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時期的李鴻章|馬勇
馬勇，著名歷史學家，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蘭州大學、河南大學、首都師範大學兼職教授。主要從事近代中國文化、中國近代史、中國文明史、中國學術史、儒學等方面的研究。
晚明時期的中國已經置身於全球化的大潮之下，英國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等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大事件，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中國。在對英貿易順差的刺激下，鴉片引發了近代中國的疊變，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
1840年以來，中國人進行了可歌可泣的探索，在迷茫與徘徊中，進行了抗爭、學習、融合、改革與改良。外部列強勢力犬牙交錯、內部政治鬥爭拉鋸不斷、內外部戰爭頻仍、洋務運動開啟、新一代知識分子開始成長、民智漸開、工業發展……在各種驅動因素的疊加與聚合下，疊變繼續。
然而，甲午之戰的失敗以及稍後列強強租膠州灣、廣州灣等，深刻刺激了中國人，成為近代中國的轉折點，罕見的奇恥大辱震撼了國人，譚嗣同詩曰：
世間無物抵春愁，合向滄溟一哭休。
四萬萬人齊落淚，天涯何處是神州？
震撼之後則是懷疑、彷徨、困惑與憤怒，是民族精神的大覺醒，是疊變的加速：維新變法、新政、共和，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就走完了西方國家花了幾百年所走的路，中國社會結構急劇變化，"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死亡與新生撕扯著苦難深重的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至此也才真正展示出其優勢與劣勢，困境與順境。這是中國歷史內在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
在西方文明的強勢衝擊下，中華文明面臨著最嚴峻的挑戰。近代中國該如何應對這種變局？中國社會發展與變革的驅動力是什麼？引發中國疊變的各種驅動力是什麼，是如何交織與疊加在一起的，又是如何影響中國文明進程的？基於此，本書重新審視近代中國，探索內在的政治演變邏輯和社會發展規律，以期以史為鑑。
-01-
著名歷史學者蔣廷黻在討論林則徐、琦善與鴉片戰爭關係時有一段話發人深省。蔣廷黻說，琦善受命前往廣東處理中英衝突時，確實沒有準備在軍事上與英國人決一雌雄，他大概知道兩國在軍事上的差距，知道訴諸戰爭的後果，審時度勢，做了一個理性選擇，拯救了國家，挽住了大清的一點兒臉面。
然而，琦善的理性選擇卻使他個人蒙受了巨大羞辱，成為國人皆曰可殺的賣國賊。這是琦善的個人悲劇，更是近代中國的巨大失誤。按照蔣廷黻的推理，假如不是琦善出面化解中英衝突，那麼中國一定會按照林則徐設定的路徑選擇戰爭，中英必將有一次大戰：戰則必敗，敗則必速和。速和不僅可以使中國的損失大幅度減少，而且可以使中國提前至少二十年走向維新，進行政治改革。換言之，中國應該比日本提前三十年轉身向西，走向世界，而且不會發生後來那麼多政治、文化上的動盪與波折。
仔細想想，蔣廷黻的這個看法雖說殘忍，但確實是對的。《南京條約》使中國損失不少，比如，割讓香港，但對一個長期受人恭維的"中央帝國"來說，一千二百萬元洋錢的賠款確實是"小菜一碟"。至於五口通商，不過就是在原先廣州一口通商基礎上再增加四個通商口岸而已，充其量不過是四個"經濟特區"。清政府在經過短暫痛苦後很快就覺得慶幸，因為戰爭終究過去了，中國重回帝國老路，可以繼續"天朝上國"的美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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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確實沒有大難臨頭的緊迫感，中國的知識精英除了林則徐、魏源等少數人，沒有人注意到英國與先前那些"蠻夷"有什麼不同。他們的普遍認識是，即便英國人與周邊蠻夷不一樣，那與過去兩百年一直在東南沿海活動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應算同文同種吧？葡萄牙、西班牙、荷蘭都被歷史證明不過爾爾，那麼英國又怎能讓中華帝國心服口服？
