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朱大可的描述充滿文化張力：『高度閉抑的華夏農耕模式和戀土格局，直到明清才開始發生動搖，出現了華夏居民向海外移遷的緩慢潮流。點燃這種"出洋"欲望的，無疑是"鄭和下西洋"事件⋯⋯移遷的暗流一旦開始涌動，便勢不可擋，並在帝國衰微時刻匯成宏大潮流。福建廣東居民，以客家人（主要成員為造反失敗後殘留的太平天國將士）為先驅，背棄世界中心（"中國"），向東洋、南洋、西洋和北洋四個方向出征，形成"四洋移遷路線圖"的主體敘事框架。』然而，這股晚起的「出洋」文明，並未拓展華夏文明，徒然只以「華僑社會」疏散了大陸的人口膨脹危機，而離棄母國的四路移民社會，無論落腳何處，均未逃脫諸如「豬仔」、苦役、奴工、反華屠戮等悲情慘禍，無疑印證了來自黃土高原的這支農耕文明，與海洋無緣之宿命，甚至，自晚清以來的學術文學，也鮮見有關「出洋」的研究與書寫，中國人的主體意識對此也是冷漠的，為何？無人給出答案。】
「公元1405年，一支十五世紀全世界無與倫比的龐大的船隊，乘著強勁的東北季候風，浩浩蕩蕩地離開福建五虎門，在歷史給予的大選擇之前，率先駛向了太平洋。一直到今天，人們還在對這支船隊的遠航目的猜測紛紜。由鄭和率領的這支船隊，前後二十八年中，七下西洋，足跡遍於東南亞和南亞，又橫渡印度洋，航程遠達阿拉伯和東非海岸。然而，人類歷史上還不曾有過這樣一次毫無經濟目的大規模的航海活動。它是一次幾乎純而又純的政治遊行，它要施恩於海外諸國，以表達中國皇帝對它們名義上的最高宗主權。多麼慷慨溫和的君子國行為呵。黑格爾說，大海邀請人類從事征服和貿易。可是，太平洋邀請來的中國人，竟是所謂「正其誼而不謀其利」的謙謙君子。中國人即使來到海上也還是不能超越陸地上那種有限的思想和行動的圈子。歷史選擇了中國人，而中國人卻不能選擇歷史。僅僅幾十年後，代表著弱小的資本主義的四艘小帆船，在葡萄牙人達∙伽馬的率領下，為尋找財富和市場駛入了印度洋。那時，龐大的鄭和船隊已經從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消失得無影無蹤了。而歐洲人卻開始了地理大發現的偉大探險。這既是一種歷史的巧合，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河殤》）
陸地思維走向海洋，由中國提供的著名例子，自然是六百年前的鄭和下西洋。
鄭和不止是個太監，還是個回回；
他下西洋不是探險也不是擴張，而是尋找失蹤的建文帝，
然而敘述中國的海洋事功，不能不從鄭和說起，至今歐美人還頗為鄭和抱憾：他已經航行到北非海岸，卻如今只從那裡發掘出幾隻破陶罐，否則今天的非洲遍布中國人，如同南洋。
一、鄭和與哥倫布的區別
近年來中西話語中，皆出現一種「哥鄭比較說」，即比較哥倫布與鄭和二人的「大海航行」性質，乃是兩種文明的差別，如有「當代達爾文」之稱的賈德戴蒙，在其名著《槍炮、病菌與鋼鐵》中便先問道：為何當初是哥倫布發現的新大陸，而不是美洲的原住民跨海發現歐洲？然後他就比較葡萄牙、西班牙與明朝兩種文明對航海探索事業的制度性控制。
戴蒙說，中國的發展條件相當不錯，譬如象兩河流域的「肥沃月灣」那樣早就發展農業；從南至北，從沿海到西藏高原，孕育了多種多樣的穀物、動物和技術；地大，可養活大量人口；和「肥沃月灣」比較，沒有那麼乾燥，生態環境沒有那麼脆弱，令中國的密集農業可垂一萬年之久。這些優勢令中國一度在科技發展方面領先全球。直到15世紀初，中國派鄭和起七下西洋，在1405年的首航中，有「寶船」62艘，最大者長44丈、寬18丈，隨行27,800多人，比哥倫布早八十年，規模亦非哥倫布可及萬一。但其後由於權力鬥爭而「罷寶船弊政」，中國的航海探索事業進行二十八年後戛然而止。對於這段歷史，中國民族主義者無不扼腕嘆息。
歐洲四分五裂，哥倫布才成功！
但是戴蒙發現，原來哥倫布的航海探索事業也一波三折。生於義大利的哥倫布為了張羅船隻出海探索，轉而效忠葡萄牙國王，但葡萄牙拒絕給他船隻出海時，他去請求Medina-Sedonia公爵，被拒後，再去求Medina-Celi伯爵，再被拒，最後跑去西班牙國王那裡要船，國王拒絕了他，但最後讓他上訴，並予接納。
