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2025：父親38年忌
·鄭國和·
1987年2月7日，父親中風臥床一年後去世，享年81歲。多年來，每逢一月底、二月初，我都想寫點什麼紀念他，卻一直沒有動筆。今年2月7日到來之際，我謹以此文獻給父親38年忌。
說起來我沒動筆的主要原因是對父親所知甚少——我和他一起生活只有6歲前約5年時間。為寫此文，近日我重讀了三份資料：大姐2004年寫的11頁「鄭家資料」手稿、她2011年自費出版的回憶錄《我的故事》，以及大哥21頁的回憶錄——這是2023年我回國探親時得到的。這三份資料粗略地勾勒出我這個家中老末出生前父親經歷的輪廓。若將這個輪廓與我自己對父親的記憶合起來看，他的一生可以分為五個時期：早年成長期、中年起落期、逃亡求生期、勞動改造期和安度晚年期。
早年成長期（1906-1935）
從早年到結婚再到我大姐出生是父親的第一個時期，跨度約28年。父親1906年出生於河南省社旗縣社旗鎮。我在漢口長大，對這個河南地名一無所知。可是查維基百科，發現它原來是個中國歷史名鎮。社旗原名賒旗。「賒」字源自東漢開國皇帝劉秀。當年他路過此鎮曾賒帳並借寫有「劉記」字樣的店旗起義，劉秀稱帝後將他賒過帳的店改名「賒旗店「。由於這個掌故該鎮歷史上一直稱作賒旗。「新中國」成立後，周總理於1965年11月13日將縣名由「賒旗」改為諧音詞「社旗」，寓意「社會主義的一面旗幟「。此外，「社旗」又名「賒店」，意指「賒帳劉記店「，難怪記憶中父母親從未用過「社旗」這個名稱，倒是常常提起「店兒上」。這是當年社旗及周邊百姓對「賒店」的叫法吧。社旗又是個商業重鎮，古代茶葉之路的水旱碼頭中轉站。聞名於世的磚茶從其產地湖北咸寧羊樓洞啟程登上萬里茶道遠赴歐亞各國，第一站是漢口，第二站就是賒店，從那裡由馬車運至北方以及蒙古、俄羅斯等地。
與那個年代一輩子生活在農村的人不同，出生在這個商業重鎮的父親從小對外部世界多有了解，深知學習知識文化的重要性。他青少年時代上過私塾，也做過學徒，後者的經歷讓他很早就接觸到社會，磨練了生活的本領。大姐這樣回憶她的少女時代：「年三十的晚上，父親總是一邊做事，一邊教我們珠算。他說他年輕時當學徒，每天做完店鋪的事後，晚上自學珠算」。
中俄萬里茶道示意圖。「賒店」是起點後的第二站。
我祖父母的家境不錯。他們住在社旗鎮廟門街，有著單門獨戶的房子，深深的院落，還有當街的店鋪生意。父親兄弟五人，父親排行老四。可惜我的叔叔伯伯們不爭氣。大伯染上了抽鴉片的惡習，其他的幾兄弟也都好吃懶做，導致原本興旺的家境漸漸衰落。父母的結合是那個年代常見的包辦婚姻，但婚後的父母感情尚可。可是母親與我祖母和父親幾個兄弟的關係很差，也常因此與父親吵架，嚇得幼年的大姐大聲哭叫、不知所措。我想祖父母家道中落、父親兄弟幾個不務正業、坐吃山空是家庭關係不和的原因之一吧。這個推理的根據是父親從未對我們幾個孩子說起過叔叔伯伯們，所以至今我對他們一無所知，連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
家庭關係不和的另一個原因是母親的教養和見識。她是個在英國人辦的教會學校接受了教育的女子，有知識、有文化，積極進取，對家庭成員的舉止有自己的規範，對理想的家庭生活也有自己的憧憬。這樣的母親當然無法忍受婆婆家的氣氛，更不可能與我叔叔伯伯們營造出融洽的關係。當有學校聘請年輕的母親任教時，母親毅然提出了分家。於是父母搬到了社旗鎮以東70里的泌陽縣閃莊。母親先後在離閃莊不遠的羊冊鎮和郭集鎮任小學教員，後任校長，一步一步地築起了自己的小家。對今天的人來說兒女長大分家是理所當然的事。可是據大姐的回憶，當年母親是在挨打挨罵的虐待中通過絕食鬥爭才實現分家的。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我的叔叔伯伯們土改時大概率沒有像我父母那樣被劃為地主，而是像電影《活著》中葛優扮演的徐福貴那樣因慣賭敗光家產卻在土改時因禍得福。徐福貴的原型是小說《活著》作者余華的爺爺。關於他們家的因禍得福，余華說「我和我父親都要感謝我爺爺不是個正經人」。
中年起落期（1936-1950）
搬到閃莊後父親進入了他長達14年的中年期。閃莊是母親的娘家村，是河南回民聚居區的村莊之一。父親一個外姓人搬到閃莊等於是成了上門女婿，是當時沒本事的窮苦男子充當的角色。按理說這樣的父親在閃莊不被欺負不受歧視就算幸運，然而父親人到中年的這個轉折似乎比較成功，因為後來他居然當上了村裡的保長。查維基百科，
保長為中國明清兩代及民國時鄉官的一種，是最基層的半公職人員，主要任務是維持地方秩序，承擔州縣科派的差務，催促錢糧稅收。也執行賑災等事務。保長是兼職、志願的。保長通常由年力精壯、為人誠實、有家室、通曉事務、勤慎老成、諳練公事、身家殷實、為眾人所推服者出任。
網易也列出當保長的條件：25歲以上，在本地有一定名望，能夠吃苦耐勞，有一定財力。既然父親事實上當上了民國時期中國農村這個基層鄉官，他應該至少大體上符合以上的條件吧。
或許父親的私塾教育、社旗鎮出身和他當學徒的經歷使他相對於多數閃莊人更加「通曉事務、勤慎老成、諳練公事」吧。關於「身家殷實」這個經濟實力的條件，大哥以下的回憶使我相信母親作為教員、校長的收入貢獻不小：「母親先後在羊冊、郭集教書，手裡有積蓄，省吃儉用，也買了一些地，我們家在閃莊可以說是暴發戶」。「暴發戶」這個詞不僅指「短時間內取得了可觀財富的人」，而且往往帶有「舉止不脫粗俗」甚至「為富不仁」等貶義。我想這裡大哥用的只是前一個意思。路遙的成名作《人生》開頭講1970年代高中畢業生高加林失去了他在陝北農村民辦小學的教員職位。雖然時代不同，不能簡單類推，高加林對失去小學教員職位的無限惋惜可以幫助我們推測母親在1930-40年代河南農村的社會地位和報酬水準。土改時期《人民日報》關於河南輝縣南平樂村地主張自如的調查顯示「他家的生活不錯，因為他有一個兒子是小學教師「（秦暉文，《文史參考》2012年第8期）。這個調查為我的推測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證據。至於「眾人所推服者」的條件，大哥認為「閃莊的三個舅舅的勢力「幫了父親的忙。我覺得這個理由說不通，因為如果舅舅們「實力可觀」，那麼作為閃莊人的某個舅舅當上保長不是更合情理嗎？所以我更贊同大哥接著給出的理由：「【父親】小時候上過私塾，還在雜貨店當過學徒，本庄的人及附近莊上的人從各方面看都認為他是個人物，能替鄉親們辦事，為鄉親們說話，是他們眼中的最佳人選。「
母親的小學教員、校長身份可能也幫助父親積累了人望——在那個文盲率高達90%的時代，母親這個學校先生在鄉親們眼中當然是個文化人，她因職業關係肯定與眾多學生家長有頻繁的接觸和交流。她通曉世界事物，熟讀《三國演義》、《儒林外史》等文學古典，又寫一手漂亮的柳體毛筆字，這些也幫助父親在村民心中樹立了鄉紳的形象吧。——寫到這裡，我突然意識到大姐大哥「儒卿」和「儒君」的名字恐怕也是一生喜愛《儒林外史》的母親所取，以寄託她對兒女長大後能知書達理的希望吧。
維基百科裡還說「歷史上大部分保長都能忠實履行公職，但偶爾也有濫權和敲詐的事件。」網易上說「民國時期的保長通常由當地的地主、土豪、頑劣擔任，保長的工資雖然很低，但是他們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魚肉鄉里，鮮有公正的好保長。」我當然無法確定父親當年是否有魚肉鄉里的行為。不過從今天中國「無官不腐」、「越反越貪「的報導不絕於耳看，即使父親有濫權行為也不奇怪，因為腐敗是人性使然，自古如此，今後也不會變。最有效的防腐手段不是指望某人道德高尚，而是建立相關的制度。馬斯克領導的「政府效率部」最近曝光的美國社保金怪象是關於這一點的最新證據：百歲以上老人超過2000萬，甚至有人高達360歲，且社保號多出實際公民6000萬。——不管怎麼說這一時期見證了父親一生的高光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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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父親的中年期恰逢中國兵荒馬亂，天災頻發：日本侵華，1942年河南大饑荒，1943年蝗災，國共內戰和「新中國」成立不久的土改。泌陽縣、閃莊和我們家當然不能倖免這些動盪和天災。比如《泌陽縣誌大事記》裡這樣記載了1939年本縣的抗日戰爭：
5月3日，日本侵略軍出動12架飛機轟炸泌陽縣城和賒灣，投彈40餘枚，炸毀民房2100百多間，炸死炸傷居民40餘人。11日下午，四架日機再次轟炸縣城，投彈30餘枚，炸毀民房60餘間，炸死炸傷21人。12日上午，16架日機又在縣城，沙河店，龍王廟，官莊等地投彈120餘枚，炸毀民房1900多間，炸死炸傷43人。秋，美國女作家、新聞記者史莫特萊（Agnes Smedley）女士由上海來泌陽訪問，縣城數千人集會歡迎，她在會上發表了抗日演講，兩天後去南陽。12月，國民革命軍第五戰區發動冬季攻勢，以期從日軍手中奪回信陽。泌陽人民組織擔架，募捐布鞋，積極支援抗日，受到第二集團軍司令孫連仲和六十八軍軍長劉汝明的讚揚。（《泌陽縣誌大事記》21頁）