鴉片戰爭表面上因鴉片而戰，其實戰爭結束後鴉片貿易並沒有被禁止。中國在這場戰爭中最大的失敗不在戰場上，而是戰爭結局根本沒有讓中國改變一絲一毫。也就是說，中國國際貿易收支依然無法通過正常貿易實現平衡，鴉片依然是英國平衡對華貿易的重要手段。
戰爭結束了，和平重現了，但中國人沒有弄清這場戰爭的意義，沒有弄清英國人不惜發動戰爭的根本目的。中國沒有利用這五個新通商口岸引進西方近代以來物質文明和科學技術創造，沒有利用五口通商去培養中國市場，培養新興產業，培養新的社會階級和階層。清政府上上下下在戰爭結束後依然渾渾噩噩，繼續陶醉在中國文明的昔日光環之中。
導致中國失敗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一個傳統的農業社會遇到了一個比較現代的工業社會。這是兩個時代的差異，沒有先進落後之分，只有時代不同。中國在那時唯一應該走的路，就是林則徐說的"睜眼看世界"，就是魏源說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然而為什麼中國在挨打之後不長記性，繼續陶醉在祖先的榮光中呢？
有一種看法認為中國失敗是因為軍事上不如人；政府不如人；人民，連帶著整個士大夫階層，都不如人。不論中國怎樣拼命抵抗，都沒有用。中國唯一的出路就是學西方，就是改變自己。
在過去的幾千年裡，中國不止一次遇到過鴉片戰爭這樣危險的情形，但中國都沒有像鴉片戰爭之後這樣無所謂。按照胡適的研究，中國之所以在無數次危機中安然前行，是因為中國總能在被異族征服之後反超征服者，讓征服者最終同化於中國文明之中。那麼，這一次為什麼不行了呢？
道理很簡單。因為當時除林則徐、魏源等少數人之外，大多數中國人都沒有弄清中國失敗的根本所在，不相信有幾千年文明的中國會輕易敗在別人手裡。中國文明原本具有的變革精神反而在失敗後被遮蔽、被忽視，將失敗視為偶然，不承認或者說根本沒有意識到中西文明本質的差別，也就無法產生變革思想，甚至將鴉片戰爭之前所具有的那點變革思想予以廢止，比如，龔自珍在戰前所表達的變革主張。失敗沒有促成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覺醒，反而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帶進了更加保守的境地。
傳統中國是"士農工商"結構的"四民社會"，在士農工商四個階層中，真正引領社會進步的是士大夫階層。士大夫階層在很多時候引領社會往前走，但在文化問題上，士大夫階層相對說來比較保守。他們在過去幾千年對中國社會的巨大貢獻，就是對文化變革持有一種近乎本能的適度保守。傳統既是他們需要保護的精神，也是他們的資本。他們所知道的學問只是天下國家，離開了天下國家，他們就無所適從，不知所措。文化的動搖或不信任，對於士大夫階層來說至關重大，他們根本沒有想過從頭開始，"盡棄其學而學焉"，像日本人後來那樣，轉身向西，用一種新學問取代舊學問。這是先驅者的悲劇，是中國文明的悲哀。中國文明自古以來強調與時俱進，生生不息，但到了運用關頭，中國還是錯過了一個又一個的好機會。
士大夫階層經過千百年的發展，已由勇於創新變得保守怕事，他們越來越顧忌自己的名譽、身份、地位，越來越擔心清譽受到質疑和顛覆，因而他們當中即便有人意識到了時代趨勢，也只是私下議論，不願作為公共話題進行討論，更沒有勇氣公開號召，倡行天下。比如林則徐，在與洋人交往中已相當清楚中國問題之所在，知道中國在軍事上與西洋根本不在一個量級上，所以他力主購買外國槍炮、輪船，安排專人收集、翻譯西方資料。林則徐的這些思想和做法深刻影響了魏源，使魏源有機會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積極主張。林則徐、魏源的這些思想主張在二十年後深刻啟發了日本，明治維新雖有很多原因，但林則徐的思想，魏源的《海國圖志》起到了相當大的啟發作用，已為研究者所定論。
林則徐有這樣的覺悟和認識，但他在那個時代並不敢公開提倡，他所說的"睜眼看世界"模稜兩可，含混不清。中國人從來都知道有個世界，而且知道這個世界遠不如中國。林則徐的真實意思是睜眼看世界，終於知道了中國與世界存在巨大差距，但他就是不願或不能直白說出來。他寧願讓那些主持清議計程車大夫、言官在美夢中繼續沉睡，讓國家在迷夢中繼續墮落，也不願犧牲名譽與時俗抗爭。