戴蒙說，要是當時歐洲由頭三位拒絕哥倫布的統治者任何一位一統天下，歐洲人的美洲殖民歷史怕要改寫。他說，正因為歐洲四分五裂，哥倫布可以周旋於各國之間售計，就像中國春秋戰國時的思想家和謀士周遊列國、大放異彩那樣，當西班牙開始殖民美洲時，其它歐洲國家眼見財源滾進西班牙，其它六國也加進殖民美洲的事業，情況跟歐洲其它的事物如大炮、電燈、印刷術的引進一樣：最初某些地方或會由於一些古靈精怪的理由而不肯創新，但在鄰國的壓力下，還得就範。
但中國則全國一統，任何一個命令，無論何等荒謬，都得舉國奉行。戴蒙說，即使現代中國還擺脫不了這種遺毒，譬如文革期間領導一聲令下，全國學校即關閉了十年。因此，他說，要破解中國最終被歐洲凌駕之謎，竅門就在於中國的長期統一和歐洲的長期分裂！這跟葛劍雄教授在《分裂與統一》巨著中提出的「亂世的魅力」之說，交相輝映。若以金融投資譬喻，歐洲的發展屬於分散投資型，不會全敗，也不會全勝，正如十個統治者不容易個個都是廢人痴漢屠夫，也很難個個是聖人，但長遠而言，分散投資通常是大贏家。中國的全國一統、極度集權則屬於孤注一擲型，一贏全贏，一輸全輸，屬病態賭博。短期而言，孤注一擲或有曇花一現的燦爛，但從中長期言，傾家蕩產、家散人亡，非常正常。
後來嚴家祺進而詮釋明代「鄭和下西洋」與今日「一帶一路」的歷史同構，比較鄭和與「一帶一路」，也是明朝與中共制度同構的一種絕妙歷史透視，不少史學家早就斷言，中共在歷史上最像朱明：家天下、殘暴、太監（近臣）當道、毛澤東亦步亦趨學朱元璋。
六百年前明朝曾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艦隊，可是，「歷史選擇了中國人，而中國人卻不能選擇歷史」；然而，跟鄭和那一次正好相反，這次卻是「中國人選擇了歷史，偏偏歷史沒有選擇中國人」。
歷史常常跟中國人開玩笑地作「圓圈遊戲」！
二、鄭成功四百年前也未能逃脫中國魔咒
1992年《天下》雜誌有一個『發現台灣』特刊，以從未有過的獨特視角，展示了這片婆娑之洋上被湮沒的「蔚藍色」——那時節我剛逃出屠殺後的中國，在普林斯頓被人揶揄我說的「蔚藍色」時，讀到這個特刊，順手留下一文《鄭成功差一點就是查理曼大帝》，不過專寫海盜鄭成功逃不出「中國格局」的悲劇，以及中國「中心衰落」與大結構破碎的前景，不料歷史趨勢果然如此，然而那島上至今仍有一批人割捨不了中國，恐怕還會重複歷史悲劇的。
八世紀西羅馬已經被匈奴滅掉二百多年了，穆斯林什葉派橫掃地中海沿岸，漸漸逼近西歐。公元732年的普瓦蒂埃之戰，剽悍的法蘭克國王"大錘"查理（Charles，'the Hammer'）擊敗穆斯林，逼其從此退出庇里牛斯山外，不能進入西歐。偏安於戰亂頻仍的昔日"羅馬世界"之外的西歐，因此自成格局，進入封建社會。
這叫做「古代世界的終結」。
「對我這個愛爾蘭人來說，羅馬帝國的完結是無所謂的。」布朗教授（Peter Brown）笑眯眯的對我們說。他在普林斯頓大學專治古代史，1989年發表一本專著，題為《古代後期的世界》（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i）。這本書提出一個看法，從公元一世紀到八世紀，許多古代文明毀於蠻族鐵蹄，過去史家都認為，世界漸漸進入無文化的黑暗的中世紀。但恰好在這個時期，從古羅馬衰亡中孕育的天主教（西方）、拜占庭的東正教（東歐和俄國）和穆斯林的回教（阿拉伯），構成一個新的文明格局。這個格局一直延續到今天。
布朗教授提出一個問題：公元475年西羅馬滅於哥特人之手，這個龐大政治結構的終結，意義何在？史學界對此一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最難解的一個矛盾就是：一方面，西方歷史是一個連續的歷史（羅馬法、拉丁文）；另一方面，西歐的文明恰恰又是因為羅馬帝國的滅亡才成長起來。如何解釋這種連續和斷裂？
那天布朗教授應邀來給我們講演，他先向我們推薦了另一本書，《穆罕默德與查理曼大帝》。此書成於1935年，作者亨利•皮倫（Henli Pirenne），是一個比利時的反日耳曼主義者，曾被關進納粹集中營。書寫完十天後，皮倫去世。此書以極豐富的材料，證明西羅馬滅亡後，羅馬的經濟和文化並沒有完結，而是在比較小的結構中存活下來，演成新質。特別是公元732年的普瓦蒂埃之戰，橫掃地中海沿岸的穆斯林征服者，被剽悍的法蘭克國王"大錘"查理（Charles，"the Hammer"）擊敗，從此退出庇里牛斯山外，不能進入西歐。偏安於戰亂紛飛的昔日「羅馬世界」之外的西歐，因此自成格局。皮倫此說，一舉將中世紀史提前了三百年。
