東的「老三篇」甚至中共九大剛剛通過的新黨章倒背如流，使我此後再看其他典型簡直就有點「曾經滄海」的感覺。正因為如此，公社就讓她走村串寨，像表演特異功能一樣到處表演背書功夫。有趣的是，同樣一篇文章，她的誦文一會兒昆明話，另一段又來四川話，再一段又來北京話——後來問清楚了，她的本領全是從來此插隊的知青那兒學來。跟著昆明知青就學昆明話，跟著北京知青就學北京話，跟著四川知青就學四川話。至於雄文所言何事，她自然不甚了了，甚至不知所云。
一個景頗族老太太，能做到如此，不管懂不懂偉大領袖所教何物，僅憑這等驚人記憶力，你就不能不服她。
中國形容人之走運，有一句話叫「走路遇到財神，睡覺夢見周公」。那段時間我就有點那個意思，走到哪兒都遇到激動人心的高人。剛剛被梅迪感動著，很快我又遇到了另一個盲人，而且也是景頗族，漢文名何米娃，中年男子，潞西縣遮放區拱瓦公社社員。他的背書功夫雖不如梅迪，但其他事跡卻有過之而無不及。何的眼睛是在「大躍進」期間修水庫時炸瞎的。一接觸到他，我馬上就想送他一個稱號，「中國的保爾·柯察金」。但立即想到，當時中蘇之間正劍拔弩張，勢同水火，這名號大有修正主義之嫌，遂打消了這個念頭，文章最後定名為「景頗山上的雄鷹」之類什麼的。我在拱瓦山和英雄「三同」半月，接著便帶著文章躊躇滿志直奔昆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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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那時已秀才雲集。全省各地各州的寫作班子全都開進省委一號大院安營紮寨，具體地點是原省委幼兒園。「文革」時期，大學尚且停辦，幼兒園當然不能倖免。原來小孩們的午睡室遊戲室全成了筆桿子的寢室兼接待室創作室。全省的秀才「槍手」們一個個在此摩拳擦掌，挑燈夜戰，大有「人人握靈蛇之珠，家家抱荊山之玉」之概。
沒承想那年月，果真是英雄輩出，天外有天山外有山。與兄弟專州相比，我們很快發現保山推出的那些「新奇特」不過是些「小兒科」而已。開始，保山地區革委會領隊、軍代表高西明明確把何米娃定為「一號種子」，自始至終親自督辦。可到了省城一看，傻眼了！光是一個紅河州，盲人典型就坐了兩桌。有幾位原來還是算命先生，口齒極其利落，只消把算命言詞稍加變體，馬上就成了「閃光語言」。「講用會」上的手式也基本沿用算命經典動作：食指、無名指和小指曲如蘭花，而大指、中指則掐個不停，口中念念有詞曰：「私字不斷，必有後患；私字不倒，江山難保……」——那時毛澤東最著名的最高指示就是「要鬥私批修」。更奇的是，各地各州上報的材料甚至題目都「英雄所見略同」，如為盲人，題目均為「沒有雙眼，也要讀毛主席的書」；聾啞人則為「沒有雙耳，也要聽毛主席的話」；跛足者卻是「沒有雙腳，也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飛奔」。
當時負責總攬「學代會」材料的軍代表、省革委政工組新聞組組長叫李長明，他一看這般景況，不免大為光火，於是發下話來。其意概為：健全人就學不好毛澤東思想麼？接著下令殘疾選手一律不得出線——至此，秀才們在昆明拼殺多日，最後各敗俱傷，無功而返。
與此同時發生的是，此次「學代會」有兩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典型竟然兵不血刃，輕而易舉便拔了頭籌。一個是玉溪煙廠（當為今天的紅塔集團）代表李莉，七歲。另一個是江城縣傣族老太太（傣語叫老咪濤），名字已不詳，九十七歲。一老一小被記者們弄一塊兒拍下一張「老少配」：年齡懸殊高達九十歲的倆代表共同學習偉大領袖著作合影相，還上了《人民畫報》，直教筆桿子們艷羨不已。
