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士報人成舍我與世新2023.10.15| Taiwan History
（一）
結束了長達8年零3個月的厄運，1945年11月20日，《世界日報》、《世界晚報》終於在北平原地復刊，當天成舍我發表《我們這一時代的報人》長文，深情地回顧了《世界日報》和他本人的辦報經歷：
「我們真不幸，做了這一時代的報人！在艱苦奮鬥中，萬千同樣的報人中，單就我自己說，三十多年的報人生活，本身坐牢不下二十次，報館封門也不下十餘次。……世界日報的生命中斷，一個純粹的民營的報紙，竟如此犧牲。實則此種艱辛險惡的遭遇，在這一時代的中國報業，也可算司空見慣，極其平凡。做一個報人，不能依循軌範，求本身正常的發展。人與報均朝不保夕，未知命在何時，我們真不幸，做了這一時代的報人！
「但從另一角度看，我們也真太幸運了，做了這一時代的報人！……過去凡是我們所反對的，幾無一不徹底消滅。這不是我們若干報人的力量，而是我們忠誠篤實反映輿論的結果。……打倒我們的，只有我們自己；只有我們自己，變成了時代和民眾的渣滓。我們向正義之路前進，我們有無限的光明。我們太幸運，做了這一時代的報人！」
成舍我是大時代的產兒，正當五四浪潮澎湃之際，他白天在北大國文系聽課，晚上在《益世報》當編輯、主筆，經常以「舍我」的筆名發表社論。1919年5月23日，他發表《安福與強盜》社論，直指權勢炙手可熱的安福系所作所為，「哪一件不是鬼鬼祟祟禍國殃民的勾當」。同一天還登載了山東軍人「痛外交失敗」的通電，《益世報》被停刊五天，總編輯潘蘊巢被捕，報紙的發行量卻因此大增，成舍我也沒有被解職，反而代行總編輯職。因為家境貧寒，他十四五歲就外出謀生，在瀋陽、大連等地的報館當過校對（1912-1913年），18歲到上海《民國日報》當校對、助理編輯（1915年），結識了陳獨秀、李劍農、李大釗等知識分子。1917年，他隻身來到北京，得到陳獨秀等的照顧，得以進北大讀書，「東齋吃飯，西齋洗臉」是他當時生活的寫照。1920年，他在北大成立「新知編譯社」，翻譯出版外文名著。
1921年初，他發起「北京大學新知書社」，公開招股，從蔡元培到稍有資力的同學都被拉入股，當年冬天，他辦了四開小報《真報》，這是他辦的第一份報紙，沒能辦下去。1922年春，他進北京師範學校任教，不久回《益世報》當總編輯，1923年秋進北京聯合通訊社任編輯，第二年就捕手主持社務。這是他獨立辦報之前的經歷，為以後登上報業大舞台奠定了相當的基礎。因採訪關係他認識了不少議員，1924年，他當上眾議院一等秘書、教育部秘書及華威銀行監理官，都是拿乾薪的兼職。這個長期陷於困境的書生眼前似乎一片光明，也許他完全可以循著這條道路往上爬，做一個腦滿腸肥的政客、官僚，但他選擇了另一條路。
（二）
1924年4月，成舍我以200元獨自創辦《世界晚報》，一年以後（1925年5月），又創辦《世界日報》，10月，《世界畫報》出世。在短短一年半時間，「三個世界」誕生了，除了1928年至1929年間，他做過北平大學區秘書長，他幾乎把一生都獻給了報業。「三個世界」形成了中國第一個稍有規模的報系，被稱為「世界報系」，加上他後來在南京辦《民生報》，在上海辦《立報》等，這個一無資金，二無背景，無黨無派、白手起家的一代報人無疑創造了一個奇蹟，以他獨特的個人和持續的努力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報業史。