大姐在《我的故事》裡這樣回憶她的抗戰經歷：
最害怕的是跑日本人的飛機，只要聽到由遠而近的嗡嗡聲，全村人都亂跑，想辦法躲蔽起來，否則飛機掃射會死人的。聽說日本人要進村子，全村幾百人，男女老少都跑到羅漢山上去，大人用帶的熟綠豆給孩子們充飢。待幾日後，再派年輕力壯的人回村探聽消息，然後決定山上大批的人能否回村。這種躲來躲去的日子，每年有好幾次，所以我的小學是經常停課的。
大姐說日本人進村前全村幾百個男女老少都跑到羅漢山躲避，日本人走了再回村。那麼，日寇要來的情報是怎麼得到的呢？得到情報後向誰報告呢？幾百號村民先到山上避難，日本人走後再回村。這麼多男女老少參加的大行動，而且情況每次都萬分緊急，沒有人組織指揮是不可想像的。這個組織指揮者無疑是擔任保長的父親吧——那是他的職責所在呀。電影《地道戰》講的是高家莊人民抗擊日本鬼子的故事，但高家莊男女老少的行動都是在村長高老忠和他兒子民兵隊長高傳寶的指揮下進行的。故事裡的高老忠其實就是個保長，他之所以叫村長是因為高家莊地處冀中根據地吧。換言之，父親當時履行了和高老忠一樣的職責，指揮了保護閃莊村民的行動，只不過沒有像高老忠那樣被日本人殺害罷了。
關於1942年河南大饑荒，《泌陽縣誌大事記》的記載極簡：「春，風，旱成災，入夏尤旱，莊稼無收。人多以草根樹皮充飢，有的人賣兒鬻女度日，時全縣逃荒要飯者達6萬之多。」關於1943年整年《泌陽縣誌大事記》裡的記載僅一行字：「8月，飛蝗過境，大部秋禾被食」。大姐關於這兩大災年的證詞雖也簡略，卻是親歷者提供的當年我家情況的一手資料：「1942年河南大旱，第二年蝗蟲災害，莊稼絕收。老百姓有餓死的。我們家也吃過榆樹皮拌野菜，青大麥粒等代食品。」大災年僅4-5歲的大哥對1943年蝗災的記憶非常具體：「在我的記憶中，【1943年蝗災時】鄉親們把蝗蟲用裝糧食的布袋子裝起來。裝滿的一袋一袋蝗蟲交到保公所，就是我們家，有幾袋蝗蟲就堆在我們院子裡。這件事我一直記得很清楚。「今年大年初一我和大哥視頻拜年時他告訴我母親也要過飯。
為了更全面地了解河南大饑荒，我翻開了劉震雲的《溫故一九四二》。這是一部發表於1993年的紀實小說。根據他對家人、鄉親、當年中外記者的報導和政府救災不力的調查，作者講述了他的故鄉河南大旱加蝗災餓死人口十分之一（三百萬）的故事。馮小剛讀完這部作品後感嘆：「我一口氣看完，對本民族的認識產生了飛躍。小說沒有故事，沒有人物，也貌似沒有態度沒有立場，主角寫的是民族，情節寫的是民族的命運。」2012年馮小剛根據小說導演了電影《一九四二》，將70年前河南大饑荒的慘烈景象重現在國人面前。《溫故一九四二》將統治者的「大歷史「和民間視角」小歷史「互相交織，可圈可點之處很多，可是作品給我印象最深的有兩處。第一處是他與92歲姥娘的對話：
這就對了。一個村幾十口，全省算起來，【餓死的】也就三百萬了。我問：「沒死的呢？」姥娘：「還不是逃荒。你二姥娘一股人，三姥娘一股人，都去山西逃荒了。」「姥娘，你呢？」姥娘：「我沒有逃荒。東家對我好，我又去給東家種地了。」
這段對話說明當年的地主並不像教科書說的都是《半夜雞叫》裡的周扒皮、《白毛女》裡的黃世仁或者《收租院》裡的劉文彩。近年的調查也證實了這三個形象均為編造。
第二處是作者令人震撼，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最後結論：
那時的河南人，十之八九困於飢餓中。照此下去，我想我故鄉的河南人，總有一天會被餓死光。，，，後來事實證明，河南人沒有全部被餓死，很多人還流傳下來，繁衍生息，五十年後，儼然又是在人口上的中國第二大省。當時為什麼沒有死絕呢？是政府又採取什麼措施了嗎？不是。是蝗蟲又自動飛走了嗎？不是。那是什麼？是日本人來了——一九四三年，日本人開進了河南災區，這救了我的鄉親們的命。日本人在中國犯了滔天罪行，殺人如麻，血流成河，我們與他們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災區，卻是這些殺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鄉親們的命。他們給我們發放了不少軍糧。我們吃了皇軍的軍糧，生命得以維持和壯大。當然，日本發軍糧的動機絕對是壞的，心不是好心，有戰略意圖，有政治陰謀，為了收買民心，為了占我們的土地，淪落我們河山，姦淫我們的妻女，但他們救了我們的命；話說回來，我們自己的政府，對待我們的災民，就沒有戰略意圖和政治陰謀嗎？他們對我們撒手不管。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生存，有奶就是娘，吃了日本的糧，是賣國，是漢奸，這個國又有什麼不可以賣的呢？有什麼可以留戀的呢？你們為了同日軍作戰，為了同共產黨作戰，為了同盟國，為了東南亞戰爭，為了史迪威，對我們橫徵暴斂，我們回過頭就支持日軍，支持侵略者侵略我們。所以，當時我的鄉親們，我的親戚朋友，為日軍帶路的，給日軍支前的，抬擔架的，甚至加入隊伍、幫助日軍去解除中國軍隊武裝的，不計其數。五十年後，就是追查漢奸，漢奸那麼多，遍地都是，我們都是漢奸的後代，你如何追查呢？據資料記載，在河南戰役的幾個星期中，大約有五萬名中國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繳了械。，，，日本為什麼用六萬軍隊，就可以一舉殲滅三十萬中國軍隊？在於他們發放軍糧，依靠了民眾。民眾是廣大而存在的。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春，我們就是幫助了日本侵略者。漢奸乎？人民乎？【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在戰役之前採訪一位中國軍官，指責他們橫徵暴斂時，這位軍官說：「老百姓死了，土地還是中國人的；可是如果當兵的餓死了，日本人就會接管這個國家。」這話我想對委員長的心思。當這問題擺在我們這些行將餓死的災民面前時，問題就變成：是寧肯餓死當中國鬼呢？還是不餓死當亡國奴呢？我們選擇了後者。這是我溫故一九四二，所得到的最後結論。
民族災難深重的這一時期也見證了父親的低谷時期。也是在1943-44年，任保長的父親遭遇了牢獄之災。大姐回憶說：「解放前父親坐過牢，記得當時我妹妹才一兩歲，什麼原因我不清楚。我去獄中看過他，他的雙腳帶著鐵鐐，走起路來嘩嘩作響。」大哥的回憶提到父親坐牢的地點和原因：
我清楚地記得，我坐在牛車上，向閃莊的東南方古城寨走，跟著媽媽到古城寨去看望被關押在那裡中央軍大牢中的父親。我長大點後才聽母親講，是父親當保長的時候派莊上的保丁到賈田徵兵，徵兵的對象是賈田一個大戶人家的兒子。徵兵過程中發生糾紛，保丁開槍打死了這家的兒子，結果追究起來，責任就落在了父親的頭上。我看到了被關押的父親。他的雙腳戴著沉重的腳鐐，一動就發出哐啷哐啷的響聲。
（我從未在老家生活過，但查地圖發現賈田在閃莊北面約4公里。中間隔著潘莊、孫莊、龍台、石台四個村子。父親派人去賈田徵兵，難道他的管轄範圍也包括賈田等北面的幾個村子嗎？這不大可能，因為「一甲10戶，一保10甲」即100戶。大哥回憶錄里」說本庄的人及附近莊上的人「推舉父親當保長。不知這個細節能否解釋父親的賈田徵兵。）
「中央軍」是對蔣介石嫡系部隊的通稱，即抗戰以及國共內戰時的國民革命軍。《泌陽縣誌大事記》1938年裡記載：「五月下旬，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來泌陽視察國防工事，分別在沙河店，向沙關群眾大會上發表抗日演講。歷時六天，後去舞陽。」可見大哥說的「徵兵」由中央軍負責，徵兵過程中出了問題也由他們處理。
「徵兵」俗稱「抓壯丁「。提起「抓壯丁「，我們這代人都會想起1963年八一製片廠的喜劇《抓壯丁》。電影講述了民國時期四川華鎣山地區的國民黨反動派與保長、地主老財等反動勢力相互勾結，以抗日為幌子大抓壯丁，從貧苦百姓身上榨取錢財，迫使貧苦百姓揭竿而起的故事。2004年該電影被改編成26集電視劇《王保長新傳》，主題不變。百度電影簡介里「以抗日為幌子」的說法顯然是「國民黨不抗日」這個宏大敘事的一部分，可是隨著大陸《血戰台兒莊》的上映，這個宏大敘事本身也在不斷演變。就父親的低谷而言，他執行徵兵的對象不是窮苦農民，而是「一個大戶人家」；不僅沒有像《抓壯丁》或者《王保長新傳》裡的王保長那樣撈到錢，反而吃官司坐了大牢。父親遭此大難的時候，母親卻異常鎮定，穩住了一家大小的人心。據大哥回憶，「母親認為保長是絕不會讓保丁打死徵兵對象的。咱們沒做虧心事，心裡不著慌。」母親的見識在我們家面臨危機時展現出強大的力量。果然不久父親就獲釋了。
