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任何角度來看，上海都是奇特和有足夠分量的城市標本：它在國內是龍頭，在國際上是窗口，背負著"看中國要看上海"的重責大任，一方面，它因"國際化大都市"的招牌而備受尊崇甚至艷羨，另一方面，則遭遇著眾說紛紜的非議和指責——學術界和政治界在"政府強勢，文化保守"上做足了文章。上海人處境也很尷尬，他們的全部自得和自恃在"阿拉上海人"中溢於言表，而身後堆積了滿地以輕慢和譏諷為主調的議論。特別是"小市民"三個字，幾乎仍是上海的附骨之咒。
怎樣看待大上海的"小市民"，為什麼大上海，偏偏會產生小市民？
參與本期"市民話題"談論的四位學者：朱大可、張念、張閎、王曉漁，都來自上海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
朱大可生於斯長於斯，卻從不認同上海人身份："我的性格骨子裡面和上海無關。"從20年前首度提出"石庫門文化"，到仍堅持石庫門最可當作上海地標的今天，他對上海文化脾性的批評卻毫不留情。其他三位，是外來"新上海移民"，在上海分別生活了一年到十多年不等。但他們都自認為和上海沒有太多關係，理由是"根和養分都不在那裡"，只是"寄生"在此。他們的分析冷靜、細膩而尖銳，但何嘗不是繁華上海值得側耳一聽的諍言。
空間逼仄：爭奪的導火線
朱大可：我一直認為，上海的居住條件對市民性格的養成有決定性的影響。上海最傳統的居民建築就是石庫門和里弄房子。樓梯極窄極陡，腳在上面放不直，要側著走，有亭子間，頂樓有一個曬台。空間很狹小，光線很暗，裡面住很多人，很擁擠，廚房是公用的，房間也分割得非常小。房間與房間隔得非常近，對窗能互相看見。有時候板壁是很薄的木板，上面還有窟窿，可以偷窺。解放以後，人口增長速度大概超過工人新村建築速度十倍以上，工人新村也不夠住，於是不得不分割一些原有的里弄房子，使它變得更逼仄，對空間的爭奪因此變成他們日常的功課。爭奪主要發生在一些曖昧的公共空間，比如廚房、曬台。它培育出"小市民"（使用全稱判斷會有很多不妥之處，但為了便於交談，暫且這樣使用，以下同）的第一個品性，就是爭奪——空間爭奪。這是小市民性格的核心。如果不認識這一點，就無法認識上海小市民。
爭奪，一是家庭之間的爭奪，一是家庭內部的爭奪、爭鬥。到知青回城的時候，這種爭鬥達到了頂尖。大量知青回來，可是根本沒有空間，兄弟姐妹之間鬥得很兇。這是中國最黑暗的時候，上海小市民階層最恐怖的歲月，對他們來講，完全是一場噩夢，小市民成了犧牲品。我見過最慘的一個例子：我小學的同班同學，三代五口人，兩個孩子，兩個父母，一個奶奶，住在六平方米的房子裡。就有一張大床，一個大櫥，還有一張桌子，晚上在桌子底下睡兩個，床上睡三個。
張閎：這一點也是上海"小市民"生活和其它城市的一個重大區別。私人空間的狹窄，在別的城市也有，但沒有這麼嚴重。上海的個人空間已經超出人所能忍受的底線了，這時人性就完全扭曲。在其它地方，比如武漢，也有對公共空間的爭奪，但在表面上還不至於要全部侵吞掉別人空間的意圖，沒到那麼激烈。直到1990年代初，上海家庭居住特困戶的標準是人均居住面積小於四平方。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指標！
《市民》：那為什麼在其他城市，尤其是一些內陸城市的人，還會考慮向外流動，而上海人卻一般不願往外走？
王曉漁：這個城市提供了很多滿足感和各種可能性。魯迅的小說里有"豆腐西施"，這種現象在小鎮很常見。漂亮女孩因為學歷、出身、能力等原因不得不從事一些收入較低、勞動強度又比較大的職業，雖然容貌可以給她們帶來一些好處，比如招攬一些顧客，可這還是容貌經濟學的初級階段，基本無法改變她們最後成為"圓規"的命運。可是在上海，只要容貌說得過去，甚至只要不是太難看，她們就有可能改變自己的命運。也就是說，上海的奇蹟和傳奇，不僅出現在電視劇里，而且出現在日常生活中。比如一個棚戶區的女孩，有可能會被花園洋房裡的女孩看不起，但她絕對不願意離開上海，因為在這座城市她可能遇到現代版范蠡，在其他地方只能成為"豆腐西施"。
永遠的身份焦慮
《市民》：外地人經常抱怨上海人太排外，具體說說上海人的"排外"是怎樣的一種情況。
