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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不成敬意的感覺，如果在朋友圈多轉一些武大那件事的信息，比如判決書內容這些，就會發現它們被出於禮貌的冷處理了，偶爾會有出面嗆一聲的，絕大多數情況下是無人點讚或評論。我在朋友圈發自個拍的人像圖片時，也會感受到這個氣氛。
在這件事迎來轉折之後，楊景媛及其周邊的人和物，都遭到猛烈的譴責，她的碩博前後的經歷被編織到一個巨大的陰謀當中——該陰謀與學術門閥的自我繁殖有關，甚至被標記女權話語權的內部傳承——而編織這些的主要輿論人群，是厭女的那類人。
要弄清楚追殺楊景媛的「主要」人群並不難，他們的畫像不難描繪：多數是微博上活躍的國家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就是過去俗稱「五毛」「自乾五」的那群人。他們在反對女權的長期經驗中，終於贏得了輿論上的正面形象，而這要拜他們的對手已然蛻變成激進女權這個事實。
楊景媛輸了一審官司，為這些活躍的反對者提供了強烈的驅動。而這些人並不忌憚在這件事上做點髒活，比如向浸會大學寫舉報信，給武漢大學及其教育主管部門打去舉報電話——他們曾將這些手段用在自由派身上，現如今槍口有了新目標。
對楊景媛的圍追堵截，從其論文、學歷、導師淵源等角度全方位開盒，是那些秉持自由主義原則的人不願為、不屑為的。這些人一度是早期女權主義的同行者，即使眼見著後者日益蛻化成他們不喜的樣貌，他們也不願意加入到征討隊伍中。
這就出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譴責楊景媛與譴責武大，成為本次輿論中區別度很大的兩個立場。圍毆楊景媛的自乾五們，對她的恨意超過對武大的厭惡，儘管也會攻擊武大。而在泛自由派那裡，只是譴責武大而不會仇恨楊景媛，邊界感很強。
盯住楊景媛不放的人，正在將自身對女權主義的敵視，轉化為對武大、浸大這些高校的仇視，要算一算總帳。而這種帶著偏執狂風格的輿論打法，令泛自由派望而卻步。這種權衡與劃界，讓後者因為無法一碗水端平，公眾形象備受煎熬。
如果泛自由派在大連工業大學中對李欣蒔的聲援是合乎正義的，為什麼他們不能對武大肖明瑫抱以同樣多的支持？這種反差無形中暴露了，泛自由派網友將性別意識凌駕於權利意識之上的特徵，他們的頭腦中依舊殘存女權主義的認識框架。
從湯蘭蘭、李星星以來，到清華、川大女生冤枉男生性騷擾，再到成都地鐵偷拍事件反轉後陷入僵局，而後到武大圖書館中的侵權糾紛，激進女權在迸發出能量之後，已然陷入被輿論全面圍剿的陣中，楊景媛事件意味著某些重要的階段性終結。
這種階段性終結，包括但不限於：泛自由派知識群體在性別議題上失去話語權優勢，即使傾向於女權的機構媒體記者，也因為被遏制的採訪能力，無法延伸議題或設定新議程，以拓寬性別議題的騰挪空間。女權觀念對新一代記者的影響受到持續削弱。
更大的圖景是，在性別話題的中心地帶，正被帶著厭女情結的人群占據。而這一現實，只會越來越厲害地拖累女性在公共輿論中的地位，讓女性的權利話語變得艱難。楊景媛這種毫無道德自律的利己主義者，會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成為公眾對女性的認識與判斷。
武大事件或許也加深了這樣一種觀感：當女權觀念及其影響下的個人走向激進的時候，只有同樣的瘋狂才能制止她們。很多年以來，社交媒體都是女權傳播的主陣地，但武大這件事之後，輿論對無論激進還是溫和女權，都將會有下意識地蓋戳反對。
到了現在，原本失去反對者、進而失去價值感的自乾五群體，在正面硬剛、一路追殺女權的戰鬥中，獲得了廣泛的自由。在輿論上阻止女權主義的傳播，在具體事件中阻止女權意識的象徵意義，已經讓他們在武大一事中有了收穫感，他們甚至可以想像徹底的勝利。
作為早期女權潮流的同行者與支持者，泛自由派博主、記者、大V，已經無法公開聲援，他們的沉默如雷，見證了那句古話：時間真是一種奇異的鍊金術。某種意義上，原來的自乾五取代泛自由派分子，變成輿論中扛起正義大旗的人。
泛自由派聚集的機構媒體及其周邊同人群體，已經被具體女權事件壓製得死死的，他們的存在感變成一種近似於前網際網路時代的稀薄狀態。挫折會製造並積蓄敵意，泛自由派在不斷被收繳、持續折損的議題中失語，卻無法靠異議解困，他們可能不再知道自己是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