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業集團已經有了個雛型，但實力不夠強大，我希望它繼續發展。擬議中1989年，在海口市興建海南新聞大廈。如果沒有六四事件和其他政治因素的干擾，我相信我的構想三年內能夠成真。
遺憾的是，政治干擾無處不在，讓人無法抵擋。創刊不久的《大特區》雜誌，因刊登了蘇曉康的《烏托邦祭》和嚴家祺、王軍濤討論政治改革的文章，遭到了上級宣傳部門的批評，六四後，《大特區》雜誌不得不停刊。而《海南特區報》因開設介紹台灣解嚴、開放黨禁報禁和十大經濟建設工程的版面，幾乎遭停刊整頓。我邀請中國大陸經典電視連續劇《紅樓夢》編劇組組長、著名中年紅學家周雷先生擔任「海南國際影業公司」的經理，著手拍攝根據我國古典名著《金瓶梅》改編的電視連續劇，遭中央文化部通報，使電視劇《金瓶梅》胎死腹中。
還有一些干擾來自舊的體制。我制定1989年《海南日報》報業集團盈利一千五百萬人民幣的目標，引起海南省財政廳長劉桂蘇的注意，她約我見面。劉桂蘇是一位很厲害的女廳長，曾擔任中央財政部副司長，據說是財政部長王炳乾的親信。她讓我像過去一樣，將《海南日報》的盈利全部上繳，報社的支出先作預算，由財政廳審核批准撥款，回到「統支統收」的老路上去。我和劉桂蘇激烈爭吵，我說：今後我不要國家一分錢，但《海南日報》賺的錢，你休想拿走一分一厘！不久，省政府審計署進駐報社查帳，查不出違紀帳目。我接著與財政廳長打官司，官司打到梁湘省長面前，最後，以我答應不享受稅收優惠待遇，每年如數上繳稅款不上繳利潤而告終。
在此順便講兩件《海南日報》與鄧小平的軼事，與新聞改革有關，也無關。
一是報紙的「零錯字」是不可能永遠保持的記錄。終於有一天，一個錯字，使我距手銬、監獄咫尺之遙。那是1989年5月的一天，報社收到新華社發出的《鄧小平文選》出版的電訊，照登頭版頭條大字標題。凌晨四點，報紙開印，我回宿舍休息，突然接到印刷廠打來的電話，說今日頭條標題的副題，將「鄧小平」寫成「鄧小子」。我嚇出一身冷汗，立即下令停機，衣服沒穿好就往印刷廠跑。見已印好的頭一批報紙正由郵局的送報專車送往離海口最遠的城市三亞途中，另一批送省委、省政府供書記、常委、正副省長們閱讀的報紙，已經送達兩個機關的收發室。我急令報社出動所有車輛，把這些印錯的報紙全數追回，立即銷毀。我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知道這事如果發生在文革，我會立即被逮捕入獄；如今雖然文革過去，但文革遺風猶在。我幸運的保住了自己，也保住了所有當事人。
如果「鄧小子」那天的報紙未能收回，我被撤職、開除黨籍，甚至關進監獄的時間，應是89年5月，而不是6月。
另一件事就是《海南日報》的報頭。原報頭為劉少奇題寫，字體纖弱，我決心換掉這個報頭。首先想到的是請趙紫陽題寫，我請許士傑向趙紫陽轉達我的請求，但趙紫陽拒絕了，說他從來不為任何人、任何單位、任何事情題字。我接著想到鄧小平。當時剛好鄧小平的長子鄧朴方在海南，我不認識鄧朴方，就請與鄧朴方熟悉的一位朋友轉達我的要求。我要報社經理買來最好的宣紙、徽墨和湖筆，請朋友轉交給鄧朴方帶回北京。88年5月12日，海南省委收到中央辦公廳寄來的鄧小平為《海南日報》題寫的報頭，並附帶指示：「請不要發消息，不要登報宣揚。」5月20日，《海南日報》啟用新報頭。那一天，必須大肆慶祝，但卻不能違背中央辦公廳的指示。我動了動腦筋：在當天報紙的頭版頭條位置刊發鄧小平閱讀報紙的大幅照片，並發表社論《前進！海南人民》，社論寫道：「本報作為中共海南省委的機關報，同樣受到黨中央的關懷，特別是得到了鄧小平同志的直接關懷。」讀者完全看懂了我所講述的版面語言，紛紛來電、來信向《海南日報》表達衷心祝賀。