張閎：這是殖民地時代遺留下來的。像在其它城市，尤其在內地的中等城市，市民階層是沒有分化的，他們在文化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上，是"一體化"的。比如，官員、幹部，可能在社會身份上跟普通工人、職員有差別，但在穿著、飲食、審美趣味、日常禮節、生活態度等方面，卻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上海就不一樣了，市民階層分化程度相當高，不同階層的說話習慣、生活方式、文化品味等，都不盡相同。對此，上海人心裡很清楚。但外人可能看不明白，在他們那裡，只有一個籠統的"上海人"概念。
王曉漁：這個城市給人帶來的身份差異感太強了，等級劃分的標準太多了。我們經常說上海人"排外"，其實"排外"是很多地方的共性，在這個方面很多內地城鎮一點也不亞於上海。在我看來，上海人的特產是"排內"，比如在上海，"上海人"和"本地人"是兩個概念。"上海人"的祖籍往往是外地，但他們移居這座城市有兩代以上，大都住在市區；而"本地人"則是當地"土著"，通常住在郊區。不僅市區歧視郊區，市區之間不同區域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這種等級甚至不亞於上海人對外地人的居高臨下。記得大學時有個盧灣區的同學，聲稱不找盧灣區以外的女朋友，對地域身份的強調可見一斑。
政府不斷提高上海戶口的門檻，也使得上海小市民獲得很大的滿足：你不是博士、碩士麼？還不如我們下崗工人呢！不僅"外地人"難以進入上海，有郊區戶口的"本地人"也遇到越來越多的戶口壁壘。我有兩個同學，都是上海郊區人，在上海市區讀了十年博士，畢業留校之後，反而被要求將戶口從市區遷回郊區。這還是因為十年前大學生戶口統一遷到學校所在地；現在上海郊區的學生考到市區的大學，戶口根本不遷，畢業之後再想遷到市區，難度甚至超過外地人。上海的職業轉換比較容易，但戶口轉換又很困難，這就造成了上海的一種內部循環，它的流動是在城市內部進行的。從表面上看，上海是一個開放的大都市，可是它在很多方面的保守程度遠遠超過它所看不上的內地。
《市民》：為什麼上海人對身份和地位的劃分看得這麼重？
張閎：可能跟上海的歷史記憶有關。即使是普通的上海市民，他們也曾見過各種各樣的富人，同時也見過富人被剝奪。但是，被剝奪的富人依然還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保持著曾經有過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品味，如所謂的"老克拉"。直到五六十年代的時候，那些破落了的"老克拉"，社會地位跟普通市民一樣，住在破舊的弄堂里。但他們一走出門，還是有一種不同一般的氣派。雖然普通市民可能會很樂意看見富人們的落魄，但實際上對那種"老克拉"式的人依然心存敬畏，在內心深處有模仿富貴人家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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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職業意識方面，新上海市民卻並未很好地培養出來。事實上，職業意識是現代市民社會的基礎。在現代西方社會裡，人們對各種不同的職業都是非常尊重的。即使是對那些服務性的行業，也不能吆三喝四。可是對一般上海市民來說，一方面把服務業看得很低等，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去從事這些行業。所以，造成心理上的極度不平衡。比如在一些超市裡面，營業員阿姨常常對顧客愛理不理：你要找什麼自己去找。他們還延續著一種"供銷社"的方式。這樣就造成了一個悖論：市民看不起跟他屬於同一類的人。過去有一種幻覺，認為人人平等，每個人都可能贏得尊重。但是這種機會實際上現在已經完全沒有了。而且讓人更為不平衡的是，原來同學、鄰居可能突然爆發，住進了小洋樓，或者當了個科長、處長什麼的。他們把這種焦慮、不平衡轉嫁給了下一代，他們要孩子能夠超越他們，孩子是這一代父母打破身份差異的唯一機會。
