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理階級隊伍」
「文革」開始時我就讀於廣州市第17中66屆高三(1)班，與同學們一樣，響應毛主席號召，積極參加「文革」，參加了學校的「戰鬥兵團」，與廣州市的「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屬同一派，與廣州市另一紅衛兵組織「紅旗」嚴重對立。1968年7月，已經停課三年、被折騰得奄奄一息的學校迎來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我目睹了一場人間的大屠戮。
這一年7月16日，「市革命委員會」發出通知：「對中、小學教職員工實行統一領導，分片、分區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通過辦學習班「認真清理教師的階級隊伍，把混進中小學教師隊伍的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頑固不化的地方主義分子，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以及國民黨殘渣餘孽統統挖出來」。
這個「學習班」7月20日就要舉辦；所謂分片，就是若干個學校集中住宿在一起；時間為一個月左右。事前，各校「軍訓團」就發布了「四不」規定：「不准請假，不過星期天，不准串聯，不准搞派性活動。」並威嚇「不參加者，不發工資、開除公職、送檔案給公安機關處理」。
有人以「中教紅司」的名義，於7月19、20日連續發出兩份「緊急聲明」，試圖抵制。馬上，當權者做出了反應，「廣州市革命委員會」發出了「給廣州市『中教紅司』的一封公開信」，警告：「我們特鄭重提醒你們：希望你們能夠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迅速採取措施，糾正錯誤。否則，一意孤行，堅持錯誤，後果自負。」
其實，以「清理階級隊伍」的名義對教工隊伍進行的迫害，早已在進行當中了。
在此，我順便交代自己當時擔當的角色。我們幾個人，是高年級學生，最主要的，出身都是工人家庭。這樣，我們就缺少了「革干革軍」子弟那種「皇孫貴胄」的氣焰，也沒有「狗崽子」那種為祖輩贖罪的負累。故此，我們組織起的「戰鬥兵團」，就成了「有政策水平」的一個，頗得軍人掌權的各校「軍訓團」的倚重。而我自己，也就成了一個幫凶、一個打手。
在7月初，「軍訓團」負責人就拿出了十幾個教師的檔案，對我們說：「馬上就要清理階級隊伍了，這部分教師，歷史問題沒弄清楚，你們去抄他們的家，看看有沒有收穫。」「這兩個呢，態度不好，你們去抄，打打他們的威風。」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見識到叫「人事檔案」的東西，由於1949年之後政治運動不斷，故此每個人都有厚厚的一大本，甚至幾大本。最令我至今不忘的，是不少教師檔案內都有一個卷宗，上印「大西瓜」三字，並有西瓜圖案，散落不少西瓜籽。（究其寓意，大概是指剔除雜質，向黨交出紅心）。裡面的內容，全是「我曾經說過三面紅旗的壞話」、「我曾經對共產黨的政策想不通」……經請教人事秘書，才知這是1959年「向黨交心」運動的產物，當時所謂交得越多，對黨越顯忠誠，牆上還詳細列表公布數字，交得少自然意味著對黨心懷貳志了。這時我才明白，1966年揪鬥「牛鬼蛇神」，宣讀「罪狀」時，那些「牛鬼蛇神」紛紛辯解「那是我向黨交心時說的話」。看來，教師們是盡入彀中了。還有一件事令我難以忘懷，就是不少教師是「特嫌」。人事秘書解釋說，只要有人揭發，或外單位轉來一份材料，說你曾與某特務身份的人接觸過，你就被列入「特嫌」名單。「誰敢把那材料撕了呢？」人事秘書說。這一下，令我頓覺世事之險惡。
我帶著十多個人，兩三天之內抄了十多個教師的家。
