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作為中華大地上首次出現的一個全新的象徵性的人文符號，且不談她對於暴政的反抗精神符號，是否可以從一個更加廣大的意義上對她做一次更深層的意義上的詮釋呢？答案是肯定的，正如，很多的牧師對聖經的經句做過的三番五次的詮釋一樣，每一次都有全新的視角獲得更多的來自上帝的話語的啟示，在基督教人士來看，這是聖靈的啟示，是上帝對個體人的大腦思路的引領。而對於華夏大地上來講，林昭作為一個極具人文價值的社會學宗教學等學科上的符號的存在，還是需要我們再一次地深入詮釋和解讀的；曾經，林昭的意義在於她是一位在中國政治運動中追求自由、人權和平等的代表性人物。她的精神和遭遇象徵著早期覺醒的中國知識分子對理想主義的追求，以及對極權統治的反抗。同時，林昭的事件也揭示了中國共產黨政權在特定歷史時期對異議人士的壓制和迫害，以及對歷史真相的掩蓋.林昭是中國50年代末期「反右運動」中，少數能夠保持清醒頭腦，並以實際行動反抗政治壓迫的知識分子。她所代表的這一代人，是中國追求思想解放和民主政治的先驅。
儘管林昭被所謂的中共官方「平反」，但並未得到完全的公開和公正的評價。她的故事和精神，仍然需要被更多人了解和銘記。對林昭的紀念，不僅是對她個人的追思，更是對自由、人權和正義的追求，以及對歷史真相的追尋.對林昭精神內核的剖析，更可以讓我們理解一種在極權文化、傳統文化和基督文化共同交融之下的某種新式精神文明和文化的誕生。本人就林昭現象曾經與一位基督教牧者深入探討，並獲得一定的啟發，特作此文，以期拋磚引玉之功效。
1、華夏道統的失落–血色中華
林昭曾嘆息:「怎麼不是血呢？我們的青春、愛情、友誼、學業、事業、抱負、理想、幸福、自由，我們之生活的一切，這人的一切，幾乎被摧殘殆盡地葬送在這污穢、罪惡的極權制度的恐怖統治之下。這怎麼不是血呢？」
1968年4月29日，年僅36歲的林昭在上海龍華被槍決，5月1日,勞動節，公安人員來到林家說了三句話：「我是上海市警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被槍決。家屬要交5分錢子彈費。」她的母親許憲民聽到後，立刻暈倒在地。有人說，她不久後就瘋了。7年後，這個當年堅定的抗日分子、熱情幫助過共產黨革命的民主人士，死在上海外灘街頭。
林昭的母親許憲民死了，是千千萬萬的被嗜血的暴政治下的普通平民中的一個寫照；不僅僅林昭代表了一種反抗暴政的符號，林昭的母親也代表了另一種普通平民在暴政之下的艱難的被壓迫的靈魂的一種符號，每每黨億萬中華兒女看到這個符號，就必然會聯想到中共惡政對於中華民族帶來的傷害何其之大！就會想到，中華民族延續三千多年來所秉承的文化基因為何被中共獨裁統治之下不堪一擊？為何這樣的惡政竟然可以延續到如今而人民仍舊沉迷不悟？這些都是需要我們深入思考的問題。
很多人在看了胡杰的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之後才搞清楚林昭是怎麼回事。林昭在獄中寫的血書是對當局政權最有力的控訴；因此，中共當局當然不希望人民知道真相。
今天，我所想要表述的不是這個問題，而是在萬馬齊喑的時代里，竟然出現了一個林昭。她屬於一個新的事物，而代表新事物的這個人在暴政之下被扼殺，但是她的精神卻被華夏大地所承載，成為一顆永不磨滅的明珠，照亮黑暗世界，同時讓更多的覺醒人士不斷地反思。
林昭猶如一滴新生成的水，這滴水永不枯竭，正在滋潤著千百萬的願意接受林昭理念的人們，並且，每個人都應該在這滴聖水的洗禮下更新自己的生命，成為一名更新的華夏兒女。