朱大可：拿張閎說的超市裡的阿姨來說，她的技能幾乎等於零，知識也等於零，中學後沒有機會上大學，文革當中又沒有受到教育。所以小市民中的這一群是被忽視的，但是他們也在頑強地表現自己，在抵抗。這是小市民裡面最慘的一群，同時他們的小市民趣味是最濃烈的。他覺得這個身份是跟他個人完全不符合的，覺得自己應該做更偉大的事情，但實際情況又不是這樣。上海小市民的這種痛苦，也值得我們同情，是一個時代給他們帶來的，飽經了時代的畸形。他們對社會有一種怨恨，對時代的怨恨。
"興趣小組"並非公共參與
《市民》：有人得出結論說，石庫門的天井有圈子的意味。這應該怎麼解釋？上海的公共參與氛圍是怎樣的？
朱大可：復旦的李天綱認為上海是有市民社會的，認為天井形成了類似的聯盟體，或者所謂的圈子，實際上根本不是，完全是烏合之眾。今天我跟你議論他，明天碰到他了，又轉過來議論你，不停地變換立場。市民社會是有信念的，小市民不是這樣，他只有利，沒有義。
我有一次在杭州的公園裡看見一群老人圍在一起很熱鬧，以為是在跳舞或練功什麼的，結果過去一看，人家在談論毛澤東。上海的小市民沒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公共話題，都是一些非常私人的話題。比如去上海作協，感覺就像進了一個居委會一樣。談論的是淮海路哪一家商場打折這樣的事情。這是為什麼呢？他的利，並不是一個公共利益。如果有的利益通過集合，可以獲得公共利益，那也是現代商業社會很重要的一個途徑。但上海不是，完全只有私利，而不是通過保護公共利益來獲得自己的利益。這樣它就永遠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市民社會。
王曉漁：並且，有些公共參與非常可疑，比如那些"熱心市民"或者"興趣小組"的行動。有次在超市，一個營業員對兩位老年顧客不太恭敬，旁邊的人紛紛站出來怒斥營業員。如果我們在報紙上看到這則消息，會覺得這是值得歌頌的新風尚，並驚嘆於市民對公共參與的熱情。可是當那個營業員迫於壓力不得不保持沉默時，顧客還是不依不饒地圍著她繼續怒斥，路過的人也紛紛加入聲討陣營，態度之激烈仿佛當年的批鬥會。作為在場的旁觀者，我對那些自稱打抱不平的市民就很難產生敬意，我不認為"老鼠過街，人人喊打"就是公共參與，何況對方並不是老鼠。
我們缺乏公共參與的傳統，而公共參與需要一些基本的常識，這些常識在市民中基本還是空白。在上海，"超市裡的批鬥會"不算少見，也經常得到較高的正面評價，可是所謂"熱心市民"未必適合成為公共參與的主體。他們也沒有一個穩固的常規性的組合，就是根據一個事件，臨時結盟。市民社會需要一個相對的穩固性，它不能是臨時需要才建立，沒了就解散。雖然有些貓友們會組織救助流浪貓等等，但也僅此而已，不過是"興趣小組"。報紙曾經報導一些車友在半夜封閉上海的一些道路，然後飆車，這跟農民有錢了沒事幹，買摩托車比賽跨河溝差不多。
"小市民"的正面意義？
《市民》：上海人可以把他的個人空間利用和發揮得很好，這對市民社會有沒有正面意義？
張念：這是個人生存能力的一種爆發。其實從現在來看，上海也是全中國治理得最好的城市之一，雖然這麼多人口，但治理得挺好的，規規矩矩的。這是家庭治理延續到了城市治理。上海人求好的心理還是很強的。
張閎：我們講生存空間的逼仄造成性格扭曲，但實際上，在個人生存空間之外，還有一個更大的公共空間。現代都市廣闊的公共空間提供了改變自身形象和身份標識的可能性。比如說上街去看戲，去做客，這個時候，上海市民非常注意改變自己的形象，改造自身相對低微的社會身份。可見，前面所說的"小市民文化"在整個社會裡，有時並不是主流。"小市民性"占主導地位的文化現象，是在1949年以後的事。
朱大可：上海人形象最惡劣的是文革以後，文革後期開始到1980年代後期1990年代初期。這段時間是上海的空間和人口的關係最緊張的時候，所以他的習性發展到了最惡劣的地步。其實90年代以後，上海人的形象逐漸在改善，因為它的空間發生了變化。所以我講，改善是有可能的，但完全消除就沒可能。
反過來講，小市民的優點是什麼呢？因為空間很狹小，上海人是"螺螄殼裡做道場"，他能夠把很小的空間打理得非常乾淨非常井然有序。如果是這種地方出來的一個建築工人，他會做得比其它地方出來的工人更精緻，上海工匠的工藝會比北方的更精細。這個是要肯定的。但是，他的邏輯是一個自保性的邏輯，就是保護自己的利益不受損，而不是創造一個全新的東西，所以上海人的性格總體上講是保守的。