這裡產生了一個課題：即大結構控制力可疑。我專門寫過一文論述它：《換一種思路看中國——帝國的解體與災難的神話》（https://www.facebook.com/841628330/posts/1016003991030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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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課題對中國的意義何在？弔詭的是，那恰可以在孤懸海外的台灣歷史脈絡里找到。當然，台灣在空間和時間上，怎樣脫出而又滯入中國舊格局的那種反反覆覆，恰是一個歷史的迷惑，故事卻要從鄭氏父子說起。
三百多年前，一個中日混血兒在中國東南海面上創立了一個歷史的開端。至今人們沒有去想過，那是逸出大陸上五千年華夏格局的一段新的文明史。極具象徵意味的是，在這個海洋地區，二十世紀出現的所謂"東亞文明"，恰好是中國文化與外來文明(西方的、日本的)之複合形態。
這片海洋對今天的中國意味著什麼？在我們"華夷大防"的視野里，只有荷蘭人的殖民、鄭成功的反清復明、零汀洋的炮艦、春帆樓的恥辱和台灣的割讓。除此之外，什麼也看不見。我們長期被壓抑在近代痛史的惡夢中，只曉得我們的祖先一敗塗地，只記得被焚毀的圓明園和那艘沉沒在黃海的鐵甲艦"定遠號"，而未曾尋覓過那段痛史之外的種種努力，以及它對今天的意義。
悲嘆內陸敗於海洋，這是《河殤》的一個主旋律。它把東西方截然劈為黃色文明和蔚藍色文明的說法，頗受質疑。眾家批評之中，余英時教授說，自南北朝開始，中國文明的重心移向長江流域，宋明以後，又向海上發展，開拓了整個南洋，又有連續幾個世紀的海外大移民，怎能說中國沒有海洋文明呢？我聽了砰然心動。最近，又讀到了關於這個海洋文明的最新描述——《天下》雜誌〈發現台灣〉特刊，以從未有過的獨特視角，展示了這片婆娑之洋上被湮沒的蔚藍色。
看了這本特刊最後附的長長的參考書單，我便釋然：只有心平氣和以後，我們才會重新發現歷史。
三、鄭氏父子反反覆覆地纏進中國
十七世紀初，不論海盜鄭芝龍還是荷蘭人的到來有多麼偶然，在那片洋面上，兩個世紀前鄭和開通的南洋航線已經繁忙起來，而"為了胡椒和靈魂"東來的西方炮艦也出現了，處於航海通道上的台灣，反正是要被某種文明格局攏過去的。問題就在於，當與貿易、競爭、征服相聯繫，以海洋勢力為整合的時代和體系已經光顧這塊化外之地，而中國的舊格局仍然會對它有巨大影響。嚴格的說，在安平時代之前，「台灣是一個空的社會」，所以，並非荷蘭人"無意中把台灣拖離中國歷史的軌道"，因為它並沒有在中國歷史的軌道上。
荷蘭人和鄭芝龍都是在明末大危機時，垂手得到台灣。由海盜和殖民者在一個"空的社會"創造的歷史開端，雖然是全新的格局，但又幾乎沒有歷史可言。荷蘭東印度公司以公司企業體的方式統治台灣，一切為了用稅收方式拿走利潤（1650年純利四十萬荷幣），這種殖民掠奪的管理方式，儘管是黃仁宇先生所說的用"數字管理"的先進格局（這是開出工業文明的基礎），但在台灣卻並未開出新文明。
君不見，當年荷蘭人用西班牙文命名的好幾座城，"名字大都不傳"。西方人用殖民方式，能不能移植他們的文明，在印度是一種失敗的例子，而在香港和新加坡則是成功的例子。至少，在這三個地方，他們不僅建立了公司管理體系，也建立了文官和法治制度，而歷史給荷蘭人的機會只有四十年，一切都來不及。
鄭芝龍這樣的亂世梟雄，可借台灣地理之便，趁大陸政權無暇東顧，而坐收通洋之利（黃宗曦說一年有好幾千萬），這自然是不懂海關稅權的明政府拱手讓給他的，但他除了當一個衣錦還鄉的海盜，在家鄉大興土木之外，甚至不可能成為一個封建割據者。他對歷史的唯一影響，是把在日本出生的兒子弄回來，讓他接受中國正統教育，給了兒子一個永難泯滅的中原情結和大一統理想。因此，在我看來，安平前史雖給了台灣一個具有轉口功能的商業化的基礎，它卻無法成為威尼斯。
更有意味的歷史嬗變發生在鄭成功身上。這位雄才大略的人物登上舞台的時候，正是中原易主，中國大結構發生破碎之際。以他從父親那裡接受下來的龐大勢力，他對中國海上航線的絕對控制，他精通組織海上貿易（特刊關於"山五商"和"海五商"的描述令人叫絕），台灣當時極微妙的地緣政治狀況（基本處於真空），以及他在戰火紛飛的中國本土之外創立的東南繁榮，他是很可以真正把台灣納入一個新的時代和體系，從此不走中國的老路。倘若說有封建的可能，則莫過於此時此人。這讓我連想起八世紀西歐的查理曼大帝。
