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遜
上海第一個全市性的紅衛兵組織
1966年的6月初，一個不受黨團和學生會控制的青少年組織在北京橫空出世。他們貼出《無產階級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喊出後來風行了整整十年的文革口號——「造反」。他們和壓制自己組織的學校黨支部或工作隊辯論，7月28日，江青將他們的大字報送毛澤東。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8屆11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上，印發了毛澤東給他們的回信，信中說：「我支持你們」。這個組織就是不久將震驚中國和全世界的紅衛兵。
北京的消息很快傳到上海，上海許多大、中學校的學生也摩拳擦掌，準備成立紅衛兵組織。幾天後，8月18日，毛澤東又以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的方式，表達自己對這個體制外青少年組織的支持。紅衛兵運動迅即在北京興起。
上海各校學生馬上也要求成立紅衛兵組織。此時上海的學生，還是希望在各級黨委的許可下成立組織。但上海市委很謹慎。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當天上午，市委書記處開會，討論上海是否開會慶祝。曹荻秋「竭力反對，後被迫同意開，又說，不講話，隊伍走過就算了」。最後還是陳丕顯決定，曹荻秋和華東局書記魏文伯都要到會講話。[1]第二天，上海組織慶祝遊行。會上，復旦大學「紅衛兵戰鬥小組」的代表報告8月18日在北京見到毛主席的情景，上海師範學院附中學生向大會提出在全市建立「紅衛兵縱隊」倡議。
對於這個體制外組織，曹荻秋小心地表示：「組織紅衛兵的問題還要考慮，8屆11中全會上沒有講」。學生要在報上刊登建立上海紅衛兵組織的倡議，曹荻秋沒答應。8月22日晚，市委在江灣體育場及虹口體育場召開上海市高等院校師生員工大會，會上又有學生要求建立紅衛兵，曹荻秋明確表示「我不主張建立紅衛兵」。[2]但是，曹荻秋的反對根本不起作用，有毛主席支持，紅衛兵組織迅速在上海各大、中學校，甚至工廠、機關中蓬勃興起。[3]
上海最早以「紅衛兵」命名的組織，是成立於8月11日的復旦大學外語系「紅衛兵戰鬥小組」，負責人勞元一，他不久成為全市最大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負責人之一。8月22日，復旦大學紅衛兵大隊部成立；8月27日，南洋模範中學紅衛兵組織成立。幾天之內，所有的大、中學校全都成立了紅衛兵。
最初的上海紅衛兵組織完全是北京紅衛兵的翻版：講成分，唯出身，非「紅五類」（即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貧農、下中農）子女不能參加，甚至教師、醫生以及普通職員的子女，都沒有參加資格。而且與北京一樣，上海各校紅衛兵成立初期，核心人物大多是幹部子女。
為將紅衛兵運動納入慣常軌道，上海市委成立了紅衛兵聯絡站，站長是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張文豹。不久，不但學校紅衛兵組織，而且工人、農民的紅衛兵組織也紛紛成立，也由張文豹負責聯繫。8月底至9月，北京紅衛兵來上海串聯並衝擊上海市委，社會秩序越來越亂。陳丕顯和曹荻秋提出，對紅衛兵組織要加以引導。
上海市委對紅衛兵的態度，從不支持到希望組織引導，一方面是因為毛澤東及中央決策機構的態度，另一方面也是共產黨一貫思路：對所有的群眾組織必須加強領導和控制。上海市委希望「切實掌握」幾個紅衛兵組織「在自己手裡」，「有事情可以用來起糾察作用」，[4]據後來批鬥曹荻秋大會的批判材料說，1966年9月，曹荻秋在部分區委書記會議上說：「根據運動的發展，每個區要切實能掌握二、三個大型學校的紅衛兵在自己手裡，這樣事情就好辦了」。[5]顯然曹荻秋是希望能以此對越來越失序的現狀有所控制。
上海第一個全市性中學紅衛兵組織和大學紅衛兵組織，就是在這樣的設想下由市委聯絡籌備成立的。9月初上旬，曹荻秋和市委書記梁國斌、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廖政國，各自召見了一些中共中央華東局、中共上海市委以及上海警備區等領導幹部的子女，希望他們儘快成立全市性紅衛兵組織，維持社會秩序。[6]而另一個當事者也回憶說，上海第一個中學生紅衛兵組織和大學生紅衛兵組織的成立，確實是上海市委組織的：
1966年8月……我接到魏曉台（華東局書記魏文伯的兒子）打來的電話，讓我去警備區政委李彬山家開會。……
到了李彬山家的院子裡，記得那時大概有三、四十個學生（中學生、大學生都有）。有一位市委幹部蘇超（時任市委辦公廳副主任）說：北京已經成立了紅衛兵組織，現在上海也要成立，你們這些人是市委經過選拔的。大家一起開了個會，會後又分開在兩個房間組織討論（中學生一個房間，大學生一個房間）。後來分別成立了兩個紅衛兵組織：上海市紅衛兵總部、上海市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7]
在籌備過程中，上海警備區給予了大力支持，提供4輛摩托車，還派出不穿軍服的軍人，為紅衛兵們開車，使籌備者得以在十來天時間內，聯絡了全市10個區的500多所中學，再加上中等技術學校、中等專科學校以及郊縣的中學。
參加第一個全市性紅衛兵組織是有條件的。當時，正值第一批北京紅衛兵來上海串聯，他們對中共上海市委提出質疑；由對上海市委的評價，分化出上海最初的「造反派」和「保皇派」（後來被改稱為「保守派」，又叫「老保」），許多學校都同時存在不同觀點的紅衛兵組織。於是，對上海市委的評價，就成為參加條件。而據不久後對市委的揭發材料，更是說參加者必須具備幾個條件：
(1)承認上海市委是革命的；
(2)必須是紅五類出身；
(3)要文鬥不要武鬥。[8]
9月12日下午3時，「上海紅衛兵總部」（簡稱「上紅總部」），在人民廣場召開正式成立大會。這是上海第一個全市性紅衛兵組織。上海的黨政領導和駐滬三軍領導曹荻秋、梁國斌、王少庸、李干成、宋日昌、楊愷、陶勇、廖政國等，都出席大會；曹荻秋、陶勇、廖政國並講話。參加大會的還有上海市總工會、上海市貧下中農協會的領導，以及上海的學毛主席著作標兵楊富珍、楊懷遠和蔡祖泉。大會宣布，「上紅總部」決定聘上海警備區司令部司令員廖政國為總輔導員，聘警備區副司令員張宜愛和副政委李彬山為輔導員。[9]
「上紅總部」的總指揮、南洋模範中學高三學生李愛民，是文革前中學生中少有的共產黨員。據說當時中央有個精神：高幹子弟不要擔任紅衛兵組織負責人。李的父親是部隊中層幹部。不過，李的性格不屬於能幹張揚類型，幾乎是名義上的司令，實際決策人是廖年和韓烽火，也都是南模高三的學生。前者是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廖政國的兒子，任「上紅總部」的參謀長；後者是是中共華東局書記處書記韓哲一的兒子，也是共產黨員，李愛民的同班同學，任政委。此外，「上紅總部」的部門負責人也都是幹部子女：聯絡部部長是中共華東局書記魏文伯的兒子魏曉台，後勤部長是市民政局副局長楊洪才的兒子楊海光，作戰部長是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的兒子張小勇，辦公室主任是上海工學院黨委書記張敬人的兒子張小坊，等等；張春橋的女兒張維維也曾在「上紅總部」編過報紙。他們大都是高中學生。
「上紅總部」號稱統領全市紅衛兵40萬。這個數字是根據當時上海全市中學生的數字估算的。上海各區也都設「區總部」，每區一個總指揮，兼「上紅總部」副政委。
「上紅總部」機關報為《紅衛兵》報，鉛印4開，創刊於1966年9月16日，重要文章都送市委審查。張春橋女兒張維維曾經是編輯之一。