華夏道統里常常以水來自喻。水可以比喻為德行，像孔子所說，水「遍生萬物而無偏私，似德」。老子道德經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翻譯成現代文就是：最善的人好像水一樣。水善於滋潤萬物而不與萬物相爭，停留在眾人都不喜歡的地方，所以最接近於「道」。另外，水也可以比喻為智慧，因為它能適應各種容器，並能深入細微之處。中國人常常將人的最高境界的善行比喻為水的品性一樣—-澤被萬物而不爭名利；相對應的那些目空一切、狂傲自大的人，凡事都不會順利。水的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濃重的一筆，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成語是其重要組成部分。「水」在成語中出現的頻率很高。據統計，含有「水」字的成語共有370多個；水所形成的很多富有哲理的名言名句更多。也就是說，在某種程度上講，水文化代表了華夏文化的一種柔性特點，正如太極圖標識，乃是一種文化的象徵。這種文化乃是以陰陽五行為標的物符號為特徵的群體意識。這種群體性意識拓展開來，其實就是一個宇宙。
從某種意義上講，人性不是群體性的，每個人都自成一體，成為一個君主、一個小宇宙。這個宇宙是一個多元的而不是單一的宇宙。在人類歷史上，人類曾經想讓單個的一個個小宇宙合併為一，鑄造一個通天塔，塔頂通天，傳揚人的名。如果這個塔建成之後會是如何呢？人類是否真的有一條通天之路呢？這條通天之路是否可以引導人類走出各自的偏狹不再局限在自己所設定的文化囚籠之中呢？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林昭本身就是一個多元化的結果。
首先，她自小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響，林昭在中學階段就讀蘇州景海女中，這是一所教會學校。在學期間，她每星期日都去教堂做禮拜，不久，從一位美國傳教士接受洗禮成為基督徒。基督教文化構成了她的靈魂的底色或底蘊，這也是為什麼她可以在後來敢於質疑暴政，是與她的敢於求真的思想有關聯的。基督教文化里所擁有的為真理髮聲的勇氣體現得淋淋盡致。
在英文中【真理】和【真相】是一個詞（truth）？正如很多大陸地區的華人在美國居住久後，問道她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美國人對於謊言的零容忍，這個與華夏文化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多數華人基督徒對真相和誠實不感興趣，他們只是對道德與善惡感興趣。在聖經里，教導基督徒要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主通行。基督教求善不假，但是對比儒釋道為代表的中華文化，基督教更加求真，後者更加求善。其實，如果沒有了求真的精神，所謂的求善，不過更加是虛偽的善。嚴復曾對此有深刻的見解：「華風之敝，八字盡之：始於作偽，終於無恥。」一個失去了求真務實的民族，表面上再光鮮亮麗，其實內在都已經腐臭不堪，幾乎被人類世界所唾棄。這就是「求善文化「的特色和結局：在一個沒有善的人世間求善，求善必不可得；非但不得，更得太多的騙子！這個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大陸地區騙子橫行，到處都是廟瓦迪，到處都隱藏著偷盜人體器官的沒有道德沒有倫理沒有善良人性的世界的原因。一個張揚自己是道德禮儀之邦，最後卻淪為邪惡偽善之地，其中奧妙誰人能知道其中奧秘？這就是我們今天要不斷地學習和剖析林昭的精神來源的原因。
林昭曾經被共產紅色文化所迷惑，難得的是，林昭從一個毛澤東的崇拜者和追隨者，蛻變為毛澤東及其代表的極權體制的反對者，直到死前都未曾停止她對這個極權體制的批判。極權體制剝奪了她的自由，迫害了她的身體，但無法清洗她的獨立思想，也無法讓她閉上嘴巴，她繼續在獄中用髮夾、竹籤刺破自己的皮肉，用鮮血寫下大量批判極權體制的遺稿，繼續追求她所盼望的「給一切人以自由」的理想，直至子彈奪走生命的最後一刻。
林昭作為一個現象學符號在這個偽善的共產世界裡屹立不倒，乃是華夏文化的大幸。
