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文字：革命戰友心紅志堅。一排右二系本文主人公李善榮（1966屆高中畢業生），三排右三系作者鴻路（1968屆），此照攝於1968年下鄉前夕。
一
我的家鄉安東，本來好端端的，1965年卻被官府改名了，叫丹東，報紙上解釋意為紅色的東方之城。次年，城市的大街小巷「紅」的眼花繚亂：紅臂章、紅寶書、紅旗、紅標語等等，時稱「紅海洋」。全國颳起了一場「紅色風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
1966年6月2日早晨，是丹東一中師生難忘的時刻，晨練的停了下來，看書的放下了課本，傾聽著擴音器播放著鏗鏘有力的話音，這就是《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一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中1/4的社會主義中國興起。
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戰鬥號召下，億萬工農兵群眾、廣大革命幹部和革命的知識分子，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打碎了多少年來剝削階級強加在他們身上的精神枷鎖，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
……
次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以《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了一個大陰謀》的通欄標題，刊登了聶元梓的大字報全文。同時，發表了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文章把北大學校黨委稱為「『三家村』黑幫的一個重要據點，是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因此，號召「革命派」對於「不論他們打著什麼旗號，不管他們有多高的職位，多老的資格」的黑幫堅決鬥爭，並把它「徹底摧毀」。
此前，一中教學樓里已經貼滿了大字報，憤怒聲討「三家村」黑幫。在黨支部的領導下運動是平穩的，但是，被革命點燃了心扉之火的青少年，對於這種「平穩」感到了「壓抑」。而《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為他們打開了「橫掃一切」的閘門，北大一時成了效法的「樣板」，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指向了黨支部，被扣上了反黨「黑幫」的帽子。於是，黨支部便像稻草人一樣被洪水淹沒了。
二
一中黨支部癱瘓了，中共丹東市委派去了工作組，代行黨支部領導文化大革命，這也是效法北大，全國基本如此。
工作組進校的那天，在食堂大廳召開了會議。會上，分管文教的市委副書記陶貴春親臨會場，首先給大家介紹了工作組的主要成員：湯廣義、於錫奎（皆為教育局副局，前者工作組長）、李存增（中教科長）。然後，作了講話，號召一中師生在工作組的領導下，要做徹底的革命派，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在陶的講話中，提高了嗓門，不時和大家振臂呼喊口號，群情激昂，顯示了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
會後，在工作組的領導下，一中成立了由幾名師生組成的大字報編委會，主任是一個16歲的女生，叫鍾鶴，其父是一個老紅軍（空二軍）。副主任中有一位叫傅良忠，他是高三一班的團支書（後文將會出現）。大字報編委會的任務就是審查所有大字報的內容是否合乎當時的規定，或者說，是否有違工作組的要求，譬如，未經批准不許在大字報中亂點師生的名字。總之，經審合格方允許張貼。同時，限定日期，過期可以撕掉，或覆蓋，這樣，多如雪片的大字報方有著落。即便如此，因為「地盤」的問題，經常發生「辯論」。