也許，今天人們都惋惜鄭成功何苦要以一海島獨抗中原，白白將東南大好局面又纏進舊的歷史格局中去。明季清初，皇帝都不想要台灣，後來只為滅鄭氏而攻占它；明鄭兩世而斬，一如歷史上許多短命小王朝，不成氣候。如此等等，恐怕都怨不得哪個歷史人物。畢竟，在十七世紀，雖然西方文明的突變已經做好了種種準備（那是幾千年的一個漫長準備），而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文明都根本沒有覺察到世界將要進入新的格局的時候，在亞洲大陸和太平洋西岸，中國文明依然是那裡的強勢文明；以北京為中心的政治生態結構，也還遠未衰落（不象西羅馬滅亡後，地中海作為一種政治生態也不復存在了）；甚至，中國文明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對邊陲還有很大的吸引力，從海上進入中國文明邊陲的西方力量還較微弱。這都說明鄭成功為何不把台灣拖出中國舊格局，而一心要去"復明"。"復明"作為一種政治理想，甚至到孫中山時代還存在。
歷史的有趣就在於，鄭成功這樣一個中日混血兒，偏偏給台灣帶去了中國的文化和制度，這一向被認為是他的歷史功績。若按照今天的看法，恰好是他把台灣"拖進"了已經註定要落伍的中國軌道，然而，這卻是台灣得以擺脫蒙昧的第一步，畢竟，那時台灣將要進入的是農耕社會，而不是工商社會。
四、關於"華夷秩序"的顛倒和文明中心與邊陲的易位
今天回首三百年歷史，對東亞社會來說，其大勢幾乎就是一件事，即所謂"華夷秩序"的顛倒，以及連帶發生的文明中心與邊陲的易位。對前者，被顛倒的不僅是中國與西方的位置，也包括中日的位置，經過百多年的一再挫敗，中國人基本認輸，漸次墜入急功近利的"學習"和極度敏感的排外主義之中，內心卻一直抱著"要把顛倒的秩序再顛倒過來"的強烈民族情緒。然而，對於中國文明內部中心與邊陲的易位，至今沒有多少人肯承認。以致近半個世紀來，中國大陸在經過了一段成為"世界強國"和"革命中心"的虛假歷史，中心再度衰落以後，大一統結構又陷入分崩離析。
"華夷秩序"這個概念，本身就內含著中國人極為短淺的我族中心主義和文化優越感。不必追尋到太遠古，至少，從所謂世界文明的"軸心時代"開始，基督教、儒家、佛教、伊斯蘭教等幾大文明，是並駕齊驅的幾個不同體系，此間沒有"我優你劣"的所謂秩序。我以為，正是中國傳統當中蘊涵著將文明劃為優劣的某種世界秩序，才從中國文明內部引出對於自己跌為弱勢文明的強烈反映，即"發現台灣"特刊中所說的那種樞軸文化，對於接受外來事物有否定自己似的刻骨銘心的痛楚。不過，也有學者指出，象中國人在"五四"以後這樣全盤否定自己傳統的現象，也是世界罕見的。這當然也是因為對文明有優劣之分的觀念所造成的，不為王侯，便為盜寇，當盜寇也是為了造反再當王侯。排外與崇洋、守舊與獵奇、優越感與自卑感、民族恥辱與民族虛無，這些兩極化的思維，在成為衰勢的中國文化中統一得極和諧。
特刊在描述台灣歷史中所作的關於中西、中日兩個層次的文化比較，綜合了許多學者的洞見。也只有從台灣這樣一個處於中西、中日衝撞地帶的特殊文化位置上，才可能把以往大而化之的籠統比較，變成這種可以把握的具體而微的歷史過程。
我想，把近百年中西文化衝突的研究，從聚焦於中心移向邊陲，更重視承受外來文化衝激、濡染強烈得多的沿海地區，對中國的現代化研究恐怕更有實質意義。今天的"東亞文明"，其孕育過程就發生在這些曾經是古典世界的"鄉村"和儒家文明的邊陲文化區。事實上，成為西方前現代過程的封建化，也是從羅馬世界的"鄉村"——西歐孕育出來的。基督教文明往昔的樞軸，如希臘、羅馬，也早就衰落了。解釋現代歐洲的出現，有一個重要課題，就是如何解釋羅馬帝國與西歐封建制在文化上的斷裂與連續，拉丁文、羅馬法、基督教這三樣東西，如何從一個帝國的結構中，存活到西歐那些小得多的政治單元中去的。我想，類似的文化變遷過程，同樣發生在東亞地區，"天下"這期特刊，就提供了許多新鮮而有創見的解釋。