在目前這樣的一個技術偶像化的時代，往往會忽視真實的生活和什麼是真實的人生。科技的發展，使得人類過度依賴技術。在道家看來，這些技術都是遠離正道和真道的，屬於捨本逐末之流變。即便是很多人為科學技術辯護，之多將技術列為中性；例如，洋務運動時期的「師夷長技以制夷」之說，乃是出自於魏源的《海國圖志》，意思是學習外國的先進技術，來抵抗外國的侵略。這句話體現了中國近代思想史上一個重要的轉變，即從「天朝上國」的思想，轉變為向西方學習，以求自強。洋務派的核心思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就是著名的體、用之爭。按照此觀念，技術就是「用」的範疇，西方列強的洋槍洋炮船堅炮利都是可以作拿來主義，為大清所用，並不傷害清制本體。目前，中共的體制也是如此，所謂的「改開」路線同出一轍，並無新意。中共使用的西方科技來為其共產暴政續命，其本質的共產暴政之體不會變化。
清王朝和共產王朝使用的改革路線不過是使用西方科技之用，保全其統治之體。似乎無可厚非，從中國文化的道統來講，這個體和用都屬於外顯的東西，不如法眼的。因為，背後自有天道運行其中，只是很多人不自知而已。況且，西方文化也正面臨著自己的問題，西方文化正在被左派謬誤思想影響走入了死胡同，右派的保守主義正在全力以赴進行矯正。這個矯正處於針鋒相對的階段。[page]
現代人所面臨的困境就是這種失去道統，將體用之細微末節的技術當作是可以解決一起問題的萬能鑰匙，將科學技術偶像化，此時，人類就失去了對真理的敬畏和對道德倫理的堅守。道家的無為的視角來看，這是對有為的技術的崇拜，是佛教里所談到的「有所求行」；整個世界的人們都處於貪求失真狀態，有求則苦，三界都進入了「苦」的火宅中。無論是道家還是佛教，都認為技術乃是偏離了道和法的表現，當人類試圖以科學技術替代真道天道的自然律之時，就會陷入無窮盡的困境之中，並會遭到天道的反噬。
在人類步入技術主義掌控一切的時代，讓人類的靈魂「餓死在WiFi信號中」。人類的精神和靈魂正在被大數據和AI調整和塑造。人們沉浸在虛擬的碎片化的信息世界中迷失了自己，以至於使得他們的精神和靈魂越來越貧瘠，漸漸喪失了深度思考和情感連結的能力。人類再難以抵禦各種誘惑，遠離生命的真義。人類的家庭、教育、宗教、信仰多陷入了不信任狀態。社會危機其實就是一種彼此之間的信任危機。人類消解重構一切，對任何的權威、他者、未來都滿懷疑慮。家庭作為社會的基本單元被衝擊和解體。學校也失去了教育功能，正在成為知識販售、學術造假、實用主義和意識形態謊言的集散地。宗教領域也面臨著更大的信任危機，共產黨為核心的佛教界基督教界成為宣揚政治領導人治國理政經驗理論的紅色基地。人間的一切人都在自編、自導、自演、自觀、自想、自作、自受的普羅眾生中悠然自得，並不以為這裡面有什麼不妥之處。
以上所談到的這些亂象，只不過是冰山之一角，這是一個沒有信義道德和放逐真理的時代。人類面臨著空前絕後的危機。
中共國是一個很大的道場，這個道場所演義的基本上都是苦逆人生。很多人被中共送上了法場槍斃了，很多人在文革這個道場裡顛倒倫理，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很多人在改開的燈紅酒綠中沉淪，也有很多人淪為了大小粉紅，為惡政助陣搖旗吶喊。唯有一點就是遠離了做人的真道。按照邏輯和道理，上帝讓我們來到這個世界大道場裡面來，乃是求真悟道，並非其他，然而，很多人在各種鏡像面前失去了自我，自作自受！
共產主義思想就是這個道場裡面起到巨大干擾器的作用的定海神針。馬克思主義不僅僅造成了數億人次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並且，還會繼續製造殺人誅心的悲劇，因為，撒旦就是這個世界悲劇的編劇兼導演，隨著世界局勢的不斷更新變化，中共會挾持更多的小粉紅為其搖旗吶喊，甚至逐步走向軍國主義的道路，以世界為戰場，不僅僅犧牲更多的本國子民，還要屠戮更多的域外的肉體和靈魂。