不過，請鄧小平為《海南日報》題寫報頭，卻是我在《海南日報》任職期間犯下的最不可饒恕的錯誤：一年後，六四屠殺發生，鄧小平成為雙手沾滿北京學生和市民的鮮血、人神共憤、舉世聲討的劊子手。劊子手為《海南日報》題寫的報頭，將每天出現在《海南日報》的頂端，無疑是《海南日報》的恥大。是我將這一恥辱加諸於《海南日報》，我為此痛悔終生。
由此我想到，中共的省級以上黨報的報頭，絕大多數由中共黨魁題寫：毛澤東再世時，為《人民日報》等幾乎所有黨報提寫了報頭；毛澤東死後，熱衷於為黨報題寫報頭的是鄧小平，除《海南日報》，還有《經濟日報》等報刊。由黨魁為報刊題寫報頭，是一黨專政下中國大陸報界的獨特現象，台灣、香港、新加坡等華人社會不曾有此等怪事。我毫不懷疑，中國終將結束一黨專政，中共將與德國的納粹黨一樣成為非法組織，毛澤東、鄧小平等將成為歷史垃圾。到那時，採用中共黨魁題寫報頭的報刊，將如何自處？其實，在中國，也有不採用黨魁提寫報頭的報刊，如北京的《光明日報》、上海的《文匯報》。我本可以像這兩家報紙一樣，選擇集名人書法為報頭，但我沒有這樣做。可見一個人，只要在中共一黨專政體制下，要擺脫中共的思維，是一件多麼不容易的事。
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我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全國治理整頓，我的新聞改革的、私人辦報的抱負以及海南報業集團的構想隨之破滅。我倍感懊喪和痛苦，不僅為自己的際遇，更為自己傾注了大量心血的事業一夕間化為烏有。
（十一）
海南建省以來，那裡的政壇，你方唱罷我登場，各色人等來去匆匆。值得一談的只有兩位，一位是第一任省長梁湘，一位是第一任省委書記許士傑。梁湘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面旗幟，是一位悲劇英雄，他死於89六四後；許士傑是在改革開放中沉浮的政客。1990年6月，許士傑被免去海南省委書記、省人大主任一職，距離梁湘被免去海南省長職務不到一年時間。1991年7月27日，許士傑因罹患胃癌在廣州逝世。
我認識許士傑，較梁湘為早。1974年，我擔任廣東人民廣播電台駐肇慶地區記者，許士傑是中共肇慶地委書記。那時的許士傑，單身赴任，一個人住在辦公室後面的宿舍里。他思想偏於保守，工作缺少魄力和創造性，屬於做不出大成績，也犯不了大錯誤的那類幹部。
1981年，他調任中共廣州市委書記，保守作風依舊。他思想發生突變，是在參加訪問團，到美國轉了一圈之後，回到廣州，便判若兩人，大力倡導改革開放。廣州市興辦中外合資企業，引進外資改造老企業，創辦黃埔開發區，允許個體戶經營飲食、服務業，便是在他任上發展起來的。他聲譽日隆，廣州《南風窗》雜誌評選「公僕」，他被評為「十大公僕」第一名。
有一次他坐飛機從重慶回廣州，空姐不知道他是廣州市委書記，服務態度惡劣。他以普通乘客的身份寫了一篇批評稿，登在《羊城晚報》上，此稿被《人民日報》轉載，引發全國轟動。