例如，明清和德川幕府同樣是閉關鎖國，而後者的封建化與前者的高度中央集權，就導致了對世界大變局的不同適應；同治中興與明治維新的比較，也凸顯了徹底學習與皮毛改革兩種應對文明挑戰方式的本質差別——過去，人們一直只注意戊戌維新與明治維新的比較，其實，大陸稱為"洋務運動"的同治中興，才是決定中日易位的第一場較量，甲午海戰就是這場較量的結局。中國因甲午大受刺激，從此跌入病態；戊戌變法的失敗，又使政權中樞喪失改革的合法性，至此只剩革命一途。特刊關於"岩倉考察團"（清朝後來也有五大臣出洋考察）、"自助論"等的描述，都很有特色。這些，也都頗說明樞軸文化與邊陲文化的差別。
當然，對東亞各民族來說，這種文化變遷要遠為複雜。如何繼承本傳統和融合新傳統，變成一個很難調適的文化奧秘。在中西比較這個層面上，僅僅從哲學上的理性主義（實證、精確、客觀）和文化心態上的開放與否來解釋，還是單一的視角。在兩個源初價值不同的文明體系之間，僅僅以現代化為座標論成敗，常常導致把結果當作原因的偏鋒思維，我在《河殤》裡就被這種很能引起內心衝動和靈感的思路所駕馭。近來我越來越覺得，恐怕在非功利、無座標、多層面、無價值判斷的前提下，文化的比較才是可能和有意義的。畢竟，從今天的結局反推出來的答案，縱使正確也只是歷史現象，無法套用於並非重複歷史的今天。此外，文化的變遷，恰恰是各種非文化因素交互作用的未預期後果，實非人們可以事先預設和控制的。以西方文明發展的軌跡，來論證中國文明如何不是這個軌跡，等於論證梨樹為什麼不結蘋果。我們作了太多這樣的比較，並不能說明問題。
五、多元的歷史來源：台灣之幸運與困境
今日台灣與東亞的繁榮，創造了西方以外唯一的現代化奇蹟，也引出了不同與西方的後現代困境。這個問題，自然也有其歷史原因。
〈發現台灣〉的材料組織，使人頗可見出這個島國錯綜複雜的歷史積澱。不過三百年，荷蘭殖民、明鄭割據、滿清之初八十年封島、清末中國最先進的現代化嘗試、五十年日據，再加上四十年孤懸海外，真正納入西方體系，台灣在不同時期，獲得差異極大的文化資源，仿佛一顆樹被嫁接了多次。毫無疑問，多元的歷史來源，是塑造今日台灣的合理解釋，只追尋儒家傳統一個來源，顯然不能立論。特別是日據時代給台灣打下的基礎，特刊沒有迴避，作了客觀的介紹，肯定這段歷史的意義。從土地私有化、行政、法治、教育等制度性的建設，直到"一人掃五家"的民風的培養，都不是中國傳統的制度和文化所能做到的。雖然是痛苦的殖民地遺產，但的確使台灣吸收了日本百多年向西方學來的精華，在不情願之下獲得了質變。
但同時，多元的歷史來源，也埋下了台灣社會難以根治的內在分裂性。這主要是不同文化來源所造成的文化認同的分裂。台灣社會三百年，從未有過穩定的文化整合過程，"社會欠缺主導禮教的仕紳階級"，也未能形成自己的精緻文化（三百年大多是亂世）。事實上，台灣的文化人在不同時期一直扮演社會反叛角色，一路反清、反日、反國民黨反下來，無法承擔文化整合的使命。反之，一個文化上未整合的社會，只靠威權(滿清的酷政、日本占領者、1949年後的戒嚴體制等)壓服，更加深社會的內在分裂。或許，這也是邊陲文化的某種性格?
總之，《天下》這期特刊所打開的台灣歷史畫卷，抹著一種海洋的蔚藍色。它大概是中國文化的邊緣色彩之一。中國或許還該有遊牧文化的草綠色、高原文化的褐紅色等等。可惜，他們還都被埋在那中原文化的土黃色底下。我想，文明由中心向邊緣的轉移，已是中國的大勢。我已經不再把中國未來的期望，寄託給氣數以盡的那個"中心"。雖然最近從北京還傳出一群太子黨人的頗類似當年滿清昏君的聲音，他們說，區區幾個邊緣海島，能成什麼大氣候？他們實在沒有那種眼光，可以看到，中國文明的新色彩，已經在邊緣泛起。他們將會同大清一樣，輸給歷史。
「1624歌仔音樂劇」，2024年在台南首演，展現四百年前，風起雲湧，海盜、商人、台灣人，誰能在大時代中，做自己命運的主人？穿越四百年前壯闊史詩，重返十七世紀歷史現場，見證台灣與世界相遇的起點」……而過去的歷史，則只從王侯將相上找到這種軌跡，哪怕是在海洋上，從鄭芝龍鄭成功父子、兩蔣父子，然後呢？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嗎？反正不必去管大陸那邊的江胡習了，共產黨除了飛機擾台，還能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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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摸著石頭過海