王曉漁：我覺得，這些因素對於建構市民社會有助，同時又有阻。在"文革"的時候，頑固的小市民意識使得他們沒有完全被收編，但也正是這種意識使得他們離市民精神非常遙遠。不是說全盤否定小市民，可是關於小市民的分析，太多的是先象徵性地批評兩句，然後"但是……"，比如"雖然小市民很愛計較，但上海人還是很遵守條約"。我們現在要超越這樣一種敘事模式，這種敘事模式已經非常有限了，它成了小市民自我合法化的一種修辭策略，上面這句話翻譯一下就是"因為上海人很遵守條約，所以計較是難免的"。
上海市民社會：指望誰？
《市民》：小市民要完成哪些改造，才能有利於市民社會的成長？
王曉漁：還要看時間。我覺得要改造小市民，個人不可能，關鍵在於，這會成為一個很巨大的慣性，不僅是造成他們自身的問題，還構成城市發展的巨大問題。我覺得政府應該退出某些關鍵的領域，其實市民社會的形成和經濟的非政治化、政治的非宗教化、宗教的非倫理化，是密切相關的。現在社區行使的功能其實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張念：現在的強勢政府太一體化了。上面是強勢的行政力量，底下又是洶湧的小市民力量。中間就萎縮。相對於行政之外的是城市的市民空間，或者社會組織，以及社會力量相當匱乏，缺乏文化的生長性與創造力。上海號稱"小資城市"，但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精神、獨立精神在哪裡？上海有六萬的知識分子，但上海的知識分子，包括行為方式、情感方式，更多的時候體現為一種小市民的價值判斷。
王曉漁：在目前的政府治理下，上海不可能產生市民社會，只會產生"小市民社會"。小市民社會由"熱心市民"和"興趣小組"構成，他們會打抱不平或者組織一些興趣活動，沒有市民社會傳統的人們常常誤以為這就是市民社會，可這是一種幻象。市民社會更需要理性的市民和自治的組織，市民不僅具有熱情而且具有公共參與的常識，組織也不僅關心花鳥蟲魚。我對新的上海移民抱有一定的希望，他們往往構成公共參與的新生力量。當然，如果戶籍制度不取消，一切都很困難。現在雖然說每年都有上萬大學畢業生留在上海，但是這個數字對上海小市民文化不構成衝擊，而且還會被它改造。一定要有個順暢的移民通道。
張閎：我認為，市民社會形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完全定型，可能還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成熟的市民社會需要豐富繁雜的社會分層。目前的社會階層的分化剛剛開始，而且人們尚未認可和適應這種分化。沒有分化的市民整體，就不能生成不同階層之間的差異，和由這種差異帶來的不同政治訴求、利益訴求、文化認同，而這種訴求和認同差異的衝突與妥協，才是市民社會公共空間生成的基礎。我覺得，政府和社區應該鼓勵市民建立起健全的職業身份認同意識，並形成不同身份的政治平權觀念。否則，對正在出現的職業身份和社會利益階層的不適應，就會形成整個社會在心理上的一種巨大的不平衡和對立關係。不同階層間的矛盾衝突會以各種不同的形式爆發出來。這是社會緊張和不安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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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幾個問題阻礙了上海的國際化。第一是戶籍保護。號稱國際化大都市，可是國內流動都困難。大都市的一個核心就是流動。第二是文化保護。在文化上採取極為保守的苛刻的做法，也就是意識形態化。所以在上海要辦一個前衛一點的畫展，很困難。上海為了製造繁榮景象，就做了一些所謂的藝術節。藝術節像一個集市，人請來以後，轟隆一下就散了，完全是空架子。沒有一個有根的原創性的文化。