許士傑還是一位詩人，出過兩本舊體詩集，1988年第二本詩集出版後成為全國作家協會會員。他的詩，雖算不上上乘之作，卻也入流。書記兼詩人，是他與泛泛中共官員相比，又一個與眾不同之處。
公僕也罷，詩人也罷，但我覺得他為人缺少人情味。一位在肇慶跟隨他多年的秘書，調廣州市工作，妻子無單位接受，孩子入不了學，沒有房子住，找他幫忙解決，舉手之勞，他卻不予理會。89六四後，他對趙紫陽、梁湘，以及在處理《海南日報》的問題上，做了味良心的事，更使人對他的好印象蕩然無存。
許士傑與趙紫陽的關係比梁湘與趙紫陽的關係更深。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他就是趙紫陽在廣東任省委書記時器重的幹部。1987年，他退居二線，任廣東省顧問委員會副主任，仕途走到了盡頭，是趙紫陽重新啟用他，授命任海南建省籌備組組長，然後出任中共海南省委書記，進入中央委員會。
在海南工作期間，他常常以和趙紫陽的關係之深而自詡。我作為中共海南省委機關報《海南日報》總編輯，列席省委常委會議，不時聽他對常委們說：趙紫陽如何如何對他親口指示，他與趙紫陽如何如何暢談了幾個小時，等等。有一條，我倒是知道，趙紫陽曾囑咐他，作為省委書記，要少干預省政府的事務，要支持省長梁湘的工作，他卻從未對人說起。
在海南和在肇慶時一樣，他仍給人以作風樸實的印象。他經常腳穿運動鞋，輕車簡從，到鄉下調研。每到一地發表一通講話，或者寫幾首小詩，登在《海南日報》上，也不失有改革、開放的精闢之言。
許士傑為官大體清廉，但也並非一塵不染。他兒子所辦的珠江實業公司在海口市黃金地段批得一大塊地皮。他到海南後出的第二本詩集，由《海南日報》派出一位國學造詣深厚的編輯幫他潤色整理，出版過程的一切費用，全由《海南日報》報銷。當然，這與六四前後他政治上的表現比較，算是小事一樁了。
六四後，許士傑對梁湘落井下石，心狠手辣。他第一個向中央揭發梁湘的問題。在學運期間，以省政府名義發出的電報，敦促中央與學生對話，他是同意的，電文經他修改，事後他把責任全部推給梁湘。梁湘被撤職後，他在全國人大記者會上宣布，梁湘的嚴重經濟問題涉及數以百萬元，將有詳細案情公布，但人們始終沒等到他公布梁湘經濟犯罪的事實。
而對一直提攜、重用他的老領導趙紫陽，許士傑也換了一幅嘴臉。六四鎮壓一發生，中共海南省委便致電中共中央，支持武力平息「反革命暴亂」，譴責趙紫陽分裂黨、支持動亂，海南是率先表態的幾個省份之一。在特別召開的省委常委會上，許士傑說：「我雖然與趙紫陽熟悉，但與他只是工作關係。我不了解趙紫陽，沒想到他分裂黨、反對鄧小平同志。」這番話聽得人目瞪口呆，誰能想得到，這話是從一向誇耀與趙紫陽關係不一般的許士傑口中說出。大難臨頭，許士傑的表現與同是趙紫陽老部下的廣東省委書記林若天壤之別：六四後廣東省委常委中有人嚇破了膽，急忙要向中央表態與趙紫陽劃清界限，林若怒斥道：「你們這是幹什麼？船還沒沉，就想逃命！」
六四後，許士傑急於改換門庭，投靠江澤民、李鵬，雖百般表態效忠，也未能獲得接納，因為他腦門上的「趙」字烙印太深，想消除談何容易。他恐慌、煩躁、備受精神折磨，這也許是他抑鬱成疾，導致罹患癌症的原因之一。
在中共的官場上，許士傑並非忠厚善良，也非大奸大惡之輩。遭遇六四，他本可與梁湘一樣，挺直腰杆，成為悲劇英雄，留清名於後世。但他人格低下，左右不逢源，出賣自己卻賣不出好價錢，最終成了不足為訓的人物。由此，我只能嘆息一聲：哀哉，許士傑！
與許士傑相比，梁湘遭受更深的人生劫難，但他不屈不撓，堪稱一條漢子。