從編輯採訪、新聞評論到新聞教育，他都很有一套，張友鸞說甚至可以成為「成舍我體系」，不足的是他始終搞不好印刷。除了吟詩填詞、崑曲，他無嗜好，不講究享受，發達以後還是如此。他常穿一雙大皮鞋，報社中人習慣稱他為「大皮鞋」。從「三個世界」到《民生報》、《立報》，到香港《立報》、重慶《世界日報》，「大皮鞋」幾乎踏遍了南北。張友鸞晚年回憶說，他生活上很像個清教徒。儘管他的刻薄也是有名的，卻在極為艱苦的環境中奇蹟般地培養了一批優秀的編輯、記者。他在北平、桂林等地先後辦過新聞專科學校，他知人善任，不拘一格重用人才，張友鸞當《世界日報》總編輯只有22歲，當時還在平民大學新聞系學習。薩空了南下當《立報》總編輯也不過29歲。還有諸如身為參政員的他坐在參政會會場勾錯字，這些都成了報業史上遙遠的逸聞、佳話。
為了他的報紙，成舍我曾多次被捕，封門、停刊不下十餘次。1925年11月29日，《世界日報》發表《昨日十萬民眾對段政府大示威》的新聞，成舍我發表署名社評《哀段君祺瑞》。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第二天，《世界日報》即發表署名「舍我」的社評《段政府尚不知悔禍耶》，提出段政府引咎辭職、懲辦兇手、優恤死難者三項要求。「世界」報系連日發表文章譴責段政府，以大量篇幅刊登新聞和死難者照片，畫報和副刊都出版專刊。當段政府通緝李大釗等，當京師地方檢察廳確認段祺瑞衛隊有殺人罪時，日、晚報都發表社評，嚴厲譴責。段政府的財政總長仗著曾資助3000元開辦《世界日報》，向他發出警告，沒想到他竟不買帳，義正詞嚴地予以拒絕。1925年北京政府以「宣傳費」名義給全國125家報館、通訊社發津貼，分「超等者」、「最要者」、「次要者、「普通者」四等，他的《世界日報》、《世界晚報》名列「最要者」，每月可得津貼200元。但他並不因為接受了「津貼」就放棄對當權者的批評。4月26日，著名報人、《京報》社長邵飄萍被軍閥張作霖公開殺害，第二天，《世界日報》就以《邵飄萍以身殉報》的大字標題作了報導。8月6日，另一位著名報人、《社會日報》社長林白水又被軍閥張宗昌公開槍殺，北京新聞界黑雲壓城。第二天（8月7日）夜間，成舍我被捕，「並宣布處死」。如果不是有恩於張宗昌的前北洋政府總理孫寶琦奔走力救，成舍我將會步邵、林的後塵，所以他在《世界日報》刊登啟事：「平此次被捕，情勢危急。……承各方師友竭力營救，再生之德，沒齒難忘。」這段死裡逃生的經歷長留在他的記憶中，事隔四年，在遊歷歐美的途中，遼闊的太平洋上，這位參加過「南社」卻很少寫詩的報人還寫下了「崎嶇歷盡歸平淡」、「且喜半生逃百死」這樣的詩句。
1927年4月18日，也就是「國民政府」正式成立的同一天，成舍我在南京創辦了《民生報》。1934年5月，因為報導行政院政務處長、他的親戚彭學沛貪污舞弊的新聞（已被新聞檢查機構刪扣，結果仍然發表），引起一場軒然大波。行政院長汪精衛大怒，罰令停刊三天，《民生報》復刊時竟然發表社論說明被罰經過，指責當局非法摧殘輿論，聲言將依法抗爭。彭學沛向法院控告他妨礙名譽，6月18日開庭，成舍我當庭答辯，把指控駁得體無完膚，並在報上公開發表親書的萬言答辯書，轟動一時。彭雖然不敢出庭，並以撤訴了事，但懷恨在心。7月23日，因《民生報》發表來源於民族社的《蔣電汪、於勿走極端》一則消息，成舍我被捕，和陳雲閣等人一起被關押了40天，《民生報》被封閉。
9月1日，他獲釋出來即說：「只要汪精衛一天在南京，《民生報》就一天不復刊。」唐有壬勸他「新聞記者怎能與行政院長作對？新聞記者總是失敗的，不如與汪先生妥協，民生報仍可恢復。」他堅決地回答：「『我的見解完全與你相反，我有四大理由，相信最後勝利必屬於我。』此四大理由，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可以做一輩子新聞記者，汪不能做一輩子行政院長。新聞記者可以堅守自己主張，保持自己人格；做官則往往不免朝三暮四，身敗名裂。」