逃亡求生期（1950-1958）
抗戰期間父親有驚無險地度過了徵兵引起的牢獄之災，然而幾年後一場更大的危機又降臨到他的頭上，這場危機迫使父親於1950年開始了他長達8年的亡命，先從閃莊逃到駐馬店，再從駐馬店逃到漯河，最後從漯河隱姓埋名逃到了漢口。
這場危機就是「新中國」成立不久的土改，即「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在第一次國共內戰期間（1927-1937）有一場先行運動叫「土地革命」，中共黨史因此將那一時期稱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27年的「八七會議「提出了「槍桿子子裡面出政權」的方針，並把「打土豪、分田地」確立為土地革命的核心內容，就是說主要的鬥爭方式不是鬥地主，而是殺地主。1928年井岡山根據地頒布的《井岡山土地法》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抗戰期間，為了聯合地主階級共同抗日，「打土豪、分田地」被改為更為溫和的「減租減息」。然而，抗戰勝利後國共二次內戰期間解放區恢復實行土地革命的做法，「新中國」成立後的1950年6月《土地改革法》頒布，土改在全國展開。根據1954年12月出版的內部資料，「1949年冬季至1951年春季，河南省土改分三批進行……第三批共有6個市郊區和【泌陽等】43個縣，人口1400餘萬，時間是1950年冬季至1951年春季。「（中共河南省委農村工作部編印內部資料《河南省土地改革文獻》上冊，1954年12月出版。2頁）可見閃莊土改的時間是1950年冬至1951年春。如下所述，父親的出逃與土改文獻記載的時間完全一致。
從其性質來看，「土地革命」這個名稱比「土地改革」更確切，因為土改也是伴隨著流血暴力的。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共黨史專家楊奎松寫道：
建國後【土地革命的做法】又一度回潮，再度導致全國許多省份出現亂打亂殺的情況。新一波打殺造成了怎樣的後果呢？後來毛澤東有過一個說法，他說中國有3600萬地主，其中有400萬地主是壞的，因此在土改中殺了100萬，關了100萬，管制了200萬。但實際上，整個土改以後，地主、富農連同其家屬基本上都被管制了。（楊奎松《中共土改的若干問題》）
詩人、作家徐志摩於百年前的1925年去了一趟蘇聯，目的是考察這個號稱正在消滅人剝削人的私有制以建立一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世界的國度。然而蘇聯的現實讓他得出結論：「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的，但在現世界與那天堂的中間卻隔著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類泅得過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土改採用了蘇聯式暴力革命的手段。電影《活著》裡，賭贏了徐家大宅和田產的龍二土改時被槍斃。聽到槍聲的徐福貴嚇得尿了褲子：「本來被槍斃的是我呀！」方方2016年的小說《軟埋》更深刻地思考了土改期間的暴力革命。故事從新世紀初倒敘至土改時期。私企主管吳青林把老媽接到自己在武漢的新別墅養老，老人家見到豪宅卻意外驚恐道「要不得呀，他們要來分浮財的」遂陷入痴呆。後來吳青林從父親的遺物日記中得知父母驚人的身世：原來他們都是土改的倖存者。父親是川東鄉紳家的少爺。雖然他本人在上海學醫僥倖存活，但全家在土改中被迫集體自殺且被「軟埋」（不用棺材直接埋到土裡）；同為鄉紳又能詩會畫的外祖父全家則先於祖父家被殺。親手掩埋婆家主僕眾人後九死一生逃出的母親在巨大的刺激下失去記憶，但幾十年後突然見到兒子豪宅時她下意識地做出了恐懼反應「我不要軟埋」！在《後記：我們不要軟埋》中，方方說小說是根據一位企業家朋友母親的親身遭遇創作的。其實與《軟埋》裡鄉紳同樣的悲劇在土改時期的河南也上演過。比如商丘地區在土改複查中「自殺地主共197人，其中有101個自殺地主來自夏邑縣「。（熊慧穎《建國初河南省土改複查運動研究（1951-1952）》，鄭州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32頁）再比如《軟埋》中吳青林的爺爺是辛亥革命功臣，曾參與剿匪，捐獻土地糧食，擁護新社會，但最終還是沒能逃過劫難。吳爺爺的結局和泌陽縣鄉紳王友梅（1887～1950）的遭遇極為相似。1986年版的《泌陽縣大事記修改稿》1950年裡記載：「11月25日，建立泌陽縣土地改革運動委員會，史雷峰任主任委員。12月30日，以反革命罪將王友梅槍決。」（22頁）然而，今天的《河南黨史方志網》上這樣介紹王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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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期間，王友梅對國民黨當局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政策及其為政腐敗現象深感不滿，於是，利用自已上海《大公報》常駐開封記者身份，為《中國時報》、《大公報》撰文，披露黑暗，抨擊時政……解放戰爭期間，他資助中共代表活動經費1000元，還表示堅決執行中原局領導鄧子恢的指示，說服張軫在武漢舉行起義……1950年12月30日，以反革命罪——指揮過反動武裝進攻竹溝根據地造成「竹溝慘案」，將正在湖北浠水縣參加土改的王友梅逮捕，押回本縣判處死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為其平反。（http://www.hndsfz.com/szfzg/2023/03-22/13552.html）
父親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決定出逃的。大哥回憶當時的情形說：
那是1950年秋。記得有一天我正在閃莊南門玩，突然有人來叫我回家。我不記得是誰叫我回家的，肯定是母親親戚家的小孩。於是我回到在閃莊北門的家中。回到家中後，母親說你趕緊跟鐵XX家的順找你爹去吧。當時八路軍要抓他。他先跑到駐馬店，又從那裡跑到漯河躲起來了。當時土改還沒有開始，但是風聲已起。到漯河200里路，須步行。由於時間緊迫來不及準備乾糧，母親給了我五毛錢，可能是家中僅有的現金……鐵順比我大好幾歲，他對閃莊到漯河的路比較熟。我們基本沒走大路，都是走的山溝溝小路……晚上在一家店住下。店裡兩間土屋，地上鋪著粗席。趕了一天的路，渾身睏乏得不行，躺在席上舒服極了。和其他的干店一樣，這家店的主人晚上管飯，就是一大海碗麵條。我美美地把那碗麵條吃得乾乾淨淨。住店又吃麵條，不知道要花多少錢，鐵順沒有向我要錢……一路勞累終於到了漯河鐵xx家。他們家在漯河做皮匠生意。應當感謝鐵xx和鐵順帶我走出閃莊。
「八路軍」就是解放軍。當時的人們沿用抗戰時期的叫法，大哥這裡使用了他少年時代記憶里大人們的叫法吧。毛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裡描述了「土地革命」時期湖南地主們的倉皇狀態：「土豪劣紳們頭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漢口，三等的跑到長沙，四等的跑到縣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紳崽子則在鄉里向農會投降。」按這個標準，大哥回憶錄里的父親屬於二等地主。
在漯河住的時間不長。是因為覺得那裡離老家太近，不安全。怕時間長了會有老家當權的人來找麻煩。於是決定到漢口去。漢口離老家遠，一般人不可能到漢口找麻煩。是大舅帶我從漯河到漢口的。在漯河上火車時，我是買的半票。從漯河到漢口火車上免費發麵包，說明當時的火車和今天的飛機一樣屬於高檔的交通工具。我們是在漢口大智門火車站下車的。下車後大舅領著我沿鐵路邊走到羅斯福路和南京路路交叉口，那裡有個慶豐園商號，是父親的落腳點。商號掌柜的是河南漯河人，姓趙。
大哥漏寫了一個關鍵事實：父親從漯河逃到漢口時為安全計改變了自己的名字。我從小無數次填寫「家庭成員表」，知道這件事。
大哥到漢口後，目睹了父親作為新移民的辛苦求生。他的回憶讓我想起自己手提旅行箱初到美國時的情形：
