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春天《中國不高興》一書出版以後，一位相熟的俄羅斯朋友對我說，俄羅斯雖然沒有以完全一樣的書名出版過這麼一本書，但是類似的書籍和言論在俄羅斯鋪天蓋地，因為「俄羅斯不高興」的人比「中國不高興」的人多得多，不信你到俄羅斯去轉一轉，除了數萬到處挑釁滋事的極端民族主義的「光頭黨」外，隨時都可以碰到「憤青」式的「俄羅斯不高興」的人。自從他說了這段話以後，我就一直在想，俄羅斯為什麼不高興？它不高興的理由是什麼？這兩個「不高興」相遭遇會有什麼結果？在俄羅斯目前「自我塑造」的過程中會有哪些值得我們關注的重要的內容？
對蘇聯解體的反作用力
1989年戈巴契夫提出「共同的歐洲家園」，表現出蘇聯以罕見的低姿態在「討好」歐洲，而歐洲並沒有張開雙臂擁抱龐大的北極熊，冷戰以來的意識形態差異和西方慣有的傲慢，使情緒化的俄羅斯人有一種「熱臉貼冷屁股」被愚弄的感覺。1991年蘇聯解體，葉爾欽的「國家收縮」戰略後的處境又一次強烈刺激了一直都有「霸權型的民族主義」和「優勢民族」心理的俄羅斯人。美國的布熱津斯基提出，俄羅斯應該回落到一個類似於法國、英國那樣的「正常國家」或者像「奧斯曼帝國滅亡後的土耳其一樣」，「把自己純粹限定在一種切合的環境內」，另有些人甚至把俄羅斯與印度、巴基斯坦、南非等國並列。這種國家降級、民族「矮化」的局面讓俄羅斯人憤憤不平，在俄羅斯人的潛意識裡，「蘇聯」這個概念在心理上取得的成就比它在經濟上的成就要大得多，這是蘇聯解體以後許多俄羅斯人都承認的一點。第三次，普京在上任後不久提議俄羅斯加入北約，而北約國家認為，這是大象想闖浴池，不是去洗澡而是去毀壞浴池。這是俄羅斯歷史上罕見地多次向西方伸出橄欖枝，西方卻都不接招，使本來就好激動的俄羅斯人發出「孤獨的憤怒」，而現實中國家領土的收縮、歐洲與美國忽視俄羅斯的存在、擠壓它的「特權利益區」，這一切叫當慣了老大哥、歷來具有救世情結、對領土安全極端敏感的俄羅斯人怎能無動於衷呢？怎麼能不點燃俄羅斯人「熾熱的頭腦」呢？俄羅斯老百姓常說的一句話是，既然美國叫俄羅斯人「不高興」，作為回應，俄羅斯人就一定叫美國人「不痛快」。
長久以來，俄羅斯人習慣了擴張性的發展歷史，習慣了戰無不勝的神話，他們一直被灌輸的都是「可以在世界上發號施令的超級大國」、「俄羅斯光榮」的身份認同，而劇變後有2500萬俄羅斯人突然發現自己成了散居在外國的居民，很多的俄羅斯人被排除在新型獨立國家的政治進程之外，到處呈現的「一盤散沙」現象令俄羅斯飽受「身份認同危機的折磨」；90年代經濟轉軌階段，東歐國家早就擺脫制度轉變的困擾，而俄羅斯卻長期在「平底鍋」里徘徊，不清晰的市場經濟與規則鬆弛激起的新與舊的敵對狀態久久不能散去，好不容易等到了1999-2007年，高油價支撐下的經濟年平均增長接近7%，剛剛見到越過困境的曙光，「恃油而驕」的傲慢還沒有牛氣多久，經濟結構的不合理又在世界金融危機的連帶下陷入經濟不景氣的泥潭；蘇聯解體後周邊的防禦性民族主義很快轉化成分離民族主義，他們的挑戰加速了俄羅斯主體的民族膨脹，後蘇聯空間成為一個失控的暴力競技場；所有這些都刺激了「蘇聯解體後的仇外和褊狹，產生了有利於群體疏遠和族際關係緊張的社會風氣」。於是，激進主義情緒下的「俄羅斯不高興」在民族主義的大旗下聚集起來，一股強烈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迅速崛起，俄共、自民黨、統一俄羅斯等各種政治勢力都相競瓜分民族主義的遺產，曾任政府部長的鮑里斯·米羅諾夫公開說：「假如俄羅斯民族主義就是法西斯主義，那麼，我就是個法西斯主義者」。日裡諾夫斯基說「蘇聯解體又把俄羅斯帶入到了冰雪封凍的寒帶，我們需要到印度洋里洗刷靴子。」在民族主義的煽動下，整個社會都處在「火氣旺盛」的「邏輯反衝」中，無處發泄的無名怒火終於在「民族主義的狂怒」中找到了出口。俄羅斯民族主義的靈魂在蘇聯的軀體滅亡以後，又在民眾的心中復活了，各種極端形式的俄羅斯族裔民族主義團體紛紛亮相，它們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失落掉大國自豪感的俄羅斯人不平衡心態以及把外部世界「妖魔化」的政策導向。如今普京、梅德韋傑夫政權有意識地迎合這種社會資源，並選用了一套戰爭年代動員民眾的符號，比如強國、民族自豪感、愛國主義至上、俄羅斯的偉大之處的詞彙，並垂青於民族主義的一些象徵符號和標語口號。