鄧小平有句名言"摸著石頭過河"，是他的「改革開放」思路，我改一個字，用來歸納這三十年中國的一種例外，即它從封閉、落後，走向發達、富裕，卻維持了一黨專制，甚至可以說，中共創造了一種經濟開放條件下的升級版的專制體制。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後來的冷戰之後的一個例外，是一條跟俄國和東歐不同的道路，也是對歐美所提倡的民主體制的一種挑戰。
鄧小平並沒有什麼海洋意識，他最大的想像力是"開放沿海城市"，在1980年最開始還只敢開放深圳、珠海、廈門三個特區，黨內保守集團陳雲等人還反對他。鄧小平這一步，跟一百四十年前清朝政府被英國軍艦轟開廣東的通商口岸相比，差得並不算太遠。
鄧小平提拔趙紫陽當總理，負責對外開放，而趙紫陽也不過是借鑑"亞洲四小龍"六、七十年代的現成經驗，搞"來料加工"，他自己創造了一個說法，"兩頭在外，大進大出"，也就是原料、市場都是外國的，中國只出廉價勞動力，而這正是中國"經濟奇蹟"的訣竅，所以有人說，趙紫陽才是"改革總設計師"。
1984年鄧小平膽子大了一點，他讓谷牧一口氣開放十四個沿海城市。不出五年發生了天安門屠殺，這個進程就停下來了，執行鄧小平開放政策的趙紫陽下台，鄧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他面對"六四"和"六四"以後的蘇聯解體，用了八個字﹕"韜光養晦，絕不當頭"，他向西方大開國門、大舉引進外資，瘋狂地把中國變成一座世界大工廠，所以我說他是"跳海"，接替趙紫陽的朱鎔基，不惜一切代價加入WTO，又任憑"圈地"賣地、國企"斷奶"私有化，都是為外資進入而"改善投資環境"；另一方面，是更徹底地拋棄"社會主義"，教育、醫療、住房三波"商品化"，國內老百姓稱為"新三座大山"，最後落實到中國外匯存底達658億（2005年），以及三十萬個"身價千萬的富豪"，只占總人口的0.023%。
另外還有一個可怕的代價，就是"世界工廠"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大垃圾場，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斷流枯竭，三分之一的國土被酸雨污染，四億城市居民生活在重度污染的霧霾底下；中國出現一個"毛派"，喊出了抗戰時期的一個口號："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海"，最初想過代價問題嗎？
到了這個時候，中國自然資源的枯竭，才變成它走向海洋、進軍全球的需要。中國"廉價勞動力"優勢，在國際分工上是"低技術"一端，此種經濟體的科技發展、國家安全皆受制於人，因此中國要使用國家力量向高科技一端轉移，不惜跟美國等已開發國家發生衝突；其次，低技術又伴隨高消耗，即環境污染和資源枯竭，於是"中國崛起"的題中必有之義，就要問鼎這個行星的資源分配；第三點是中國過剩產能和資本的出路，產生"一帶一路"戰略，涵蓋了60個國家、數萬億美元投資、44億人，世界經濟體量的40%，據說是世界史上最大的經濟項目。
對中國新的全球戰略"一帶一路"，西方分析家蠻贊成"一路"而批評"一帶"（海上絲綢之路），說中國計劃在中亞地區開發一條通向歐洲和中東的新"絲綢之路"，可以替代過度依賴脆弱海上航線的"一帶"——其實"一路"穿過社會秩序徹底瓦解的戰亂中東，恐怕更"脆弱"。不過這是中國人的business，不管洋人痛癢；只是西方分析家看不懂，中南海在中亞怎麼玩，都不會輸掉什麼。
中國是一個內陸型國家，華夏民族誕生在黃土高原，在第一個千年裡，不知道海洋是什麼；到唐朝中期才發生一個重大轉變，即文明中心從黃河流域，轉移到長江流域，才開始面對太平洋，但是各朝代的中央政府，依舊恐懼海洋，一貫實行禁海政策。費正清寫《劍橋中國近代史》提到，當海上已經出現了來自西方的堅船利炮以後，整個中國政府的注意力，財政、軍備，重點還在對付西北──那時西北正在發生太平天國後期所引起的撚軍和"回亂"。中國政府的主要力量還在西北，沒有海軍，也沒有真正懂得海戰的人。左宗棠率軍征西，清朝政府都沒有錢給他，他是靠中國買辦去向西方人借銀子。中國當時有內陸的麻煩和壓力，一直沒有處理好海上來的問題。