慶豐園住的時間不長……爹看在南京路無法維持生活，也不方便安排我上學，就想看看位於花街街紙馬巷2號的豫和恆商號那邊是否更容易安身立命。豫和恆的掌柜叫謝xx，是河南桐柏縣人。謝xx叔伯弟兄七個，他是老七，其中四家住在那裡，我和他們幾家的小孩一樣叫他七叔。謝家開山貨行，爹在他行里賣過牛皮。因為都是河南人，彼此關係融洽。豫和恆所在的花樓街是漢口有名的商業區，生活極為方便，尤其對我們回民：不僅花樓街廣益橋的牛羊肉店近在咫尺，而且廣益橋出民權路口就有一座清真寺，前花樓走到頭拐個彎的二聖巷裡還有個回民小學。爹看準這個地方將來謀生活比較容易，小孩子上學也方便，就盡力爭取在紙馬巷安家。豫和恆答應我們在他們商行住，但由於沒有空房，就同意我們在二樓空著的大廳里隔出個房間住。於是爹托在鐵路上工作的老鄉買了舊木板，自己動手在大廳里圍出一間房。隔出房間後，大廳里留出L形的走廊當過道和廚房。後來我們一家五口就住在這裡。這個房間小極了，不超過12平方米。
大哥對我們家房間的描述讓我想起方方小說《風景》裡主人公一家九口在漢口「河南棚子」的13平方米板壁房。「河南棚子」靠近京漢鐵路沿線，因20世紀前半葉大量河南移民聚居得名。這裡以簡陋的棚戶為主，衛生條件很差。可是紙馬巷的房子非常氣派：三個門牌號連成一體的房子就是那條小巷全部的長度，清一色灰耐火磚外牆，高大的石庫門，寬敞的大廳，二樓房頂上有晾衣服乘涼的平台，一樓有周圍老城區想都不敢想的抽水馬桶。附近的環境與「河南棚子」更有天壤之別：登上平台眺望，可以看到不遠處中山大道民眾樂園文藝復興式穹頂、長江邊上原英租界雄偉的江漢關鐘樓、1957年10月通車後更有萬里長江第一橋的雄姿。難怪在「河南棚子」附近的慶豐園住了一段的父親一眼就看中了紙馬巷的住所。紙馬巷在1973年的市政改革中合併到相鄰的一條更長的巷子，叫大江家院。合併後紙馬巷2號成為大江家院13號。我在那個地方住到1978年上大學。那是我靈魂的故鄉，因為我從孩童到青年的記憶都與那裡緊密相連。
父親帶大哥在漢口安頓下來一年多後，我自己終於在大哥的回憶錄里登場了。
1953年下半年，媽帶著大弟（我二哥）和小弟（我）來到漢口。自從我走出閃莊，住的地方不停地換，直到搬到花樓街紙馬巷才算安頓下來，直到媽來了我們才算真正有了新家。當時我在漢口回民小學上學，經常抱著光屁股的小弟到學校玩。
雖說是安頓下來了，怎麼掙錢養家卻是個挑戰。大哥說「這期間母親和大舅試著從河南臨潁販運蘋果到漢口大智門水果行，但好像沒賺到什麼錢」。他還說父親販賣過牛皮，騎自行車為河南人小餐館送過麵粉，打過爆米花，用架子車為剛破土的漢口百貨大樓（後稱工藝大樓）拉過土方。母親則在統一街文書巷口賣過襪子毛巾小百貨。大哥自己也沿街賣過毛巾、饅頭。長我六歲的二哥去年網上視頻時告訴我後來母親買了一台手搖織帶機與幾位河南女老鄉開了「武漢第二搖帶社」。再後來漢口的幾家搖帶社經公私合營被合併成了國營「新華織帶廠「，廠址就在花樓街10號（即前花樓去回民小學的途中）。喔，原來這樣啊。「新華織帶廠「後來的事我就記得了，因為我上小學時天天去母親廠里吃她在茶爐上為我熱好的午飯，夏天最熱的時候則去那裡喝冰鎮酸梅湯，那是廠里提供給職工的防暑降溫飲料但母親自己捨不得喝留給我的。母親從此成了國營工廠的職工，家裡的經濟開始有了基本的保障。
我還記得幾歲的時候跟隨父親走街串巷打米泡的情景。早上父親挑個擔子來到周圍一帶的巷子裡，擔子上挑著小板凳、教皇帽頂式的矮爐子、棗核形米泡機、齊我胸口高的風箱和接米花的長口袋。到了地方父親邊生爐子邊吆喝兜生意。那時候大家都窮，爆米花經濟實惠，是漢口市民最大眾化的零食，很受歡迎。記得周邊居民聽到吆喝紛紛用布袋子裝著自家的大米、玉米或年糕片排起隊等候打米泡。爐子生好了，父親把米泡機裝到爐子兩頭的鐵架上，右手拉動風箱，左手握著爐火上米泡機的手柄不停地搖，邊搖邊看圓鼓鼓的機膛和手柄之間的溫度表。到了預定的溫度，父親以手柄一邊的鐵架腿為支點將米泡機轉離爐口，機頭伸進鐵絲圈撐起的長袋口，大吼一聲「米泡響了——！」，猛地扳開機膛蓋。「砰」地一聲巨響，香氣撲鼻的米花就衝進了長袋。父親將爆好的米花轉進顧客的袋子後，又開始接下一位顧客的活。那時候我太小，不知道打一鍋米花收多少錢，但記得開始前父親一定會問顧客是否加糖精，若加是要另外收費的。還記得不少顧客親切地把打好的米花抓一大把塞到我這個河南老鄉的小兒子手中。因為小時候目睹過父母的求生，今天的我對街上的攤販、搬運工、快遞小哥們有一種親近感，覺得自己也是他們中的一員。
有一件小事可以旁證當時父母的艱辛。我所有同學的家裡都有全家福的照片，唯獨我們家從未拍過一張全家福。我最小時候的照片是幼兒園時老師和孩子們在大興路江漢公園門口石獅子旁的集體照。
這裡我想特別強調的一點是在逃亡求生中，父親始終不忘孩子的教育。大姐早在父親出逃前已經離家去郾城中學讀書，後來被保送到「黃河水利學校」，成為一名中專畢業生。大哥則先後在漯河小學、漢口洪益巷綜商小學、回民小學和武漢一中上學，後來考取華中師範大學數學系，成為我們家的第一個大學生。二哥也考取了武漢首屈一指的武漢一中高中部。解放後出生的我是家裡最幸運的，5歲起被送進回民小學幼兒園，接受了同齡人可以得到的最好的教育。回頭看關於孩子教育的一切安排，母親這個老教師想必都曾參與，甚至主導。大姐大哥初級小學（1-4年級）的老師就是自己親愛的母親，這一點令我羨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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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親重視孩子教育讓他們得到了回報。母親成為國營工廠職工後不久，大姐於1954年8月從「黃河水利學校」畢業，分配到位於鄭州的「黃河勘測設計院」做水文工作，月薪52.5元。大姐回憶說，「相當一段時期里，我每月從工資里拿出三份，分別寄給母親、姥姥和友人。給母親寄的是20元，寄的時間最長，從畢業工作到1962年我成家生孩子為止，大約8年左右」。大姐對家裡經濟的貢獻非常重要而且來得非常及時，因為那一時期家中三個男孩子都是學生而且正長身體。我記得大哥上學的帆布書包不僅破舊，而且沒有背帶，他每天是夾在腋下去上學的，二哥的「動物學「課本也是撿大哥用過的。我很喜歡那本精裝課本里的彩色插圖，比如松花江「狗魚」的照片，」九斤黃「、」來杭雞「和」狼山雞「的照片等。我的關於肉食雞，產蛋雞和肉蛋兼顧等雞品種的知識，就是從那本書里得到的。不過直到30多歲來到美國以後，我才第一次看到白殼的「來杭雞」雞蛋。——收到大姐每月匯款的父母親一定十分欣喜吧。
然而父親在漢口的逃亡生活在1958年戛然而止。那年秋天他被政府遣送回了他曾經歷了起落的泌陽縣閃莊。關於那次突然的變故大哥是這樣寫的：
1958年老家的公安把爹從漢口花樓街紙馬巷帶走了，說是把地主分子、保長鄭xx主捉拿歸案是全國公安大躍進的一個成績。當時我20歲，正在武漢市一中讀高二。那天上完晚自習回到家時，母親難過地對我說「你爹被人帶走了」。
大哥關於「公安大躍進」的說法我感到存疑。首先，父親是隱姓埋名逃亡漢口的，沒有知情人的舉報公安機關靠「大躍進」是找不到父親的；其次，隱約記得有人說過老家有個叫「麻鎖」的人不知何故記恨父親，將他告發，導致了父親人生的第二次大難。父母早已去世的今天這件事的真相是無法弄清了。那年我6歲，不記得父親被帶走的情景。算起來我與父親一起生活的時間總共5年左右。
勞動改造期（1958-1979）
父親被遣送老家後，在那裡接受了21年的勞動改造。大哥回憶說「原來擔心當保長時的人命案會加罪於父親，後來得知最壞的情況沒有發生。爹被遣送回老家只因為他是個地主。「
人過半百的父親被遣送回老家時是怎樣的心情？那21年漫長的歲月里他在老家又經歷了怎樣的苦難？父親被遣送時我還小，那21年裡我沒和他在一起，後來也不曾問過，這些問題的答案不得而知。今天回顧那一時期的父親，我只能按照自己對國家歷史的認知和對社會人性的理解從幾個方面加以推測。
首先有一點應該沒有疑問：他一定是懷著惶恐和愧疚之心回到老家的。這是因為老家有兩個他不敢面對的孩子。前面說到除了大姐在外讀書，父母、兩個哥哥和我一家五口住在漢口。其實，我在老家還有一個姐姐和一個哥哥。我十幾歲時第一次得知，在解放軍即將打到閃莊的緊急情況下，身體瘦弱又是小腳的母親一人無法帶三個孩子出逃。萬般無奈下只帶了二哥一人出逃，將其餘兩個孩子送了人：二姐送給本村一個僱農家做童養媳，三哥送給社旗的一家窮人。仿佛老天爺有意要懲罰父母對孩子造的孽，8年後政府又強制父親回來面對他們。我看過電影《唐山大地震》。裡面徐帆扮演的一位母親在1976年的地震央不僅失去丈夫，而且被救災人員告知必須捨棄壓在倒塌的房屋水泥板下一對兒女中的一個來保住另一個。母親萬般無奈下捨棄了女兒。不料女兒並沒死，她被人收養長大了。多年後與意外倖存的女兒重逢時，母親撲通一下跪倒在女兒面前請求饒恕。每次看到這個鏡頭，我的心頭就忍不住一酸，上演起文革中也被遣返閃莊的母親與自己無奈送人的二女兒重逢的一幕。其實，父親何嘗沒有同樣經過那撕心裂肺的一幕呢？因為是童養媳，可憐的二姐沒上過一天學。父母親那樣重視孩子的教育，而他們的二女兒卻是個文盲！僅這一件事該讓他們一輩子多痛心啊！