「上紅總部」在籌備階段時，辦公處最初設在原永安公司老闆郭琳爽淮海中路1375號近復興路口的家中。那時抄家之風已經興起，郭的家被上海中學的紅衛兵占據，「上紅總部」便暫時在那裡辦了幾天公；成立前夕，搬往人民廣場剛完建的一幢大樓內。這幢1964年開始建造的五層大樓，原準備作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市人委）辦公大樓，文革驟起，沒來得及使用，市委就將其分配給「上紅總部」辦公用，一、二、三樓辦公；四、五樓作宿舍，紅衛兵們在那裡打地鋪過夜睡覺。
9月29日，上海第一個全市性造反派組織「紅衛兵西南地區指揮部」成立，要求市委也提供辦公處。為了不被指責對老保和造反派厚此薄彼，也為了避免以後更多的群眾組織來申請辦公用房，市委只能要求「上紅總部」搬出人民廣場大樓。據說當時市委希望「上紅總部」能遷往南洋模範中學，因為那裡離華東局和上海市委比較近。但「上紅總部」有些人不願意搬去南模；10月4日，「上紅總部」搬往徐家匯天主教堂。[10]
「上海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上紅大專總部」），繼中學生的「上紅總部」成立後，於9月26日成立。是最早的全市性大學生紅衛兵組織，也主張在黨委領導下開展文革。復旦大學的「紅衛兵大隊部」（簡稱「復旦大隊部」）是主要發起者；成員主要在華東師範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上海外國語學院、上海戲劇學院，總部設在陝西北路500號共青團上海市委的團校內；主要負責人是華東師範大學學生李本榮，文革前是上海市學生聯合會的副主席。「上紅大專總部」機關報也是《紅衛兵》，與中學「上紅總部」聯合編輯。
但是，「上紅總部」與「上紅大專總部」，除了報紙是聯合辦的，實際沒有什麼橫向聯繫，甚至沒有在一起開過會，[11]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大學紅衛兵初期活動，都在校園內而不在市里。
市委希望這個全市性的紅衛兵組織，能夠對越來越亂的社會秩序起到「救火」作用。韓烽火後來對此回憶說：「他們主要的指示，就是讓我們維持好秩序」。[12]但是，以幹部子女為領導核心的「上紅總部」，很快暴露出先天不足：政治優越感嚴重，和北京紅衛兵一樣，只有「純紅五類」子女有資格加入，將許多其他家庭出身學生排斥在外，不但凸現執政黨17年以來的階級等級身份制，而且更加強化。那些「出生不好」的學生，沒有資格加入紅衛兵，另為他們組織了「紅外圍」、「紅戰友」之類的組織，以既顯示區別。而且幹部子女與幹部階層的先天聯繫，使他們無法將鬥爭目標集中到毛澤東所要打擊的當權派身上，他們是天然「老保」。「上紅總部」曾發過一篇傳單《革命的保爹保媽派萬歲！》，光是這個標題就很能說明他們的傾向。文章曾送《解放日報》社總編馬達審稿。[13]
不過，市委沒有提出過讓「上紅總部」出面保自己的要求；而且不久因為局勢的變化，「上紅總部」更是沒有也無法組織什麼有影響的活動，隨著造反派紅衛兵興起，這些被稱為老保的紅衛兵很快失去文革主流位置。1966年的12月20日深夜，「上紅大專總部」被復旦大學和上海第一醫學院的造反派紅衛兵查封，[14]從此不復存在。中學生的「上紅總部」，由於骨幹成員高幹子女多，在1966年11月以後，為避嫌避砸抄，或離開總部，或外出串聯，總部實際癱瘓，到1967年1月初上海的保守派全面瓦解後，也不復存在。
上海的「破四舊」
8月20日起，北京紅衛兵作出更驚世駭俗的行動——上街「破四舊」。所謂「四舊」是6月1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中提出來的，即「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這個行動通過新華社報導傳向全國全世界，《人民日報》還特地為此配發社論《好得很》，為紅衛兵的狂熱推波助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人民日報》8月23日剛發布北京紅衛兵的這則新聞，當天，全上海大、中學校紅衛兵便涌往街頭，尤其涌往商業鬧市區，首要目標就是「四舊」店名、街名。
上海文革中第一個被改名的，不是商店，也不是馬路，而是有著27年歷史的《新民晚報》。就在「破四舊」消息見報當天，8月23日，《新民晚報》宣布改名為《上海晚報》。這家創刊於1929年的報紙，以貼近生活的報風深受上海市民喜愛，始終居上海地區市民自費訂報之最。此次更名，倒不是紅衛兵強迫，而是報社「文化革命小組」和臨時黨支部決定。改成這個毫無個性的名字，顯然是想減淡該報的民間色彩。這個決定8月12日作出，8月23日公布，恰好為上海改名狂潮做出了第一個榜樣。
聚集人潮最多的地方，是上海商業最集中的南京路和淮海路，紅衛兵加上成千上萬看熱鬧的路人，將馬路圍得水泄不通。各商店櫥窗貼滿大字報，都是五花八門的改名意見：國際飯店被倡議改為「亞非拉飯店」、「工農兵招待所」；和平飯店被倡議改為「人民戰爭飯店」、「革命飯店」；永安公司被建議改名「永紅」、「永鬥」百貨商店，淮海路舊貨商店被改名為「人民委託商店」。老字號的王開照相館、冠龍照相器材店、邵萬生南貨店，招牌都被取下扔進火里。
各大服裝、皮鞋、理髮店前，貼滿大標語和「最後通牒」：「不准縫製奇裝異服」、「不准出售尖頭皮鞋」，「不准剪流氓太保頭」；著名的藍棠皮鞋店被上海交通大學紅衛兵斥為「尖頭皮鞋司令部」，店裡一雙雙待售皮鞋，被紅衛兵們用剪刀剪碎。
南京路附近的西藏路上，著名商業娛樂場所「大世界」的巨大牌子，被用繩子拉下砸爛；新的待命名字一大堆：「東方紅文化宮」、「工農兵友誼劇場」、「革命俱樂部」、「人民遊樂場」、「東風世界」，不一而足。淮海路上，永隆食品商店改名「永紅食品店」，哈爾濱食品廠改名「工農兵食品廠」，襄陽公園改名「向陽公園」。「靜安區」改為「延安區」、「紅衛區」；徐匯區改為「群英區」、「前衛區」；長寧區改為「戰鬥區」、「長征區」、「遵義區」；「普陀區」改為「普紅區」、「工人區」；盧灣區改為「紅衛區」，等等。南京路改為「反帝大街」、「五卅大街」；淮海路改為「反修大街」；肇嘉浜路改為「憶苦思甜路」；復旦大學被建議改名為「東方紅大學」。[15]
上海的宗教場所和宗教建築大都遭到毀滅性破壞，因為馬克思說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共產黨更是無神論。百年名剎玉佛寺[page]
首當其衝。玉佛寺所在的普陀區委領導得悉後，搶先派幹部前往玉佛寺進行保護性「查封」。在「紅衛兵」到來時，進行說服工作。整座古寺和寺內佛像以及珍藏的經書大部分方得以保存下來。這是「破四舊」浪潮中上海僥倖保存得最完整的寺宇之一。有一千多年歷史的龍華古塔也險遭劫難，8月25日，一夥紅衛兵想用繩索拉倒龍華塔，幸虧廟中人員及周圍百姓通宵守護，並懸掛巨幅政治標語於塔身，古塔方倖免於難。上海其他教堂廟宇和人文遺址則基本被砸：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歷史文化遺產靜安寺、龍華寺、上海城隍廟
，近代優秀建築徐家匯天主教堂、佘山天主教堂。等等，幾乎無一倖免。靜安古寺前的千年沸井被填沒，廟裡十八羅漢塑像統統被戴上高帽子；曹家渡三官堂的菩薩被扔進蘇州河；佘山天主教大教堂的精美雕刻全被砸爛；徐家匯天主教堂哥德式尖頂和頂上的十字架被拉倒；教堂廟宇內的神像、經書、法衣全被焚燒。
宗教人員遭受侮辱批鬥甚至毆打。上海教區主教張家樹、上海天主教愛國會副主任陸薇讀等73位神職人員和上層教徒，被強迫跪在徐家匯大教堂中，張家樹等8人被戴上高帽子批鬥；佘山大教堂的馬神父被打死；楊浦傅家宅天主堂內修女被趕走。紅衛兵還聲稱要「接管」廟堂或教堂。南市區的大同中學紅衛兵接管清心堂基督教堂；盧灣區五愛中學紅衛兵接管惠中堂基督教堂。
