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5日，印刻編輯陳健瑜殺青《雨煙雪鹽》之際寫道：
『真正「無家可歸」的人，那愁苦與憾恨則是無法言說的，就算12年9本書接續出版，我恐也難以完全理解蘇曉康老師的巨大悲愴，雖然他總說，「你感同身受」「你說到我心裡」，可我又能明白多少呢？他身上扛著自「河殤」「六四」以來沉重的歷史擔子，要面對的是一次又一次傷病襲擊的滅頂之災，持續不斷的寫作，仿佛也是反覆地拷問自己，流亡的意義，生存的意義，堅持下去的意義，這世界，還有可能變好嗎？有時我們閒聊難免憂心當前局勢，他倒是樂觀安慰，台灣清醒的人很多，很強的，要我們珍惜台灣的福利和健保……說著說著，他丟來一張近照，原來是當年搭救他的香港朱牧師到美國拜訪他們，接著他說：「他救出我們，自己現在無家可歸！」
瞬間被什麼擊中。
我一時不知如何接話。
心裡想的是，我們要保護自己的家啊。』
她把『無家可歸，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真實困境』這句話印在封面上。
一、許倬云：「無家可歸」
其實這句話，是「五四」運動七十一周年時，我從許倬雲教授那裡聽來的，那次我在華盛頓有幸請教許教授：從「五四」到「六四」，中國知識分子為什麼總是充當這麼一個尷尬的角色？
許先生說他只能從歷史長程看問題。他認為，古代中國讀書人，原本就是遊歷與朝廷和民間之間的。不過儒家靠他們那套學說有整合社會的能力，一方面可以批評皇帝，另方面可以教化民眾；一旦他與皇權鬧翻，他可以回到家鄉去耕田種地，同時教子弟讀書。有家可歸是古代儒生不怕皇權的退路。
「五四」以後，知識分子沒了這條退路。你看有哪一個做大官的或在大學裡教書的讀書人，後來回到他的家鄉去了？沒有。在共產體制下，這種情形就更嚴重。毛澤東老把知識分子往底層趕，他知道你到那裡就沒用了。而知識分子就老想回到上層，回到官場上去。鄧小平上台以後，說了一句要搞改革，大家都紛紛回到體制內去幫助共產黨。他們沒有別的選擇。
當然，古代儒生的道德勇氣，來源於他是傳統文化的代表，他靠儒家的道德規範和政治理念能夠整合社會，在這個過程可以使他感覺到自己的強大。他一方面使皇帝相信，你的道德資質遠比你的權力更要緊；另一方面他又向民眾宣布，我是你的精神導師，整個社會以倫理道德為軸心，這個軸心又立於儒生的胸中，他自然是頂天立地的。
然而，這樣一種文化崩潰了。五四以來，知識分子轉而去代表西方的文化價值，他一下就從巨人變成侏儒。對於還滯留在前現代的中國，西方觀念不為民眾所接受，也無法解決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內憂外患，只有毛澤東靠著最具摧毀力的傳統農民這支力量，取得令人炫目的事功。中國知識分子的最高政治理想就是治國平天下，自己做不到，毛澤東做到了，於是紛紛臣服於他。這導致了中國知識分子史無前例的整體淪喪，其中悲苦，不必細說。陳寅恪在分析王國維何故自殺時說過這樣的意思，一種偉大的文化傳統崩潰了，必然會給它的文化人帶來災難。他仿佛是預見到了日後的浩劫。
問題在於，知識分子能不能靠儒家的傳統思想來恢復胸中那股「浩然之氣」？「文革」結束後，中國知識分子恢復道德勇氣的第一步，就是擔當社會良知的代表，為民請命，伸張正義。這種角色依然陷入尷尬，因為共產黨政權並不跟你講良知。它會把它「最優秀」也「最忠誠」的黨員，如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開除出黨。這就逼出了一批「持不同政見者」，他們不會再去充當儒生的傳統角色，而要站到共產黨體制外搞民主政治。這一來，他們又同那個傳統社會有距離了。