2014年我和大姐與二姐團聚時，得知三哥一輩子記恨父母遺棄自己，發誓與他們老死不相往來。與三哥相反，二姐體諒時代巨變中父母的無奈，從未對他們吐過怨言。在漫長的21年裡她全心全意地照顧父親和文革中也被遣返回鄉的母親，並於1975年為母親送終。從那時三姊妹的聊天中，我發現二姐對父母盡孝並不是因為她是個虔誠的回教徒，遵守了伊斯蘭教的孝道；也不是因為她不是基督徒，沒有「原罪」的觀念，而僅僅是因為她覺得「他們是我的爹媽」。換句話說，她的盡孝是因為她心中最純樸最自然的作為人之子的愛與善。想到這一點，我又覺得老天爺最終還是公平而仁慈的：在懲罰了父母之後，又給了他們一個最為孝順的二女兒為他們養老送終。因為她對父母盡的孝和她淳樸的孝道，二姐在我的心中就是個天使，就是世界上最偉大最美麗的女性。前面提到我們家沒有照全家福。其實即使父母在漢口帶我們照了相，那也不是個全家福。——我們一家人從未在一個屋頂下聚齊過。但這也不過是中國社會巨變過程中微不足道的個人所付出的巨大代價的一個小小縮影。
第二個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放心不下留在漢口的一家人吧。當時母親一邊全職工作，一邊一個人帶著三個兒子打拼。開始的3-4年裡大姐每月的匯款還在繼續，所以經濟上還勉強維持。可是大姐成家生孩子後匯款停止，家裡就困難起來。1961年大哥高中畢業，考入了華中師範大學數學系。師範院校免學費和住宿費，讓母親肩上的擔子輕了些。可是那段時間家裡的困難已經讓看在眼裡的二哥不能專心學習。正在武漢首屈一指的一中念高中的他決定輟學當工人來幫助母親了。二哥輟學的消息傳到父親那裡，他是怎麼想的呢？雖然那時候報紙上天天講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聽到消息的父親仍然在心裡責備自己沒盡到父親的責任，沒能全力支持孩子的學業吧。
第三個可以肯定的是父親回鄉不久就遇到中國1959-1961年的大饑荒。在那場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饑荒中，父親一定吃了不少苦頭。
那時候我上小學了，當時的事還記得不少。比如我每天放學回家時飢腸轆轆，重複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餓biang了」(餓極了，漢口方言)。那也難怪，正長身體的我本來正餐就沒怎麼吃飽，又基本沒有副食品。可是不論多餓，還得等母親下班後生煤球爐，煮飯做菜。記得母親患了浮腫，明亮的小腿上一摁一個坑。再比如一天早晨，在花樓街上學的路上，我看到一位大人邊走邊吃的手中包子突然被後面跑來的人一把奪去，搶犯得手後邊跑邊往包子上吐唾沫，周圍的路人面面相覷。那時候我太小，不知道饑荒的原因和規模。我對三年大饑荒較全面的了解是近年讀到一些資料之後，特別是楊繼繩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1959年4月底，在湖北浠水縣城就讀的中學生楊繼繩目睹了父親活活餓死的情形。他這樣回憶自己當時對災荒的認識：
父親餓死，我很悲痛，但我沒有絲毫抱怨政府。我不認為這和政府有什麼關係。也不認為這和「三面紅旗」有什麼關係。我對當時宣傳的「大躍進」的成就，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依然深信不疑……我以為我家鄉發生的事是個別現象。我以為父親的事，只是我一個家庭的不幸。想到偉大的共產主義即將到來，家庭的這點不幸算什麼呢？……1960年我考上了北京清華大學……在大學期間我還是很聽話，一直擔任團支部書記，1964年5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使我認識最初發生轉變的是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長張體學說的一句話使我震驚：湖北省在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30萬人。這時我才知道，發生在我家庭的悲劇不是個別現象。
大學畢業後他的看法產生了變化。改革開放後這個變化更是飛躍性的：
大學畢業以後，我分配到新華社。新華社記者可以接觸到其他人無法接觸到的社會層面。我不僅知道了很多與黨史教科書上不一致的真實情況，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貧困生活。作為新華社記者，我更知道報紙上的「新聞」是怎樣製造出來的，知道新聞機構怎樣成為政治權力的「喉舌」……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思想禁錮比過去鬆動了不少。一些真實的歷史開始透露出來……一旦自己過去長期受到矇騙，就產生出一種擺脫矇騙的強大力量……作為新聞記者，我力求發表真實的報導和言論；作為學者，我有責任還歷史的本來面目。
這本書就是他履行記者和學者雙重責任的調查結果。《紀實》不僅顯示1958-1961年全國有3600萬人死於饑荒，而且第一章就披露了我老家的災情：「河南餓死人最多的有三個地區，一是【泌陽縣所在的】信陽，二是南陽，三是許昌。當時信陽影響最大，成為震動一時的「信陽事件」。這個地區在1959年冬到1960年春，至少有100萬人因飢餓而死，餓死的人占總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21頁）
和平年代餓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這個數字令人觸目驚心，因為這個比例超過了1942-43年的河南大饑荒！為什麼會死這麼多人？幾個原因疊加造成的：天災減產幹部們仍虛報產量，因為不浮誇就被批判為「否定大躍進」，「向党進攻」，而一旦產量報高，農民就被迫多交公糧，直到口糧、種子都交上去，而為封鎖消息又派民兵把守村口不讓逃荒，當然就有人餓死。隨著形勢的不斷惡化，餓殍越來越多以至於屍體無人掩埋，甚至人吃人。1962年國家主席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將大饑荒的成因歸結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同年他又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上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7頁）書里特別提到在這場大饑荒中「五類分子比勞動群眾死亡多」（32頁）。這麼嚴重的災情中父親沒有餓死實在是不幸中的萬幸，其中一定有二姐一家的功勞。
楊繼繩這樣總結自己的調查結果：「人類社會在歷史的某一階段，在某些國家國度，曾經有一種以「解放全人類」的名義建立的、實際是奴役人類的制度。這個制度宣揚並實踐的「天堂之路」，實際是死亡之路。「（12頁）百年前徐志摩調查的是蘇聯的現實，世紀之交楊繼繩調查的是中國的大饑荒，然而兩人得出的結論卻驚人地一致。
兩人結論的正確性為1984年壽終正寢的「人民公社」的歷史所證實。和「大躍進」一樣，「人民公社」被稱作建設社會主義的「三面紅旗」之一。雖然被政府和作家浩然等人歌頌為通往共產主義的金光大道，1958年開始實行的「人民公社」不僅直接導致了三年大饑荒，而且導致了改革開放前20多年裡農民長年食不果腹和全國城市居民憑票購糧。為了能吃飽飯，1978年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冒著殺頭的危險簽下「生死狀」，搞與「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對著幹的土地承包製，結果不僅小崗村農民立刻變得豐衣足食，而且由於土地承包製的普及，不久全國農民再也不用忍飢挨餓、城市居民告別了憑票購糧的時代。
然而，對父親來說還有更甚於飢餓的痛苦，就是那21年裡父親作為「五類分子」受到的待遇。毛在1962年8屆十中全會上指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1963-1965年，中國農村展開了「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的「四清運動」，緊接著是後來被官方定性為「十年浩劫」的1966-1976文革。在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中，「五類分子」始終是鬥爭的對象。