今天中國面臨海洋，首先發生的是它與邊陲的衝突，中國與新疆、西藏，有民族矛盾，也有統獨矛盾，還有所謂"生存空間"、領土資源的矛盾。但是在中國與香港、台灣之間，只有嚴重的制度矛盾。只要中國不解決獨裁制度問題，它跟這四個邊陲地區的所有矛盾都無法解決。所以，習近平跟清朝一樣，也面臨著他的"回亂"——新疆的抗爭和分離，這正是北京設計"新絲綢之路"的基本動機；而西藏、新疆兩地，囊括中國四分之一領土、大部分礦產和戰略資源。其實上疆藏問題，也就是內亞問題，都不是民族問題，而是漢族正統性的失敗和地緣政治的緊張，但是北京至今不肯設計一個平等的聯邦制方案。
"六四"合法性危機，使北京喪失了對邊陲的凝聚力，也引發了"邊陲對中心的恐懼症"。疆藏兩地抵死（自焚、武力）抗爭；香港人則從疆藏的今天，看到了他們的明天，懼怕有一天港澳"中國內地化"；香港的淪陷，又激出台灣抵制"服貿協議"的"太陽花"學運，讓國民黨丟了江山。繼而，東南亞和環太平洋周邊的國家，也感染了中國邊陲的恐懼症——這恰是"中國崛起"的本質：中國不僅不會"分裂"，這個壞制度得勢了還要開疆闢土，對外擴張，於是東海南海從此不靖。
毛澤東一生沒有"統一"中國，此所以鄧小平高度重視"回收香港"，並視其為一生最大滿足，但他還是飲恨台灣。這漸漸慣出中共的一種"領袖情結"，誰上台都要以完成"統一大業"為最高業績；又則，"統一大業"也是這個政權代價最便宜的合法性補充劑，因為被"民族主義"馴化的老百姓最吃這一套，馬克思已經不靈光了。
以壞制度統合邊疆、民族地區，是近年來中共的成功經驗，因為它無須以老百姓感受為準，而是以試煉體制壓制社會的"馬基雅維利式"技術為準——今天我們看到，在其徹底控制下的新疆維族已近絕望，而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被拖成一盤死棋，藏族也看不到其他出路；香港人因特殊地緣而在無操作性的"獨與不獨"之間掙扎；北京唯有對鞭長莫及的台灣極盡訕笑。中國其實沒有什麼"海洋戰略"，它只是搞定了四個邊陲，心裡說何不索性去南海撒潑？
《河殤》當年沒說，黃河其實沒有流到出海口，就干凅了。
歷史學家余英時曾提出他的一個觀察，認為中國的歷史是從西北，從內陸亞細亞逐漸向海洋推移的一個過程。最初從漢代帝國唐代帝國所遇到的敵人，都是來自西北的，到唐以後，遼、金、元都是從東北西北，都是從不靠海的內陸開始，這是一個壓力，是少數民族對中國的壓力，不斷地把漢民族從黃河流域推到長江流域，從長江流域逐漸向海洋發展。余英時說這是一個從內陸來的政治壓力，一個代表西北的文化。中國的發展是從西邊向東邊，然後從北邊到南邊，慢慢地越來越接近海洋，這種發展一直沒中斷，但是遭遇到西北力量的影響時就有轉折。
他舉例，第一個轉折就是蒙古人的入侵。永樂的心裡想的依然是蒙古人，明朝對大知識分子的侮辱不是中國的制度，自漢唐以來對宰相、三公九卿是非常尊重的，何以有後來這些嚴酷的制度，當然是從內陸民族帶來的，最早是金人，後來是蒙古人，然後是明朝人繼承下來。但到明朝，向海外發展已經很大了，永樂有鄭和下西洋，西方人研究文藝覆興的，研究航海歷史的，都承認中國可以向西發展，它何以沒發展？主要是政治原因，永樂的宮廷政治不允許這樣的海外發展。由於滿清王朝比後期的明代帶著更濃厚的內陸取向，海洋中國的發展在十七、十八世紀受到了嚴重的政治阻擾。余英時總結：
「我覺得海洋和內陸的問題是這樣一個問題，中國的政治是被內陸所左右的，經濟文化是慢慢向海洋發展的，所以政治與文化，經濟與文化有一種衝突，不是合一的，甚至是背道而馳的。這個衝突可以說一直延續到今天，我甚至可以說包括共產黨。它真正的基地是陝北，是在最貧窮的、也最能滋養原來內陸政治那一套的土地上發展起來的，在這種土地上發展的政權，有一種封閉性，就是關門主義，對外面是恐懼的，不放心的。歷史有時是奇詭的。近三、四百年來，中國內陸取向的政權雖然千方百計阻撓海洋中國的成長，但傳統的內陸文化，特別是家族組織和勤勞節儉的工作倫理，卻是中國人海外發展的主要的精神憑藉。脫離了內陸政治的羈絆，中國的傳統文化反而能在新的經濟領域中發揮得更為暢快。」
所以今天坐在中南海頭把交椅上的是一個陝北娃子，你不應該看成是一個偶然。
七、造島：內陸型思維來到海洋
南海唯一的誘惑是石油。八九年鄧小平殺了人就說："必須把經濟搞上去"，於是將中國轉換成一座"世界工廠"，近二十多年"掠奪式"的耗竭型發展，搞得資源匱乏非常嚴重，必須到海外去搶了。一個海洋地質學家大聲疾呼："鄧小平的海洋政策就是把近海守住，韜光養晦，不與人爭利。但現在不行了，中國的石油有一多半都從國外運來，貿易也要依靠外國市場，如果再不爭取海上利益就會為人所制。"這是六四屠殺的邏輯後果。