對於大字報的管控，體現了工作組對於運動的「求穩怕亂」，逐漸引起了一些激進師生的不滿情緒，認為工作組是「小腳女人」，以「條條」、「框框」來「壓製革命」。編委會把這種情緒反映了給工作組，而工作組習用以往，即反右運動的邏輯，反對工作組就是反黨。恰逢其時，在京主持工作的劉少奇下發了文件，即《批轉中南局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和《批轉中共西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和部署》），其中指出，「對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高中應屆畢業生「經過市委批准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於是，一中工作組便開始張網已待了。
三
一中學校有個農場，也是師生們的勞動基地，位於東溝縣大孤山，叫做向陽溝。那裡有700餘畝水田，負責管理農場的是一個上海人，皮膚白皙，相貌英俊，說話帶些鄉音，猶如當今港星周潤發的模樣，他叫楊洪年。可悲的是，這位老師雖是講政治的老師，卻並非懂「政治」，所以，在1957年被劃了右派，教書的資格被剝奪了。後來，被打發到向陽溝農場。人到中年，所幸「帽子」摘了，但人們卻在「右派」的稱呼上加了修飾語：「摘帽右派」。
六月，通常是北方的插秧季節。因為颳起了文革風暴，一中也「停課鬧革命」了，師生們一天到晚忙著張貼大字報，書記，校長都已經「靠邊站」了，一切由工作組說了算。這時，楊洪年向工作組提出，眼下是插秧季節，不能誤了農時。農民說，人誤地一時，地誤人一春啊！於是，工作組便安排初中部的六個班級，接近300人，去向陽溝農場插秧。但是，初中班的老師要留校參加運動。因此，從高中部的六個班級，每班抽3至7人，替代初中老師帶領初中生去勞動。
當時，高三一班的班長李善榮負責帶領初三一班。
15日這天，工作組用汽車把這些學生送到了百里之外的向陽溝。
水稻插秧不僅辛苦，彎腰弓背，赤腳站在冰冷的泥水裡，而且，是個技術活兒，弄不好難以成活，所謂「淺插不漂苗」。這是城裡學生的嶄新一課，而且，並非一揮而就的。所以，楊洪年雇來了10個老農，說是來教學生的，其實，活大都是這些莊稼人幹的。所以，計劃15天的活兒，7天就大功告成了。
於是，帶隊的幾個高中班長合計，插秧結束了，應該「回校鬧革命」了。離校多日，置身事外，不知學校又揪出了那些「黑幫」，大家著急回校投身革命。於是，李善榮（高三、一）和劉英吉（高三、三）一起去郵局打電話，報告工作組任務完成了，要求派車返校。工作組一口承諾，次日去車。
第二天，早飯後，大家捲起了鋪蓋，打好了背包，等待來車。可是，從上午等到下午，不見車影。晚上，同學們望著油燈下的泥牆，悶悶不樂。第三天，又去郵局打電話，工作組的回答是「明天」。可是，「明天」仍然是空歡喜一場。初中生都是十幾歲的孩子，很少離家，歸心似箭。對於工作組的「放空炮」，怨氣衝天。
這時，高三四的班長傅元成，起草了一份大字報，他把底稿拿來給李善榮、劉英吉看看是否需要修改，並請其聯署。大字報的內容是，農場勞動結束了，我們同學要回校參加文化革命，可是，工作組卻一拖再拖，這到底是為什麼。並且，引用了毛主席詩詞「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同時，指出農場存在著階級路線問題：竟然讓一個「摘帽右派」掌握農場大權，應該立即撤銷其職務，並要對農場「封舊帳立新帳」，查清是否存在經濟問題。李善榮看過後，修改了一句，原話記不清了，改後的句子大意是：工作組還不如校領導。
第四天，傅元成和李善榮、劉英吉一起從孤山乘車返校，要把這張大字報貼校園，並和工作組「理論」。車上人多擁擠，後頭只有一個空位，傅將手中的大字報遞給李善榮，讓他去那裡坐著，傅、劉站在前邊。
車行至長山站停下時，擠上來一個年輕男子，他是一中上屆高中畢業的王雙成。1964年夏，他串聯了十幾名同學，打著一面「敢叫日月換新天」的旗幟，來到長山公社窟窿山大隊譚家園西生產隊設籍，也就是，響應黨的號召「上山下鄉」了。不久，遼寧日報發表了長篇報導「紅光閃閃」，宣傳王雙成等知青在農村的事跡。文革爆發，窟窿山改為「抗大」，所謂「抗大」，即延安時期的抗日軍政大學的簡稱。隨即，譚家園西生產隊為「抗大六隊」。
王雙成在車上見到三同學，彼此打了招呼，便聊了起來。王說，我們下鄉的同學要求回校鬧革命，我要找工作組提出這個要求。接著，傅等三人便打開了話匣子，說要回校給工作組貼大字報。
