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中學六年的外語教育是學習俄文。初中我們中學和當時國內大多數中學一樣只有俄語，沒有選擇的餘地。
到了高中，因為有少量外校考來的學生是學英語，我們一班有半班學英文，半班學俄文。我卻猶豫半天，還是繼續學俄文。我怕初中沒學英文，跟不上，影響我的高考成績，儘管我本心要學英文。這樣筆者前後經歷了三個俄語老師。
初中的俄語老師叫黃敏，相貌娟好，個子不高，說話文雅，戴著一付近視眼鏡，體態略有點發福，顯出些中年婦女的身影。現在想她當時未必就到了三十歲，只不過我們全是十三四歲的孩子，會覺得她年齡很大。
黃老師教了我們三年初中的俄文。她很少和學生發脾氣，但對我們要求很嚴，多數學生是敬畏她。如果她覺得那個學生的俄文不錯，也願意多學些，就會分別把他們找到辦公室，給他們一封蘇聯學生的來信，協助他們和蘇聯學生作筆友，以便提高俄文的水平。當時中國和蘇聯是所謂兄弟關係，雖然官方奉蘇聯是老大哥的高潮已經過去，但建立這樣的海外朋友關係還沒有被禁止。只不過那時的俄文教材不實用，生活詞彙太少，學生用俄語筆談非常吃力，還要黃老師大力協助才行。所以她也不能介紹給很多同學寫信。
我不知道這些蘇聯孩子的信是怎麼來的，反正黃老師有一大抽屜這樣的信。我沒有去要過，因為我一直想學英文，我的志向是將來念理工科，不準備在俄文上下太大的工夫。
上初一時中蘇雖然還沒開始論戰，但到了初三，半官方對蘇聯的非議已經在同學中，特別是幹部子弟中流傳了。歌頌史達林的蘇聯電影在內部重新上映，謠傳這些電影被蘇聯索回，再不看就看不到了。只是這些電影早就翻譯成中文的，並不需要俄文知識；能夠獲得的俄文讀物越來越少，顯見學習俄語沒有什麼用途了。但中國絕大多數中學的外語仍是俄語。在某中意義上說，六十年代整個中國的中學外語教育完全是個形式。
高中的俄文老師趙木凡，是個男老師。後來我們才知道他本來是教英文的。可在四九年之後，絕大多數學校的英文課給停了，他只好現學俄文現教，我們學生絲毫沒有察覺他是俄文新手。筆者現在推測趙老師很可能過去懂得法文，因為他對俄文語法非常熟悉，這不是只通英文的人可以輕易作到的。
他要求每堂課有一個學生代表起立用俄文匯報當天的考勤情況和當天的天氣，然後由他糾正其中的語法，發音和詞彙錯誤。全班同學輪流，這是我們又怕又有興趣的活動。
還有一位袁志超俄語老師，瘦瘦的，戴付金絲框眼鏡。當時有名的《外國民歌二百首》中的俄文歌就有他翻譯的，記得好像叫《在山楂樹下》。他上課時還用俄文給我們唱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這多少激發了我們學習俄語的興趣。也是後來，我們才知道他是歸國印尼華僑。真不知道他在哪裡學的俄文。
在這樣三個優秀俄文老師的教導下，我們在語法，寫作和閱讀上全有很紮實的底子。可惜實用的詞彙學得太少了。上高中後，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如火如荼，我們的俄文課本大部分是政治性的內容。這使我們可以猜懂《人民日報》反修文章的部分段落，例如著名的《九評》卻不知道麵包怎麼說。我們的俄文課本中基本是中文翻譯成的俄文，甚至包括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其實對那些哲學名詞，不要說俄文，就是中文我們也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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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過的俄文原文，在印象中只有《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一段對共產主義的抒情。但我們悄悄喜歡保爾出獄後和冬妮亞纏綿的那一段卻是不講的。
雖然我高考時俄文考得不錯，但以後中蘇完全交惡，俄文再無任何用途。只是文革中用來看過俄文版的《毛主席語錄》，玩玩而已。到後來自學了英文，俄文就徹底逐出了腦海。這是後話了。只是這三個各有特色的俄文老師的學識和能力全令我們尊敬。我的同學吳延佳高中畢業後還一直和黃老師保持聯繫。
