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北京有三個著名的湖，積水潭、昆明湖和太平湖。1918年11月10日，梁濟跳入積水潭，自殺前他問兒子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1927年6月2日，王國維自沉昆明湖，遺書說：「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1966年8月24日夜，老舍縱身一躍，跳進了太平湖，卻沒有留下一紙遺書。
這一天，他本該去文聯接受批鬥，但他獨自一人去了太平湖。出門之前，他走到四歲的孫女面前，俯下身，拉著她的小手，用很慢的語速說：「和爺爺說再見。」他在湖邊待了一天，而後自沉。在此之前，與巴金碰面，他對巴金說：「請告訴朋友們，我沒有問題」。
老舍學貫中西，卻始終保持著純樸的老北京本色。在他筆下，每個小人物都栩栩如生，每個故事都讓你哭笑不得。閱讀他的小說劇本，透過駱駝祥子的悲慘人生，茶館裡的眾生喧譁，剝掉幽默的外殼，都是悲劇的內核。
他筆下的人物，自殺的真不少：《四世同堂》中的祁天佑受日本人羞辱後自沉護城河；《茶館》中的掌柜王利發支撐「裕泰」老字號不得而上吊；《駱駝祥子》裡的小福子被父親賣到窯子裡不堪非人待遇而自殺。
老舍曾說：「我想寫一出最悲的悲劇，裡面充滿了無恥的笑聲。」他沒想到，自己的結局就是那一出最悲的悲劇。54年過去，太平湖不再揚波，世間也再無老舍。
2、
老捨出身貧寒。1899年，老捨生於北京滿族八旗家庭，原名舒慶春，又叫舒舍予。到了他這一代，滿清已經國運頹廢，下層旗兵多淪為赤貧之家。舒家作為保衛皇城的旗兵，每月俸銀不過三兩，還每每摻著兩小塊假的。第二年，八國聯軍攻打北京，老舍的父親在血光火焰中陣亡，從此母親獨自撐起一個家，靠替人洗衣服維持生活。
童年的貧窮經歷讓老舍早熟懂事，同情「祥子們」的痛苦遭遇。他說：「我剛一懂事便知道了愁吃愁喝。一個寫家不該把自己視為至高無上，而把別人踩在腳底下。」
舒家祖輩都是文盲，滿族貴族劉壽綿到舒家做客，見到9歲的老舍聰明伶俐卻沒錢上學，便資助他上了私塾，隨後因經濟困難，他放棄讀中學，考了公費的北京師範學校。6年後，不滿19歲的老舍從師範畢業，派到方家胡同小學當校長。
資助老舍念書的劉壽綿就是後來的宗月大師，含著金鑰匙出生，卻心懷悲憫，年復一年散盡家財訪貧濟苦，生生將錦衣玉碗換成了袈裟缽盂，最後遁入空門。
貧苦的生活和宗月大師的善舉，讓年輕的老舍懂得了「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道理。他家門口，常年擺著桌椅茶壺，任路過的車夫、小販、郵差喝茶聊天。在他心裡，他和他們一樣，都是勞動者，而自己擅長的，就是把他們的故事寫下來。
老舍始終稱自己為「寫家」，他認為生命無貴賤，自己與寫帳先生沒什麼分別。真正的寫作就是領略生命，解釋生命，讓作品充滿生命的氣息，於是便有了《駱駝祥子》，有了《茶館》。這些作品也給他帶了榮譽和地位，49以後，他一路官至北京市作家協會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他興趣廣泛。寫作之餘，他品香茗、常習武、愛養花、賞名畫、玩古董，把日子活成了詩，過得愜意而浪漫。然而這一切都在1966年畫上了句號。
3、
這一年7月，老舍病重，大口吐血，住進了北京醫院。8月22日，他掙扎著出了院。23日，他拖著大病初癒的身體，像往常一樣去北京市文聯上班。剛踏進大院，一位領頭的女紅衛兵就發現了他，立刻大叫起來：這是老舍！他們的主席！大反動權威！揪住他！來不及作任何的申辯，老舍就和蕭軍、駱賓基、荀慧生等29人一起，被抓了起來。