八九前夕，方勵之想組成知識分子的壓力集團，卻沒有多少有名望的知識分子肯同他為伍，這便種下了學潮中知識分子始終不能形成有效組織的前因，進而也註定了如今海外民運組織缺乏成熟政治領袖。以體制內走向體制外的難艱，從傳統人格轉換為現代獨立人格的難艱，都妨礙了知識分子在現代化過程中發揮作用。他們陷入一個巨大的悖論：不藉助傳統他便無力，而他的目標正是要改變這個傳統社會。
「五四」運動一百一十一周年，許倬雲教授又說，「中國文化只剩皮毛，不見血肉，當然也沒有靈魂，這是叫我傷心的地方」。
也許，因此而令「五四」到今天，已成為一個負面的源頭。
二、中國文化只剩皮毛
（我不知道這是許倬雲教授何時的講話，然而講得沉痛、具體、生動，尤其他說中國富了以後更庸俗，一針見血，總根子是價值系統崩潰了，他也提到神，說西方的病根在此，而他希望從中國儒家中找到補充，我則覺得更加枉然。）
從五四以來，中國文化基本上存在於書皮上，也存在於窮鄉僻壤的旮旯兒里。文化影響百姓的生活習慣、行為模式在文化界，下里巴人、陽春白雪受追捧程度差得太遠，崑曲永遠不能進入流行歌曲，像樣的書賣幾萬冊就了不起了，低俗的書賣一兩百萬冊。娛樂的雜誌、時尚的雜誌、小道消息的報刊，銷得好得很。換句話說，今天要說中國的文化庸俗，不算冤枉。
文化利用大量的資源，在表面上形成一個花團錦簇的世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張藝謀的作風，奧運開幕式，全是聲、光、顏色，沒有內涵他只是抓書上常提的中國四大貢獻，這些貢獻是歷史上的貢獻，不是今天的貢獻，沒有在文化內涵上提出好的音樂、好的文學作品，沒辦法找詩人來吟詠詩，沒有找出自己譜的叫人永遠紀念的歌曲來表演，對不對？
凡此方方面面，是不是今天才發生的？不然，乾隆時代就是如此，當時的中國文化是沒有內涵的，只是裝扮的，沒有自己的特色中國文化到了今天已經是只剩皮毛，不見血肉，當然也沒有靈魂，這是叫我傷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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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口口聲聲說"國學熱"，在世界各地辦孔子學院，其實沒有真正的內容。像白先勇這樣整理崑曲是極少的。我們本身也是百孔千瘡，用盡了自己的資源，活力也光了，從精英流離到下里巴人，從內涵濃厚變成表面膚淺，從有內容變成只有一個點綴。音樂和其他藝術形式，無一不是不如此。
今天，中國花了一百年左右的時間，逐漸一步步往下走，真是弔詭的現象。一方面我們看見MZ是好東西，教育普及是好事情，RQ普遍被尊重是好事情。但另外一個方面，全面平等之後，應當有優秀、特異的東西，卻變成了平凡。貝多芬不可能在平民裡面出來，不可能一千個人就直接創作成貝多芬。文化的領域要有一部分精英，但原動力已經衰退，才到了這地步。這是危機之一。
危機之二，價值系統在崩潰。從三百年前發展到今天，我們應該不再標榜"現代"的，現代是有實踐性的，我們叫近代化。三百年前開始發展資本主義、MQ思想、RQ思想、科學精神，都有共同的源泉，是丟開天主教的外殼，撿回了人跟上帝的直接關係，人有了信念。
神造人不是白造的，給你一定的權利，給你一定的智力。人類是平等的，所以不能壓迫任何人，不能禁錮任何人，應當自由。
另外一方面，神的律在科學家的腦子中轉化成自然的律，自然是先天存在的，其實和神的律是同一個事情。一定假定有先天存在的這個律，我們才有科學的上下尋搜，不然一堆混亂的話，怎麼尋搜？
這個假設使得資本主義早期的人物，為了榮耀，為了彰顯使命感，拼死拼命地幹活，而且用"信用"這兩個字來作為資本主義的基礎，沒有信用，銀行沒法借貸，沒法投資，沒法委託。