此結果，也為雲南省的第二次「學代會」埋下了伏筆。
所謂伏筆，就是說，一年後籌備全省盛會時節，大伙兒心裡就明白了：要用殘疾人出風頭萬萬不可。而代表年齡卻大有潛力可挖。自然，要找出比「老咪濤」年齡更大者，空間已經很小，而要小於李莉，餘地則大大的有。各地州上報的小代表之最，僅三歲有餘，其荒唐自然不亞於上一屆的盲人稱雄，最後理所當然又被克了一通。最後只在諸多老少典型中保留一例，並且上了講台參加表演——彌渡縣還是什麼縣（記不清了）的祖孫三代同堂講用。「三代紅」這個創意絕對一流，只是正式表演時出了點洋相：小娃娃在台上一直坐立不安。動得太厲害，工作人員覺得不管不行了，這才悄悄上去一問：原來小娃娃沒見過大世面，一上台就尿急，那當兒已忍無可忍——大會只好休息片刻。
必須補充說明，第一次「學代會」筆者雖無上佳表現，但工作之勤懇仍莫名其妙被相關首長相中，也就莫名其妙調到首長那兒當起了秘書。第二次「學代會」召開，我就已不是以地區寫手名義參與競爭，而是以秘書身份前往調研了。這就有可能了解到一些內部情況。這些內部情況同樣饒有興趣，不記可惜。
印象很深的一件，就是前面說過的抗拒先進、壓根兒就不想在此荒唐鬧劇中浪費表情的故事。故事主人公名叫劉維路。
劉維路，瑞麗縣民族貿易公司經理。一說經理，你准以為很風光的差事，想到油頭粉面西裝革履之類。劉維路可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瑞麗縣真正是地處西南邊陲，由昆明下去當時還需要整整六天車程。那時的瑞麗縣之荒僻冷落就和內地的普通鄉鎮等同，可用「一條馬路走通頭，七個機關八棟樓」。民貿公司不過就是其中一座普普通通的兩層樓房而已。劉維路一望而灰頭土臉，用「萎歲」二字形容絕不過分，但劉的來歷卻十分了得：老紅軍。而且是毛澤東名著「老三篇」之一《為人民服務》主角張思德的生前戰友！僅此一點顯赫就足以嚇你一跳。可惜老革命文化太低，人又太過厚道，絕對無意官場行走，所以雖有如此這般歷史，解放初一旦轉業來此，就只能數十年如一日，在小小邊疆縣民貿公司做一個小小的「弼馬溫」。
劉維路默默無聞埋沒多年，不知為何到籌備二屆全省「學代會」時突然被人慧眼識寶，這很像馬王堆漢墓或秦皇陵兵馬俑沉睡多年而一朝重見天日一般，頓時在業內引起巨大轟動：如此重量級人物——完全可以想像，如果延安當年，窯洞垮塌時壓死的不是張思德，那麼「三個光輝形象」中的一位（另外兩位是白求恩和老愚公）完全就可能被劉維路取而代之——不樹為省級典型而何？
為了隆重推出如此重大成果，瑞麗縣自然派出豪華陣容撰寫講用材料。執筆者為現雲南省文聯副主席、當年的四川大學中文系高材生、縣中語文教師劉鴻渝。為了完成如此光榮、重大的政治任務，劉老師晝夜跟蹤老紅軍，甚至不惜給他鋪床疊被、打洗臉水洗腳水。如此謙恭卑微甚而至於低三下四，皆為一個目的，希望老紅軍能配合默契，把他靈魂深處最為閃光的亮點悉數抖擻出來，好讓秀才妙筆生花。
可惜事與願違，不管劉老師如何低三下四，劉紅軍就是不予配合。不但不配合，而且對已經成文的「動人事跡」也經常「翻供」，搞得劉老師叫苦不迭又無可奈何。原文已經寫好老紅軍學毛著亮點事跡之一是他老婆有一回鬧情緒，嫌工資低了，拒絕上班，後來老紅軍就舉辦「家庭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老兩口「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立竿見影」——劉老師所撰典型材料如是說——重點學習毛主席光輝著作《為人民服務》，對照張思德的崇高品質，比比自己所作所為，老婆子茅塞頓開，思想問題迎刃而解，高高興興上班去也。