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叫紅八月，人們之所以這樣稱呼，表面上是毛澤東在那個月的十八日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給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實際是那個月最為血腥，人們的生命財產完全失去了保障，掌權的政府官員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公開支持私刑，稱之為「紅色恐怖」。
我想毛澤東一定知道中學生比小學生有體力和衝擊力，比大學生更容易煽動，所以毛主席是從鼓動中學生成立紅衛兵開始文化大革命的。中學的校長，書記和老師首當其衝，他們其實是文革練手的犧牲品，毛搞文革絕不是衝著中學來得。我那時當然不明白這個道理，只覺得趙老師是舊知識份子，袁老師是華僑，都是在劫難逃，至少要受批判，黃老師年輕些，應當沒有什麼事。哪知我想錯了。
趙老師被揭發是資本家，袁老師被揭發翻譯蘇聯修正主義的情歌。他們當然被揪出來批鬥。但想不到黃老師幾乎被打死。當打人的高潮過去後，我和吳延佳在一個沒有月亮的晚上偷偷去看望黃老師。
黃老師家在西城高義伯胡同，其實原來叫狗尾巴胡同。因為名字不好聽，逐漸轉音換字，這是典型老北京地名形成的一種方式。
黃老師家幸好是個獨門獨院，否則我們是不敢來的。那時鄰居之間雖然比現在住樓要親近，但在當地派出所和居委會的布置下形成一個嚴密的網際網路，互相監視舉報，關鍵詞就是「有人來訪」和「串門」，人們私下是要彼此提防的。
黃老師沒有想到我們來，不知我們要幹什麼，很緊張，就請我們坐在院子裡的小板凳上。我隱隱約約記得，院子裡沒有燈光，彼此全看不清面孔，頭上好像有棵茂密的棗樹壓下來。黃老師的頭髮很短，看來是被強迫剃掉，剛剛長了出來。那時被批鬥的女人受到一個痛苦的精神侮辱就是被剃光頭，最可惡的是被剃成陰陽頭：一半光頭，一半寸發。這是古代給囚犯臉上刺字的一個翻版。我們稱呼她「黃老師」，關切地問她的遭遇，她明白了我們依舊是先前的學生，沒有惡意，這才輕輕吐出一口氣。她還是像以前那樣文靜地講述了她的遭遇：
我的一個六五屆學生，不愛念書，怎麼勸他也不聽，去年他沒考上高中，不知道他到社會上幹什麼去了。那天，他回來了，質問我為什麼排擠他這樣工人出身的學生。我記得他的父親是個街道工廠的鉗工。我告訴他，上高中是統一考試，我並不管他的考試和錄取。他說我給他的學期評語不好，是歧視工人子弟。其實他從來沒有好成績，老打架，還有點小偷小摸的壞習慣，我的評語是不太好，但並沒有說什麼他怎麼壞。
這個學生叫我和他到教育局去，我當然不敢說不去，就跟他離開了學校。我當時怕他在學校亂喊，別的紅衛兵聽到了會不分青紅皂白掄起皮帶打我。我想教育局也癱瘓了，到那裡也無法證明我歧視他，大不了挨幾句罵就是了。
哪知他沒把我帶到教育局，反而是到二龍路的教育部，那是當年的鄭親王府，裡面房子很多，還分隔成很多內院。我被他帶到一間廂房，我一進去就嚇傻了：地上有三具死屍，兩個男的，一個女的，全是被打死的，滿地是血。我這個學生命令我把死屍拖到門外去。我不敢爭辯，只好去拖。平常我連雞全不敢殺，哪見過死人？更沒看過被打死的。我只好彎下腰去拖。第一個是男的，我儘量不看他，拉他的雙腳，費力拖出去了，放在屋檐下。
第二個還是個男的，頭髮全白了，臉打腫了，背心打爛了，全是血，好象很瘦。我先拉胳臂，根本拉不動，我更不敢看他的臉，就又是拖腳。好不容易拖了出去。
第三個是個女的，比較胖，好象還有體溫，我拖不動，我的學生就用皮帶抽我，一緊張，竟然就拖動了。但我知道下一個就是我了。果然，那個學生又叫來幾個紅衛兵，命令我跪在屋中間的血泊里，叫我交代是如何迫害無產階級子弟的。我自知難逃一死，就一句也不說。他們就用剪刀鉸我的頭髮，我還是沒說話。接著就是劈頭蓋臉地打了過來。軍用皮帶的銅扣打在身上，開始是刀割一般的疼；後來又打在頭上，就麻木了，很快我就不省人事了。
我醒過來天已經黑了，四周沒有聲音。我爬起來，覺得四肢還沒斷。我可以站起來。我決定逃跑，就在我跌跌撞撞往外跑時，我看到門外靠牆下的還是我拖出去的那三個屍首；我聽到好幾間屋裡傳來呻吟的聲音。我不能乘公共汽車，我這個樣子就是典型的牛鬼蛇神，隨時隨地可以被路過的紅衛兵毒打。我不知道我是怎麼走回家來的。