其他稍有文化內涵的建築也遭到掃蕩。黃浦江畔上海海關大樓頂端報時鐘，報時音樂被改為歌頌毛澤東的《東方紅》旋律。城隍廟豫園內上百年雕花門窗全被搗毀，豫園圍牆上瓦片砌成的九條龍被限令一周內拆除；岳陽路上俄國詩人普希金紀念碑，建於1937年，1944年被日本侵略者拆除，1947年又重建，此次「破四舊」浪潮中第二次被砸毀；外灘市人委門前原滙豐銀行留下的兩座大銅獅子被移走；中蘇友好大廈門前一對顯示中蘇友好的中蘇人像，其中的蘇聯人像，腦袋被布包裹，身體貼上白紙，上書「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名人薈萃的萬國公墓，所有名人墓碑全被砸毀，連國家副主席宋慶齡父母墓園也不能倖免，骸骨被從墓中挖出暴屍。其他公墓包括地處郊縣的公墓也無一倖免，農民們用鋤頭鐵搭刨墳墓，撬棺材，將屍首拋棄于田野；掘墳掘到的金銀陪葬物，換成人民幣，算作生產隊收入。[16]
安閒舒適的西化生活方式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咖啡館、西點館門口被貼上「中國人不吃西餐」、「打倒外國貨」等口號，因為吃西餐是外來的「西方資產階級的糜爛生活方式」；著名西餐館老大昌的高檔麵包、泰山飲食店的「摜奶油」等停售，店家收起威士忌、白蘭地，買來筷子代替刀叉。中餐館也逃不了被批判：滄浪亭的蝦仁面被指「為資產階級遺老遺少服務」而停售；一些餐館取消營業員端菜上桌的服務，要顧客自己排隊領取所點菜餚。百貨行業經售的指甲油、玻璃絲襪、美容劑，與「資產階級臭美」有關，也都不被允許出售。一個顧客於「破四舊」前在一家舊貨店，預付款定了張雕有龍鳳奪珠圖案大床，屆時商店不讓提貨，說必須先將龍鳳敲掉。在一些收入較高的文化人或工商業者聚居的高檔住宅區，公寓或弄堂口貼著大字報，限令僱主24小時辭退保姆。
銀行門口被貼上「取消利息」、「沒收千元以上存款」大字報，前往銀行提款的客戶統統被要求「報成分」，若是「資本家」或「小業主」，當場便被批鬥。紅衛兵認為「資本家拿定息和高薪是剝削」。定息是固定息率的股息，是1956年「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完成後，國家根據贖買政策給私營資本家和業主核定的私股股額，按期支付給原企業主的；一些膽小的企業主見紅衛兵來勢洶洶，便很長時間不敢再去銀行領取，變相放棄。南京路上「老介福」、「協大祥」、「麗華百貨」的資方人員被同濟大學、復旦附中紅衛兵揪出批鬥，前胸、後背貼上「剝削無恥」、「取消定息」的大字報，還被逼著當場簽名同意「自願放棄」定息。
私營企業被認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紅衛兵說「公私豈能合營」？全市所有公私合營商店、企業，一夜之間全被摘下招牌。私人業主被強迫歇業。北京西路上有家私人開業的私營婦科診所，玻璃窗、紅木桌椅、處方本，被砸得一片狼藉。畫家哈定開設在餘慶路上教授繪畫的私營畫室，玻璃窗、石膏像、畫架，全被毀滅性砸爛。
這股風很快刮到郊區，從8月24日到29日，不到幾天，郊區的教堂、廟宇、道觀、庵堂、公墓，稍有文化沉積的古物、古建築，幾乎全被砸光，社員家中的神仙祖宗牌位一掃而光。大部分農村人民公社改了名，換上時髦的東方紅、紅衛、紅星之類新名字。[17]
許多學校的學生還焚燒書籍，將自己學校的圖書館藏書毀之一炬。
這場「破四舊」之狂潮對中國文化的破壞，比歷史上任何一場天災人禍或戰亂都要徹底和無微不至。光是數不清的各類幾百年牌樓、牌坊、石碑、木匾，就被砸得連一個都不剩，而文革前它們遍布上海周邊城鎮和鄉村。上海郊縣的松江、嘉定等古縣城，都有千年以上歷史，多少文物古蹟，躲得了千年戰亂，卻躲不過「破四舊」，永遠消失。
面對海嘯般的改名風潮，市人委辦公廳於10月5日，召開各區區長及有關單位負責人會議，討論群眾提出的對區名、縣名和主要路名的更改建議，多數人反對，說再看看，議而不決，最後不了了之。上海的路名就這樣沒有遭受大的反覆。[18]
「紅色恐怖」蔓延
北京「破四舊」中，對人身的最初侵犯是革「奇裝異服」的命。上海也完全照搬：鞋子頭不能尖，否則立即責令脫下，用剪刀剪去尖頭，讓鞋主光腳回家；褲腿不能小於7市寸，否則剪破整條褲腿；頭髮女不能披肩，男不能包頭，否則剪去一絡頭髮或乾脆剃成光頭。
北京破四舊很快轉入對「牛鬼蛇神」的人身迫害。6月間，打人之風剛開始盛行，北京新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傳達毛澤東「關於發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誤會，不打不相識；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光榮」。7月28日江青對北京市海淀區中學生講話中，又一次轉達毛澤東6月下旬左右說的這段話。[19]8月初，北大附中批判北大工作隊長張承先，紅衛兵發起人之一彭小蒙上台發言後，下台走過站在那裡挨批判的張承先前，突然在眾目睽睽之下，解開腰帶，抽打了張承先一下。這個動作，卻沒有受到在場的江青等人的阻止。紅衛兵第一次打人行為，就這樣在公開場合下，被中央文革小組默許和縱容。
但是各級黨委還是有所顧忌，不敢放任學生隨意打死人，各地政府都有干預學生的動作。於是，在紅衛兵暴力高潮開始的8月下旬，經毛澤東批准，解放軍總參謀部和總政治部在21日發出《關於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緊接著，又是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又在8月22日轉發公安部《關於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20]這種釜底抽薪、凍結社會治安系統的做法，使1966年紅色暴行有恃無恐，愈演愈烈。而此時，各級黨委和政府還沒有失去權力和權威，完全可以制止日益蔓延的「紅色恐怖」。但幹部們不敢違背毛澤東意志，聽任形勢惡化。這是幾乎所有共產黨幹部多年形成的行事方式：寧可對不起老百姓，也不能違背上級意圖，更不用說違背毛澤東。文革前，不要說打死人，就是鬥毆傷人，公安部門也會出面干涉，嚴重者會被拘留。但在1966年的「破四舊」中，本應維持社會治安的警局或派出所卻不見行動，默許了紅色暴力的蔓延。
8月23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人民日報》發布北京紅衛兵上街「破四舊」新聞的當天，著名京劇藝術家周信芳的家被十幾個紅衛兵敲開。「是上海市第51中學和市二女中的十幾個紅衛兵，都是初中生，幹部子女，而且大多是女孩子，但她們打人毫不手軟」。[21]幾個女紅衛兵強行將周信芳9歲的孫女剪「陰陽頭」，還當著孩子們的面，掄起帶著銅扣的軍用腰帶，將周信芳的妻子和兒媳婦打得昏過去，將周信芳家的狗打死。9歲的女孩子被嚇得精神分裂，從此再也沒能痊癒。[22]
8月初的上海，「鬥鬼風」主要還是侮辱人格，雖有打人現象，但大多還不是往死里打。而在上海紅衛兵運動興起的幾乎同時，一些北京紅衛兵南下上海串連，將北京打人風帶到上海。這些北京紅衛兵甚至還沒到上海，就在火車上尋找供他們毆打的對象：勒令「地富反壞站出來」，若真有膽小者站出來，他們就對這些1949年後的賤民一頓暴打。8月下旬後從北京開往上海的火車，到上海站時，經常能看到從車上抬下的挨打者。[23]一些到上海的北京紅衛兵們一再指責「上海太手軟，讓我們打幾個牛鬼蛇神給你們上海人看看！」言傳身教地向上海紅衛兵示範如何將人往死里打。而上海學生中，打人最厲害者是中學紅衛兵。他們到街道和派出所索要名單，按圖索驥將人抓到私設的公堂毆打。