最後的結局是——「民生報永久停刊」，成舍我「不許再在南京用其他名義辦報」，「不得以本名或其他筆名發表批評政府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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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2月31日，《世界日報》一段「某要人談時局」的報導得罪了已接管華北、炙手可熱的閻錫山，遭停刊12天的處罰。1930年1月13日復刊時，發表張恨水執筆的《本報復刊的意義》，語雖委婉，實多憤慨。
1933年5月10日，《世界日報》公開報導國民黨特務組織藍衣社的內幕，引起藍衣社頭子劉健群惱怒，命令憲兵逮捕成舍我，經人說情，才免遭毒手。
1935年《立報》創刊，因全程跟蹤報導幫會頭子顧竹軒殺人案，受到黑社會威脅，他說：「在上海灘辦報，要站住腳，必須戰勝這幫流氓，決不能退讓。」
據先後做過三報（《世界日報》、《民生報》、《立報》）總編輯的張友鸞和老報人左笑鴻等回憶，成舍我常對編輯記者說：「只要保證真實，對社會沒有危害，什麼新聞都可以刊登。如果出了什麼事，你們不負責任，打官司、坐牢，歸我去。」這些話代表了成舍我一生對新聞自由的追求。《我們這一時代的報人》一文回首當年，感慨無比，「當時張宗昌殺人不眨眼，那威風，真可使人股?。然而沒有幾年，我卻在中山公園，時時看見他悶坐來今雨軒，搔首無聊。他屢想和我攀談，我只是報以微笑。」「日寇投降，我到南京，最近一個月以前，當我在南京掛出了『民生報』招牌的那一天，我從中山陵回來，經過所謂梅花山『汪墓』，只見許多人在他墓前排隊撒尿。」他「僅是萬千報人中的一個」，親歷了那一時代的「不幸」和「幸」。
（三）
對於報紙，成舍我有許多自己的見解。1920年4月，他即在《時事新報》發表文章說：「輿論家是要往前進的，不可隨後走的。他是要秉公理的，不可存黨見的。他是要顧道德的，不可以攻陰私的。他是要據事實的，不可以臆想的。他是要主知識的，不可以尚意氣的。」1921年，他在《新人》雜誌發表《文化運動的意義與今後大規模的文化運動》一文，認為「文化運動最大的武器，就是報館。」他後來以辦報為業在他思想深處可以找到源頭。
1925年《世界日報》初創，他在發刊詞中提出——不黨不偏，不受津貼（實際上接受了北洋政府六機關的津貼），言論公正，不畏強暴，替老百姓說話，作民眾喉舌。同時提出「以國民意見為意見」，「以超黨派立場爭取全民福利」等。對政黨，他一貫持超脫和無所偏倚的態度。他和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李大釗都有很深的交情，但沒有參加過共產黨。他和李石曾等許多國民黨大佬有私交，但對國民黨始終保持超脫的態度，經常對國民黨的內外政策提出尖銳的批評。抗戰爆發，他發表文章呼籲「國民黨應結束黨治，還政於民」，「公開政權，建立國民聯合政府」，「對中共採取較寬容政策」等。抗戰期間，他成為國民參政員，一度還是陳誠的駐港代表，但他始終沒有加入過國民黨。香港淪陷後，國民黨《中央日報》和軍方的《掃蕩報》都想拉他去接辦，在這個問題上他考慮得很審慎，也確實有保留，不願輕易「下水」，最後拒絕拉攏和誘惑，始終未進官報乃是事實。「超黨派」是他始終如一的辦報立場，三個「世界」如此，《民生報》如此，1935年他在創辦《立報》時「絕不招本分官股，絕不請一文津貼」，並表示：「說大家要說的話，決無任何背景，及為金錢勢力所左右」。1945年他在重慶辦的《世界日報》也是無黨無派的私營報紙，這條底線他是守住了。