當我進了門，拉開了燈，我看見我愛人躺在床上。一問，他的腿被紅衛兵打斷了，還好有學生把他送了回家。我們倆就這樣在屋子裡躺了三天，沒有吃的，只能喝自來水，總算熬過來了。
這時我們才知道黃老師的丈夫原來是28中的黨支部書記。北京28中的位置很特別，就在中南海東牆，等於是黨中央的鄰居。當時作為北京中學的校長和黨支部書記幾乎沒有能逃脫被批鬥拷打的。鄧小平女兒鄧榕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學生，被吸收為工作隊成員。她們學校雖然都是女學生，雖然女學生都是十二三歲到十六七歲的少女，卻竟然就把副校長卞仲耘鬥死在學校操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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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黃老師丈夫的遭遇並不令人意外，那麼黃老師的經歷即使在當時也是出乎我意料的，我當時以為紅衛兵至少還有個為了革命的真誠目的和動機，哪知他們為了泄私憤就可以把老師往死了打，而作為黨中央的喉舌《人民日報》和《解放軍日報》還在連續發表社論歡呼紅衛兵行動好的很，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天天對各地的紅衛兵講話，鼓勵他們繼續造反。
吳延佳和我全不知道說什麼好。離開黃老師家，吳延佳說：「我也當了幾天紅衛兵，高喊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回家一說，叫我父親把我臭罵了一頓，我才清醒過來，沒去打人。」他的父親當過外文局局長，彭德懷事件後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份子，撤了職，賦閒在家多年。這是我的同學難以啟齒的污點。但從那一剎間，我對右派和右傾的觀念就全改變了。
幾年之後，我被下放到五七幹校。一次聽領導傳達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文件，要求我們討論一批反革命份子的徒刑，據說是落實毛主席關於實現群眾專政的最高指示。當然我們一致表態要統統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我們都知道這不是真來徵求我們的意見，那是觀察我們的政治態度。
處死的三十八人中有一對夫婦，都是中學俄文教師。他們的罪行是為蘇修提供情報。幹校的一位戰友私下告訴我，所謂提供情報，就是還和蘇聯人保持筆友關係。我暗暗慶幸當年沒有和黃老師要蘇聯孩子的信，不然以我的性格，很可能還和遠方的筆友保持聯繫。我本人有西方資產階級海外關係（父母兄妹），如果再有東方修正主義陸內關係，豈不罪該萬死？
可我馬上又聯想到黃老師，她曾把蘇聯孩子的信給了學生，那她會不會就成了發展蘇聯克格勃的骨幹呢？我不敢再想下去。
註：現在仍屬於中國教育部的鄭親王府位於北京西城區大木倉胡同，創建於清代進關之初，是清代開國元勛濟爾哈朗的封邸。民國後，先是將王府抵押給西什庫教堂，一九二五年復賃給中國大學為校址，最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育部，今天掛牌是中國教育發展基金會。
鄭王府坐北朝南，原布局分東中西三部，西部花園是京師王邸花園中最好的，現改建為二龍路中學。尚存建築，只是東部殘留一些，有街門，浮雕丹陛猶存。其餘建築被拆除。近年所有劫後餘生的建築都翻修一新，原有古蹟就蕩然無存了。
大約今天很少人會想到，四十多年前這個教育發展基金會所在地竟然是一個學生可以肆意刑訊老師的國家教育部，是一個殺人無須法律的廟堂。今天無數被拷打致死的幽靈還在假古蹟的樓堂遊蕩，因為他們就這樣糊裡糊塗死去了，沒有給一個說法到底誰要為這樣的恐怖活動負責。教育基金會是屬於慈善事業，筆者偶爾經過那裡只能暗暗念一聲阿彌陀佛，祝福中國的教育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