這次經濟風暴的病根子是因為內心沒有價值觀念約束行為，所以掌權的那些CEO，不講信用，不講道德，以市場遮蓋，大量地偷竊股東的財產，辜負股民的委託，以致股票買賣實際上變成虛假的賭博。股權已經分散到這種地步，流轉這麼迅速，股票本身不存在，變成賭局。掌握股權的無數小民，沒有辦法向公司行使主權，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股權在哪裡，股民沒有辦法行使股權來或者監督經理人，經理人就無所恐懼，工作法規沒有辦法管他。
在1932年羅斯福實行新政的時候，有管束的法律，一整套法律保護勞工、約束。但是從二戰後到今天，美國政權和財富結合，他們廢掉了一條條的法律，再也沒有防止不合法、不公平的法律。公眾無法約束他，股權無法約束他，良心無法約束他。
面對今天瞬息萬變的時代，國家體制要改變，社會結構要改變，改變成什麼樣子，不知道。最要緊的是，將來幾十億人共同擁有這一個地球，怎麼活在一塊，怎麼相容，怎麼再造一個互讓、共存的人類社會？小到農村，大到全球，小到人員之間的爭執，大到國與國之間的戰爭，用什麼價值標準來判斷？這個是最嚴重的課題，今天我們正在轉移點上，蛻變已經開始，有兩種蛻變法。
蛻變是把舊的殼丟掉，變得更大更新，軀殼丟掉，蛇還是蛇，這是一種蛻變。這種蛻變不可能，這是大的崩潰，必須要有大的突破。突破應該是毛毛蟲變蝴蝶，但蝴蝶是怎麼出現，蝴蝶應當具有什麼東西，我們大多數學術人士往往不去管它。學術界絕大多數人忙著寫小論文，忙著搞升職，忙著搞項目，文化界忙著去點綴打扮，都是交白卷。大家應當尋找共同生活的一套價值觀念：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什麼是好，什麼是壞，什麼是丑，什麼是美。這是最叫人擔心的事情。
中國在這個時候，應當從傳統里挖出一些東西填補這個缺陷，但是今天講儒學的人，只抓其皮毛，不抓其精神。許多覺察以繁來文飾淺薄，以表面的口號文飾內涵。從改革開放到今天，中國沒有在這一部分精神的境界、文化的境界上下力氣，尤其近幾十年來的餘悸未定，還在膽戰心驚的狀態之下，沒人敢動，所以，不能單純地說中國已經站起來了。
而在教育上，不是桎梏人的思想，不是圈住人的教條，而是要放手讓大家自由思想。今天學術界非常顯著地崇洋媚外，也非常顯著地抱殘守缺，這兩者是相配而行的。抱殘守缺又不能見全貌，所以崇洋媚外，取外面東西來填補，沒有自發的精神，有聰明才智但是不敢放，不敢用自己的聰明才智來解決自己的精神困擾和饑渴，這是值得擔憂的事情。
所以，假如改革開放真有大義而為的政府，一定要在這個時候放鬆人的思想，一定要放鬆資源鼓動民間的財富，也釋放若干的資源，鼓勵在學術界、文化界做尋找價值、重建價值的工作而我的目標是希望新的價值是以人為本，因為人是真實的。你可以否認別的，不能否認自己。你尊重你自己，你尊重別人投身給你的他，你也尊重別人投身給你看見的自己，一層層投射，可投射到無窮。以這作為一個美好、善良、正直、公平社會的定義的話，誰也不願意不公平出在自己身上，推己及人，也許由此我們可以重建新的價值觀念。
三、唐君毅：花果飄零
我沒想到唐君毅先生的著作題名用了「花果飄零」四個字，他自是從儒家來講天地閉之後的個人精神重建，我則恓惶惶的猶記三十年前，那場大屠殺之後「花果飄零」，有多少「知識精英」因為害怕被中共整成「長鬍子精英」，而倉促離鄉辭廟，漂流海外，三十年下來，已經辭世的就有好幾位了。當年我也留下一文，留下了當年的恓惶——
