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平原中部，清澈的孝義河蜿蜒流過，河岸楊柳依依，廣袤的田野上，青翠的莊稼環繞著古樸的村子。我的祖先曾在這裡生息。這就是我的老家。
1920年，少年的父親外出求學離開了這裡。在瘋狂的文革中，我作為知青下鄉來到這裡。頭一次知道，我家有如此多的親族。遠的不說，我祖父有五個兒子，四個在外，只有四叔在家，我就住進他家。祖父兄弟四人，都已離世，只有老四的妻子還在，她就是我的四奶奶。
四奶奶那年已近七十歲了，白髮稀疏，目光渾濁，一生的辛勞和痛苦已壓彎她的背，她和兒子相依為命住在四叔家前面街上。她兒子是我的堂叔，當年五十多歲，妻子已去世，沒有留下兒女。可能因為家中沒有孫兒輩，四奶奶非常喜歡我。而我因為在陌生、艱難的環境下，想家、倍感孤獨和無望，就常去她家尋覓那難得的親情。只要看見我進屋，四奶奶就馬上動手和面烙餅、攤鹹食，鹹食就是鹹菜蘿蔔擦絲裹面，放在鍋里攤熟。沒有雞蛋吃，畢竟每年大隊分的口糧還不夠人吃，拿什麼餵雞呢？我倆一邊吃餅，一邊聊些閒話。在我們村幾乎家家都沒有足夠的糧食吃的年代，烙餅已是招待貴客的稀有食物了。
堂叔時不時被村子裡叫去和幾個所謂的「黑五類」掃街。據說他被扣上的是「被殺家屬」的帽子。四嬸告訴我，四奶奶共生了二個兒子，現在身邊的這個是老大。老二當年是個很英俊的小伙子，1940年左右上學時在學校加入了共產黨，跟著他們去打游擊抗日。一個日本兵都沒打到，意外認識了一個年輕漂亮的寡婦，二人情投意合準備結婚。沒想到就此成了本村劉四的情敵，劉四和他在同一個游擊小隊，經常偷偷去那寡婦家過夜。他那年已經四十多歲了，有妻有子，當然不能娶那個寡婦回家，他糾結了，毫無徵兆地突然在一個夜晚把四奶奶的二兒子拉出去槍殺了，然後向上謊報污衊他通敵。可憐那那死了的不能回來對證，活著的肆意把謊言說成真事。我的小堂叔被他的情敵殺死後，還捎帶著給她的母親和兄長扣上被殺家屬的冤名。他的兄長，也就是現在四奶奶身邊的長子受過良好的教育，本在城裡工作，也因為這頂冤帽在1958年被下放回鄉。而劉四則一直風光的做村子裡的共產黨支部書記，有權有勢。直到文革時村裡的造反派把他趕下台。
聽村里一起幹活的姑娘們說，劉四和村里一個中年寡婦小景他娘好了好多年了，他和小景他娘的屁股共同長了粉紅色的癬。她們家只有母女兩人，都不下地幹活，卻有吃有喝，日子比別人家過的好。而當時村民們唯一的收入是憑為生產隊下地幹活得到的工分領的糧食。那時劉四已經將近七十歲了，大約1米6左右瘦瘦小小的個子，白眉毛下一雙惡狠狠的小眼睛，鼻子底下永遠掛著兩條過河的鼻涕，拄著拐。他和兒子大雪一家住在一起，他們家是四叔的東鄰，只隔一道牆。夏日的傍晚，四嬸總是在院裡灑上清水，壓住浮動的塵土，然後放下小飯桌，一家人在明月的清輝下吃晚飯。這時周邊白日的喧鬧已平息，院中浮動著來自劉四家那棵不知名的大樹的暗香。還常常傳來牆那邊大雪媳婦的女高音：「老獠子x的，吃飯。」這「老獠子x的」就是劉四兒媳對他的日常尊稱。
我回城後上學、工作各種的忙碌，和老家聯繫少了，四奶奶和堂叔幾年間先後去世，都沒通知我。回來的第五年，我做了一個清晰的夢，夢中，四奶奶叫我給她織毛衣，她和堂叔住的房子在漏雨。但那房子不是她們生前住的那幢青磚尖頂房，而是平頂，水泥的。我當時不相信有神，但四奶奶當年對我的疼愛讓我無法忽略這個夢。我不知這樣的毛衣怎麼送，就按照同事的指點買了冥紙，給四嬸買了蛋糕，一起交給了住在附近的四叔的女兒堂妹愛玲，請她回家時帶給我四嬸，替我看看四奶奶。幾天後愛玲從老家回來告訴我，接受我的委託，四嬸去上四奶奶她們的墳了，發現墳漏了，已經找人修理。而她的墓穴是水泥的、平頂。那一時間，我自小在學校里接受的無神論崩潰了。
後來每年的清明節，我都按照當地的習俗，午夜時分在十字路口畫一個圈，在圈中燒一個裝滿冥幣的超大信封，信封上寫明地址和收件人，據說，這時會有冥差帶走並送達。每當此時，我會朝向老家的方向默默的祝願：四奶奶，願你在那邊過的好，沒有這邊的貧窮、冤屈和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