「清理階級隊伍學習班」開始了，由於是多個學校集中在一起，我得以見到了由清晨到入夜，那種「呼聲如雷，舉臂如林」的「壯觀」景象。教師們或分組，或集中，談認識、寫材料、人人宣讀、群眾評議……到了鬥爭階段，更有布置多個積極分子專攻一個「重點對象」的。由於我當時是學生，算是一個局外人，對鬥爭會雖然天天目睹，記述起來還是不得要領，特別缺少那種切膚的感受。到了我參加工作，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中，才真實感受到「政治運動」的恐怖。當時，全廠的幾百個人圍成一圈，要「有問題的人」站出來坦白交代，還不時由事先布置好的「積極分子」把若干「問題人物」冷然揪出。以致一些人，不知道哪一類「問題」要交代，又怕萬一被人揭發就「從嚴」，嚇得當場尿褲子。有一對本車間的夫婦，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呼喊聲中，顫顫巍巍地站起來交代了多年前接待過「地主成分」的親戚，被當場宣布「寬大處理」，更多的人被嚇癱了……這種會，工廠開完，系統內幾十個廠又集中在一個大學操場，開幾萬人大會。寒風冷雨，誰也不敢離開，那種恐懼的感覺，真是筆墨難以形容，儘管我當時年輕，沒有家庭問題，但還是感到徹骨的恐懼。
不久，教師的「清理階級隊伍學習班」到了「寬嚴處理」階段。某天，全體教師集中，開「寬嚴大會」，會場周圍都是軍人（「軍訓團」），增加了幾分肅殺。由「片」（如北片、南片）的「軍訓團」領導宣布，某校某某教師，什麼問題，交代得好，獲寬大處理；某校某某人，負隅頑抗，拒不交代，把他們押上來，積極分子就把這些教師揪上台。各個學校合起來也有一群，站列台前，從嚴處理，統統用大卡車運送到公安看守所去了。
十多天後，學校「軍訓團」領導吩咐我，去把那些傢伙領回來吧。我一個人手持介紹信，到兩個看守所（男女教師不在一個看守所），把他們領回了學習班。我從牢房觀察孔往裡瞄，沒有床，地上密密麻麻地坐了一屋人。
其中一位姓馮的體育教師，曾帶領我們排練大型團體操，為省、市大型會議表演。我把他從郊區看守所領回來，從走路到坐公共汽車，幾個鐘頭，沒替他提行李，也沒與他交談一句。上世紀90年代初，他參加我班同學聚會，我對他有說有笑，執禮甚恭。雖然道歉的話很想開口，但始終未曾開口。1996年，我參加了他的追悼會，向他遺體鞠躬，道歉的話，只能在心中對他說了，可他再也聽不到了；另一位從看守所領回的姓容的女教師，我曾兩次抄過她的家，還推打過她。其後她移民國外。去年我托在海外的同學向她道歉，同學說，容老師住洛杉磯老人公寓，已是「老年痴呆」，她也收不到我的道歉了。
教師自殺事件開始了！
連續一個多月高強度的折磨，開始有人精神崩潰，各校均傳來有人自殺的消息。我校第二個自殺的，是教語文的楊愛梅教師。楊老師是一位高幹夫人，她的丈夫江帆，是本市市委統戰部的副部長。學校曾通過楊老師，把江部長請來作過「形勢報告」，無非是「我們一天天好起來，帝、修、反一天天爛下去」。可「文革」中江部長被揪了出來，此時正在我省北部「103隊」服罪，那可是「罪大惡極」的「黑」字號才能進的地方啊！據說楊老師1949年前當過國民黨政府電台的播音員，我還記得1966年她在大會上怒斥「三家村」的情景，抑揚頓挫，但把「牛鬼蛇神」念成「牛鬼神蛇」。楊老師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自然難逃一劫，由於她家與我家住得極近，她還托我從家中往學習班捎糧票。家中只有三個從13歲到17歲的孩子。學習班一結束，回家不久的一個夜晚，她就在家中上吊自殺。我在學校一聽說，馬上趕到她家，遺體已運走。可憐哪，三個孩子都在家，楊老師半夜決定棄世，女兒就睡在旁邊。據「軍訓團」領導藍幹事告訴我，楊老師就在出陽台的房門頂上拴根繩子上吊，由於繩子太細，她竟然掉了下來，以致藍幹事早上趕到，猶有體溫。據說，13歲的女兒就睡在房間裡，被她掉下來的聲音驚醒了……
準確地說，我校第一個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自殺的教師何佩華，1966年8月8日，即所謂「十六條」發布的那一天，這位姓何的老教師被連續幾個月的打打殺殺嚇破了膽，在清晨跑到學校附近的鐵道上臥軌自殺，身上的五分錢硬幣被火車車輪碾成杯口大……另一位教導主任1968年4月被學生毆打至死。
[page]