中共主政中國大陸之後，將中華道統文化破壞殆盡，中國人視為立身處世、立國安邦的根本的做人道義統統被丟棄，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替代之。
比如，被視為中華民族安身立命、治國安邦的被普羅大眾十分重視的信義二字，卻被拋棄，用謊言欺騙手段和高壓暴力手段來替代之，強行灌輸無產階級世界觀，播種階級仇恨，政治舞台成為爾虞我詐的表演舞台，法律被視為兒戲，憲法被權力任意更改……。
2、信義文化傳統的失落
信義二字儘管其源頭和內涵與聖經里的內容有所不同，但是在實踐層面卻有諸多相通之處。
信：在中華文化中，「信」強調言必可信、行必守信，是人格修養和社會交往的核心。《論語•為政》中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為政》)這句話深刻揭示了「信」對於個人立足社會的重要性。沒有信用，一個人就無法在社會上立足，更無法獲得他人的信任和尊重。這種「信」不僅是對他人的承諾，更是對自身品格的堅守，是對天地良心的敬畏。它構成了社會契約的基礎，是人際關係和諧的紐帶。
義：在中華文化中，「義」超越了單純的利害關係，強調道德抉擇和行為的合理性。《孟子•離婁上》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離婁上》)這表明君子以道義為重，小人則只顧私利。這種「義」是基於良知和道德原則的判斷，是面對誘惑和困境時所作出的正確選擇。它要求人們在處理問題時，不僅要考慮自身的利益，更要顧及他人的權益和社會的公平。當「義」與「利」發生衝突時，中華文化倡導「捨生取義」，將道義置於生命之上，體現了對崇高價值的追求。
在華夏文明中，「信義」構成道德治理與文化認同的基石，被視為「立國之本、為人之道」。然而，這種「義」若無天啟源頭，最終可能陷入主觀相對或民族工具化，難以抵禦世俗洪流的衝擊。[page]
中共正是在利用中華民族的信義傳統，並將之改造為共產文化，為其自己集團的私利而用。在一個一元論為主體意識形態的社會中，只有一個中心，一個核心，該核心集團的意識超越任何特定成員甚至全部成員在任何一個既定階段對其的理解；如果一個國王、某個政黨或者某個利益集團屬於最高的統治者，那麼，這其中可能有多少的寬容和多元化的存在呢？所以，極權社會下的信義道統被完全毀滅，人與人之間更多的是一種弱肉強食的官本位的奴隸主與奴隸之間的文化。嚴重地說，中共國下面的社會信義程度並不會高於遠古時期的奴隸社會的信義文化水平。由此可見，一個極權主義的政府的最有可能性的最後階段就是軍國主義，讓全民成為戰爭列車上的犧牲品，一個幾乎喪失了信義道統的國家裡的民眾要為自己所賴以生存的邪惡政權買單；猶如聖經創世記里所記載的索多瑪及其周圍地區的數個城池被上帝天使的硫磺和火所滅一樣，那城裡一直住著的婦孺老幼因著認同該邪惡的文化而一同被毀滅一樣有天道規律性，上帝對於不信不義之人的忿怒和懲治都是公義的，因為，上帝的主權不容質疑。
中華文化里的道家思想對於信義的理解更為超然物外。《道德經》認為，「信」並非最高的德，而是在「道」失落之後的權宜層級補位。第八章言「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這暗示了在真「道」之中，萬物自然守序，無需刻意設立「信」的規範。第三十八章更直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這表明「忠信」雖是禮的基礎，但當道德系統不斷退化時，才不得不「立禮以維綱」。因此，道家認為「信」雖是人際秩序的核心價值，卻是道體失落後的社會維持機制，是「次善」而非終極價值。
同樣，道家對「義」的看法也與儒家有所不同。道家反對人為過度強調「義」的剛強，認為這可能導致失去「無為」的柔和。第三章「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以及第二十二章「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都體現了道家「不爭而得」的自然之道。在道家看來，「義」是「道」失落後的產物，是人為的道德規範。真正的「義」是順應自然，不爭而得，而非刻意為之。這種觀點提醒我們，在追求信義的過程中，要警惕過度的人為干預和僵化的教條，回歸到自然無為的本真狀態。