下午三點，烈日當空，驕陽似火，這29人被一個一個叫出來。每叫出來一個，就被套上一塊寫著他們名字和罪名的牌子，排成一排站在院子裡。四點鐘，這29人被裝上兩輛大卡車，運送到東城區國子監「文廟」，那裡曾是明清時代的最高學術和教育機構，後來成為首都圖書館。
紅衛兵在院子裡架起了一個大火堆，焚燒戲劇服裝和書籍一類四舊物資。整個大院烈焰熊熊，口號震天：「打倒反革命黑幫！」「打倒反黨分子XXX！」「XXX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這29個中國文化界的精英，被強迫在火堆前圍成一個圈子，跪下來，頭頂著地，數百名紅衛兵站在他們身後。有的紅衛兵拿來了舞台道具木刀、長槍和金瓜錘，對著他們劈頭蓋臉地亂打；有的紅衛兵解下腰間的軍用銅扣皮帶，朝著他們狠狠地抽打。正值盛夏，黑幫們穿著單衣，銅扣皮帶抽打在身上，一抽一塊血印，衣服布絲都深深地嵌進了肉里。前有大火堆，後有紅衛兵，黑幫們毫無躲閃之地。
蕭軍後來回憶說，當他跪在燒書的火堆前，被身後的紅衛兵用棍棒和銅扣皮帶毒打的時候，心中真是憤怒至極。他年輕的時候進過軍校，練過武功，此時此刻很想動手反抗，憑他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幾個人。但他看到跪在他旁邊的老舍先生，臉色煞白，額頭流血，他就知道，如果他反抗，定然寡不敵眾，結局不但是自己被打死，而且會連累其他28個「牛鬼蛇神」，包括老舍先生，也一定會跟他一道統統被打死在現場。他不應該魯莽行事，於是他強壓下反抗的衝動，忍受了三個多小時的毒打和折磨。
終於，67歲的老舍支持不住，暈倒在地。沒有同情，沒有憐憫，甦醒後的老舍，遭受的是新一輪折磨。怕出人命，市文聯設法將老舍接回，不料，文聯大院早就有數百名紅衛兵守在門口，迎接他的又是新一輪的皮帶、拳頭、唾沫。作家楊沫當時也在現場，三個月後，她在日記中追述了8月23日的情景：在文聯樓門前的台階上，有幾個女學生緊圍老舍，詢問他，不時還用皮帶抽打兩下。我們都被迫圍繞在這個會場邊。當時，我不敢走開，站在旁邊，心如火燎。我們中的一位作家竟然還當場站出來，義憤填膺地批判老舍拿了美金。
性情剛烈的老舍再也無法忍受，不再為自己辯護，他抬起血跡斑斑的頭顱，憤怒地扔掉了手中的牌子。這樣做的結果招來了新一輪的批鬥。當晚，老舍還被送到警局，被審問到深夜，半夜才獲准回家。最後，紅衛兵勒令他，明天一早必須帶著「現行反革命」的牌子，到市文聯繼續接受批鬥。
4、
第二天，老舍沒有舉著「現行反革命」的牌子去文聯，而是帶著一本他親自抄寫的毛主席詩詞，去了北郊的太平湖。他在那裡坐了整整一天，沒有人來尋他。到了深夜，望著映滿星光的湖水，他絕望地向湖面走去。
8月25日早晨，有人在太平湖發現了老舍的遺體。
老捨去世的時候，他的兒子舒乙31歲。舒乙拿著北京市文聯開出的一封公文介紹信，到火葬場辦理老舍的火葬手續。介紹信上寫著：「我會舒舍予（老舍本名）自絕於人民，特此證明。」辦手續的是兩個年輕婦女，其中一個是梳小辮兒的姑娘，她說，上面有規定，這樣的情況不能留骨灰。
在北京，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和被打後自殺的人們，都沒有能留下骨灰。當時北京紅衛兵中流傳著一句話，「打死個人，不就是28塊錢的事兒嗎？」那些被打死者的家屬，都被要求付28元火葬費，但是不能要求保留骨灰。中關村中科院氣體廠工人陳彥榮，1966年8月27日被北大附中紅衛兵打死，北京第25中教師陳沅芷，1966年9月8日被學校紅衛兵打死，他們的家屬交了28元錢，都和舒乙一樣，沒能得到親人的骨灰。