《世界日報》、《世界晚報》在北平復刊，他發表《我們這一時代的報人》長文，自我定位是「站在國民立場，無黨無派的超然報紙」，認為只有「真正超然」、「代表最大多數人民說話的報紙，能充分發揮輿論權威」，「我們認為『超然』的可貴，就因他能正視事實，自由思想，自由判斷，而無任何黨派私怨，加以障害。」在最後的幾年中，《世界日報》堅守了這樣的立場。
從1925年到1935年，張友漁在《世界日報》前後工作了十年，成舍我明知他是共產黨員，還讓他寫社論，任憑他把一些傾向「左」的社論發表出去。還讓他擔任「社會科學副刊」主編，發表了一些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甚至1932年張的身份暴露後，還派張到日本，作為《世界日報》駐東京特派記者。1933年風頭過了，又讓張回北京，任總主筆。這樣的例子不是孤立的，薩空了在桂林被國民黨特務拘捕，他曾積極營救。
1930年，他曾出國考察歐美各國新聞事業，歷時近一年，對西方的新聞自由無比嚮往，「符離街（英報館集中地）支配唐寧街（英首相府所在地），在詞典上無『言論自由』之吾輩中國記者觀之，自不能不悠然神往耳。」回國之後他在北京報界公會舉行的歡迎會上報告世界新聞概況，認為歐美新聞事業發達的原因之一是「言論有保障」，主張報紙的言論完全聽民意的支配。此行對他經營新聞事業影響很大，更堅定了他組織報業托拉斯，做真正有權威的「無冕之王」思想。他的口號是「資本家出錢，專門家辦報，老百姓講話。」做報業托拉斯巨子是他多年的夢想，抗戰時期，他在重慶組織「中國新聞公司」，以「提倡民主建設，獨立經營新聞事業」相標榜，雄心勃勃，要在全國東、南、西、北、中辦十家大報，都以「世界日報」命名，還要開辦專用通訊社、新聞研究中心和定期新聞研究刊物、新聞畫報等，雖然最後都沒有成功，但他對新聞事業的深情和執著從來都沒有改變。
（四）
成舍我一生的新聞事業，最重要的是北京的《世界日報》，包括以「世界」命名的日、晚、畫三報，前後歷時17年。
從1924年到1927年是「三個世界」的初創時期，篳路藍縷，備歷艱辛，因批評軍閥政府，成舍我幾遭殺身之禍。張恨水的連載小說《荊棘山河》、《金粉世家》等為「世界」報系的成功立下了汗馬功勞。
1928年到1931年是它的發展時期，把教育新聞作為生命線，受到知識界的歡迎，迅速成為北平發行量最大的報紙。1928年，國民黨定鼎南京之後將北京九所高校合併為中華大學，師生一致反對，成舍我身為北平大學區秘書長，他主持的《世界日報》不僅如實予以報導，而且發表了不少教授、學者的反對言論，這樣的《世界日報》當然聲譽鵲起。
1931年到1937年是其鼎盛時期，主張抗日，反對不抵抗政策，抨擊國民黨政府乃至「國聯」，倡議政治安內、武力對外，反對內戰。1935年1月起，《世界日報》開闢了「學人訪問記」專欄，兩年半中，記者賀逸文先後訪問了56位有成就的各方面學者，發表了70萬字，對學界影響很大。「一二·九」運動的第二天，《世界日報》即在要聞版刊登「平市治安無虞，禁止集會遊行舉動，昨日軍警特別戒備」的新聞。教育版則出現大片空白，一連幾天都是如此。《世界畫報》刊出學生與軍警搏鬥的照片，並以隱蔽曲折的文字披露學生遊行情況。1937年8月9日，「三個世界」被迫停刊，所有財產被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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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期間，成舍我創辦《民生報》，「小報大辦」，僅一年發行量就突破3萬份。到1934年被封，前後7年。1935年9月20日，他又在上海創辦新型小報《立報》，以「立己」「立人」「立國」為宗旨，提出"以日銷百萬為目的」、「報紙大眾化」等口號。「發刊要旨」表明「以最新姿態，使報紙功能，普及全國大眾」。他在《我們的宣言》中說：