對比一下血色共產文化下的中國，無處不在的政治毒素滲透到了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乃是對於人們生活的過度干預，一個在街頭巷尾賣一把青菜的老嫗就可能碰到城管的嚴格執法面臨流血之災。這就是一個極權主義的國家的常態，人們的自然生活被政治嚴重干擾，人們生活在無所不在的恐懼之中。免於恐懼的自有在極權主義的國度根本不存在。在極權主義國家，信義乃是需要被破壞殆盡的東西，而不是需要倡導的道德規範。
中國人所講的信義。我們常常聽見人用忘恩負義，全無信義，見利忘義，賣主求榮，賣友求富等成語來唾罵那些無恥的小人。關羽為了要保護嫂夫人，暫時投降曹操；曹操儘管厚待關羽，但是新恩雖厚，舊義難忘，關羽成為一個守信用忠實結義的代表人物。因此，中國人常常使用無信不立，義無反顧，義不容辭，念恩守義，忠義兩全等，就成為描寫關羽的讚美之語。
可見我們中國人所講的信義，是君子的氣質，是高尚的品格，是人與人之間的崇高心契，是轉動五倫的動力。所謂五倫，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和朋友。
聖經也講信義，但與中國人所講的信義不同。聖經所講的信義是神與人的關係，而不是人與人的關係。聖經記載，自從始祖亞當夏娃犯罪以後，人和神就不能相交；因為神是聖潔的，而人是有罪的。但是，神仍然愛祂所造的人，於是預備一個救贖的方法，將已經完全墮落了的人拯救回來，跟祂恢復原來的關係。
神所預備的救贖方法，就是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借著童女而生。為什麼要借著童女而生呢？因為凡是由男女配合而生的，都帶著罪性；借著童女由聖靈感孕而生，才帶著神性。所以基督是人，有血有肉，和我們一樣；但是祂又是神，聖潔無瑕，和我們不一樣。所以只有基督，才配為全人類的救主。
「信」與「義」的神學定義信（希臘文 pistis，希伯來文 emunah）：不僅是「相信」，更是「信靠、忠誠、委身」。它是一種內在的、深刻的、對所信對象的完全交託。這種信，超越了理性的認知，直達生命的深處，是一種關係的建立和維繫。正如《希伯來書》11:1所言：「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在基督教救恩論中，信是人與神和好的關鍵，即「因信稱義」（Justification by Faith），強調人並非靠行為得救，而是因著對耶穌基督的信靠，罪得赦免，被神算為義。義（希臘文dikaiosynē，希伯來文tsedaqah）：合神心意、道德正直、對人公義的實踐。它不僅指個人的道德品格，更強調在社會關係中的公平正義。義是信的果子，是信在行動上的彰顯。正如《彌迦書》6:8所說：「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在神的國度中，「信」是進入之門，「義」是行走其間的道路，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在中共國，無論是儒家道家的信義傳統被破壞，基督教對中國文化的重塑之力也被漸漸磨滅殫盡。中共在五十年代初就針對有著基督教傳統的民間團體和高等學府進行了拆解銷毀，秉行的是無神論的共產文化。無論是三反五反還是右派分子被下放勞動甚至被迫害致死，都是為了毀滅中華民族所秉承的信義文化基因。甚至連正體的漢字也被簡化成殘體字。愛里無心，親人不見，聽者無耳無心無德等等，都是對傳統信義文化的摧殘。
也就是說，一些三自兩會的基督徒如果要為真理髮聲，你又如何包容倡導謊言和殺人如麻的專制極權政府呢？這裡面的道德邏輯是難以成立的，在一個無信無義的國度里去實行道義、踐行正義可能嗎？