六四以後，李鵬一夥保守勢力，在中共黨內改革派與保守派的鬥爭中取得了壓倒性勝利，他們趁勢在黨內整肅異己。趙紫陽遭軟禁，許多追隨紫陽的黨內改革者，也都關押的關押，罷官的罷官，其中官階和知名度最高、遭受最殘暴對待的，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書鮑彤外，便是梁湘了。梁湘先後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被撤銷全國人大代表資格，不准黨員重新登記，至今也未予平反。
香港《動向》雜誌曾刊登一篇對梁湘胞弟梁文森的訪談。梁文森說：梁湘自89年六四後直到98年12月13日逝世，近十年間一直沉默，臨終時留下了一份致中共中央的《申訴遺囑》，強烈要求撤銷所謂「梁湘在海南工作期間犯有嚴重以權謀私錯誤」的政治誣陷。
梁湘在深圳和海南致力的改革與開放的實踐，是趙紫陽在1980年代所設計和推動的中國改革開放事業最重要部分。如果說梁湘有罪，那麼梁湘在中共黨內保守派眼裡，犯的是「改革開放罪」。六四後，李鵬、江澤民一夥急不可耐地向以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反攻倒算，扼殺改革開放，必須首先打倒梁湘這位改革、開放的先鋒。六四事件的發生，終於給了他們機會。
梁湘被整肅，還有另外的原因。六四前，梁湘曾以省政府的名義致電中央，要求中央領導儘快與學生對話，電文中表達了支持趙紫陽「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立場。六四後，趙紫陽遭軟禁，趙紫陽的一些部下爭相與趙劃清界線，避之唯恐不及，而梁湘卻兩次打電話給趙紫陽，一次是關心趙的身體狀況，一次是談及趙在海南工作的兒子趙二軍的情況。兩次通話，都被國安部錄了音，成為鐵證。
中共黨內鬥爭，整人的花招層出不窮，到了李鵬一夥整梁湘，又有新的發明：就是政治問題作為經濟問題處理。他們懂得，如果以政治罪名打倒梁湘，他們掌握的證據，擺不倒桌面上來，只能導致人們對梁湘的同情。於是，他們便將梁湘定性為經濟問題，派出中央工作組，分赴深圳、海南、梁湘的家鄉廣東開平，和梁湘早年工作過的地方韶關、廣州，刨地三尺，搜集有關梁湘經濟問題的證據。中央工作組辛辛苦苦三、四個月，幾乎一無所獲。但他們仍然決定把得到的零零碎碎的材料加以誇大、歪曲，羅織梁湘的罪名。
1989年9月，公開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撤銷梁湘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指稱梁湘的經濟問題是：縱容妻子倒賣房產，縱容兒子走私黃金，動用公款請客吃飯，接受港商的賄賂。接著便有海南省委書記許士傑，1990年4月在全國人大會議的記者會上，指稱梁湘經濟問題涉及的款項，不止幾萬、幾十萬，而是數以百萬計，既將公布云云。
所謂縱容妻子倒賣房產，其實是梁湘的妻子鄺輝軍退休後，與友人合辦一間公司，在海口市購買了一幢小樓，作為公司辦公之用。後來公司辦不下去，將小樓賣掉，適逢海口市房地產升值，賣了個好價錢。梁湘對此事並不知道更未插手。
所謂縱容兒子走私黃金，其實是海南中國銀行決定將一批黃金打製成首飾出售，托梁湘的兒子梁明任職副總經理的香港深業公司辦理。梁明受託將黃金帶到香港，全部過程都循合法途徑，並且梁明並未收取任何報酬。