「焦慮症候群」困擾著俄羅斯
究其原因，是俄羅斯如今面臨幾大焦慮，一種「焦慮症候群」在困擾著煩躁不安的俄羅斯。
第一是「身份認同」的焦慮。
首先是俄羅斯「身份認同」帶來焦慮，曾經以來，俄羅斯人認為他們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歷史定位、發展方向和民族認同問題，只要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就是一條金光大道，沒有料到20世紀末的劇變使以前的定位遭到否定，尚未確立的「蘇聯民族共同體」的自我認同戛然而止，原來以俄羅斯為中心的其他族裔紛紛脫離，俄羅斯再次出現選擇難題，再一次面臨巨大的歷史困惑。眾所周知，從地理意義上說，俄羅斯的經濟文化中心主要在歐俄部分，俄羅斯的向西認同的程度遠遠要高於向東認同，但是它與西方國家的關係又一直處在一種尷尬的境地，這個世界上最為遼闊的國家以及它的內部體制建構，又使俄羅斯難以成為西方世界體系的中心國家，俄羅斯的突出的國家特性、社會特性和文化特性很難與西方主導的體系相融合。這就是人們常說的「俄羅斯的歷史困境」，「俄羅斯的複合性矛盾」和「俄羅斯循環的歷史怪圈」。
19世紀「黃金時代」俄羅斯所有傑出的思想家都認為，俄羅斯是一個獨特的世界，必須走自己的路而不是模仿西方，仿效西方會使它的獨特性消失，從屬於西方大國並最終淹沒自己。原本俄羅斯一直在扮演著「『垂死西方』的唯一拯救源」的角色，現在怎麼能淪落到充當西方跟屁蟲的地步呢？國家屬性與定位在經過幾番搖擺之後落腳到又一次出現似曾相識地「歷史回歸」。在社會學調查中，大多數人對西方的看法是，西方(запад)不是與「東方」對立而是與「下層」對立、與「下層」相關的反義詞，歷史上的西方都是加害俄羅斯的，對俄羅斯有敵意的，現在的西方是一個文化垃圾的策源地。俄羅斯自我定位應該是「全球抵抗自由主義的中心之一」，力求建立一個對抗西方的「俄羅斯式全球化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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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遺產生成的原動力」是現在俄羅斯的民族建構的重要落腳點之一，這裡面即遺留了沙俄帝國的內容，也保存了蘇聯時期的「支配權觀念」，帝國的三色旗幟和蘇聯鐮刀斧頭的旗幟在這一點上的重合度是最大的，中國人在俄羅斯一看到鐮刀斧頭和紅星象徵的蘇聯標誌，就傾向於把它解釋成效忠共產主義和蘇維埃制度，其實這裡傳遞的是要「複雜得多的感情和信息」。目前俄羅斯回歸的並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意識形態，而是從被拋棄的意識形態中挖掘「光榮往昔」的民族訴求，意識形態霸權降低與民族主義霸權抬升已經完成了一個雙向互換過程，舊體制的意識形態遺產很難復歸了，但是帝國的遺產從來就沒有被清除過，改變帝國思維也絕非一朝一夕的事。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說：「從古代起，俄羅斯就意識到自己是帝國遺產的繼承者和捍衛者，俄羅斯不應當放棄許多世紀以來的大國意識」。有人把這種「帝國遺傳」稱之為一種「新帝國焦慮症」。目前從未經歷過史達林恐怖時代的年輕一代政治家正在有意識地對史達林在進行一種「選擇性地再塑造」，以一種「理想篩選」，使人們忘記「大清洗」和「大饑荒」，讓民眾對「史達林時代充滿罪惡的『好日子』」抱有幻覺，似乎「蘇聯那時是多麼『安全』和『幸福』的一個地方」。這些沉浸在「大國光榮」懷舊的矯飾話語中透露出俄羅斯人的「身份焦慮」的恐慌。蘇聯霸權型的民族主義經歷了質變後開始「向傳統的俄羅斯帝國價值轉移」，在共產主義耗盡了潛能之後，這個真空「逐漸被民族主義思想觀念以其特有的俄羅斯姿態所取代」。