從現在所能看到的資料，上海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者，是上海縣梅隴公社朱行大隊的一個「地主婆」。8月27日，3個北京紅衛兵到那裡，「把6個地主，一個投機倒把分子，3個地主子女捆綁起來，雙膝跪在磚頭上，頭低下用長板凳壓住」，「由北京兩個學生帶頭用鞭子打」。結果打死1個婦女，打傷2人。[24]這是北京紅衛兵第一次向上海的紅衛兵展示他們的殘暴。以後成為著名社會學家的楊東平，那時是上海中學學生，親眼目睹了這場慘無人道的拷打，而且打人者還都是女學生，是北京第28中學的3個女紅衛兵：
我第一次親眼看到北京女紅衛兵是在附近農村的一戶「地主」家，她們讓「地主婆」跪在一塊磚上，用北京話罵，用皮帶抽。人要是反倒了，讓她再跪上去，繼續打，就聽慘叫聲，還看見血淋淋，我們誰也沒有見識過這種場面。[25]
9月6日，地處徐匯區的上海第51中學紅衛兵，在中山醫院一個副院長家批鬥他80多歲的母親，說她是「地主婆」，將其毆打成重傷，後送醫院搶救無效死亡。9月10日，東南中學紅衛兵往黃埔區沈家弄的一戶居民家貼大字報，說她過去有「投機倒把」行為，她不服氣，發生爭執，紅衛兵就將她吊起毆打，次日又拖到沈家弄小學綁在旗杆上繼續毆打，當日晚上10時，人被活活打死。9月17日，「上紅總部」幾名紅衛兵通過黃埔區龍門路派出所，找到3個「壞分子」，押到「上紅總部」毆打，其中一人被打了一整個晚上，直至打死。9月17日，地處徐匯區的上海市第54中學，6個紅衛兵用帶釘木棍、鞭子和扁擔，毒打一名父親是「歷史反革命」的婦女，說她不老實交待在單位里偷看內部報紙《參考消息》之事，將她硬灌大量涼水後踩肚子，當場折磨死，又將其母親也打至重傷。[26]第51中學和54中學，都是上海乾部子女較多的學校，這些打人者中帶頭的，許多是自恃出身優越的幹部子女，也有工人子女。
據統計，從1966年從9月1日起，至9月25日，上海市區489所中學中，有361所學校紅衛兵發生打人行為，被打者達1萬餘人，其中打死11人，打傷961人。[27]而同時期的1966年8月下旬至9月底，被紅衛兵驅趕出北京市的「五類分子」及其家屬達8.5萬多人，全市被打死1772人，高於上海160多倍。[28]據一些當事人回憶，上海的許多打死人事件，都有北京紅衛兵參加，而以北京紅衛兵為主的打人事件還要多。佘山大教堂的馬神父、原國民政府駐法國肖姓參事等，都是被北京紅衛兵活活打死的。
「破四舊」是上海繼「鬥鬼風」之後的第二次暴力高潮，由於這兩個高潮幾乎相連，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個高潮。「鬥鬼風」中的被鬥者主要是「學術權威」，「破四舊」中的被鬥者則是共產黨執政以來歷次政治運動的對象。據文革後的學者根據1966年10月上海市委編印的《文化大革命動態》統計：
上海各區中學、財貿、工交、地區系統體罰情況統計表（6月1日至9月30日）[29]
說明：
1、「其它」一欄的人員分類情況為「里弄乾部、居民、小業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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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它－死亡數」一欄中的「5人」，具體為「舊官吏1人，反革命子女1人，道士1人，職工家屬1人，里弄生產組成員1人」。此處「死亡數」為毆打致死。
3、「受傷數」一欄總人數為十個區的統計。分類情況缺少閘北區的數據。
4、「被剃頭數」一欄總人數為十個區的統計。分類情況為楊浦、徐匯、盧灣、南市等四個區的數據。
由表可知，在整個遭受體罰的人群中，除了運動初期就被各單位定為「重點對象」的，「四類分子」（占受體罰總人數的22.8%，下同）、「資本家」（15.6%）和「社會其它人員」（18.4%）均為重點打擊對象，且死亡數、受傷數、被剃頭數圴為佐證，例如「四類分子」的死亡數為毆打致死總人數的45.5%；受傷數為24.8%；被剃頭數為26.3%，在各人員分類中均列高位。
紅衛兵的暴力行為得到來自中央決策層的支持。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在1966年8月下旬一系列講話，更是為紅色恐怖推波助瀾。謝富治1966年8月下旬，在北京市警局幹部擴大會議上講話說：「我們過去的許多規定都不適用了」；「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8月下旬他在甘肅、陝西、湖北省和北京市警局負責人座談會上甚至說：「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們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規辦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辦。……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30]謝富治這些講話，撤去了本應保護老百姓生命財產安全的最後屏障。
有組織的全市性大抄家
「上紅總部」還在籌備階段，北京的抄家風已經興起。但上海市委對整個「破四舊」，始終持保留態度。8月23日，北京紅衛兵破四舊抄家消息剛經《人民日報》刊登，8月24日市委書記處便連夜開會，作出規範意見，第一個內容便是「不要抄家」，此外還有不要破壞公物，不要破壞文物，不要去搞外僑，不要在馬路上強迫脫鞋子、脫褲子，不要攔轎車，允許市民乘坐三輪車，不要破壞建築物，不要燒圖書，不要燒檔案，保護圖書，等等，共有10條，口頭通知各區、縣、局黨委黨委宣傳貫徹。[31]
但沒幾天，8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高度讚揚抄家，抄家成為時代最強音。市委只得再加上「隨便」兩字：「不要隨便抄家」。不過前一天，8月28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另一篇社論《革命青少年要向解放軍學習》，於是，上海的廣播電台對前一篇社論只廣播了7次，而後一篇社論，卻播送了33次。[32]曹荻秋還要求幹部們儘可能地維持秩序，「在一天內製止下來」。上海市委這個「10條」以後被來上海串連的北京紅衛兵一再指責，說是阻礙運動的「臭10條」。張春橋在在北京聽說曹荻秋制定10條，也打電話來批評市委，說「不要作束縛群眾手腳的規定」。[33]
8月29日至9月3日，上海第一次大規模抄家，其中有組織連續抄家達3天。當時「上紅總部」還沒有成立，一個市一級類似領導小組的機構，領導了這3天的全市性抄家，領導者都是些中學紅衛兵，其中不少人不久成為「上紅總部」成員。抄家行動時，他們分管各區；下面如抄出重要物質，或與被抄家者發生衝突，隨時與他們聯繫，警備區向他們提供了汽車，他們可以迅速前往處理。[34]這次抄家是在上海市委默許下進行的，市委甚至是幕後實際組織者。市委從原先的不贊成抄家，到組織和引導抄家行動，顯然是想將紅衛兵的抄家行動盡力規範在自己可以控制的範圍。
抄家名單大多由警局、派出所和街道黨組織提供。在此之前不久，公安部長謝富治，在8月下旬的一次北京警局幹部擴大會議上說：「民警要站在紅衛兵一邊，跟他們取得聯繫，和他們建立感情，供給他們情況，把五類分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35]直到9月2日，由於打死人太多，中共北京市委才發布《關於制止一切打死人現象的緊急通知》：「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說服和堅決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現象」，「從現在起一律禁止提供所謂流氓分子名單，違者要受紀律處分。除現行犯外，五類分子的名單，也不要向群眾提供」。[36]
上海這次大抄家，市區10個區的抄家名單，全部匯總到那個市一級的抄家領導機構，當時的一個參與者回憶，這些抄家名單都是各派出所提供的：