3、林昭作為信義現象學符號的存在的意義
友人提醒我，中華信義文化的基因的種子在林昭一個人身上，就這一粒種子，才是華夏文化的最後的希望。他說，可以以文化大革命的時代作為一個太上老君的煉丹爐，所有的一切不符合仁義禮智信的東西都被破壞殫盡，並且這場革命也並沒有建設起來更好的符合中華民族的信義傳統，只是張揚了共產主義思想里的假大空等遠離真理的共產文化。
是的，在這樣的一個政治機制下，每個人都成為一個專制絞肉機里的行屍走肉，何談什麼信義道德傳統呢？正如電影《芙蓉鎮》裡的台詞：活著，要像狗一樣地活下去。在余華的作品《活著》裡，富貴難道不是像狗一樣活著麼？在他的生命里的所有親人都被這個絞肉機屠戮殆盡的時候，他只能吆喝著一頭老牛慢慢走近人生的盡頭。活著成為專制社會下最高的期待和盼望，其它都成為奢侈品。這才是最血淋淋的生活現實。[page]
羅世宏的文章《紀念林昭的意義》一文中說：這幾年，中國大陸民間知道林昭事跡的人越來越多，對林昭的評價越來越高，被稱作是「1949年之後在中國公開地，自覺地，清醒地反抗極權暴政的第一人」、「中華民族的自由女神」、「中國的普羅米修斯」、「一個十字架上的詩人」……。大陸民間對林昭歷史意義的評價，也正撼動著依然處處展現極權特徵的當代中國大陸當局，因為林昭對極權體制的批判，對民主自由的追求，仍然是當前專制權力的天敵。主編《林昭之死》這本書在香港出版的中國大陸學者傅國涌對林昭下一個貼切的評語：「…她沒有苟活於那個時代，她的死並不是為那個時代殉葬，乃是為結束那樣的時代作鋪路石。」錢理群教授也在他的著作中這樣評價林昭：「林昭與毛澤東的思想對抗中，林昭是最後的勝利者。」（參考：羅世宏，《紀念林昭的意義》，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216/article/2747）
蘇州的林昭墓墓碑背面鑴有她在1964年寫的詩句：「自由無價，生命有涯，寧為玉碎，以殉中華」。中國大陸警方在林昭墓附近安置了監視攝影機，並且想方設法阻撓年年前來祭奠林昭的各地公民，但這只是可笑的自欺欺人之舉，不過是見證了當代中國權力當局仍然死抱著極權體制幽靈不放的事實。
水分子由兩個氫原子（H）和一個氧原子（O）構成。氧林昭自小在基督教文化環境裡薰陶長大，可以稱基督教文化為一個H。長大後被紅色宣傳蠱惑成為激進的共產主義戰士，可以成為另一個可以燃燒的H。而華夏道統可以稱為O。這三者合成了一個水分子結構。在文革期間，只有林昭完成了這個靈魂里的結構性化學轉變。成為未來可以滋潤華夏信義傳統的第一滴聖水。在林昭那裡，她完成了對基督教十字架文化精神、中華道統文化、紅色革命理想主義的革命意識三者的凝聚和化學反應。
林昭是一個追求真理的殉道者，她的殉道者精神源自於基督的敢於為百姓代贖的犧牲精神。這種精神才使得她儘管深陷囹圄也敢於直面邪惡暴政沒有屈服。她曾經受過革命理想主義的薰陶，具有知識分子的良能良知，不為邪惡的專制主義唱讚歌；她也具備有中華文化的傳統信義道統觀念。這三者正是共產中國體制下的中國人所缺乏的。可惜的是，她這滴中國最純淨的聖水的生命被扼殺，但是她的靈魂卻應該被傳承下來。
林昭的生命被扼殺正反應了極權主義下的中國社會缺乏社會環境來包容這個具有「H₂O型人格」的新人存在下去。正如基督的復活之後，唾棄了法利賽人為代表的祭司文化傳統，將全人類社會帶入了一個全新的精神領域，帶來了持續兩千年的基督教文明。如果，林昭可以持續存在下去，中國人將會走入另一個新的文明能量場中，最終唾棄掉共產文化對中國造成的傷害。
結語
林昭在中共的刻意打壓下，正在淡出中國人的視野。因此，此時再度審視林昭精神，是一個時代的需要，也是未來中華民族新文明的呼喚。中共假借現代文明產生的所謂科技創新制度創新之類的噱頭，都是虛耗人類精神能量的撒旦的陰謀。撒旦當然無法容納林昭這個聖水分子的存在，也更不允許中國社會出現更多的林昭式的水分子，因為，一旦這樣的水分子形成洪流，必將摧枯拉朽，將紅色共產文化拋棄到歷史的垃圾場。