第二是「向何處去」的選擇焦慮
有人認為，俄羅斯歷史沒有一定的目標，當它每一次處在十字路口，如何判斷現今社會的發展階段方向，依據什麼理論對自己當前的處境做出準確的定位的命題都會凸現出來，例如像俄羅斯的命運、俄羅斯的歷史定位、如何看待俄羅斯的獨特性、俄羅斯與西方的相似與差異、俄羅斯的發展道路、俄羅斯的歷史選擇性、俄羅斯向何處去？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會引起激烈的討論。19世紀以來俄羅斯知識分子就「俄羅斯在世界歷史中存在有什麼意義？」「這個民族將向人類展示什麼？」進行論戰而產生的「斯拉夫派」與「西方派」爭論的話題在150年後的今天依然繼續也仍然沒有結果，可見其選擇的分歧之大，定位之難。這種定位困難直接影響到它的發展速度的不均衡性和跳躍性。有人把這種狀況歸納為「缺乏主導性特徵」的「俄羅斯猜想」。現在俄羅斯的選擇是「俄羅斯必須強大」。因為在俄羅斯人看來，「世界只尊重強國」，「二等國」的角色讓他們充分體會到了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本來「稱強、做大」就是俄羅斯人一貫追求的目標，現在絕大多數人都不贊成劇變初期的「國家收縮」戰略，他們認為「微型帝國」不符合俄羅斯的「安全觀」。目前俄羅斯人把成為一個「體面的大國」作為一種民族凝聚力，俄羅斯人說，每個人只有在成為愛國者後，才有資格談權利和個人。普京說「俄羅斯唯一現實的選擇是選擇做強國、做強大而自信的國家」，「俄羅斯應當在世界上真正強大的、經濟先進的和有影響力的國家中占有一席之地」，「所有的行動都只能服從這一點」。俄羅斯的振興必須依靠強有力的國家政權體系，吸取過去十年的教訓，講民主和自由「必須顧及俄羅斯的歷史」，「必須從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和國情出發」。普京的全部言行所貫穿的一條主線是「復興俄羅斯、重振大國地位、實現強國之夢」。
第三是安全焦慮。
俄羅斯一直以來是一個有「安全焦慮症」的國家，自然地理環境上一望無際的東歐大平原和冷兵器時代國土易遭侵犯記憶，以及蒙古人240年的統治，使歷史上的俄羅斯人有一種的「屏障缺乏感」的「安全憂慮」意識，久而久之這種基因沉澱變成了一種整個民族對「安全需求度」的緊張感，它總希望把國土的疆界擴大到「相對安全」的地帶，這種只站在本國立場上的思維模式根深蒂固，俄羅斯對外侵略在國內從來都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少有「清醒者」對這種「越界」的民族主義發出過質疑。由此產生的另一個特點是俄羅斯又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國家，它需要別國承認它的世界大國的地位，以及對「後蘇聯空間的優先利益區」的尊重，美國把俄羅斯從世界一流大國的名單中剔除，不承認俄羅斯在其他任何國家具有勢力範圍。這樣就造成了兩者思維差距的矛盾。由於劇變初期的「被耍弄感」記憶猶新，俄羅斯對凡是美國的建議都會不加思索地說「不！」它看不慣像美國這樣的國家決定一切世界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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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以俄安全為出發點」的思維已成為主流社會心態，俄羅斯人哪怕最優秀的知識分子一到民族問題上就容易「犯糊塗」，在歷史上曾多次重複過全民不分青紅皂白的「民族狂潮」。