這些抄家名單，每個人都有一份材料，全是群眾的檢舉揭發，主要是被懷疑為國民黨特務的，還有什麼被認為是反革命的人、被釋放的舊軍警和國民黨將校以上的高層人員，還有解放後群眾舉報的私藏武器和電台的特務，等等。「地富反壞右」倒很少，沒有著名人士。有資本家，但大都是被認為和敵特勢力有聯繫的資本家。所有這些材料，全是解放後到文革前夕這許多年的舉報，由派出所整理的。
為什麼我當時會覺得是派出所整理的，因為這些資料全部都是打字機打出來再油印的，沒有一張是手寫的，而且紙張很白很新，看上去都像剛列印出來的。那個年代，老百姓家根本不會有打字機。所以，給我當時的感覺，這是上海市警局為配合紅衛兵的抄家行動，統一部署各派出所，加急整理出來的。每份名單下面都敲有派出所的圖章。
我印象中，那三天絕對沒有大量抄資本家的家。至於有沒有抄知名人士的家，我不太清楚，因為當時我的注意力都放在敵特嫌疑上。而且給我的印象，市委也是將重點放在敵特嫌疑上。當然，之後的抄家，就開始抄資本家的家。不過，那些抄家就不是我們統一指揮的了。[37]
另一個當年的紅衛兵幾十年後也回憶說，抄家名單是政府給的：
我們抄家的名單，大都是街道里委和警局提供的。徐匯區警局的一位副局長來找，讓我們幫助破案。他們布置我們去抄嫌疑人的家，公安穿便衣夾在裡面，關鍵時出面審問嫌疑人。我記得用這個辦法查了兩起案子。一起大概屬於「特嫌案」。[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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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家的對象「主要是解放後由群眾揭發、舉報的敵特嫌疑對象，還有被捕判刑後釋放出來的國民黨中高層軍人、將領」。[39]這一類人的名單都由警局提供：
抄家名單都是警局給我們的。因為那時候我們都是「紅五類」，警局就是給我們一個名單，懷疑哪個地方有敵特的嫌疑，或者有海外關係的資本家，我們就去抄他們的家。公安人員穿著便衣等在下面，我們抄到的東西也都交給警局，而且是要登記的。[40]
各區名單集中後，再按區分下去；同時分下去的還有地圖，由警備區提供，是五萬分之一的軍用上海地圖，很詳細，哪個弄堂是死路還是活路，都標得很清楚。[41]這些抄家名單是上海市委要求警局系統提供，還是警局系統自己根據謝富治講話執行？目前還不得而知。而負責上海公安工作的市委書記梁國斌，在北京紅衛兵到上海串聯時，曾經說過「可以向紅衛兵提供一批地富反壞右分子的名單，讓他們去抄家」，[42]也可間接證明上海抄家名單至少是在市委默許下提供的。
一個當事者還回憶，「上面」對此次抄家作了規定，如必須留出與周邊群眾同等生活水平的家用物品，如熱水瓶、被子、鍋碗瓢盆等，以及現鈔、存款、糧票等，都有很詳細的數目規定；如果遇到反抗馬上匯報，不許武鬥，等等。[43]
大抄家的第一天晚上，市警局的一個副局長，和紅衛兵一起坐著吉普車巡邏，時刻準備哪裡出事便馬上趕去處理。[44]
趁紅衛兵抄家的機會，有關部門還讓紅衛兵出面干他們不便出面幹的事。據說監測部門過去在一些地段，長期發現可疑電波點，有的可疑點在多戶居民混雜的房子裡，礙於法制不能挨家上門查抄。這次抄家，有關部門便要求紅衛兵對可疑點的一幢或幾幢房子進行抄家，甚至安排人親自查抄。據一個當事者回憶，他當年聽參加過這類抄家的「上紅總部」糾察隊負責人說，曾看到一些成年人直接參與抄家，穿著沒有領章帽徽的軍裝，帶著袖章，看上去像紅衛兵，但有的人年齡明顯大了些，便戴著口罩。他們抄家挖地三尺，破牆鑿洞，內行得很。[45]上海虹口區北虹中學的一個學生文革後也回憶說，他們學校當時曾幾次被要求「抽調一批可靠紅衛兵」，以抄家為名，對警局內部掌握的敵特嫌疑對象進行搜查……規定了紀律，如不准透露是警局帶領抄家的，只能叫警局帶隊的人老師，還不准對外人提起被抄的對象，查抄中不准打人、砸東西、所有查抄物品都要登記造冊，由被抄人本人簽字和居委幹部簽字才能帶回來等等。而且，所有的抄家都是在夜間進行，警局還為我們的行動配備了卡車。其中一家被抄對象在和平公園附近，警局懷疑那家有秘密電台，結果什麼也沒有抄出；另一家是49年前開首飾店的老闆，懷疑他家隱藏黃金等大量貴重物品，結果果然抄出大量金條金磚甚至夜明珠。[46]
此類有關部門讓紅衛兵出面干他們不便出面幹的事還有許多。例如上海市第51中學一個紅衛兵組織的負責人，那些日子接待過幾個成年人，自稱是警局的，給了他們一份十幾人的名單，都是住在徐匯區的；來人說這些人在中國人民銀行租有保險箱，存放的可能是敵產，或是其他什麼東西，甚至可能是武器，希望紅衛兵小將去「破四舊」。但這些保險箱必須同時使用兩把鑰匙才能開鎖，一把在銀行手裡，另一把在箱主手裡，「我們不好出面開鎖，你們紅衛兵小將出面」。紅衛兵根據提供的名單去到這些人家，要求交出鑰匙，所有人都以種種原因推說鑰匙不在或找不到。於是紅衛兵將他們帶往銀行，要求銀行強行開鎖，並由箱主支付10元開鎖錢。結果，開出來的全部都是外幣或黃金，沒有武器電台之類。這些資產都當場在銀行「就地上交」，物主不敢表示任何異議。[47]
全市性大抄家還真抄出了十幾部發報機，有個發報機是從棚戶區里抄出的。那些原先測出可疑電波的點，有些挖地三尺也沒有抄出發報機，但有些可疑點確實抄出發報機。而且自從這次抄家之後，全市可疑電波全部消失，整個上海的上空安靜了好多年。[48]
高安路19號是不公開掛牌的中共中央華東局的宣傳部。小院隔壁是情報研究所，也沒掛牌。19號對面的一幢小院，房主出國，房子長期空關著，可屋子的閣樓上居然架著一門炮，對著19號宣傳部，下面箱子裡還有兩枚炮彈。[49]
還抄出不少武器：長短槍、機關槍甚至六零炮。全市共抄出3萬多支輕重武器，從迫擊炮到手槍，到好幾箱黃油都沒擦乾淨的步槍。[50]現在看來，那些抄出的武器，有些可能只是共產黨執政後收繳民間武器時沒有上交的私人武器；那些發報機，有些可能只是早就廢棄的商業電台。但是，抄家後可疑電波消失，說明還真是曾經有過正在使用的政府控制外電台。
「上紅總部」成立後，曾打算將抄家花絮登在《紅衛兵》報上，市里沒同意，說許多事是保密的。「上紅總部」就在自己辦公樓下辦了個「紅衛兵抄家成果展覽會」，展出抄出的槍枝彈藥和電台，以及黃金等物。[51]
曹荻秋9月4日一個講話說，「上海的紅衛兵抄了五千家」，[52]這顯示，9月4日之前，上海被抄家5，000戶。1966年9月18日曹荻秋在全市區縣局以上幹部大會上，作關於上海文化大革命形勢的報告，在匯報「文革戰果」時，曹荻秋說上海搜出黃金48萬兩，「是北京的10倍」，「北京好像動得比上海厲害，但上海成績比北京大」。[53]10月，曹荻秋去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將紅衛兵抄家作為上海文革戰果匯報。後來造反派說，上海市委這是將文革的「破四舊」成果「據為己有」。[54]
抄家風潮愈演愈烈
三天大抄家的組織者和參與者都回憶說，最初警局、派出所提供的抄家名單中，沒有社會知名人士或所謂「反動學術權威」和「黑幫」，基本都是資本家、小業主，還有長期被有關部門懷疑是「特務」者。市委通過公安系統影響紅衛兵的抄家行動，固然有趁機將他們一直懷疑的對象抄家，但更多的應該是希望儘量將紅衛兵的抄家行動控制在各級黨委手裡。
但事實上，全市性大抄家起了示範效應，以後的抄家根本不可能被控制約束，緊接著全市抄家不斷，而且即使在那三天大抄家中，絕大多數知名人士也還是被本單位職工或本地區紅衛兵、居民抄家，市委根本無法阻止。參加這場全市性大抄家的，不但有各中學、大學的學生紅衛兵，而且更有成年人組織的紅衛兵。紅衛兵運動興起的最初期，在職職工也學著學校學生，成立紅衛兵組織；以後不久，因中央不贊成，紅衛兵成為純學生組織。