這種士大夫心態使中國坐失二十年的時間。
鴉片戰爭後，中國按理說應該很容易走上變革之路，知恥而後勇，奮發圖強，學習西方，即便從"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層面，也不應該照著舊模樣繼續統治下去。然而在大清，這些不應該都變成了必然，中國此後坐失二十年光陰，直至下一次危機出現，直至經歷下一次更大的失敗，中國方才覺醒。
-02-
一百多年後，我們覺得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失敗是奇恥大辱，特別是《江寧條約》，以及第二年《虎門條約》所規範的一系列通商制度和交往原則，不僅使中國蒙受了巨大損失，而且極大侵犯了中國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是近代中國與西方世界不平等交往的開始。
根據《江寧條約》和《虎門條約》，鴉片戰爭全部後果可以概括為這樣幾點：第一，賠款兩千一百萬元。第二，割香港。第三，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為通商口岸。第四，規定條約載明的海關稅則，不經兩國同意不得修改。這就是後來我們所說的"協定關稅"，是一種不平等。第五，英國人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更明白地說，就是在中國的英國人如果犯罪，不接受中國法律的約束和制裁，只能交給英國法庭，由法庭按照英國法律量刑治罪，這也在後來被視為最不能接受的不平等。第六，在未來中英官方交往中取平等原則。這條規定的潛台詞是英國不會接受中國三跪九叩禮俗的約束，這顯然是指1793年馬戛爾尼來華時因禮儀爭論而導致的不愉快。
對於這六條內容，戰爭打敗了，願賭服輸，並不必懷疑。割讓香港，也不是一百年後的我們所想像的那樣悲壯，因為香港究竟在哪裡，朝廷中很多人並不知道。而且香港的商業價值和國防意義，也不像後來那樣重要。鑑於那時的中國還處在開疆拓土的農耕時代，朝野無法接受的是歷史逆轉，是從開疆拓土轉向了割地。痛心的要點是地，而不是香港或香山。
真正引起朝野巨大恐慌和不滿的是五口通商。中國在廣州一口通商已有相當長的歷史了。一口通商，是計劃形態，比較可控。五口通商，擴大的不僅僅是規模，而且性質也隨之改變了。五口通商了，外國人來華總量擴大，中外貿易交易量也大幅提升。從今天的觀點看，這都是好事，但在當年大家並不這樣認為。因為中國畢竟是一個農業社會，一直實行重農抑商政策，現在突然來了那麼多外國人，突然來了那麼多洋貨，不僅嚴重衝擊中國的農業經濟，而且外國人合法登陸了，居住了，與中國人交往合法化了，必然給中國帶來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五個通商口岸的社會風氣與內陸沒有開放的地區形成巨大反差，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其實，從後世人的眼光看，不論時人還是後世人對五口通商的惋惜、抱憾、憤怒，可能都是不對的。鴉片戰爭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中英之間，其實也是中國與世界之間的貿易形成了巨大順差。中國市場不發育，中國人的消費衝動幾乎不存在，自給自足，看天吃飯，幾乎沒有任何購買力。這是農業社會的必然結果。
然而，英國人不這樣看。作為島國，英國本來就具有商業、貿易傳統。經過工業革命，產能急劇增加，英國人的商業能力獲得更大提升。英國人不相信市場不發育是一個永久難題，他們更願意相信只要耐心開發，市場可以培育，消費習慣可以培養，消費能力可以提升。這是英國人堅持擴大通商的心理基礎和依據。
從過往兩百年的歷史特別是最近幾十年的歷史看，英國人這些想法的可行性並不值得懷疑。中國改革開放後在很短時間內就培養了國民對外國物質文明的喜愛和消費習慣，中國人的消費能力也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提升，中國政府只是在政策上做了一些變通，沒有犧牲自己的利益，反而增加了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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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後世中國的經驗，道光帝是不可能明白的，朝野容忍了五口通商，依然沒有想到利用這個機會去改變舊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更沒有想到產業創新、升級和轉型。