例如，1830年掀起的波蘭起義遭到沙皇鎮壓，其時恰逢1812年波羅金諾戰役周年紀念日，普希金便寫了《波羅金諾周年紀念》一文，站在民族沙文主義的立場上反對波蘭起義，大肆吹捧俄軍的勝利，別林斯基也認為應對沙皇的鎮壓行動採取讚許態度，並多次讚揚普希金的「大俄羅斯主義」的詩歌。1830年、1863年兩次波蘭起義失敗以後，俄羅斯社會各界一致支持對起義參加者實行死刑和流放西伯利亞做苦役的判決，普希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人都公開表示對波蘭人反抗沙俄的切齒痛恨，令持國際主義立場的馬克思對俄羅斯知識分子大感失望。至今在俄羅斯，只有民族主義能使持反對立場的知識分子與統治者步調一致，整個俄羅斯能夠冷靜地反思、像20年前美國結束越南戰爭那樣認為「我們錯了」的人屈指可數，即便有人已經認識到這點，也沒有勇氣敢於招惹蠻橫不講理的「狂怒鬥士」，冷靜的「正常觀點」往往在「喝狼奶」培養起來的「咆哮環境」中出不來，因為這樣做的結果，要麼是淹死在民族主義的汪洋大海的唾沫中，要麼就是喋血莫斯科街頭。
第四是整合焦慮，或稱為「制度選擇」的困境。
葉爾欽曾想把俄羅斯按照西方模式加以改造，但是俄羅斯經濟改革艱難歷程使民眾對全球具有共同的普世價值觀產生了懷疑，他們把私有化轉軌操作設計的失誤歸結為西方經濟模式的入侵造成了對俄羅斯經濟的傷害，一時間俄羅斯是具有獨特的特點和特殊性的「文明理論」甚囂塵上。在他們看來，民主代表著混亂，私有化代表著「各自為政」，法制的規範和繁瑣代表著「公正和真理」的缺失，公民社會代表著社會無序，城市化代表著物慾橫流等等。於是普京的「國家整合理論」也有意無意地又回到19世紀的「國家學派」的立場上來。「國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卡維林(1818-1885)、契切林(1828-1904)在當今俄羅斯成為一種向「歷史汲取資源」的象徵性代表。該學派認為，由於自然氣候和地理因素，俄羅斯平原廣袤無垠、蒼茫無形，一百多個民族的組合導致「易散不宜合」而缺乏凝聚力，因此需要強大的中央集權，強化中央政權是國家發展的需要，俄羅斯國家在民族形成中扮演著領路人的作用，國家是歷史的主體和動力。幾百年來俄羅斯都是專制集權型的國家。俄羅斯學者非常疑惑，同樣國土遼闊、民族眾多、政治觀點和宗教龐雜的美國沒有實行中央集權，沒有一個強大權力的總統，是怎樣形成一致的方向和目標的？「美國族體」已經存在了200多年，已經成為一種具有共同文化的穩定實體，任何外來因素都能很快融合其中，為什麼「蘇聯族體」只存活了幾十年就壽終正寢。俄羅斯人在私下議論，是什麼秘密在控制著美國。由於「基因學說」的興盛，陷入「文化決定論」的俄羅斯人便從文明類型的差異上去尋找原因，結果發現了幾十條民族基因差異，於是就陷入了「命定說」的「不可知論」的死胡同。
第五是人口焦慮。
俄羅斯有11個時區，從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坐火車需要7天的時間，在蘇聯時期它的民用航空就具有世界上最長的航線。而在這麼版圖遼闊的土地上卻人煙稀少，人口主要都集中在烏拉爾山以西的歐俄地區，外貝加爾的遠東地區只有600萬人口。與中國勞動力嚴重過剩的狀況正好相反，俄羅斯的自然資本與勞動資本嚴重不匹配，現在俄羅斯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8個人。2006年的普京總統的《國情咨文》和2008年梅德韋傑夫的就職演說都重點談「人口問題」。由於出生人口減少，僅2005年一年就減少74萬，幾乎等於每天減少2000人，據估計2050年俄羅斯的人口將從現在的1.44億減少到1億。學者們發出了「俄羅斯正在死亡」的呼聲，民族學研究所的科茲洛夫教授提出，為了避免「俄羅斯族體死亡」政府必須要採取強硬的政治措施，以此掀起「保種運動」和「造人計劃」。現在俄羅斯各地都在為減緩人口下降「支招」，普京許諾以物質獎勵刺激「二胎化」，生二胎可獲得一次性獎勵25萬盧布，約合9200美元，同時二胎家庭每月可獲得補貼335美元，以及相關的住房和交通補貼，產假從3年延長到7年，恢復10個孩子以上的「英雄母親」稱號，並享有高額獎金和高額退休金。媒體發出了「放假生孩子愛國運動」，有的地方甚至恢復「無子女稅」。2000年有1/3新生兒母親是未婚女性，因為俄羅斯從來不歧視非婚生子女，只要是添丁進口都是整個社區的大喜事。