正如一位詩人說的：「她的頭顱，放在天平的一方，億萬中國人的頭顱頓時失去了重量！」這滴水不僅僅應該是重量，也應該成為滋養億萬中國人的精神源泉，使得華夏大地，萌芽更多更燦爛的生命，使得魔鬼瑟瑟發抖。
林昭所代表的不僅僅是基督教傳統意義上的殉道，而是一種新文明的產生的最小單位，每一個被耶穌基督更新的靈魂，都是潛在的水分子。這也是為什麼中共一直以來千方百計地打壓基督教傳播的本質所在；因為，撒旦的紅色污染不僅僅局限在中華大地上，甚至在全球形成了一個更加巨大的紅色污染場，這個紅色污染場，只有具有林昭的水分子結構的人群才能清洗人類的紅色污染，才能有資格迎來新文明的春雨。
附錄：林昭生平簡介
林昭(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原名彭令昭，林昭是其筆名。蘇州人。解放前在蘇州讀中學時即參加進步活動。1954年以江蘇省考分第一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她堅持說真話無罪，」文革」時在獄中繼續抨擊個人迷信和極左路線，寧死不屈，被殺害於上海。1980年得到平反昭雪。
人物經歷——
1932年生於蘇州，其父彭國彥曾任吳縣縣長，母親許憲民中學畢業即追隨其兄許金元參加革命。
景海中學畢業後，林昭不顧母親反對，於1949年7月考入了享有「革命搖籃」之稱的蘇南新聞專科學校。
畢業後林昭隨蘇南農村工作團參加蘇南農村土改。
1952年，開始在《常州民報》、常州文聯工作。
1954年，林昭以江蘇省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
1955年春，林昭參加了北大詩社，任《北大詩刊》編輯。
1956年秋，《北大詩刊》停辦後，林昭成為綜合性學生文藝刊物《紅樓》的編委會成員之一，被稱為」紅樓里的林姑娘」。
隨著反右運動的開展，林昭的覺醒反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事後，林昭吞服大量安眠藥自殺，但被及時搶救過來。於是她又被認定在對抗組織、「態度惡劣」，於是被加重處分:勞動教養三年。林昭不服，跑到團中央質問:」當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長時，曾慨然向北洋軍閥政府去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現在他們(指北大領導)卻把學生送進去，良知何在?」後因新聞專業副系主任羅列憐其體弱多病，冒險為之說情，林昭得以留在新聞專業資料室接受群眾「監督改造」。
1959年，林昭病情加重，冬天咳血加劇，請假要求回上海休養。通過調養，林昭病情漸有好轉，並在上海認識了蘭州大學的研究生顧雁、徐誠，當時蘭大的張春元等人，正在準備籌辦針砭時弊的《星火》雜誌，隨後林昭的長詩《海鷗之歌》和《普魯米修斯受難之日》，在《星火》第一期上發表。但很快涉及《星火》的人員，都被抓捕。
1960年10月，林昭被逮捕入獄。
1962年初，林昭得以保外就醫，期間她曾要求上海的無國籍僑民阿諾，將《我們是無罪的》、《給北大校長陸平的信》等帶到海外發表。
1962年12月，林昭又被捕入獄。在獄中林昭曾多次絕食、自殺，並分別兩次給當時的上海市長柯慶施、《人民日報》寫信，反映案情並表達政治見解，但都石沉大海、杳無音信。在獄中，沒有筆和紙，林昭竟然都是用血在白色的被單上寫作，計有二十萬字之多。
1968年4月29日，林昭在等待中接到了改判死刑的判決書，即由20年有期徒刑加判為死刑立即執行，隨後林昭在上海龍華被槍決，年僅36歲。
1980年，上海高級法院經過複查宣布林昭無罪，結論為」這是一次冤殺無辜」。
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被安葬在蘇州靈岩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