王雙成驚詫的問，給工作組貼大字報？有人回答說，是啊，工作組也沒啥了不起的，對於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不管職位多高，資格多老，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這些話語，看起來「口出狂言」，但都是出自黨報的語言，習以為常。（毛澤東在人民日報《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評論員的文章特別加了一條批註：「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該堅持抵制。」）說話間，汽車到達一中了，傅等三人便下車了。而王雙成沒有下車，他說要到市里去。
誰能料到，說者無心，聽者有意，王雙成把同學在車上的「妄議」暗記在心，直奔市委大樓告密去了。
四
王雙成不同於普通百姓，是個「報上有名，電台有聲」的人物，當然也是市領導的座上賓。他直接去見了市委副書記陶貴春，當時，陶分管文教，一中的工作組隨時接受他的指示。
王雙成向陶書記做了匯報：傅元成等三同學在車上的「揚言」要給工作組貼大字報，云云。陶貴春聽過之後，感到不可小覷，從當時下發的文件來看，北京的學生中出現了反工作組的動向，上邊提出了「反干擾運動」。王雙成反映的情況，恰好說明一中出現了反工作組的情緒，不能任其蔓延，必須消滅於萌芽之中。
陶貴春顧不上午飯，坐著上海轎車，匆匆趕到一中，馬上召集工作組開會。當時，工作組成員有湯廣義、於錫奎（皆為教育局副局，前者工作組長）、李存增（中教科長）。會上，陶講了王雙成「反映」的情況，指示要排除干擾，穩定局勢。
工作組心領神會，立即行動起來，吩咐管理檔案的幹事宮振梅（軍官家屬）馬上查看三人檔案：傅元成、劉英吉、李善榮。結果，這三人的家庭出身份別為：貧農、革干（革命幹部）、資本家。也就是說，前二人屬於根正苗紅，唯獨李善榮屬於「資本家的狗崽子」。當時，從北京流行全國的一副對聯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於是，李善榮便被抓了「典型」。
李善榮吃完午飯，從食堂出來，門口站著宮振梅老師笑眯眯的，叫他跟著去辦公室一趟。進辦公室後，宮老師便問起關於農場的一些情況，特別問到「摘帽右派」的表現。這時，牆上的廣播喇叭響起來了，一個嚴肅鄭重的聲音在屋子裡震盪：
同學們，現在，向全體師生公布一個重要的通報：丹東一中發生了一起嚴重的反革命事件，也就是「李善榮事件」。李善榮何許人也？高三一班的學生，家庭出身資本家……
晴天霹靂，李善榮只感到天旋地轉，腦子一片空白，耳朵裡面嗡嗡響，喇叭里的話語也聽不清了……他按著桌角站立起來說，我要走。宮問，你要去哪？李說，我要找工作組，我家的成分不是資本家。說著，眼淚流了下來。宮說，工作組正忙著，會後還要組織各班討論呢。說著，用手按著李的肩膀坐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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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善榮如坐針氈，什麼「金玉良言」也難以使心情平靜下來。看來，宮老師這是奉命「看護」他。一直到天黑了，響起了輕輕的敲門聲，宮起身出去，在門外小聲嘀咕了一會，又回到屋裡，開始了「思想工作」：李善榮同學，你年紀還小，來日方長，不要想不開。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我們應當要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這段話，是當年非常流行的語錄。
李善榮失魂落魄的從學校走到汽車站，踏上了一路汽車，駛入市里後，在鎮安橋下了車，家就在橋西。回家後，家人見他神情有些沮喪，吃晚飯時，手拿筷子愣愣地出神。飯後，他把父親叫到一旁說，爸，咱家到底是什麼成分？父問善榮出了什麼事？兒子便將「事件」說了一遍。父親說，兒子，你給工作組貼大字報，這不是惹禍嗎？兒說，大字報還沒貼出去呢，工作組就宣布了「李善榮事件」。大字報又不是我寫的，一個屎盆子全扣到我的頭上了，因為咱家是「資本家」。父親皺著眉頭拿出了戶口本說，你來看，這裡明明白白地寫著「市貧」，不就是城市貧民嗎？哪來的資本家啊！接著，父親一五一十地講起了「家史」——
父親自小隨家「闖關東」，從山東平度移民安東，那時安東叫沙河子。有一條大沙河穿城而過，湧入鴨綠江。河上有一座木橋，李家就在橋西落腳謀生。多少年後，李父操起了少時的手藝，在自家的小院裡與朋友合夥做熟食生意。兩家各自出資不到百元，由於作坊占用李家的房子，所以，李家占股份70%。勞力是兩方夫妻，外加一個幫手，是這位朋友的內弟，一個半痴之人，也是為了照顧餬口吧。經營的熟食主要是加工香腸以及豬頭肉，店號「松江」。生意做的較為紅火是「放大炮」那年（安東人稱抗美援朝為「放大炮」），每天要加工一兩簍子熟食送到火車站的軍人服務社，發往朝鮮。