1975年2月，我有機會親眼看到了勞動改造期父親的實況。那年正月十二母親在勞動改造中去世。接到噩耗我和二哥兩人趕回老家奔喪。到了閃莊父母的土坯房前，在湖北省紅安縣當過兩年知青的我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房子沒有門，只有個泥巴糊成的一人多高的不規則形開口，開口後面的帘子上吊著個牌子，上面寫著「地主分子鄭xx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名字上打著大大的紅叉。因為牌子吊在帘子正中央，進出時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把它推到一旁，以免碰落。
謝晉導演的電影《芙蓉鎮》讓我看到了父親那一時期飽嘗的專政鐵拳在湖南省的威力。電影講的是1963-1979年湘西一個小鎮上的故事。勤勞美麗的少婦胡玉音和丈夫擺米豆腐攤子致富蓋了新房，卻在「四清」運動中被劃成新富農，新屋被查封，丈夫自殺。「文革」開始後，胡玉音被指定每天和右派分子秦書田一起掃大街。秦書田的真誠關心和幫助使兩人產生了愛情。然而當他們申請結婚時，懶漢二流子支書卻命令他們在門口貼上白對聯「兩個狗男女，一對黑夫妻」，不久秦書田更被判處十年徒刑。在宣判會上，秦書田叮囑胡玉音「活下去!像牲口一樣地活下去!」。在他最屈辱的日子裡，父親有沒有這樣告誡過自己呢？
父親的屈辱感我完全能夠理解，因為我自己也經歷過類似的屈辱。1975年3月，我工作的武漢市江漢區環境衛生所黨支部程書記突然把我叫到他辦公室，通知我環衛所今年從區衛生局分配下來一個名額去武漢醫學院上大學，經全所工人討論通過黨支部決定推薦我去。他還批准我三天假，讓我複習功課準備考試。家庭出身地主的我原本根本不敢奢望上大學。聽到這個好消息我興奮不已，興沖沖地利用那三天時間集中複習了我原本已經在讀的《青年自學叢書》語文和數學分冊。可是等我回到單位準備迎接考試時，程書記又把我叫到他辦公室，尷尬地告訴我區衛生局黨委吳書記駁回了單位對我的推薦並責令環衛所重新推薦。老書記同情地對我說，「小鄭啊，我們黨支部和全所工人都認為你是最合適的人選。從各方面來講都是。可是衛生局吳書記說你出身不好，『政治上不合格』。我不贊成她的決定，可是無能為力啊。」緊接著，我初戀的女友也宣布和我分手。我們是一同插隊的知青，因家庭出身不好回城時都被分配到環衛所工作，她掃大街，我掏大糞。那是我一生中最屈辱最絕望的時候。
在父親經歷苦難和屈辱的那個時期里，他獲准來漢口探過幾次親。有一年探親時，我和他有過一次單獨的感情交流。我從未對任何人提起過它，今天紀念父親，我想把這件難忘的事記下來。那是1965年秋，我剛進武漢七中念初一。那天下午父親結束探親去大智門火車站乘車返回閃莊。因為母親、兩個哥哥和我上班的上班，上學的上學，父親是獨自一人去的火車站。那天我一直想著父親。下午放學的時候不知哪根神經動了一下，我突然決定去火車站送送父親。這樣一想，我拔腿就奔向離學校不遠的七路公車集家嘴站。汽車從長江和漢水交匯點的集家嘴經過王家巷碼頭、大興路、民生路、水塔、到大智路站後，我跳下車，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候車室。還好，父親還在等車。見到父親的那一霎那，不知為什麼我突然淚崩。不記得當時我對父親說了什麼，但我想父親一定不會忘記和小兒子那次意外的感情交流吧。我不知道為什麼自己那天那樣做。那時候可是個收音機里天天播放《不忘階級苦》這首歌，學校也組織參觀過《大型泥塑群雕收租院》的時候啊。如果說那天我想到好容易見到的父親又要離開了就情不自禁地淚流滿面，那應該就是那個13歲少年心中對父母愛心的自然流露吧。
就在父親放棄一切希望，準備在勞改的屈辱中了此一生的時候，他的命運突然迎來了光明的轉折。1979年3月，一個喜訊從天而降：父親被摘掉了「地主分子」的帽子，不再接受勞動改造，而且獲得了與在武漢的子女團聚的自由。喜訊來自國家領導人胡耀邦的決策。1979-1982年，時任中組部部長的胡耀邦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歷次運動冤假錯案的平反。被平反落實政策的對象包括55萬名「右派」，300多萬名錯誤打倒的各級幹部，40萬國民黨起義人員，被查抄存款沒收房屋的資本家——還有440多萬名地主、富農。若加上他們的子女，上述群體的人數會增加多少倍呢？如此大規模的平反冤假錯案，相當於把江山社稷的社會基礎重新打造了一遍。
不幸的是母親沒有看到光明到來的一天。她死在了黎明前的黑暗。母親被遣返回鄉比父親晚8年。那段時間裡，我從一個幼兒園的兒童變成了中學生。記得那段時間裡母親給我講了「王冕學畫」和「范進中舉」等故事。後來我才知道，這些都出自《儒林外史》。我還記得在父親走後的那些年裡母親常常獨自哼唱《蘇武牧羊》。蘇武是漢朝的使節。他留居匈奴十九年卻誓死不降，天天手持漢節放羊，最終獲釋歸漢。這首歌歌頌了蘇武的愛國精神。
蘇武留胡節不辱。雪地又冰天，窮愁十九年，渴飲雪，飢吞氈，牧羊北海邊……任海枯石爛，大節不稍虧，終教匈奴心驚膽碎，拱服漢德威。
歌詞裡有「白髮娘，望兒歸，紅妝守空幃，三更同入夢，兩地誰夢誰？」幾句，表達了蘇武對老母和愛妻的無限思念。母親是借這首歌來表達她對父親、二姐、三哥的思念嗎？歌曲結尾的「任海枯石爛，大節不稍虧，終教匈奴心驚膽碎，拱服漢德威」描述了蘇武歷盡艱辛最終苦盡甜來的結局。母親是否有意識或者無意識地借這首歌表達她的一種信念呢——只要自己像蘇武那樣堅忍不拔，總有一天自己和家人也會看到光明的一天？
安度晚年期（1979-1987）
父親摘帽那年73歲。獲得自由後不久他來到武漢，在這裡度過了他生命中最後的8年。接父親來武漢養老是理所當然的：二姐一家辛苦照顧了父親21年，可那是政府強制父親在原籍改造的情況下不得已的結果；現在父親自由了，輪到武漢四個子女承擔父親養老責任的時候了。
1979年正值文革結束不久，中國百廢待興，老百姓的物質生活並不豐富。小崗村的經驗還沒有在全國普及，城市居民的糧食依然憑票供應。父親雖然有了「人民公社社員」的新身份，可是沒有武漢市的戶口，沒有糧食配給——糧票制度直到1993才廢除。但那畢竟是個撥亂反正的年代，老百姓的物質生活一年比一年好，父親的糧票缺口可以通過同事朋友幫助等辦法克服。最重要的是自1950年逃亡以來父親第一次可以真名實姓地行走於市，抬起頭來做人了，我們子女也不用擔心被指責沒有與父母劃清界限了。這是我之所以把父親的這一時期稱作「安度晚年期」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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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父親在那8年裡也享了不少在老家享不到的福。比如他可以天天品嘗武漢有名的熱乾麵、面窩等早點，也可以隔三差五地去花樓街廣益橋、中山大道一帶轉轉，看看當年他拉土方建成的百貨大樓或者他打過米泡的巷子。有沒有比這些更讓他開心的時候呢？當然有。比如1980年我帶他參觀了武漢大學的校園。當時大姐早已從鄭州「黃河勘察設計院」調到武大工作，家就住在校園，而我則是武大的大二學生，住在學生宿舍。那天我帶著他從大姐家所在的教工12捨出發，穿過校園正中的體育場，從依山修成的台階拾級而上來到武大行政樓前。行政樓背靠蒼翠的珞珈山，俯瞰高大梧桐樹環繞的體育場。從行政樓沿體育場繞半圈就是有名的櫻花大道。大道右側是獅子山，山腳下的坡台上整齊地排列著枝條伸展的櫻花樹。獨一無二的學生宿舍「老齋舍」在櫻花樹列後拔地而起。四棟「老齋舍」依山勢上下四層，三個巨大的城堡式拱門把四棟宿舍連成有機的一體。每兩棟宿舍間有108級石階穿拱門而上通向各層宿舍入口。爬上石階回望是三個拱門上方飛檐斗拱的櫻花城堡。「老齋舍」頂寬闊的平台是讀書散步的好地方。從平台前行上到獅子山頂，就是著名的山頂圖書館，圖書館大門左側的牆上鑲嵌著一塊一人多高的漢白玉碑，上面刻著「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國立武漢大學建」。它隔著「老齋舍」平台、櫻花大道和運動場與行政樓相望。從圖書館正門可以俯瞰校園傳統式建築群，轉到它後面則可以看到碧波蕩漾的東湖。記得那天在山頂圖書館門前的台階上休息時，父親邊嘖嘖稱讚校園美景，邊感嘆道：「這裡真是個仙境啊！」「仙境」這個詞讓我很意外。難道眼前藍琉璃瓦頂的建築群讓父親聯想到他心中《西遊記》的花果山或者大雷音寺了嗎？如果是，我想那這一方面是因為武大校園確實美；另一方面，看到與該館建成同年出生的大女兒在這裡工作生活、小兒子在這裡念書他心中充滿了欣慰與驕傲。後來我又帶父親逛過幾次武大校園。1985年我在」湖北省電力學校「工作3年後考上了武漢大學的研究生。我想父親一定在心裡向母親的在天之靈報告了兒子的進步吧。