而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學習班」中第一個自殺的教師是教物理的倫毅老師，曾教過我。倫老師在學習班兩次自殺，兩次被救活。在一天鬥爭會後，倫老師喝下了農藥（敵敵畏），被發現後送到醫院救治。救活了，接回學習班再接受批判，此時又多了一個罪名：向無產階級政權挑戰。由於身體虛弱，倫老師一個人躺在教室里地板上，趁其他人繼續開鬥爭會之際，第二次自殺，他用玻璃片劃開了肚子，把腸子拉了出來……
1968年10月，停課三年的學校湧進了三屆新學生。為了對他們進行「階級鬥爭教育」，學校舉行一個「階級教育展覽會」，我參與了籌備。其中一件事便是展出「牛鬼蛇神」的照片。我帶人到了醫院，站到醫院病床上，跨在倫老師身體上方，為他拍了正面照。倫老師緊閉雙眼，以此表示抗爭……
下圖就是當年到醫院拍照的介紹信，介紹信的文字是我的親筆：
二、被關在柜子里的邵老師
1968年夏天，正是「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瘋狂階段，這個「運動」是直指「國民黨殘渣餘孽」的。那些「歷史複雜」的人，很快就陷入滅頂之災。
七中原是一所教會學校，1949年之後教會學校被稱作「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邵明耀老師就是這所學校的老教師，我還知道，他的太太是一位鋼琴家，也在七中任教。
我不是七中的學生，但卻在一次偶然的機會，直接造成對邵老師的傷害。我當時是17中的學生，是「清理階級隊伍」的骨幹。1968年夏天，得知我校有位教師加入全市性的教師組織「中教紅司」，而「中教紅司」是被認為「人員成分複雜」、「對抗無產階級專政」的教師組織，於是我們展開全面調查，而調查就是迫害的前奏了。
到七中「外調」時，主要與「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中的一位女紅衛兵接頭，她比我低兩個年級。七中有邵明耀、董守三等教師也參加了「中教紅司」組織。我訊問過邵老師，訊問時瞪眼拍桌是肯定的了。現在，我還保留著當時的審訊記錄本。
在當年大約8月份，我在文德路原市文聯大樓又碰到了那位女「主義兵」，實在不知道他們是如何盤踞在這裡的。她說：「走，審審邵明耀。」在文聯大樓的一個房間，「女主義兵」拉開了一個書櫃的門，裡面赫然坐著一個人，那就是邵明耀老師，他在瑟瑟發抖，也實在不知道紅衛兵是如何把邵老師弄到這裡來的。我問了一個問題，邵老師說不清楚。「女主義兵」拿起一根木板，在他的頭上敲打：「你說不說，你說不說……」，邵老師不斷發出哀嚎……最後，「女主義兵」拿起一塊磚頭，向邵老師的腳面砸去……
時間可以流逝，但是罪過永遠不會磨滅。請看到此文的七中學友轉達我的懺悔，起碼這一次，邵老師受虐，是因我而起的。再次對邵老師道歉，我祝邵老師健康長壽！
三、對不住林老師
1968年5月，我在「軍訓團」辦公室發現了一封來信，是本市一所醫院的一位護士寫來的，信中反映我校林老師對她有非分之想。
林老師，是我校的化學教師，50多歲了，一人獨居，並無什麼「政歷」問題。我們找到了林老師的鄰居（就是女護士的兄長）調查，林老師的行蹤被形容得鬼鬼祟祟，說他像要投毒害人的樣子。——他可是化學老師啊！階級鬥爭這根弦馬上就動起來了。我派了兩個低年級的女同學跟蹤林老師，卻不料被他發現了……我們登時惱羞成怒。
事不宜遲，我們一行十多人火速行動，直撲林老師的住所。目的第一是找找「罪證」，第二是打打他的「氣焰」，第三呢，確實是想在他那裡弄點錢，因為搞教師的「外調」，缺乏交通費。
他不在家，我們強力撬開了門鎖，翻箱倒櫃……可什麼也沒有發現。於是，發泄開始了：把他的衣服倒上墨水、砸爛了柜子、書桌、在牆上寫上「打倒林××」……最後，拿走了一盞檯燈、一個圓規、牙膏……還有30元錢。很難想像，林老師回家後見到滿屋凌亂會有什麼感覺，可是他不敢做聲——1968年5月，正是「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開始之時。
1968年年末，我們將要離校了，林老師小心翼翼對「校革委會」提出被抄家的問題，「校革委會」的一位教師代表問起了我，我態度強橫地拒絕回答。