所謂動用公款請客吃飯，其實是梁湘與妻子設家宴招待一位友人，怕廚藝不精，家宴臨時改在海口金融大廈酒店舉行。梁湘帶著一千元準備買單。宴罷，金融大廈東主——海南中國銀行行長，聞訊趕來，死活要代為「買單」，梁湘只好由他去。
所謂接受賄賂，其實一套西裝而已。梁湘1988年底率團出訪歐洲，途經香港，住國賓酒店。酒店經理知道梁湘與自己的老闆——香港熊谷組總經理於元平熟絡，主動提出為梁湘訂做一套像樣的西裝，共花費港幣九千元。梁湘沒等得及穿上西裝便離港而去。國賓酒店經理後來把西裝送到海南，梁湘收下了，於是便成了受賄賂的罪狀。
上述諸項事端，並非說梁湘一點過錯都沒有。問題在於，堂堂乎中共中央，竟拿這樣一些上不了綱的事大做文章，以求打倒一位海內外聲譽卓著的改革者，怎麼能叫人信服呢？除了上述四條，直到梁湘去世，再也不見中央公布梁湘新的經濟罪狀。平心而論，梁湘在大陸高幹中，算得上一位清廉的官。無怪乎四條「罪狀」一公布，公眾譁然，人們立即明白，梁湘挨整，真正原因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六四後，梁湘被李鵬派人從海南押解到北京，關在京郊西山。西山有幾座院落專門用於關押受審查的省部級以上官員。梁湘被關押三個多月，他事先毫無準備，連換洗的衣服都沒帶。北京的夏季天氣乾熱難耐，加上精神壓力，他身體痼疾發作，神經痛折磨他徹夜難眠，嘴上長滿血泡，體內虛火上升，使他痔瘡迸裂，血流不止。整整三個月，他孤獨、困惑、憤怒，這世道怎麼了？！
梁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他給李鵬和自己熟悉的中央領導寫信，要求解釋自己被監禁的原因，信如石沉大海。梁湘不服，繼續寫信向中共中央申訴，每一次申訴，招來的只是對他審查的又一次升級。最後，他又寫信給王震，據說王震把信轉給了鄧小平，仍無下文。至此，梁湘還能說什麼話呢？
三個月後，梁湘由北京西山被押解回海南，關在海口近郊南海艦隊航空兵招待所二樓。他的老伴鄺輝軍陪伴他。本來，出於人道理由，或出於對一位老人應有的尊重，派人為他每天張羅三頓飯總是應該的。當時許士傑仍在位，但對梁湘毫無憐憫之心。梁湘老伴每天捧著飯盒，到招待所飯堂打飯。大鍋飯對於一位老人之難於下咽可想而知。他日漸消瘦，多次要求回深圳家中，有一個較好的環境休養治病，得不到批准。過過年也不能與家人團聚。
也有仗義執言的人，海南省副省長鄒爾康便是一位。他上書中共中央為梁湘申辯，得到的結果是他自己也遭免職。
海南自古以來來被人稱為煙瘴蠻荒之島，歷朝歷代忠臣流放葬身之地。海口市的五公祠、海瑞墓，儋縣的東坡書院，每一處都在訴說著忠烈先賢令人嘆息的下場。到了中共執政，從馮白駒到雷宇，海南最有名的兩代領導人，也都人仰馬翻。海南建省前，中國著名的氣功師嚴新一踏上海南，就說這裡冤魂太多，久居不得。當然，共產黨人梁湘是不信那一套的。
梁湘上任之初，正遇海南連續十八個月大旱，從五指山區流出的五條河，河水斷流，河床龜裂。沿海各縣的水井，打上來的水，是倒灌的海水，又咸又苦。接著又遇上從海南西部幾個縣蔓延開來的蝗災。負責救災的副省長鄒爾康請我和他一起去看蝗災，只見蝗蟲所經之處，田裡的水稻被啃噬只剩下稻杆。再加上全島性的缺電，與島外交通梗阻，電訊不暢。缺電使得海口出現奇特的現象：一到夜晚，沿街的商店，家家開動自備的小柴油發電機，人們從街頭走到街尾，一路聽小發電機的突突聲，聞發電機排出的廢氣。貧困加上天災，使得建省之初的海南，人心動盪，社會治安惡化，那困難，遠比開拓深圳初期嚴重得多。