比欣賞美景更讓他開心的是孫兒繞膝的天倫之樂。父親在閃莊的時候雖然吃苦受辱，可是二姐的6個孩子卻給了他和母親帶來極大的快樂。母親去世我回老家奔喪時第一次見到外甥、外甥女們。那時的他們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二月底的寒風中，小外甥們只穿了件空心棉襖，雙手深深地插在袖筒里，但紅紅的臉蛋上卻煥發著勃勃的生命力。農村長大的他們不僅個個身體健壯、吃苦耐勞，而且特別懂事。在那困難的歲月里他們是姥姥、姥爺的開心果，也是他們的好幫手。父親來武漢後，武漢的孫兒輩們同樣給了老人家極大的歡樂。記得父親最開心的就是寒冷的冬夜裡，二哥的兩個兒子偎在爺爺的被子裡，為他暖腳。有時候爺爺逗兩個孫子比賽心算，看誰更快；有時候，他又發表對兩個孫子不同性格的觀察，說弟弟腦子靈活，打完架先告狀，害得哥哥挨罵。我女兒兩三歲的時候，爺爺給她買了個潑浪鼓做過年的禮物。這個潑浪鼓我保存了好多年，女兒的大兒子兩歲時我送給他做新年禮物，後來玩壞被不記得那個潑浪鼓故事（儘管我跟她講過）的女兒扔掉了，很可惜。
這一時期為父親養老作出最大貢獻的是二哥和二嫂，因為父親的最後8年裡一直住他們家。大姐有三個孩子，還有同樣從農村來武漢卻沒有戶口的婆婆；大哥有兩個女兒卻只有一間房。我是77級大學生，父親來漢時我正讀大二，住學生宿舍，每天功課又緊，不可能照顧父親。1982年畢業結婚後我和太太住了幾年筒子樓，還是不能接待父親。其實二哥家裡雖說有兩室一廳也很擁擠，可是因為體諒大姐、大哥家的困難，也為了支持我的學業，二哥二嫂從一開始就主動請父親住他們家。後來他們把二兒子送到洪山的一家全托幼兒園兩年。他們那樣做僅僅是為了從小培養孩子獨立生活的能力呢，還是兼顧了父親的生活空間？1984我們小家在武大分配了一室一廳的房子，我把父親接到家裡住了一個星期。這期間他嘗到了小兒子的南方人媳婦燒的菜，也牽著孫女的小手在校園散過步。這些年我常後悔沒讓父親在我們家多住一段，讓二哥二嫂多喘一口氣。可是再一想，覺得那一星期父親的心中應該有一點「安度晚年」的感覺吧。
其實，二哥還為父親「安度晚年」作了一個更大的貢獻，那就是設法解決了父親的醫療費問題。母親去世時只有64歲。文革中她被遣送回鄉，不僅解除了公職，剝奪了退休金、公費醫療等一切待遇，還要接受勞動改造。這樣的精神打擊加上農村缺醫少藥，讓母親過早地離開了我們。父親落實政策來武漢時已是古稀之年，身體免不了出現這樣那樣的狀況。可是他比母親幸運得太多了。他的養老是在國企體制改革之前，當時學校、機關、工廠的醫療都還全是免費。二哥正好趕上這個時期，把父親看病的費用都在廠里報銷了。嚴格說起來這個做法當然是違規的。可是二哥工廠的領導知道我們家的情況，在那個全國平反冤假錯案的大環境下，領導們睜隻眼閉隻眼地支持我們，顯示出一種人性的光輝——這和短短几年前說我「政治上不合格」，剝奪了我上大學資格的衛生局吳書記有天壤之別。因此就醫療條件而言，父親最後的8年也是他名副其實的「安度晚年期」。
接父親來武漢前我們姐弟四人商量好了，每人每月出10元錢作為父親的生活費。我上大學前有8年年資因而是帶薪讀的書，每月從環衛所領取43元的工資。與有家有口的哥哥姐姐們相比，每月拿出10元對我的負擔小得多。1982年畢業後工資漲了些，我的負擔就更小了。2022年秋退休搬家整理物品時，我發現了偶然保存下來的那一時期我給父親匯款的郵局存根12張，時間是1984年5月至1985年10月。其中5個月寄了10元，4個月寄了15元，3個月寄了20元。那時候我的月薪應是50-60元。這意味著父親每月至少有40元生活費。雖然不很高，但絕對是衣食無憂的，尤其是他看病不用花錢。
就在父親終於可以安心養老的這個時期里，他骨子裡的社旗精神突然甦醒，蠢蠢欲動了：他開始動腦筋做生意了。在全國越來越濃的經濟改革的氣氛中，他在二哥家那條街上開了個小人書鋪。小人書又稱連環畫，是一種通俗讀物，以圖畫配簡潔文字講故事。20世紀50-70年代中國沒有電視更沒有手機，是小人書的黃金時代。我這一代人都是小人書迷。放學回家做完作業就跑到花樓街和打銅街口的小人書鋪，花2-3分錢就可以看2-3本。我關於《三國演義》、《水滸傳》、《岳飛傳》以及《魯濱遜漂流記》和高爾基的《童年》、《我的大學》等的知識，最初都是從小人書獲得的。1980年代的父親趕上了小人書黃金時代的尾聲，每天總有一幫孩子坐在鋪子裡那幾條矮矮的長凳上靜靜地看書。不記得父親開小人書鋪掙了多少錢。二哥說，不在乎父親開小人書鋪掙不掙錢，只要他有個事做不寂寞就好。2014年和大姐一起與二姐團聚時，我有機會與外甥、外甥女們閒聊。他們在中國城鎮化過程中早已進城，個個都是成功的民營企業家。老天爺很公平，外甥、外甥女們一個賽一個地孝順，讓吃了那麼多苦的二姐在晚年獲得了財富自由。聊到他們的姥爺時，一個外甥突然嘆口氣說：「哎，現在要是俺姥爺在，他會比俺們哪一家的生意都做得好！」外甥的話像子彈一樣擊中了我。是啊，父親一生有30年在「越窮越光榮，越富越罪惡」的時代度過。好容易熬到「勤勞致富光榮」的時候，他已經垂垂老矣，不由得讓人生出「生不逢時」的感慨。。2023年我回國探親時，二哥分給我10本他保存的父親開鋪子時用過的小人書。它們是父親這個社旗人「安度晚年期」的珍貴遺物。
1982年過年大舅從老家來武漢看他女兒（我叫她四姐）期間，到位於漢陽的二哥家與父親團聚。三十二年前，是大舅把大哥從漯河帶到漢口找父親，後來他又曾和母親一起從河南臨潁到漢口販賣過蘋果。父親和大舅這兩個老兄弟歷經滄桑後在武漢重聚，該有多少話要聊啊！吃完飯我們三兄弟三媳婦帶著父親和大舅去鍾家村照相館，留下了一張父親「安度晚年期」的寶貴照片。
這一時期的父親也留下了一個遺憾，那就是沒有為母親爭取到平反。記得是1980年底左右，在父親的催促下大哥、二哥和我陪同父親去了一趟「新華織帶廠」，要求為母親平反。不料去了以後，廠里的幹部說「你母親的問題屬於『四清』問題。不存在平反的問題「。查維基可知，「四清」運動是1963年在中國農村開始的一場政治運動，運動從一開始的「清帳目，清倉庫，清工分、清財物」發展到後期的「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文化」。這場運動既是建國後階級鬥爭擴大化的產物，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預演。也就是說，在城裡國營工廠工作的母親根本不可能是「四清運動」的對象——除非你抓住「清政治」這一條，說母親是地主婆。然而，即使是那樣，如果父親都被落實政策了，母親不也應該落實政策嗎？然而，在專政鐵拳下生活時間長了的我們三兄弟都已變得十分懦弱，聽到領導的話一下子就嚇得失去了維護自己權利的勇氣，居然連母親究竟犯了「四清」的哪一條都沒問就乖乖地被那些幹部打發走了。今天想起這件事我仍然覺得自己當時太窩囊。回頭再看二哥將父親看病的費用報銷這件事，我一點都不覺得有什麼不對。母親和《芙蓉鎮》裡的胡玉音及丈夫一樣，是」四清運動「的犧牲品。不同的是胡玉音和秦書田在1979年都被落實政策，退回了被沒收的新房，開始繼續開店賣米豆腐，而母親卻沒有。她的工資、退休金、公費醫療的待遇等全都被剝奪，最後連生命都搭進去了，你說到底誰欠誰的呢？二哥廠里的領導也一定這樣算過這筆帳才允許二哥報銷父親醫療費的吧。
1987年2月7日，父親中風臥床一年後去世。父親彌留之際，我們給在老家的二姐打了電報。二姐趕到武漢時，父親已經離開了我們。父親的後事是嚴格按回民的風俗辦的：我和大哥在漢口民權路清真寺為父親守了一夜靈，請阿訇念經，淨身。完了二哥廠里派了一輛卡車幫我們將父親葬在了石門峰迴民墓地，墓碑上是大哥寫的碑文：「河南泌陽回民鄭蘭序大人，生於1906年7月20日，歿於1987年2月7日。「父親這個社旗人就這樣以「泌陽人」的身份重歸於土了。左側寫的立碑人共5名：上列的「孝男「是我們三兄弟，下列的」孝女「是大姐和二姐。三哥的名字沒寫上去。對此父親和三哥大概都不會有異議吧。葬完我們姐弟5人在父親的墓前照了一張相，那是我們鄭家姊妹最齊的一次相聚。