1978年，我離開學校到工廠也有十年了，一天，學校有人來到工廠，向我了解十年前的事情。——原來，當時「撥亂反正」，開始清理「文革」時的冤假錯案。學校的來人說，林老師說你們打爛毀壞了他的東西，還拿走了500元錢……我回答說，打爛毀壞林老師的家具是事實，不過，真的只拿了30元，沒有500元那麼多。30元大多用在「外調」的路費上，剩下的9元多我離校時親手上交學校財務了……我在書寫的材料上，第一次對林老師表達了歉意。說實話，我在當時有點緊張，500元錢在上世紀60年代是一筆不小的數目，萬一林老師一口咬定，我怎麼辦呢？我不由地緊張起來。我感受到了，林老師對此事的憤恨有多深。後來此事沒了下文，不了了之。大概當時不少事情都這樣，「文革」的「冤假錯案」清理得過來嗎？
林老師很早就調離該校，前年我曾經打聽過他的去向，沒人說得清。在此，我對林老師表達悔意，實在對不起！深深慚愧，為當初自己的獸行。
四、我對教導主任之死負有責任
1966年6月，「文革工作組」進駐學校，為了「揭開階級鬥爭的蓋子」，一下子就把七個「內部掌握」的「四類分子」的名單拋了出來，這其中就有教導處副主任龐乘風。隨後，他們統統被押送回原籍。1968年4月初的一天，我在學校「軍訓團」藍幹事的桌面上見到一份《申訴書》，是龐主任寫的，內容是為自己因「歷史反革命」罪名被押送回鄉而作的辯解與要求。
我見到這份《申訴書》，立即與當時「無產階級司令部」關於「右傾翻案」的論述聯繫起來，（當時是「楊、余、傅事件」之後），想到了「緊跟」。所謂「緊跟」，就是「緊跟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之謂也。
一天晚上，我糾集了幾個「戰士」到教工宿舍及學校的顯眼處，刷上了幾條諸如「不准龐乘風翻案」之類的標語。幾天後，竟然傳來了龐主任的死訊，他是被「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打死的。據「軍訓團」藍幹事說，頭天晚上，「主義兵」把龐主任叫了去，一伙人圍成一圈，伸手就打，打到半夜見人不成了，急忙從牆頭拖過去，扔回家裡就跑了。龐主任當天晚上就咽了氣。
就這樣把人打死了！開始時我是感到了某種震驚。但是，在當時打死個把「地、富、反、壞、右」分子，是一件完全不值一提的事，藍幹事壓根就沒有往上報，估計上頭也不要求上報。我內心稍萌的「罪惡感」很快就平息了。為首打人者鄭某，我的同屆鄰班同學。鄭某「根正苗紅」，頗得「政治」眷顧，還是在校中學生竟然去當過「四清運動政治學徒」；「文革」狂飆掃到學校，則榮任「文化革命工作隊」隊員之職。到了1967年，其母被「揪出」，據稱是「叛徒」。鄭某就從天上跌到了地下，同校如花似玉的妹妹，竟也因之精神失常。鄭某就是在這種情形下，犯下了彌天大罪。
鄭某下場亦甚悽慘。上世紀80年代初他曾在某國有大公司黨政部門工作，後因此事被揭發，受到了處分，隨後患上了不治之症，終年不及四十歲。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一個普通的中學也變成了「絞肉機」。在兩年多的時間裡，我校「非正常死亡」的學生有7人，教師有4人。
我把這一秘密埋在心底32年，自己也從毛頭小子到了花甲之人。此事再不提起，將會湮滅在冥冥之中。假如不是我當時的無知，「主義兵」或者不會知道有人在「翻案」，事情有可能會是另一種樣子。雖然龐主任很難躲得過隨後「清理階級隊伍」的屠戮，但事情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清夜捫心，深感痛疚，我詛咒自己的過錯，詛咒這一年代。願龐主任在天之靈安息！這是一則「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故事的現代版。
上世紀80年代初，學校清查「文革」中「非正常死亡」教師的情況，找到了我的一位同學，我也知道。本來最清楚前因的我，最能說清情況。但是，我怕影響自己的「前途」，怯懦的沒有主動前去。雖然可以用「當時環境」作遁詞，卻實在是再一次對不住死者了。
我真誠地為當年所做的一切懺悔！把上面的話說出來後，心裡好受了一點。
《炎黃春秋》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