某日，我跟隨梁湘到海南西北部的文昌縣視察。文昌是民國著名宋氏三姐妹的故鄉，在海南不算最貧困的縣。梁湘走進一家農戶，揭開這家的鍋蓋，見鍋里煮的全是野菜，他止不住老淚縱橫，對農民說：「共產黨對不起你們！」那時，我在中國大陸從事新聞工作已二十多年，認識無數中共幹部，從中共幹部口中說出來的，都是共產黨如何恩惠了百姓，聽到共產黨的幹部對老百姓說「共產黨對不起你們」，梁湘算是第一人。
其實，海南絕對不應該出現上述的情景。海南不缺水源，只是存不住水，天下多少雨，就有多少雨水流回海里。共產黨治理海南近40年，只在五指山區修了一處水庫，我曾經去看過，那只能算作一口水塘。海南接近熱帶，是中國唯一適合水稻一年三熟的地方。讓生活在如此優越自然條件下的人民餓飯，證明中共完全不把人民的福祉放在心上。
梁湘深知海南自然條件之優越中國無其他地方可比，他對海南的未來信心滿滿。他在領導海南人民抗擊災荒，克服眼前困難的同時，著手規劃海南大特區的發展遠景，就像當年在深圳那樣，為海南人民畫了一張只要努力就可以吃到的大餅。
到1989年7月梁湘遭罷官時止，僅一年多時間，海南面貌初變，海南人民嘗到了大餅的滋味：糧食豐收，饑荒不復存在；建好了一座裝機容量三十萬千瓦火力發電站，使海口缺電情形大為改觀；交通、電訊等基礎設施建設飛速進展；各類公司紛紛成立，第一批外資聞風而動湧進海南，經濟呈現活躍景象。海南頓時成為全國各地有志之士嚮往、投奔的地方。
為了使海南與內地的海、陸通道暢順，梁湘親自造訪瓊州海峽對面的徐聞縣海安港，與當地領導商談合作事宜。他還啟動擴建海口大英山機場和規劃新建海口美蘭機場和三亞鳳凰機場工程。為引進外商來海南投資，他用盡過去在深圳積累的與港澳和海外工商、金融界的人際關係，邀請境外企業界首腦來海南考察。他派遣代表團到國外訪問、招商，他自己，則率團訪問歐洲，與一系列國家簽定經濟合作協議。為鼓勵科學人員獻身於發展海南熱帶經濟作物，他兩次視察海南經濟作物研究院，與科學家們共商大計，並為他們解決科研和生活上的困難。
梁湘在海南的最大功績，同時也令他慘遭迫害的一舉是：他主持制定了海南《洋浦開發方案》和海南對外開放的《三十條》。這是比當年深圳特區條例更開放、更具改革精神的兩項條例，關係到海南大特區的興衰和成敗。兩項條例，每個字都凝聚著梁湘作為一位改革者的經驗、智慧、膽略和使命感。但不幸，《洋浦開發方案》和《三十條》送到國務院總理李鵬手裡，便被擱置了、扼殺了。這對以古稀之年受命開發海南大特區，打算做生命最後一博的梁湘來講，無疑是沉重的打擊。梁湘為《洋浦開發方案》和《三十條》輿李鵬一夥奮力抗爭，由此招致保守勢力對他的加倍仇恨。
梁湘在海南省委、省政府內部常常顯得孤立無援。海南歷來山頭林立，派系、人事關係錯綜複雜，建省之後，大致形成三個「幫」：一是「海南幫」，以本土幹部為主組成，他們抱成團，只為海南本土人在建省中攫取權力和利益，並且頑強抗拒和排斥島外人員來開發海南；二是「北京幫」，以李鵬留蘇同學、中共海南省委副書記劉劍鋒和常務副省長鮑克明為首組成，他們實際上是混跡於大特區的特區反對派。我親耳聽劉劍鋒說：用不著實行什麼特殊政策，海南按一般省份建設，每年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照樣可以發展起來；第三就是「廣東幫」，許士傑、梁湘為首，他倆本都是趙紫陽的親信，但常常意見相左。建省之初，百廢待舉，大家都很忙：「海南幫」忙於聚集力量，與外來幹部對抗；「北京幫」忙於給改革、開放潑冷水、設障礙，找梁湘的毛病向李鵬打小報告；「廣東幫」分成兩伙：梁湘忙著振興經濟，許士傑則忙於在各派力量間搞平衡，他辜負了趙紫陽的期望，作為省委書記，對省長梁湘的工作，不但不支持還常常摯肘，最後乾脆與「北京幫」沆瀣一氣，在背後向梁湘放起冷箭來了。