54年的光陰匆匆而過，如今，人們對這段歷史緘口不語，猶如被填平的太平湖。只是有人還記得，老舍曾說：「在我入墓那天，我願有人贈我一塊短碑，刻上文藝界盡責的小卒，睡在這裡。」
5、
老舍平反後，1981年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老舍寫作生涯》。內容簡介說：「本書是老舍先生的一部自述文集，收錄的都是作家寫自己生活和創作的文章。」「本書既可以當作老舍先生的自傳來讀，又是研究老舍的可貴資料。」其中有一篇題為《新社會就是一座大學校》的文章，發表在1951年10月的《人民文學》上。文章（見該書247－249頁）說：
在過去的一年裡，社會上每一天，每一小時都有使我興奮與歡呼的事情發生；我說哪一件好呢？
最後，我下了決心；不能老拿不定主意啊！就說前天在天壇舉行的控訴惡霸的大會吧。
會場是在天壇的柏林里。我到得相當早，可是林下已經坐滿了人。
開會了。台上宣布開會宗旨和惡霸們的罪狀。台下，在適當的時機，一組跟著一組，前後左右，喊出「打倒惡霸」與「擁護人民政府」的口號；而後全體齊喊，聲音象一片海潮。人民的聲音就是人民的力量，這力量足以使惡人顫抖。
惡霸們到了台上。台下多少拳頭，多少手指，都伸出去，象多少把刺刀，對著仇敵。惡霸們，滿臉橫肉的惡霸們，不敢抬起頭來。他們跪下了。惡霸們的「朝代」過去了，人民當了家。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的上台去控訴。控訴到最傷心的時候，台下許多人喊「打」。我，和我旁邊的知識分子，也不知不覺的喊出來。「打，為什麼不打呢？！」警士攔住去打惡霸的人，我的嘴和幾百個嘴一齊喊：「該打！該打！」
這一喊哪，教我變成了另一個人！
我向來是個文文雅雅的人。不錯，我恨惡霸與壞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訴大會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憤怒，激動了我，我變成了大家中的一個。他們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也不該「袖手旁觀」。群眾的力量，義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澀。說真的，文雅值幾個錢一斤呢？恨仇敵，愛國家，才是有價值的、崇高的感情。
這不僅是控訴了幾個惡霸，而是給大家上了一堂課。這告訴了曾經受過惡霸們欺負的人們：放膽干吧，檢舉惡霸，控訴惡霸，不要再怕他們！有國家給我們作主，我們還怕什麼呢？檢舉了惡霸們，不單是為個人報仇，也是為社會除害啊。這告訴了我，和我一樣文文雅雅的人們：堅強起來，把溫情與文雅丟開，丟得遠遠的；伸出拳頭，瞪起眼睛，和人民大眾站在一齊，面對著惡霸，鬥爭惡霸！惡霸們並不是三頭六臂的，而是站在我們面前跪著，顫抖著的傢伙們。
讀罷此文，不能不感到震驚。這個斗爭會，不但和老舍自己所遭受的那個斗爭會模式一致，甚至連細節都相仿，難道是天道輪迴嗎？15年之後，老舍坐在太平湖邊，會為他曾經讚美過那種「鬥爭」而自責嗎？
最終，是他曾經參與接受、確認和頌揚過的這種鬥爭害死了他。
2021-0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