這些成年人的紅衛兵組織，在單位黨組織的策劃或默許下，對本單位「牛鬼蛇神」抄家。文革結束後，許多工廠、工業局編印的「文革大事記」或「黨史大事記」中，對此都有記載。8月30日晚上，光是冶金系統各單位就出動五六千名職工紅衛兵，冶金局直屬單位共有900多人被抄家，其中局機關53人。[55]工廠的職工紅衛兵組織也對自己廠的「地、富、反、壞、右」和「資本家」組織抄家行動。例如國棉17廠，8月31日至9月1日兩天，全廠出動400多名由幹部和工人組成的「紅衛兵」，對34名「重點對象」進行抄家。[56]沒有工作單位的自由業者，也難逃抄家之劫，如著名翻譯家傅雷及其夫人，就是被自己所住地區的房管所職工紅衛兵抄家，接著又被上海音樂學院紅衛兵抄家，不甘凌辱，於9月3日凌晨雙雙自盡。
上海第一批被抄家的對象中，市委常委、市警局長黃赤波也在其列。當時上海對各級幹部的批判還在市委的控制之下，批判幹部尤其局以上幹部要得到上級黨委批准。黃赤波是文革初期最早被市委拋出的局級幹部之一，8月23日晚，市警局文保處的幹部王維章，帶人去抄了黃赤波的家。王以後成為警局系統的造反派負責人。[57]以維持社會秩序為責任的市警局的局長尚且自身難保，普通市民更難逃劫數。不久市委進一步失去對全局的控制能力，抄家之風更加蔓延。抄家對象，開始是「牛鬼蛇神」中的一部分：「黑六類」，即地、富、反、壞、右，再加上資本家（實際上還有小業主），以後很快波及黨政領導、工商業者、上層民主人士、作家演員等著名文化人士、學校教師，等等；幾乎波及所有的「牛鬼蛇神」；有的單位凡帶「長」的全部都被抄家。
市人民銀行不論共產黨執政前後，凡曾擔任過銀行正副經理、襄理者，都在被抄之列。商業一局更提出：「抄錯是方法問題，不抄是立場問題。」靜安區抄家1.78萬餘戶，占全區總戶數的14％，其中被抄家最多的是威海、延中兩個街道，各占總戶數17％多。海運局到1966年10月底，共抄144戶，其中機關幹部18人，船長20人，輪機長7人，大副21人，二副7人，大管輪3人，二管輪3人，三副和三管輪以下工人65人。全市文化宣傳系統1.1萬名幹部中，被抄者2，421人，占22％。[58]
上海是中國民族資本家最集中的地方，被抄家對象也最多，知名人士如劉念智、郭琳琪、榮漱仁（榮毅仁之姐）家被抄。全市6萬多工商業者統統被抄家，無一倖免。一些社會知名人士，更是紅衛兵抄家集中目標，作家巴金、書法家和詩人沈尹默，以及演員趙丹、白楊、京劇演員童芷苓等等，上門抄家者絡繹不絕，這幫去了那幫來，甚至時常發生兩群抄家者在同一時間上門的情況。抄家株連名人子孫後代。黎元洪兒子、段祺瑞侄子、袁世凱孫媳婦等悉數被抄。上門抄家的不僅紅衛兵，還有單位造反隊。抄家者挖牆洞、砸櫥櫃，上到房頂，下至地板，角角落落都抄徹底。更有「毀滅性抄家」，不僅拿走東西，還將未拿走的東西肆意破壞。有的家庭，被抄家後接著又被強占房子，「掃地出門」，失去棲身之地。[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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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抄家風掃蕩下，許多人被迫自行破壞珍藏的文物書畫等。如名畫家吳昌碩後人，將許多字畫撕毀，當廢紙就賣掉一百多斤。著名畫家林風眠，將自己留存作品浸入浴缸、倒進馬桶。著名書法家沈尹默，將畢生積累的一大批明清大書法家真跡，以及自己的作品，撕成碎片在夜深人靜時倒進蘇州河。[60]
文革後，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所編寫的《建國以來的上海銀行工作》一書中，公布上海在文革中被查抄的戶數和財產的統計數字，從1966年8月23日到9月25日止，全市共抄家15.77萬餘戶，占全市總戶數241萬戶的6.5％。其中市區11.45萬餘戶，占市區139萬戶的8.2％。抄家中，全市共抄出黃金64.9萬餘兩，各種金銀首飾90.7萬餘件，鑽戒、鑽石4萬多隻，珠寶、玉器、古玩27萬餘件，美鈔334萬餘元，其他外幣330餘萬元，銀元239萬餘元，現金、存款、公債券3.76億元。[61]
還據一份材料顯示，上海文革初期抄家收繳597架鋼琴，後來都沒歸還原主，而由市革委會有關部門批准，轉送給了中小學。[62]抄家物資中，金銀、存單、現金、外幣及貴重物品，當時就交由銀行收兌和保管；1970年經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批准，各單位寄存在銀行的金銀，由銀行按當時收兌牌價折價處理。那時金銀兌換價非常低，而且只有政府一家壟斷價格，但原物主不敢有任何怨言。還有許多文物古董、名家字畫、外幣等，被無知狂熱的抄家者作為「四舊」或「崇洋」，當場燒毀砸爛，損失難以估量。抄家物資集中堆放，沒有任何交捕手續和帳冊，情況混亂，於是又被一些人趁機順手牽羊、中飽私囊，日後也無法查清。
伴隨著「抄家風」的，還有驅趕「黑六類」風。這股風由北京刮來，上海紅衛兵向北京紅衛兵學習，去街道、里弄驅趕「黑六類」，勒令他們必須在限定的日子遷離上海回原籍；甚至有些機關企事業單位也配合紅衛兵的「勒令」，驅趕本單位的職工。市商業二局系統從1966年9月上旬至10月19日，開出「黑六類」名單1630餘人，其中511人被「掃地出門，趕回原籍或農村、小城鎮。市財政局系統的一些單位，以「反革命」、「漏劃地主」、「漏劃富農」、「壞分子」等為名，將局機關以及所屬分局、建行等機關的21人趕出機關，其中18人被遣送回原籍「改造」，致使一人因此跳樓自殺身亡。市水產供銷公司第二批發部共有職工638人，被大字報點名要驅逐出上海的有133人，占職工總數20.8％。而據當時的統計，到1966年10月10日為止，上海全市有9260餘人被遣送回鄉。[63]
1966年整個「紅八月」包括與之相連的9月期間，上海非正常死亡人數大幅度上升：
社會上不斷發生非正常死亡事件。據市委辦公廳《文化大革命動態》第841期記載，9月份不完全統計，發生自殺事件704起，死亡354人。其中：被抄家後自殺的446人；被掛牌、遊街、剃陰陽頭等不堪凌辱自殺的169人；大字報多、思想緊張自殺的18人；其他原因29人；原因不詳的42人。[64]
在整個「破四舊」風潮中，據說毛澤東始終沒有讚美支持之言。雖然，毛在天安門城樓上對女紅衛兵宋彬彬說「要武嘛！」，被紅衛兵作為他們暴力行為的依據。但當時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文革後認為，毛澤東對「破四舊」不欣賞，覺得沒有集中目標對準黨內走資派，毛以後還指斥這一時期運動是「轉移鬥爭大方向」。[65]但當時也沒有傳出毛制止這些行為的言論，甚至當北京市委副書記吳德向他匯報，希望制止紅衛兵行為時，毛回答：「北京幾個朝代的遺老沒人動過，這次『破四舊』動了，這樣也好」。[66]毛澤東以後一再對人說他反對武鬥。但他顯然並不反對用越軌行為衝決他所認為的障礙。
在這方面推波助瀾的是當時的新聞媒體。兩個月後，當「破四舊」已將民眾情緒充分煽動起來，毛澤東將再一次扭轉運動方向，把民眾的狂熱納入批判「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軌道。
小結
從紅衛兵運動開始，一場體制外力量對決體制內勢力的較量開始了。
如果說，中央文革小組是毛澤東建立的一個處於中央權力體系之外的力量，一個他自己能夠直接領導和支配的中央決策班子，用以對付和對抗他所要打擊的中央決策層幹部對文革的控制；那麼，紅衛兵則是毛澤東支持的不受各級黨團或學生會等官方組織控制的體制外青少年群眾組織，用以衝決地方執行層幹部對文革的抵制。而在此之前，甚至朋友之間如果交往稍微密切，也有可能被指責為「小集團」、「反革命小集團」，輕則遭受批判，重則被判刑。執政黨不允許任何官方控制之外的民間團體存在。所以，紅衛兵組織興起的最大意義在於其體制外組織形態，為不久全社會的自由自願結社開了大門。於是底層群眾的意願，得以用群眾組織的形式表達並介入黨內鬥爭，毛澤東的意願得以上下呼應。這種結果雖不是毛澤東在給紅衛兵寫支持信時所完全能預料到，但卻是毛所需要的。