「我們認為不僅立己立人不能分開，即立國也實已包括在立己的範圍以內。我們要想樹立一個良好的國家，我們就必先使每一個國民，都知道本身對於國家的關係。」「我們要使報館變成一個不具形式的大眾樂園，和大眾學校。我們始終認定，大眾利益，應超過於任何個人利益之上。」
同時提出四個原則：
一、憑良心說話。
二、用真憑實據報告新聞。
三、除國家幣制，及社會經濟，有根本變動外，我們當永遠保持『一元錢看三個月』廉價報紙的最低價格，決不另加絲毫以增重讀者的負擔。
四、除環境及不得已原因外，我們認定，報紙對於讀眾，乃一種無形的食糧，和無形的交通工具，應當終年為讀眾服務，無論任何節日，概不許有一天的休刊。」
積十多年的辦報經驗，尤其是《民生報》的嘗試，成舍我決心將《立報》「小報大辦」，辦成一張有巨大發行量的大眾化報紙。「只要少吸一支煙，你准看得起；略識幾百字，你准看得懂」，「五分鐘可知天下事，一元錢可看三個月」等宣傳很能吸引普通讀者。由於他敢於和上海惡勢力對抗，很快聲譽鵲起，一紙風行，發行量超過10萬份。1936年11月23日凌晨，沈鈞儒等「七君子」在上海被捕，當天《立報》就在頭版右下方加黑框發表了《今晨七人被捕》的消息。在此後「七君子」關押的240多天中，《立報》從方方面面進行追蹤報導。1937年6月8日，還全文發表《沈鈞儒等答辯狀》長文，從二版轉三版再轉五版，還在二版配發評論《怎樣溝通政治和法律》。小小的《立報》匯集了張友鸞、張恨水、薩空了、謝六逸、惲逸群、嚴諤聲等政治傾向各異的報界才俊，副刊、評論、特寫、通訊都虎虎有生氣，真正做到了「消息靈通，時代先驅」。到1937年11月上海淪陷宣告停刊時，發行量最高達20萬份，居全國報紙之冠。《立報》雖然只存在了兩年零兩個月，但它創造了成舍我報業生涯中新一輪的輝煌，直到晚年，台灣解除報禁後，他再次辦報還以《立報》為名。
1945年5月1日，他以「中國新聞公司」名義集資在重慶創辦《世界日報》，他後來回憶「我這一生辦報，最辛苦，最累人的時候，就是《世界日報》在重慶復刊的時候」。不過為時很短，4個月後，他回北平前夕把報紙交給了曾共患難的陳雲閣。
北平「世界」報系復刊（《世界畫報》沒有復刊），他提倡改進國民心理，轉變社會風氣，「發動全國輿論，正視事實，自由思想，自由判斷」，力圖在激烈的黨派紛爭之外走出「第三條道路」。他和他的「世界」最後三年基本上走的是這條路。
《世界日報》復刊後，除社評外還有專論、特論、時論，主要由各學科學者撰寫，三年中發表了近千篇，參與撰寫的有上百人，共同點就是學者論政，產生了一定影響。為實踐「讀者有其報」和「人民的報紙」的諾言，還另外開闢帶有讀者論壇性質的「人民公論」，訂有嚴格規約，必須文責自負，寫稿的多為學者名流，如1945年12月曾發表朝陽大學教授陳瑾昆的《少「自作孽」》，借古論今，抨擊當政。
《明珠》副刊明確提出「四個反對」，反對茶餘飯後的消遣，反對不顧及大眾的個人牢騷，反對軟性化色情化的東西，反對無聊的考證。1945年12月31日，它曾以整版篇幅刊登《訪問魯迅夫人》一文。1946年10月19日，又以整版篇幅紀念魯迅逝世十周年，有《匕首般的文章》、《祭紀魯迅逝世十周年別忘掉其遺族的苦難》等文。雖然它也整版刊登過為蔣介石祝壽的文章。
1949年2月，內戰即將落幕，勝負已分，作為「無黨無派的超然報紙」，成舍我的「世界」已無路可走，停刊是它的必然命運。然而，成舍我這個名字和三個「世界」、《民生報》、《立報》一起成為報業史不能迴避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