回顧父親的一生，可以看到其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他先後長達30年的逃亡和勞改。和同齡人一樣，我從小被灌輸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宏大敘事」，認為人類歷史的發展有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經過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必然發展到社會主義社會，並最終到達消滅了人剝削人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社會。那時天天講的階級鬥爭也以這個「宏大敘事」為理論根據，說它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這個無比壯麗的事業所必須經過的一個階段。這樣教育的結果，我一直認為父親是站到了歷史的錯誤一邊，應該接受改造——即使他的土地或許是辛勤勞動所得。可是改革開放後我和無數國人一樣漸漸改變了看法。關於促成這種改變的原因，作家余華說得最簡明：「中國書寫了一部荒誕的階級鬥爭史。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既沒有地主也沒有資本家⋯⋯執政者要求人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今天的時代有階級了，執政者要求人民：千萬要忘記階級鬥爭。」今天的階級的產生當然是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決策的結果。這個決策讓包括我親戚在內的無數中國人擺脫了貧窮，我為之歡呼欣喜。可是它也導致了貧富懸殊。而且深一步思考會發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決策的理論困境：解放前本來就是一部人富裕的，是土改和三大改造剝奪了富人的財產消滅了階級。現在重新製造階級分化那不是走回頭路嗎？既然如此那何必當初犧牲那麼多先烈、殺死那麼多富人來消滅階級呢？《智取威虎山》裡說楊子榮「出身僱農本質好」，然而2017年11月北京市政府卻驅趕了首都的「低端人口」。（「出身僱農本質好」的潛台詞就是「窮人都是好人，有錢人都是壞人」。平白地給所有富人加上了無法擺脫的「原罪」。）中國政法大學叢日雲教授在2013年的畢業典禮致辭中尖銳地指出了國家政策重大變化中小人物的命運：「國家走了一段彎路，對你來說就是毀了一生。「父親特別是母親的命運就是例證。其實大人物的命運同樣如此——鄧小平的三起三落和國家主席劉少奇的慘死不也是發生在國家走彎路的時期嗎？
當然，父親比母親幸運，能夠活到摘帽和安享晚年的一天。可是那並不是因為父親從壞人變成了好人，而是要感謝國家領導人胡耀邦的決策。這一點和我能圓大學夢要感謝鄧小平1977年拍板恢復大學高考一樣。鄧採納了溫元凱的建議，不問家庭出身、「自願報名、擇優錄取」，給了我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然而，感謝之餘，我總覺得什麼地方不對勁，因為父親和我一樣，命運的轉折都是由於我們自身以外的偶然原因突然實現的。換言之，「階級鬥爭整人」或者「落實政策平反」，「讓你上大學」或者「不讓你上」都取決於某個大人物的意志。當我讀到英國思想家洛克（1632-1704）的「天賦人權」思想尤其是是建立在其基礎之上的美國《獨立宣言》時，就明白了我為什麼感到不對勁：「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們被造物主賦予了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追求幸福和接受教育應該是每個人不可剝奪的權利，而不應該依靠某個大人物的決策或者恩賜。《獨立宣言》的精神和當年「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口號、「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的政策、衛生局吳書記對我「出身地主，不能上大學」的裁決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而鄧小平拍板的「自願報名、擇優錄取」的高考規則和美國《獨立宣言》精神有了共同之處。
回顧父親的一生還讓我思考了集體主義和資本主義在道德上孰高孰低的問題。因為從小接受的教育，我從來都堅信「打土豪，分田地」，讓窮人過上好日子是正義的事業。富人的財產都是靠剝削窮人得來的，「資本從頭到腳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所以通過暴力剝奪他們的財產在道義上天經地義，「好得很」。然而，阿根廷總統米萊徹底改變了我的看法。他2024年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的演講對這個問題提出了完全不同但令人信服的觀點。米萊是個資深經濟學家。他根據自己多年的研究結果指出，資本主義在道德上遠遠高於暴力革命和集體主義。他這樣說的根據如下：從公元0年到1800年間，世界人均GDP的年增長率始終是約0.02%，也就是幾乎為0。然而工業革命後人均GDP開始呈指數級增長，它不僅不斷翻倍，而且翻倍所需的時間從107年遞減為66年，33年。也就是說1800年時，世界上大約95%的人口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而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之前降至到了5%。這個增長是自由貿易資本主義運作的結果。也就是說，資本家、成功的商人是社會的恩人，他們絕非剝奪了他人的財富，而是為普遍人的福祉做了貢獻。（換言之，沒有資本主義，今天的皇帝也只能坐轎子；有了資本主義，今天的普通人也擁有小汽車，可以坐飛機。）如果資本家的商品或服務不受歡迎，他將面臨破產。相反，如果他製造出高質廉價的商品，他將會生意興隆並生產出更多商品。市場是幫助他們發現如何做才能成功的機制。但如果國家懲罰資本家，後果是生產變少，社會整體的蛋糕變小，這將對整個社會造成傷害。作為一種經濟體系，它的道德高度在於它的運作是基於自願交換，而不是通過暴力剝奪或者政府稅收強制的。
米萊的觀點也為中國過去75年的歷史所證明：改革開放前的中國不僅農民食不果腹，而且城市居民憑票購糧，社會整體的蛋糕極小，「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華國鋒《第五屆全國人大會會議政府工作報告》，1978年2月26日）。相比之下，改革開放40年中國取得了令世界驚艷、國人驕傲的成就：國人不僅早已實現豐衣足食，而且從平地上建成了超大城市深圳，重新打造了所有的城市，建成了高鐵網絡，湧現出華為、小米、比亞迪等一大批享譽世界的私營企業。這些成就的最大受惠者當然是中國的老百姓。我想中國老百姓都會同意以下的結論：今天的成就是鄧小平「白貓黑貓」理論，「摸著石頭過河」方法論的結果。然而，從經濟學的觀點看，「摸著石頭過河」的結果就是市場經濟，對外開放的結果就是自由貿易資本主義。換句話說，這個結論實質上和米萊的觀點高度一致。改革前的革命犧牲了無數先烈，殺了無數富人，結果社會整體的蛋糕越做越小；改革開放後對內實行市場經濟，對外搞自由貿易資本主義，中國沒有為「宏大敘事」死一個人但社會整體的蛋糕卻越做越大，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父親去世那年秋天我來美留學。原來計劃學成回國的，可是後來由於種種原因沒有回成。從那以後，我只能在回國探親時為父親掃墓。然而，回國的機會畢竟不多，因此每年到了父親的忌日或者清明節，我只能請哥哥姐姐們為父親掃墓時轉達我對父親的思念。值此父親38年忌日到來之時，我決定將此文獻給他，作為我在心中為他樹立的一塊永遠的墓碑。
文章開頭講到我一直沒寫什麼來紀念父親是因為對他所知甚少。其實還有一個原因也讓我遲遲沒有動筆：即使寫了，除了引起自己對過去的痛苦回憶又有什麼意義呢？誰會有興趣看這樣的文字呢？可是方方的小說《軟埋》改變了我的想法。小說結尾大學同學龍忠勇發現吳青林父母家土改時遭遇的親歷者丫鬟小茶倖存，然而害怕歷史真相影響自己平靜生活的吳青林拒絕見小茶。他決定忘記過去。於是研究課題從「川東民間大戶建築」派生出「民間大戶建築的社會學」的龍忠勇對他說，「這本書，我一定會認真地寫出來。因為你不需要真相，但歷史卻需要真相。」我這篇文章就是為保存歷史真相而寫的——我所知道的我的家族史的真相。我相信一定會有人看的，因為我寫的雖然是個人的家族史，但只需看看歷次運動冤假錯案被平反者的龐大群體和他們子女的人數，就知道它是具有普遍意義的。
楊繼繩在他關於大饑荒的那本書的前言裡說了下面一段話。他的話直接觸發了我以文字為父親立墓碑的決心：
這本書原打算名為「天堂之路」，後來我改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為在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3600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第三，為造成大饑荒的制度立下一個墓碑；第四，如因此書而遭不測，我也算是為理念而獻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個墓碑。
河南社旗店牌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