最後，願望與現實之間落差，好像使這塊土地具有一種「甲流擴散的傳染病」魔力，所有人的都容易患上「集體焦慮症候群」。
「極端性」與激進主義
正像我的那位俄羅斯朋友所說的，在俄羅斯有一種「亢奮幼稚病」，它導致激進主義大行其道，所以到處都是「俄羅斯不高興」的人。在媒體和坊間裡與西方「抬槓」、拿美國「開涮」是老百姓的熱門話題。俄羅斯人自我總結說，也許對外國人來說，不是敵人就有可能成為朋友，但對俄羅斯人來說，不是朋友就是敵人。現在的年輕人最欣賞的是民粹派宣言中的那句最著名的口號：「誰不和我們站在一起，誰就是反對我們，誰反對我們，誰就是我們的敵人，而對敵人就應該用一切手段予以消滅」。他們表示，在別的國家人們爭論是為了尋找真理，在俄羅斯人們爭論是為了證明自己百分之一百的正確和擊倒對手。利哈喬夫說，俄羅斯的民族性格中「極端性」特點突出，妥協基因欠缺，強烈、狂熱、絕對、一切、全部，這些詞都可以作為俄羅斯集體潛意識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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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現在的青年組織不論是「親克里姆林宮」還是「反克里姆林宮」的，都表現出非此即彼的堅決狀態，以激進形式表達政治意願的年輕人越來越多。普京明確說：「強硬政權是社會秩序之源和保障」。俄政府表示，凡是按西方原則和與親西方政權建立關係的國家，不能再享受「兄弟式」的「能源優惠」。目前在俄羅斯有「光頭黨」一萬多人，而且這類極端組織有不斷擴大的趨勢。2004年成立的「青年同盟」宣布要實現俄羅斯的「第三羅馬使命」，要求撤換不符合民族利益的政權，2005年2月成立的「歐亞青年聯盟」成立地點選在弗拉基米爾州的亞歷山德羅夫鎮，這裡是伊凡雷帝在「特轄制」時期的駐紮地，該組織宣稱要建立一個「歐亞帝國」，要組成「新的特轄軍團」打擊一切分離主義，不允許俄羅斯和獨立國協境內發生「顏色革命」，反對北約、反對科索沃獨立、反對喬治亞、烏克蘭的「顏色革命」，歐亞聯盟在為其積極分子舉辦的夏令營中舉行格鬥訓練，教授如何驅散異己的機會、講座等，他們認為自由主義組織是拿美國人錢的間諜、是出賣俄羅斯利益的「俄奸」，對他們的活動要進行挑釁和破壞。要遏制自由派造成的混亂的聯邦化趨勢，應不惜任何代價制止地方的權利、限制移民、擴大俄羅斯聯邦主體的控制能力。
這種激進主義情緒也體現在人們對待法律建設的看法上。一般的俄羅斯民眾認為法律是「虛偽的」，比法律更重要的是「真理」。俄羅斯格言說，「只有所有的法律都死亡了，人們才能生活在真理和公正之中」。蘇聯時期領導人都是工程師，只有一頭一尾的列寧和戈巴契夫是學法律的，就是現在俄羅斯人對西方國家律師在公共生活的扮演舉足輕重的作用依然感到困惑不解。他們認為，俄羅斯的政治理念既不符合英美法系，也無法完全納入大陸法系的法理框架，俄羅斯法律的依據不是理念，是道德上的一致性，是共同的信任。他們嘲笑西方人拘泥於繁瑣的法律程序。劇變以後的1993年憲法從內容到形式都有了根本的改變，2003年的司法改革，強調俄羅斯是民主聯邦國家，各聯邦主體地位平等，承認和保護各種所有制以及地方自治，承認意識形態的多樣性，國家權力的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三權獨立，相互制衡，以及俄羅斯以公認的國際法原則為準，雖然說司法體系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違規的事情隨處可見，蘇聯時期官員以行政命令干擾案件審理的「電話法律」現在依然盛行，甚至有種觀點認為制定大量的法律保護個人是不恰當的。