以黨內高幹子女為核心的第一批紅衛兵，在文革最初的發動上起了巨大的榜樣作用。他們藐視權威與秩序的反叛精神，帶動了全國的青少年以及對現狀不滿者。但是，他們的政治要求，也只到能夠成立不受黨團組織控制的結社自由。他們的最終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獨享「革命接班人」的政治名分，將來獨享政治資源；他們企圖以「血統論」，清除那些學習成績出色的非「紅五類」子女的競爭威脅。在鬥爭方向和鬥爭對象上，他們和當政者的目標完全一致，區別只在「文鬥」還是「武鬥」。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的暴戾，是執政黨長期以來階級鬥爭學說的更赤裸的直白，是被刻意引導的必然結果。而且由於北京紅衛兵最初的暴戾，不但沒有受到當局及時的阻止和懲罰，反而得到默許甚至鼓勵，這就不但使1966年的「紅八月」充滿了血腥，而且為稍後興起的造反派樹立了榜樣。整個文革十年中的武鬥和打人行為，都可以溯源到「紅八月」，溯源到最初的幹部子女紅衛兵。當然，更遠可以溯源到《湖南農民考察報告》。
「破四舊」是上海繼「鬥鬼風」後的第二次暴力高潮，由於這兩個高潮幾乎相連，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個高潮。這兩個高潮一脈相承，對象全部都是被階級鬥爭理念政治分層出來的「階級敵人」或「牛鬼蛇神」。只不過「鬥鬼風」是在中央號召下的按照「黑幫、反動學術權威」標準的又一次政治分層，「破四舊」則是紅衛兵們對共產黨執政以來所有的革命對象和不信任對象的一網打盡。
與「鬥鬼風」一樣，上海最初的紅衛兵運動幾乎就是北京的翻版：抄家、破四舊。但是，總體來說，上海打人事件以及打死人的數目要比北京低許多。這與上海市民一向不崇武而崇說理的地域文化有密切關係；也由於上海開埠較早，市民對法律和生命相對敬畏和尊重。
上海死亡人數相對較少，還與上海市委極力控制有關。北京紅衛兵自籌備成立始，就完全是體制外產物，不受各級黨委控制。而因為運動初期上海與北京的時間差，使得上海市委能夠儘量設法影響運動。因為毛澤東對紅衛兵的支持，上海市委從紅衛兵籌備成立開始，到最初的抄家行動，都盡力「加強黨的領導」，使之處於自己影響之下，儘量減少其破壞作用。許多時候，當聽說哪裡發生嚴重打人事件，幹部們都會立即去現場勸阻和處理。這是上海紅衛兵最初的破壞力不及北京大的原因之一。
「鬥鬼風」和「紅八月」兩個暴力高潮席捲上海時，上海的文革運動還沒有分化出保守派和造反派，鬥爭的對象是文革前歷次政治運動對象的延續，因此打人抄家侮辱人格施行迫害者都是最初的紅衛兵，包括成人職工紅衛兵。
「紅八月」催生了上海最初的紅衛兵，與北京最初的紅衛兵一樣，他們的批判指向，與執政黨十七年的批判指向完全一致；與北京最初的紅衛兵區別的是，他們有著明確的保衛對象－中共上海市委，加入他們必須承認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或必須接受上海市委的領導，這使他們被視為保守派組織。而隨著中央決策層對文革對象態度的明朗和對造反派的堅決支持，上海的紅衛兵運動將很快分化，造反派紅衛兵迅速崛起。到最後，上海紅衛兵中最頑固的保守派，基本只剩幹部子女，還有一些對文革打倒一切思維方式有看法的學生。他們在文革最高潮的1966年下半年至1968年底，始終與文革格格不入。尤其在1967年「一月奪權」以後，除了與造反派的摩擦外，很少參與運動。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們被文革邊緣化；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們對文革熱情的消褪。
1966年11月之前的上海文革運動，始終只是對北京運動的追隨和模仿，沒有自己的原創，也沒有上海這樣一個全國最大工業和消費城市所應表現出的特點。上海的特點，一直要到工人造反派興起之後，才會顯現。
（原載《記憶》第9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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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隊1967年11月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區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
[2].傳單《曹荻秋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材料摘編》，上海市無產階級革命派「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清算陳丕顯、曹荻秋反革命罪行鬥爭會」宣傳組1967年6月。
[3].工廠機關的紅衛兵組織只存在了很短一段時間，後來都改稱為「戰鬥隊」或「造反隊」。
[4].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1965年11月—1967年2月24日）》（草稿），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1969年1月編寫。「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編」是文革中的「上海市委寫作組」的前身。
[5].《曹荻秋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材料摘編》。
[6].《陳丕顯、曹荻秋之流操縱上紅總部殘酷鎮壓革命造反派大事記》，載於《紅衛兵戰地》紅1號，紅衛兵上海西南地區指揮部大批判小組主辦，1967年8月6日。原件藏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7].原上海第61中學高中學生、上紅總部工作人員張小坊的回憶錄《難忘的歲月》，張小坊在2009年12月26日對金光耀、金大陸、李遜的訪談時還回憶說：這次會上決定了兩件事：一是成立全市中學生的紅衛兵組織「上海市紅衛兵總部」，二是成立全市大學生的紅衛兵組織「上海市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
[8].《陳丕顯、曹荻秋之流操縱上紅總部殘酷鎮壓革命造反派大事記》。而據後來成立的另一個中學紅衛兵組織「紅西南」負責人屠伯森對筆者的回憶說，據他的記憶，第一條是「在上海市委領導下開展運動」。
[9].《上紅總部正式成立》，載於「上紅總部」與「上紅大專總部」合辦的小報《紅衛兵》第一期，1966年9月16日。
[10].《陳丕顯、曹荻秋之流操縱上紅總部殘酷鎮壓革命造反派大事記》。
[11].金光耀、金大陸、李遜2009年12月26日對張小坊的訪談。
[12].韓烽火著《對文革初期的一些回憶》。
[13].這是聽起草者、筆者的同學俞膠東回憶的，他是當時已經去世的原華東局宣傳部長俞銘璜的兒子，松江二中高三學生。文革初期，筆者也曾聽他講起過這篇文章。不過筆者始終沒有親眼見到過。
[14].這個日期引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上海工人造反派鬥爭大事記》（討論稿），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辦公室資料組編，載於《一月風暴》叢書1966年第一期，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一月風暴編輯部》。原件藏上海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15].以上資料引自1966年8月25日新華社報報導，以及金大陸主編的《上海青年志》，《上海青年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出版。