中英之間貿易不平衡的原因之一是中國無力購買，更沒有意願購買英國的紡織工業品，那時和後來中國人的辯護理由都強調必須防止中國的手工業大規模破產。從道義上說這種主張沒有什麼錯誤，本土手工業大規模破產當然不是一件好事。問題是，當年不願用洋貨衝擊國貨，不願用洋布替代土布，那麼，今天放眼看去，土布安在？傳統手工業者在哪兒還能找到？
在技術競爭層面，當新技術出現時，不論出於什麼原因或理由，都沒有辦法保護落後的技術，沒有辦法保護舊的生產方式、生存方式。正確的選擇是果斷採用新技術、新手段，甚至不惜讓舊行業破產。主動破產是新生活的開始，是新時代的開啟。
中國在鴉片戰爭後沒有利用五口通商的機遇加大自身產業改造，沒有創新，沒有轉型，只有固守。然而這種固守只能導致那一代或稍後一兩代手工業者的生活更悲慘、更無助。假如中國在五口通商後痛下決心，轉型升級、更新換代，用西方大機器生產替代傳統手工業，或許只有一代人痛苦，但完全可以相信，中國一定能夠跟上西方工業化的步伐，緩慢地從一個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
在工業社會之前，農業社會寧靜安逸的生活確實具有很多優越性，尤其是我們在經歷了急劇工業化、城市化之後，更容易對此產生共鳴。問題在於，工業化、城市化是任何後發展國家都無法邁過、繞開的一道坎。如果一個國家拒絕工業化，只是延緩這一天的到來，只是將痛苦往後拖，那麼只會越積越重，最後導致積重難返。
五口通商原本是中國跨越時代的良機，但清政府以各種理由拒絕將這五個"經濟特區"的局部經驗向更大範圍推廣。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因此推遲了五十年。至於中國工業化起步，至少也人為耽擱了二十年。直至1860年中國再次敗在西洋人手裡，中國方才不得不踏上工業化的道路。
中國對工業化的恐懼從後來觀點看當然是不能成立的，但從中國歷史文化的立場說，似乎還有一層因素可以考慮。作為一個古老的農業大國，全面工業化、城市化，當然沒有人知道實際後果，誰能擔負起因工業化而引發中國農業全面破產的責任？
確實，自從五口通商開始，中國農業、農村便處在逐漸蕭條的狀態，農民也面臨全面被拋棄的境地。這是工業化帶給任何國家的必然結果，沒有一個國家能逃出這個定律。假如五口通商後，清政府由五口大幅度推動中國工業化，容忍中國工業的發生與發展，中國農業是否一定全面休克？
歷史無法假設，清政府沒有這樣做，既沒有保全傳統農業，也沒有適度發展自己的工業。朝野最留戀的，其實就是傳統社會的寧靜與安逸，是一種前工業文明。
-03-
在鴉片戰爭之後的二十年，中國沒有抓住五口通商帶來的機遇，沒有下功夫引導中國利用這個機會實現產業轉型，將農業文明轉軌到工業文明；也沒有耐心去引導消費，培育市場，培養中國人新的消費習慣和消費理念。中國在經歷了戰爭短暫的痛苦後，很快重回寧靜與安逸，重新享受農業文明的好處。
或許是因為中國社會的惰性，或許是因為統治者無知、自私，中國沒有從五口通商走向世界，反而以擴大通商引誘國人抱怨西洋人，以為五口通商是對中國領土、主權的傷害。至於在五口居住、營業的外國人所享有的治外法權更是對中國的不尊重。
根據《江寧條約》《虎門條約》，所謂"治外法權"，就是在五口或中國內地，外國人一旦犯罪，不使用中國法律進行約束和制裁，而是交給英國法庭，運用英國法律量刑治罪。這個規定後來被中國人和中國歷史教科書視為最不能接受的不平等條約，以為嚴重破壞了中國的法律體系，是中國司法主權的喪失。
這些憤怒從後世觀點看當然可以理解，但實在說來，這種憤怒只是後來者的憤怒，並不代表當時人的心情。
相反，在鴉片戰爭前後的中國，中國人已經見過不少外國人了，不論在宮廷，還是在沿海、沿江，甚至在偏遠鄉村，外國人且是真正的西洋人並不少見，西洋人與中國人也並不總是處在衝突狀態。只是，怎樣管理這些在中國的西洋人，清政府似乎並沒有想好，他們不是願意讓渡自己的司法權，而是不知道怎樣運用這項權利。他們能想到的簡單辦法就是古代中國的羈縻政策和"以夷制夷"，讓洋人自己管理自己，總比讓中國人去管理更省心。
至於那個一直被後世中國人視為不平等的"協議關稅"，其實與"治外法權"同等性質，是出於同一個原因，是清政府主動放棄了這些權利。