三年前中國有一句調侃：「精英」不是在外頭（國外），就是在裡頭（獄中）。套用一句台灣愛用的文雅用語，這大概也叫作「花果飄零」吧。飄零者，散落海外也。一九四九年有過一次大規摸「飄零」；沒幾年，「飄」到港台的，又陸陸續續往歐美「飄」。總之，凡「飄」出去的便漸漸被「裡面」遺忘，如我輩（「文革」一代）對胡適先生除「美帝文化走狗」之外一無所知。這是一層。另一層是，據說當時「飄」出來的人，忽然聽說「裡面」好得很，連「文革」那時殺成一團，也渾然不覺，許多人又「飄」回去了，結果吃了很多苦頭，又往外「飄」。
如今也是這樣。不過相去三年，「裡面」對飄零在外的「花果們」，已漸漸露出戲虐的意思，說你們前幾年也「風光」夠了，該輪著下一撥人「風光」了。港刊上也有了這樣的文字：「曾幾何時，前些年許多艱澀而紅火的試驗、顛覆，新進口的理論，才出籠的先鋒，轉眼紛紛已成過景黃花，寂寞得很了」。據說，也沒人去附和官方的討伐，只是大伙兒對「精英文化」已經厭了，如今熱的是平民的俗文化和肥皂劇。再說「飄」在外面的人，也漸漸對「裡面」生疏起來，摸不著感覺了，先是眾口一詞「天下將大亂」，繼而又說裡面「黃金滾滾」，不少人心裡痒痒的又想往回「飄」了。
秋天在哈佛見到一些裡面出來的朋友，大概都是搞學術的，個個聲稱不看報不問天下事，有的沉入考據癖之中；有的一派政治冷感，極言「中國不會變，誰死了也不會變」，好象特意要對海外求變心切兜頭潑一盆冷水。
說起裡面的光景，「毛澤東熱」已是舊聞，什麼「中華大家唱」、「易經」熱、辭典熱、「文化衫」變成「語錄衫」、「唐詩今譯」發行二十七萬冊、北大青年教師重注「十三經」等等，我都懵了。
一個月後又見到另外的朋友，卻說起這幾年裡面「自由化分子」能做的唯一動作，就是反「左」，那艱難程度比起當初反「凡是派」還甚十倍，仿佛十年白過了，一切從頭來，好不容易借了「鄧南巡」講話的「東風」，說來淒涼。我聽了這些，忽然覺出自己已然是一個局外人了，再難「進入」中國去——我既很難冷漠，也很難為鄧的講話所激動，大概也不愛看肥皂劇和「唐詩今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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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零年代有一次我去台灣，一下飛機就說，渴望拜謁名重一時的柏揚、陳映真和李敖。柏揚從台北郊外的山上趕來會我，仿佛離市囂已經很遠。在一個飯局上見陳映真，看上去眼色迷濛、一臉厭世。再打聽李敖，說已經躲出台北。我這才意識到，三位名士如今都已在塵世之外。向台灣人打聽他們，會召來一頓奚落：都什麼年月了？
那時台灣的出版界很慘，書店裡只有最年輕的女歌星的最短的格言集暢銷，大家對另一種語言——立法院裡的「肢體語言」又想看又煩心。朋友告訴我，當年的文化精英已成古董，如今台灣是政治精英和大眾文化明星的天下。
還有人記得林懷民嗎？二十多年前台灣文化藝術脫出體制的第一步，就是從他的「雲門」開始的。台上台下一起流淚，台灣成了「國際孤兒」，執政黨和文化人都需要「本土化」。這情形，就如同後來鄧小平和大陸知識分子，都需要「傷痕文學」一樣。
看來，兩岸的結局差不多，都是占統治地位的官方意識形態，與反體制的文化力量同歸於盡，代之而起的是大眾消費文化。雖然這在台灣，是經「美麗島」事件的壓力而促使蔣經國變革，而在大陸則是經由一場流血，在刺刀下將文化精英趕到「外頭」和「裡頭」。不過我想，既使沒有「六四」，商業化的大潮也已勢不可當，文化擺脫政治魔咒之後，還會套上商業化的魔咒，這個趨勢是註定的。
所以，海外文化人還未結束政治流亡，恐怕要準備另一個更漫長的「文化流亡」了。
四、杜維明發明「文化中國」卻忘了大眾文化