老百姓覺得葉爾欽時代的「無序民主」反不如普京的「國家指導下的有限民主」。最近兩年社會對政府的信任度的確在提高，但在「多數同意」的背後，各階層的不同聲音被「過濾」掉了，政黨的作用在下降，似乎只剩下普京一人的聲音，如果這種局面繼續下去，反對派和杜馬的作用便會大大萎縮，不利於監督和制約執政階層，這無疑會助長官僚主義和腐敗蔓延。在俄羅斯的城市裡身著制服的警察到處可見，任何人尤其是外國人隨時都可能被警察叫住肆意「執法」。俄羅斯國內外一直公認，在俄羅斯要發展起真正強大、受人尊敬的法律秩序至少還需要花費幾十年，而不是幾年。
自由主義勢力的沉浮起落
自由派人士涅姆佐夫說，我們「這裡不可能發生橙色革命，你可能會看到一場紅色革命或褐色革命」。1999年組成「俄羅斯右翼力量聯盟」，(西方派)涅姆佐夫任黨主席，代表中產階級的利益，這是個企業家的政黨，是民主派的政黨，他們堅持俄羅斯的歐洲發展方向，要融入歐盟的歐洲大家庭，要捍衛俄羅斯市場經濟的成果，承認俄羅斯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如果俄羅斯的總統要搞民主倒退、選擇獨裁道路，他們就要成為總統的反對黨。這類組織在俄羅斯被稱為「新西歐派」。2003年12月的議會選舉中「右翼力量聯盟」只得到4%的選票，2004年自由主義力量分裂，部分成員退出另成立了一個「自由俄羅斯」，2005年右翼力量聯盟新的領導人是只有29歲的尼基塔·別雷赫，他的反政府立場明顯，指責政府民主倒退、自由市場經濟衰退，政府日益官僚化。2007年的地方議會選舉中自由主義政黨得到4.41%的選票，此後日漸衰落，2007年12月的議會選舉中得票率只有0.96%，2008年10月該黨自行解散，隨後建立「右翼事業黨」。這個政黨在商業精英和新貴以及親西方的青年中有一定的影響力。它比較溫和，願意同政府合作，目前梅德韋傑夫、普京當局對該類組織的態度是拉攏安撫為主、打壓為輔，政府認為左翼的俄共比較穩定，需要扶植一個穩定的右翼政黨，而自由主義歷來易散不易合，派系繁多，行動能力差。2005年基里延科被任命為俄原子能署署長，2009年梅德韋傑夫任命別雷赫為基洛夫州的州長，一時間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都成為「體制內」的「自己人」了。2009年右翼組成的「團結聯盟」試圖在俄羅斯搞「顏色革命」，要普京辭職，抗議民主倒退，3月間「團結聯盟」組織示威遊行，高呼「驅趕普京！」「普京下台！」的口號，焚燒梅德韋傑夫的肖像，但由於社會基礎狹小沒有太多的人響應。年輕人覺得，自由主義的妥協溫和、過於精英的「小眾化」、「上層法」和易於「招安」的特點都顯得「太沒有血性」了，與民粹主義煽動下「熱血澎湃」的群體精神狀態相距太遠了。
能否設想兩個「不高興」的遭遇？
有人認為，俄羅斯「不高興」主要是針對美國和歐洲的，對於中俄兩個「不高興」的遭遇的擔憂是多餘的，即便有那麼些年輕人在網絡上叫囂，但因為只是民間的比較邊緣化憤青，進不了正規渠道掀不起什麼風浪。現在雙方政府感覺都處在最佳狀態，中共官方認為，目前的中俄關係是「有史以來真正平等和健康的時期」，雙方在「謀求共同發展」的「上海精神」的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的框架內和諧發展，是一種「互利雙贏」的最佳模式；克里姆林宮對華關係判斷也如出一轍，普京認為，「無論在政治還是在經濟方面，中俄兩國之間的關係，從未達到如此高的水平」。兩國領導人如此讚譽，學者們也跟著起鬨式地錦上添花，紛紛稱讚中俄兩國是「新時代下堪稱大國關係的典範」。2009年在中俄兩國建交60年之際，10月12-14日，俄總理普京應溫家寶之邀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此次訪華簽署的合作協議之多、涉及範圍之廣、貿易數額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於是輿論界就有了中國與俄羅斯有利益「匯合」、「世界上兩個最強大的權威國家找到了共同目標」的說法。