可是南海既無島嶼，更無土地，如何說它"自古屬我"？中國喜好搬出歷史來證明領土歸屬，乃是一種標準的內陸性思維，因為華夏漢族兩千年來，便是從北方乾旱的黃河流域，漸次墾殖到潮濕的長江、嶺南、雲貴地區來的，這種文化是離了土地就心虛的，腳下無寸土甚至不敢強詞奪理，哪裡像橫行大洋的海盜，搶到你家門口也理直氣壯。
所以中國南海造島，立馬勾起我的一個回憶：當年在山東煙臺，我坐上一條小船，划過蓬萊水城的拱門，一看到黃海就想：為什麼島國的倭寇可以渡海來打明朝，而中國人只能守在海邊，連想都沒想過要去日本看看究竟？為什麼歐洲的海軍炮艦可以全球遊蕩，而中國的戚繼光只知道把長城修到海邊來？
西方人分析，南海造島是一個"維護國家面子、但缺乏戰略邏輯作支撐"的政策，因為即使中國把整個南海變成它的內湖，也確保不了從太平洋一直通向印度洋、波斯灣的各條海上通道的安全，而投資研發新飛彈對付美國航空母艦，對於解決中國的潛在安全難題作用不大，反而無端引發美國的對抗。
可是中國的想像力只有島，只要在海上堆土，心裡就踏實了。中國並沒有從大陸運載沙土石料去填南海，而是跟德國合作建造了一艘大型自航絞吸挖泥船"天鯨"號，以"吹填法"，採用南沙礁盤周圍大量的海砂造島，但依然造價不菲，據《金融時報》報導，以永暑礁為例，工程總造價約為736億元，連國人都驚呼：這哪是造島，分明是造大陸。這造價是個什麼概念？就算折價美元一百億，恰是美國地產大亨川普的身價——這爺們只值南海一個人造島。
南海危機，說到底就是海洋和內陸的問題。
八、「大一統」思維蔓延到海上
九十年代初，人們預測歐洲已經衰落，北美也要衰落，而東亞崛起，將是下個世紀高度發展的地區。1993年鄧小平說了一句話"國際環境對我們有利"，指前蘇聯垮掉了，中國沒有北方威脅，可以走向太平洋了，當時中國出現很多說法："太平洋時代"、"中華經濟圈"、"天時地利對我們有利"、"走向大洋練兵"、組建遠洋海軍，向俄國買航空母艦，等等。
誰知中國面向海洋最先遇到的是"第一島鏈"，其中台灣島扼其咽喉；再往東又有第二島鏈，從日本群島向南連結印尼群島，封住了關於太平洋的一切。我們不妨以此來解釋近兩個十年裡在東亞和兩岸發生的所有摩擦，諸如台海"飛彈危機"、"釣魚島"紛爭、東海防控識別區、美國"圍堵戰略"、中國反日狂潮等等。然而壞事變好事，這也給中共創造了一種極好的外部環境，它對此的投資極具"戰略眼光"，將老百姓引向太平洋上最靠近的兩個島國，盡力釀造仇外情緒，馴化大眾的狂熱民族主義，恰好可以轉移他們對內部腐敗、專橫、不人道的憤怒，因為一個沒有聲音的族群是深仇大恨的。這裡還有一層歷史鋪墊：新中國對太平洋只有痛苦記憶，毛澤東1950年派兵攻打台灣而全軍覆沒；蔣介石從台灣派飛機深入大陸，據說是激怒毛澤東搞"大煉鋼鐵"要造航母的誘因。情緒化常常是歷史的真正奧秘。
2023年夏天北京亂了營。外長防長皆失蹤，經濟熄火，青年失業嚴重，美中全面對決，北戴河元老們焦急萬分，但是我看這些問題，都歸結為一個問題：打不打台灣！習近平明白，拿不下台灣，他就歇菜；而外事口、軍方衡度情勢，斷然沒有決勝的把握，這軍方，首先就是火箭軍嘛，拿台灣，海軍陸軍都使不上。習性急也有道理，經濟下行了，中國實力開始疲軟，強國快成明日黃花，不只爭朝夕就全黃了！然而這一切的前因後果，還得從鄧小平說起，要說晚了一步，從他那會兒就稍遲了點。當代中國，一切都是彎道超車，你說打仗、征服、軍事的事兒，也能彎道嗎？火箭井蓋打不開咋辦？司令員為此自殺嗎？核潛艇機械失靈、缺氧咋辦？
雖然如同我在《海慟》的序言裡說的，「共產黨也終於讀懂了西典，這回不是嚴復翻譯的《天演論》，而是麥金德的《陸權論》和馬漢的《海權論》，陸權與海權的對峙，令這個從黃土高原走出來的「小米加步槍」政權要造航空母艦了，此後經過二十年瘋狂海軍擴張，截至2022年共裝備各類艦艇837艘，總排水量約265.36萬噸，成為世界第二大海軍，其中戰鬥艦艇493艘、航空母艦2艘（不含尚未服役的福建艦）、驅逐艦43艘、護衛艦93艘、飛彈艇81艘、兩棲艦艇169艘、常規動力潛艇61艘、核潛艇18艘，大量水面艦艇如同「下餃子」一般駛入太平洋，這就像「大煉鋼鐵」那會兒一樣……。
時下，只有美國總統川普拍胸脯、咬牙印：我能嚇阻習近平攻台！
兩千三百萬台灣人就只能成他手中的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