要有完全的自由經濟和自由思想、思想和言論的公共平台，以及利用這兩者打造出來的中產階層。中產階層不是中間收入階層，我們現在很多人判斷說中國已經有中產階層，其實講的是中等收入階層，中產階級除了一定的經濟收入之外，還要有價值理念，包括他的榮譽感、公共發言的欲望、對公共事務的激情。達到這些，才會有市民社會的可能性。原來的上海，上世紀30、40年代全國移民共同打造的上海，還比較有創造力。
大政府只能培養出猥瑣的小市民，而過去租界的小政府倒是能塑造有力量的大市民。這是政府和市民的關係。而現在，精英階層是萎縮的。除了商業以外，所有跟文化相關的階層都是萎縮的。上海高校的知識分子，是靠吸外地的血生長的。我們這些人都是，我們不在上海這塊土地上長大，我們住在上海，但我們的根不在。我們是懸空的，靠外地的養分活下來的。這是一種寄生現象。（知識分子）要不然就是生活方式完全和小市民同質化。英國的傳統離我們太遙遠了，過去多少年了，早就被改造掉了。完全是幻覺。
●它培育出"小市民"的第一個品性，就是爭奪——空間爭奪。如果不認識這一點，就無法認識上海小市民。
●一個棚戶區的女孩，有可能會被花園洋房裡的女孩看不起，但她絕對不願意離開上海，因為在這座城市她可能遇到現代版范蠡，在其他地方只能成為"豆腐西施"。
●上海人的特產是"排內"，比如在上海，"上海人"和"本地人"是兩個概念。
●在一些超市裡面，營業員阿姨常常對顧客愛理不理：你要找什麼自己去找。他們還延續著一種"供銷社"的方式。
●上海小市民的這種痛苦，也值得我們同情，是一個時代給他們帶來的，飽經了時代的畸形。他們對社會有一種怨恨，對時代的怨恨。
●上海號稱"小資城市"，但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精神，獨立精神在哪裡？上海有六萬的知識分子，但上海的知識分子，包括行為方式、情感方式，更多的時候體現為一種小市民的價值判斷。
●市民社會更需要理性的市民和自治的組織，市民不僅具有熱情而且具有公共參與的常識，組織也不僅關心花鳥蟲魚。
●藝術節像一個集市，人請來以後，轟隆一下就散了，完全是空架子。沒有一個有根的原創性的文化。
●大政府只能培養出猥瑣的小市民，而過去租界的小政府倒是能塑造有力量的大市民。
●他（小市民）的邏輯是一個自保性的邏輯，就是保護自己的利益不受損，而不是創造一個全新的東西，所以上海人的性格總體上講是保守的。
●"雖然小市民很愛計較，但上海人還是很遵守條約"。我們現在要超越這樣一種敘事模式，這種敘事模式已經非常有限了，它成了小市民自我合法化的一種修辭策略，上面這句話翻譯一下就是"因為上海人很遵守條約，所以計較是難免的"。
上海市民符號：
石庫門：上海居民最傳統的居住建築。出現於19世紀中葉。當時太平軍東征，上海老城內的居民和江浙難民大批避入租界，一種脫胎於傳統四合院和西方聯排式樓房的二層民居應運而生。後經不斷完善，逐漸發展成由天井、客堂、廂房、灶披間、亭子間和曬台等組成的石庫門住宅，數幢或數十幢為一排，構成分弄，又以數條分弄組成大弄。2006年7月，上海最老的石庫門裡弄之一"大中里"開始拆遷。
工人新村：1956年上海市政府從蘇聯引進的居住形式，解決了上海300萬產業工人的住房困難。當時能住進"工人新村"的都是勞模和先進工作者。學者通常把工人新村看作上海在一個大時代的縮影，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空間化，還認為它形成了上海人的一種性格：制度化，比較容易被管束。
老克拉：該說法約興起於20世紀60年代初，通常指熟悉社會內幕或上層生活的人。"克拉"是英文class的洋涇浜語，早期多講作"克拉斯"。class的本義是等級、階級，中世紀的歐洲等級觀念極強，有財產、地位的人或家族才能擠入class之列，而平民、貧民只能被排擠在class之外，因此，class的另一個意義就是古典的、經典的。
假領：以前叫做節約領。1970、1980年代，買衣服要布票，並且還不易得到。但當時有很多零碎的布頭不用布票，就拿來做成節約領。可以套在不同的外衣上，節省了布料，還可以盡情變換花色，更顯得體面。
"半兩"糧票：1970年代，上海的油條半兩糧票一根，為了方便人們買早點，上海特製了全國獨一無二的"半兩"糧票，以至於當時來滬的外地人，把這當成了上海人小氣的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