[16].張治凡著《我所參加的一次搶劫》，載於香港中文大學《民間歷史》：http：//wwwmjlshnet/Bookaspx？cid=4&tid=504
[17].以上材料大部來自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五章，以及1966年8月25日、8月29日、9月29日的新華社報導。
[18].《上海地名志》，《上海地名志》編纂委員會編，張紹梁主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出版。
[19].《江青19660728對北京市海淀區中學生的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2002年出版。但據說，毛澤東在這段話後面還有一句話：「今後不許打人」，說毛澤東對刪去最關鍵的這句話很生氣。
[20].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第1438頁。
[21].金大陸、金光耀、李遜2009年12月26日對張小坊的訪談。
[22].樹棼著《生死戀歌——周信芳與裘麗琳》，文匯出版社2003年出版。
[23].李遜2005年10月1日對原上海市紅衛兵總部政治部副主任俞膠東的電話訪談。
[24].金大陸著《北京紅衛兵在上海――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始末（1966910－930）》，發表於《史林》2008年第3期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出版。
[25].李宗陶著《思慮中國——當代36位知識人訪談錄》中對楊東平的訪談：《楊東平——積極的悲觀主義者》，新星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
[26].以上材料主要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五章。
[27].《中共上海黨志》：中共上海黨志－特記「文化大革命」紀略，《中共上海黨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出版。
[28].金大陸著《北京紅衛兵在上海》。
[29].此表格和表格後的說明均轉引自金大陸著《北京紅衛兵在上海》。
[30].轉引自宋永毅著《文革中的暴力與大屠殺》，刊於《當代中國研究》2002年第3期(總第78-34k期)。
[31].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60頁。筆者當年也曾聽到身為局級幹部的父親提及市委的這個「10條」，父親並要求筆者和弟妹不要去參與抄家。
[32].《市委和市委宣傳部頑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幾個突出事例》，市委宣傳部「一心為公」革命造反戰鬥小組在1966年12月18日市委寫作班造反大會上的發言，載於寫作班造反大會的大會特刊。
[33].上海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隊編1967年11月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區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
[34].筆者2005年10月1日對原上海市紅衛兵總部工作人員、原上海松江二中高三學生俞膠東的電話訪談。
[35].轉引自宋永毅著《文革中的暴力與大屠殺》。
[36].同上
[37].金光耀、金大陸、李遜2009年12月26日對張小坊的訪談。
[38].孫恆志著《從紅衛兵到「反革命」》。
[39].張小坊著《難忘的歲月》。
[40].張延平著《「文革」我當上了「作戰處處長」》。
[41].同上。
[42].轉引自金大陸著《北京紅衛兵在上海》。
[43].李遜對俞膠東的電話訪談。
[44].張小坊著《難忘的歲月》。
[45].這是筆者的同學，作家薛海翔當年聽親歷者說的。
[46].這個回憶是筆者在網上看到的2008年《申城往事》，登在「心之橋網站」，網址http：//wwwzqlhcn/Indexasp，作者是原北虹中學66屆初三（10）班學生，筆名海訊。
[47].李遜2006年年8月21日對原「上海紅衛兵西南地區紅衛兵」負責人、上海市第51中學中五學生屠伯森的訪談記錄。
[48].這是筆者的同學、作家薛海翔2005年10月2日告訴筆者的，他在高安路上的家，文革前就是監測部門監測可疑電波的點，少年時經常有兩個軍人帶著儀器來他家，在一間屋子裡對著外面通宵監測。抄家後可疑電波消失多年之事，就是這兩人文革中告訴他的。
[49].李遜對俞膠東的電話訪談。
[50].金大陸、金光耀、李遜對張小坊的訪談。
[51].以上資料均為李遜對俞膠東的電話訪談。
[52].引自《曹荻秋同志在市委會見北京南下革命師生大會上的講話摘要，1966年9月4日，載於傳單《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曹荻秋言論集》資料彙編第1集，新師大文革籌委會、物理系《五敢》聯絡部、化學系《挺進》兵團聯合翻印，新北大《叢中笑》戰鬥組印，1967年2月，上海。
[53].傳單《曹荻秋九月十八日的黑報告是一株大毒草》，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程綺華等，1966年11月16日。
[54].傳單上海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隊1967年11月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區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
[55].上海市冶金工業局黨委、有色金屬總公司黨委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1987年10月編《上海市冶金工業局黨史大事記》。
[56].《上棉十七廠十年動亂紀實1966年6月——1976年10月》，上棉十七廠1984年編寫。
[57].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57頁。
[58].同上。
[59].以上材料均來自未刊稿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五章。
[60].丁抒著《幾多文物付之一炬？——1966年「破四舊」簡記》。
[61].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105頁。
[62].市教育局工宣隊軍宣隊1969年1月26日《關於抄家鋼琴的分配報告》，原件藏上海市檔案館，檔號B105-4-325-4。
[63].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103頁。
[64].同上第58頁。
[65].王力2001年著《王力反思錄》第644頁。
[66].吳德著《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第27頁，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