參與《江寧條約》《虎門條約》談判的伊里布、耆英、黃恩彤等人並非等閒之輩，他們不僅有著與外國人打交道的豐富經歷，而且深知中國體制之弊與體制之優。他們還清楚鴉片戰爭之前廣東地方政府與官吏的苛捐雜稅是引發這場戰爭的一個重要原因，因而他們一直希望能夠找到一個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辦法。他們希望英國人同意用一個具有包幹性質的固定稅率去反制地方政府、強勢官員的胡作非為。於是他們想到了協議關稅，這種方式最方便最省心，每種貨物應該納多少稅都明白無誤地寫在條約里，中外雙方因此減少了衝突和爭執，地方政府和官吏不論怎樣強勢，也沒有辦法額外加稅。這雖是一個關稅包幹、財政包幹的笨辦法，但在這些制度設計者看來，一舉數得，清政府的財政收入不會因此減少，新稅則的"值百抽五"在事實上比先前的稅率略有提高。又因為有了這個數額、比例的制度約束，地方政府、強勢官員無計可施，不能稅上加稅。
我們今天看來是一種屈辱或吃虧，但在當年，不論談判者，還是朝廷，都認為這是中國外交的勝利。他們不願徹底打開國門，介入全球經濟的一體化，但他們也不願意英國人在與中國人做生意時占盡便宜。當然，從現代國際關係和國際貿易理論來看，伊里布、耆英、黃恩彤等人所取得的外交成績是虛假的，是不足信的，犧牲了國家主權，貽害不少，他們爭來了不當爭不必爭的東西，恰恰又放棄、犧牲了不應該放棄的權利和利益。只是歷史主義地看待19世紀40年代的中國外交，那時的中國畢竟剛剛開始被動地與近代國家打交道，而且是被打敗之後不得已而打交道。經驗、智慧、眼光，當然沒有辦法與一個成熟的國家去比較，甚至沒有辦法與幾十年之後的中國相比。直至1882年，當中國幫助朝鮮與美國進行修好通商條約談判時，方才有機會仔細檢討四十年前有關"協議關稅""治外法權"的利弊得失。
1882年2月14日，主持中國外交的北洋大臣李鴻章在與朝鮮《朝美通商修好條約》談判代表金允植交換意見時，勸說朝鮮在與美國談判時一定要注意通商條約的公平合理原則，既不能像朝日《江華島條約》那樣不定稅則，喪失利益，且為各國所竊笑，也不能像中國幾十年前那樣用一個固定稅則一勞永逸。正確的方法應該是議立公平章程，如有未盡，就參照他國式樣，約定修約時間。五年一改，或十年一改，總不至於將關稅主權永久喪失。[6]這就是關稅自主原則。中國在經歷了差不多半個世紀方才弄明白，後人當然不應該因此去指責伊里布等人的失誤或不察。這是時代的原因。
《江寧條約》《虎門條約》簽訂後，中國贏得了一個和平時期，只是中國沒有利用這段時間去發展自己的近代工業，去開發自己的市場，中國依然在渾渾噩噩中度過。而且，還有一個不太好的趨向是，由於中英戰爭是以條約談判的方式結束的，因而戰爭結束不久，美國、法國等也相繼要求與清政府簽訂類似條約。由於此時朝廷並不認為"關稅協定""治外法權"有損於中國主權和商業利益，反而認為是"天朝上國"不戰而屈人之兵"羈縻政策"的勝利，因而儘管也有人反對這樣不戰就將優惠的商業利益轉讓給美法等國，但清政府主流派依然我行我素，自鳴得意。他們的理由非常簡單，中英訂約通商，戰爭遠去了，"值百抽五"的稅率讓中國坐地收利，中國有什麼理由拒絕美法兩國呢，為什麼一定要訴諸戰爭然後才同意議和呢？更何況，我們不將給英國人的貿易優惠讓渡給美國人和法國人，我們有什麼把握防止美國人、法國人冒充英國人來與中國人做生意呢？假如美國人、法國人都靠著英國人做生意，他們勢必團結一致對付中國，那樣的話，中國必將面對一個整齊劃一的對手，沒有辦法像過去那樣分而治之，以夷制夷。中國將貿易好處分賞給各國，各國必將感激中國，中國就有機會利用各國之間的矛盾維護自己的利益了。
處在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時期，又因為中國那時對國際公法、國際貿易體制與規則並不理解，穆彰阿、伊里布、耆英、黃恩彤等人的建議與決策確實問題多多，中國也確實因他們先後簽訂的那些協議喪失了不少經濟利益，喪失了一些主權甚至尊嚴。但是，應該肯定的是，作為近代中國最早一批與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政治家、外交家，他們的貢獻和失誤，其實都是那個大變動時代的一筆精神財富，值得珍視，不必總是以後見之明去指責他們媚外、賣國，而是因為時代，因為無知，因為我們中國那時還遠遠沒有現代意識，遠遠不是一個現代民族國家。
本文節選自馬勇老師新書《疊變：鴉片、槍炮與文明進程中的中國（1840—1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