但是，正如英國《金融時報》所評論的，「現在還不是『龍熊同窗』的時候」。因為霸權型民族主義在與膨脹型的民族主義PK的過程中，雙方都有強烈的支配慾望，都有「優勢族群」的感覺，狹窄的視野和慣性容易讓他們狹路相逢。眾所周知，民族主義是一個「睡美人」，一旦遇到合適的政治氣候，它會成為一種比任何主義都更容易表達的方式，很容易操縱群眾，它既可以增強民族的凝聚力，也會成為一個「誘人的陷阱」，既有積極意義也具有消極內涵，它的超級動員能力會把各種不滿吸附進來，它的排他性的唯我獨尊極易對周邊民族形成挑戰。
至於雙方領導人關於中俄關係美妙言論，可以說是一個努力方向，但是任何國家沒有長遠的牢不可破的友誼，回顧中蘇關係歷史上的大起大落就可以知道，且不說歷史上從中蘇蜜月階段到毛澤東發出「我們要準備打仗！」不到十年，實際上這種脆弱的平衡很容易打破，政府間的制度約束力薄弱，中俄之間的戰略風險依然存在。看看俄羅斯與獨立國協國家的關係就可以推想而知，這些國家間前後簽署了1700份友好協議，建立了五花八門的合作機構，真正生效與執行的不足1/10，而且說變臉就變臉，說逆轉就逆轉。
讓龍與熊都高興仍是一個有待努力的目標
實際上俄羅斯國內已經對中俄現狀有不少懷疑，對長期前景更為悲觀。由於中國的快速崛起，讓俄羅斯人感到震撼和酸楚，他們知道在兩國力量對比的天平上，天平已經向中國方向移動，中國越來越主動，就意味著俄羅斯越來越被動。由於中國的快速增長，俄羅斯將被置於比中國更加遠離美國的境地，在俄羅斯人看來這無疑降低莫斯科的競爭優勢，降低俄羅斯的國際地位。「中國威脅」的論調在俄羅斯尤其是在民間有相當的市場，中國的高速發展反襯出遠東的落後，導致反華情緒的泛濫。與以往不同的是，以前的「中國威脅」常常強調的是局部的「經濟威脅」、「人口威脅」、「廉價商品威脅」，現在俄羅斯人更多談的是中國的「全面威脅」。部分學界人士認為，以中國的人口的大塊頭和經濟的影響力，本身已經構成對俄羅斯國際地位的挑戰，對俄羅斯整體利益的威脅，俄羅斯針對中國「不高興」的人在逐漸增多，莫斯科與北京之間的競爭對手成分大於合作關係。俄羅斯人說，在中國的觀念里，只尊重「老大哥」、只尊重強者，國際政治博弈的規則只有「大哥」和「小弟」之分，不可能有長遠的平等的夥伴關係，因此俄對華關係只能在大哥和小弟之間做出選擇。從目前的發展趨勢看，俄羅斯已經無法再像中蘇蜜月時期一樣成為中國的「老大哥」，只能屈尊去當中國人的「小弟」，但是這又不符合俄羅斯人的性格，也與俄羅斯的國際地位不相稱。
俄羅斯民間對「30年河東30年河西」的中俄角色「互換」感到不習慣、不舒服。中俄之間角色認同之間存在著差異。一直以來俄羅斯自視為「大」，稱大、做大是俄羅斯人一貫的追求，對俄羅斯人來說，從中國的清末、民國到社會主義時期，俄羅斯人都認為有資格當中國的「保護傘」，因此平等地位幾乎無從談起。現在中國的影響力與日俱增，讓俄羅斯和中國都高興實在是一個難解之題。在俄羅斯60%的人認為，俄國應該比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的作用更大，並認為中國有求於俄羅斯的地方遠多於俄羅斯求中國，從日本人在遠東受歡迎的程度排在美國、澳大利亞、法國、韓國、中國前面，就可以感覺到，俄羅斯對中國的認同和肯定必然是有限的、相對的以及基於一時利益的實用考慮。所以如何化解俄羅斯民間的「中國威脅」論仍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著名俄羅斯、東歐問題研究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