梁湘非完人，他有缺點。在海南期間，他常常為不能集黨政大權於一身，工作處處受摯肘而耿耿於懷；他不時與同僚發生摩擦；他有一點家長作風，說話就算，較少與人商量；他性情急躁，辦事急於求成，再加上容易發脾氣，他的下屬，包括他的心腹，常被他罵得無地自容。他的缺點，在深圳時已很明顯，到海南更加突出，許多情形，雖出於良好的願望，卻得罪了不少人。然而，梁湘雖有缺點，也有著許多共產黨幹部所沒有的真誠、正直、率真和善良。他從不整人，也不防人，不知道自己在工作中開罪了誰，待他落難時，那些人便都成了反梁英雄，爭相捏造事實向中央寫材料，落井下石，置他於死地。
他把全副身心都撲在海南建設上。他平時與秘書小陳住在海南招待所的一幢平房裡，與居民區一牆之隔。牆外居民養的雞鴨鵝豬，晚間吵得他不得安睡。他每天從清晨忙到夜晚，晚上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住所，還得忍受嘈雜的環境的折磨。生活遠不似海南的一批官僚那樣悠閒、自在：清晨跑跑步，黃昏游游泳，興致來時找個女人開開心。副省長鮑克明喜歡穿一身夾克四處閒逛，拈花惹草，人稱夾克省長，他什麼事情都不干，卻對人說：「讓那老頭子干去，累死了，活該！」。
一日三餐如何解決，也成了梁湘的一大難題。有時工作一天，回家晚了，錯過了飯堂開飯時間，他和秘書小陳唯有下一碗掛麵充飢。跟隨梁湘到海南的一些老下屬看到梁湘經常食不果腹，心有不忍，商量好周末輪流把梁湘請到自己家裡，為他做一頓豐盛大餐。我在海南沒有家，便請梁湘吃大排檔。海南的大排檔海鮮原汁原味，一大盆螃蟹，一大盆蝦，一大盆魚，端上來，吃得梁湘開心像個嘴饞的小孩子。吃完了還要把剩下的打包，帶回去第二天再吃。
想不到，梁湘沒在艱苦的工作崗位上累死，卻在六四後被活活整死。
1989年六四，中共對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血腥鎮壓後，趙紫陽被撤銷中共總書記職務，開始了漫長的軟禁生活。梁湘則被定為有重大經濟問題，和趙紫陽一樣，開始了軟禁生活。
在軟禁期間，最令梁湘痛苦的是什麼？一是中共中央對他的「在海南工作期間犯有嚴重的以權謀私錯誤」的誣陷，一是他以生命的最後時光為海南的未來繪就的藍圖全然毀滅。
我1990年2月辭國流亡海外。梁湘是我經常惦念的人。1992年梁湘患了腦萎縮症，住在深圳中醫院。他托人給我稍話，說他知道我在外面一切尚好，很欣慰。他囑咐我，以後不要搞政治了。鄒爾康也曾托人稍話給我，表示他和以前的朋友們對我選擇辭國流亡都能理解，請我保重身體，將來有見面的一天。
如今梁湘和鄒爾康都已作古，我也進入風燭殘年。今生已不可相見，唯有來世相聚，共敘1980年代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獻身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