杜維明講「文化中國」，有三個意義世界，新加坡來的學者郭振宇說，你忘了一個「世界」——大眾文化。那些流行音樂卡帶、KTV、卡拉OK、香港電影、武俠小說、通俗文學，已是「中國文化共同體」的一部分，它們超越地理上的「三個意義世界」，在所有中國人的世界蹦來蹦去，所向披靡。台灣「小虎隊」打遍兩岸，四年贏利四千萬美元，「亞洲周刊」稱「小虎隊統一中國」。其實在海外的一般中國人當中，哪裡有中國文化的主流?能有的就是這種中文式的消費文化。
大眾文化是港台商業社會的分泌物，以其經濟強勢，已對大陸構成絕對優勢的文化霸權，在後現代的中國，或許成為主流。它的源頭活水，大約是四十年代上海十里洋場孕育的市民文化（中心），後來同地域性的嶺南文化、閩南文化（邊陲）雜交而成，這就如同台灣的通俗小說，都要拜當年上海租界裡的張愛玲為鼻祖。
台灣社會的現代化雖不過比大陸早了十年，卻使兩岸處於兩個時代。台灣因七零年代先得技術文明和消費文明而占據高屋建翎之勢，大陸遲至八十年代對外開放，勢必成為已開發國家的商品和文化消費品的傾銷市場，這種情形，正如台灣在經濟起飛時成為美國和日本的市場一樣。
這種落差，又是因為港台處於西方體系之內，其體制雖也鉗制民間對政治的參與，卻同時給民眾以不參與的「自由」，因此給社會留下通向世俗的巨大空間，各種「次級文化」或「亞文化」都可以在政治禁忌之外發展;而大陸由於對文化資源和人的心靈的過度摧殘和禁錮，「次級文化」無從滋生，「文革」後文化的復甦需要向外藉助一個推力，這在知識界產生對西方各種思潮流派的囫圇吞棗的現象，在民間則產生借港台通俗文化而世俗化的現象。
如今大陸畢竟在一場血的祭奠之下，放縱了民間次級文化的滋生，於是，在那最古老也最現代、最敏感也最冷漠的、最中心也是最邊緣的北京，大陸人自己的市民文化，從崔健的西北風搖滾到葛優的大陸版「無厘頭」，從王朔的「痞子文學」到毛阿敏的演唱會，真正肆無忌憚地——沒有政治禁固也沒有精英壓制——成長起來了。
五、小傳統反大傳統
市民文化的興起，淡化政治色彩，無意識形態傾向，卻有反「精英」傾向。
文化空間的獲得，原本是仰仗一個龐大的文化買方市場的興起，文化產品迅速變成了商品，使得任何精神層面的影響——無論官方的還是知識精英的——都必須減弱到市場可以接受的程度。這恰好形成一種張力，產生了精神上的中間地帶。同時，文化的市場化迫使各種新思潮、新觀念都必須走大眾化的路線，這種大眾文化的消費性和傳播方式，都是精英文化所不適應的。
在中國文化當中，大傳統（精英）與小傳統（民俗）之間的緊張和衝突，從未消除；一百年來傳統的式微，又產生如毛澤東一類利用小傳統反大傳統的能手，使兩者在深層蘊涵著敵意。
大眾文化在中國有雙重的邊緣性——文化上的和地理上的，它由邊陲侵入中心，對大傳統下的精英文化構成挑戰，就象歷史上的邊緣人入侵中心，將文化人邊緣化；同時，以傳統包裝現代，廉價出售，將民俗文化（小傳統）)商品化。
地處儒家文化區邊陲的港台消費文化，衝擊著處於前現代的大陸，以濃厚的西洋化和反傳統特色對其「反哺」，並召喚大陸市民文化的興起，從價值觀念到話語系統都迅速將大陸解構。
在一個更大的背景下，以西方中心主義和經濟強勢為後盾的現代消費文明及其痞子文化（kitch cultuer），到處都在瓦解著人類的傳統價值，也創造著多元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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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實的多元是不可能了。消費文化的統一性，正在於市場的統一性，和感覺被複製的單一性。利潤與欲望宣洩的結合，使文化變成工業，利用人的弱點和文化的弱點達到最大利潤。一切都表現為對時間的高度敏感，以瞬間頂替永恆，將哲理和刺激煮成一鍋，先鋒派也向通俗化妥協，逃避生活的方式就是玩藝術——