原稿送審，領導認為還不夠生動具體，要劉老師繼續找劉紅軍「挖思想」、「查亮點」，尤其注意挖掘「閃光語言」，說清家庭學習班上他和老婆到底有過何種思想交鋒？特別注意其在對照張思德光輝形象、做老婆思想工作讓其上班，此過程中有何生動、新鮮之細節雲。本來，事情做到前面那一步，劉老師可說已費盡了移山之力。領導還說不行，那就只好又找紅軍配合吧。誰知老紅軍早已被這套作派折騰得忍無可忍，幾句話就把老師打懵了。紅軍說：我何時和老婆共同學習過《為人民服務》？老師問：那你對她說些什麼呢？紅軍答：我就告訴她，我工資這麼高，還不夠你花嗎？鬧什麼情緒，你給老子上班去吧！她這就去了。
讓劉老師遭受毀滅性打擊的是老紅軍最後、在最要命的關鍵事跡上翻了「供」。
領導要求劉老師重點挖掘劉紅軍在延安現場親耳聆聽偉大領袖毛主席做《為人民服務》報告時，心情是如何之激動。這一回，紅軍的回答讓劉老師的經營數月的典型材料整個兒遭遇了滅頂之災。事實上，雲南省第二次「學代會」確實讓劉維路上了主席台，但他的先進事跡材料的確平平淡淡，無法引起轟動，最後只好徹底放棄。老紅軍對此一問題的回答是這樣的：毛主席做報告那天我去是去了，聽是聽了，可我只聽了一會兒就走了。你問為什麼？我覺得一點也不好聽。
要說二次「學代會」的奇人奇事，當然還有別的。比如死人。有一來自昭通山區的農業學大寨先進分子，一看昆明城「寨子」這麼大，滇池「圍海造田」工程如此宏偉，太激動，覺得「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以為自己成績渺小，實在對不起毛主席對不起黨，這就瘋了。他住在雲南大學，出門就看見翠湖。冬天，翠湖波平如鏡——事後精神醫生分析，說他肯定誤認為是浩浩廣場了——於是像大無畏的革命戰士一般操著正步直行而去……還有一位代表，開大會時錯喊一句口號，雖然誰也沒有注意，可他覺得自己犯了彌天大罪，日日獨躲私處，跪在領袖像下悔罪——即使這樣，他仍覺得不足以贖罪於萬一，只好一死以證明自己對領袖之忠誠不二——等他已從醫學院的樓頭跳將下來，死了，會議組織大家開展分析，這才有人想起這些天該代表確實行動怪異，又想起他好像確在某天大會中喊錯了口號（雖然誰都沒有注意到），又想起他確是把「打倒劉少奇」喊成了「打倒毛主席」……
著名共產主義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她的回憶錄《史達林時代》「序言」中有一段名言，其意概云：一個偉大的革命事業，每前進一步，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除了有許多英雄戰死疆場，還得有許多人冤枉而死。幾十年過去了，如果可以把「學代會」上述殉道者們列入偉大革命事業的枉死者名單之中，從而讓他們得到一絲兒毫無實際意義的寬慰，那麼在當時，這些莫名其妙的死事（據說「學代會」的死者還不止於這兩位）確把會務人員搞得非常尷尬。因為，正是這些冤魂給「不是小好」而且「越來越好」的革命「大好形勢」抹了黑——為了消弭影響，理所當然就要嚴密封鎖消息，讓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正因為此，在撰寫本文的時候，我想了很久，而且求證過許多當年的親歷者，誰都無法回憶起這些死者的名字，沒法將他們記錄下來。
這個荒唐的故事，只能這樣遺憾地煞尾了。
（選自《溫故》（之四），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