中國正在溶入世界市場。她變得越來越世界性但也讓我們越來越陌生了。
六、「信天游」與黑豹互相捉摸
詩詞大家葉嘉瑩剛與言情大家瓊瑤先後離世，恰好一雅一俗，雅者「悄悄的我走了」，俗者聲名大噪，倒不是她所謂「輕生」，畢竟讀者遍天下，坊間又褒貶蜂起，詩詞會有幾人讀？中文世界早是「下里巴人」菜院子，陽春白雪凋零淨盡，這頗可比擬於唐君毅以「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形容保守之意義與價值的衰落，中文文壇送走這一雅一俗兩大家，真乃雅俗兩氣皆衰矣！詩詞是不要說了，通俗小說門類中，比言情還要大宗的武俠如金庸，走在2018年。
雅俗自古已分，可是人類越往後走越俗，雅所剩無幾。加之，中國文化又有大傳統（精英）與小傳統（民俗）之分，兩者之間緊張和衝突，千年未消；西學東漸，文明衰敗，百年激進，大傳統式微，出來如毛澤東一類光棍，喜好玩耍三教九流，亦是利用小傳統反大傳統的能手，一時沉雜泛起。
一場文化大革命，對大傳統（價值體系）釜底抽薪，小傳統里反而吸收了「造反有理」的新資源。
十年開放，一場流血，再加上後來二十年的"掛羊頭賣狗肉"，接下來是些什麼呢？
『我家住在黃土高坡，大風從坡上刮過，
不管是西北風還是東南風，都是我的歌……』
就在《河殤》旋風颳過，還在「六四」屠殺後的恐怖中，中國大陸仿佛在血腥中飄蕩起一股「西北風」。甚至我逃亡到一個邊陲小鎮，那商業街上的所有商店、飯館、旅社中的各種喇叭，都在吼叫一曲〈黃土高坡〉；這旋律伴隨著我離鄉背井初期的感傷。
「西北風」就像上個世紀八、九○年代之交的一支過渡插曲，至今對它沒有到位的詮釋。一說它是以「草根」的陽剛，抗拒「鄧麗君」的悱惻纏綿。又說大陸流行樂壇擺脫模仿港台的第一步，是回歸西北的「黃土情結」；好像那裡是一個充沛的源頭活水。「西北風」也總拉上崔健的搖滾，然而崔健對採訪他的查建英說，「西北風」不過是一種「商業的東西」，他自己的搖滾則是「模仿西方」；因為「他們那種追求自由的個性，正是我們東方人缺乏的。」——這小子不只有音樂細胞，觀念上也絕對先鋒前衛。
「文化中國的意義世界」成了什麼模樣？有一次我去哈佛聽人講，「毛澤東熱」已是舊聞，什麼「中華大家唱」、「易經」熱、辭典熱、「文化衫」變成「語錄衫」、「唐詩今譯」發行二十七萬冊、北大青年教師重注「十三經」等等，在場的人都懵了。
這些，好像北京那隻"黑豹"搖滾樂隊唱得有點兒模樣：
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
想一想是相互捉摸
人潮人海中是你是我
裝著正派面帶笑容
不必過分多說你自己清楚
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麼
不必在乎許多也不必難過
終究有一天你會明白我
不再相信
不再相信什麼道理
人們已經是如此冷漠
不再回憶
回憶什麼過去
現在已不是從前的我⋯⋯
在一場血的祭奠之下，在那最古老也最現代、最敏感也最冷漠的、最中心也是最邊緣的北京，大陸自己的市民文化，從崔健的西北風搖滾到葛優的大陸版「無厘頭」，從王朔的「痞子文學」到毛阿敏的演唱會，有點肆無忌憚地放縱起來，直到中南海里住進來一個陝北人。
我至今還記得，四九後中國文化最貧瘠的時光，就是「八個樣板戲」時代，幾乎人人可以跟著大喇叭哼幾句沙家浜什麼的，到省城以下就是地方樣板戲而非京劇了。
那個陝北人不會讓幾億人唱「黃土高坡」的，
可是他會不會只准中國剩下一首《東方紅》，還真說不定。
中國在改變，但註定不會再按照某一種理想去塑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