父親講完「發家史」之後，長吁短嘆：老三啊（李善榮），看來你的大學是念不成啦……
五
次日一早，李善榮便乘車上學去。一進校門，見到學生對他指指點點的，竊竊私語。走進教室，也無人理睬。他獨自坐了下來，仿佛一個等待審判的犯人。有個同學喊道，李善榮，工作組叫你去一趟。李善榮從初中當班長直到高中，同學都叫他「班長」，其中含有尊重和親切。如今，直呼其名了。
李善榮來到工作組辦公室。面龐白淨，兩眼炯炯有神的是組長湯廣義，他不動聲色地凝視著眼前的這個學生：中等個兒，有些瘦弱，戴著近視鏡。黑而瘦的是於錫奎，他是「李善榮事件」的報告人。那個李存增用手指了一把椅子，示意李善榮坐下。然後，於錫奎開口了：李善榮，昨晚回家後有什麼活思想？李說，我問我父親了，我家不是資本家，戶口上也寫著「市貧」。接著，李便開始敘述父親的「發家史」，沒說幾句被打斷了。於說，李善榮，我叫你講這些了嗎，再說了，有的戶口上寫的是貧農，運動來了，一查是「逃亡地主」，你怎麼解釋？從今天起，革命師生要對你開批判會，你要檢討的是——你是如何反工作組的。李說，我沒有反工作組，大字報也不是我寫的。於說，大字報上說「工作組不如校領導」，是你吧！？這是個原則問題，「修正主義」黨支部癱瘓了，「黑幫」校領導被打倒了，我來問你李善榮——領導運動的是誰？李回答：工作組。是啊，工作組就是黨的領導，反工作組不就是反黨嗎？這不是和尚禿頭明擺著的嗎……
李善榮感到困惑和壓抑，感到難道跳進黃河洗不清了。他平靜了一下心情說，我昨晚一宿也沒睡著，翻來覆去的想，我怎麼竟然成了「右派」、「反革命」呢？他的聲音有些顫抖，淚水在眼圈裡打轉：在小學我是班裡最早戴上紅領巾的，上初中我是第一批入團的，大家選我當班長，一直到高中，還是班長。我腦子裡銘記的就是小時候背誦的：「糖甜不如蜜，棉暖不如皮。爹娘恩情重，比不上毛主席。」記得抗美援朝那年，政府提出市民要為前線捐獻3架戰鬥機，飛機的名字是「安東市號」、「鴨綠江號」、「鎮江山號」，我父親積極捐款，受到了街道的表揚。他根本不是什麼資本家，和朋友合夥做點小生意……
李善榮的話又被打斷了，工作組沒興趣聽他的「解釋」，帶他回到了教室。李善榮的眼前人頭攢動，原來，他帶去插秧的初中生也來了。兩個班的學生擠在一間教室里，密密匝匝的，大家都板著面孔，黑板上有幾個大字：批判李善榮大會。
首先，工作組李存增宣布撤銷李善榮的班長職務。由此，李善榮被「罷官」了，多年的班長生涯結束了。他站在這黑板前，面對著人群等著挨批。不久前，他還站在這表態積極參加文革運動呢。沒想到，自己成了革命的對象。
依照事先安排的發言順序，頭一個發言的是女生，一身草綠，頭戴軍帽，腰束皮帶，可以看出，這套行頭正宗貨，因為其父是空軍某部的老紅軍。她手握小紅書，高聲朗讀：偉大的領袖，我們心中最最紅的紅太陽教導我們說：「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
凡是發言批判的開頭都是一段毛的語錄，結尾都是高呼口號。發言中，什麼「反工作組」、「右派」、「反革命」、「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思想）的帽子滿天飛，讓李善榮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不過是一張給工作組的大字報，也不是我寫的，還沒有貼出去，扣上了這些帽子，豈不是張冠李戴嗎……
這時，大字報的撰稿人傅元成的班裡也在開會批判李善榮，因為是「背靠背」，所以，李善榮也無從知曉他說了些什麼。但可以肯定，全校共討之的只是李善榮了。
李善榮朝人群瞥了一眼，發現幾個出身不好的同學垂頭喪氣的樣子。但也有個例外，父蹲監獄的夏德福做了揭發性的發言，他引用的毛主席語錄是：「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然後，他惟妙惟肖地講了李善榮其父的一個故事：
一天，李父雇一輛三輪車送貨，他騎著自行車押運，三輪車載貨走的慢些，李父張口就罵，三輪車夫不服，李父便下車要動打，結果，一著急自行車倒在了溝里，李父惱羞成怒，對車夫舉手便打。故事結尾畫龍點睛的一句是：看，資本家對工人多麼狠毒啊……
李善榮感到奇怪，「醜聞」從何而來呢？父親雖非紳士，但也並非暴躁之人，他從未見過打罵的事。聯想夏父尚在獄中，是不是絞盡腦汁在積極「表現」呢？事後，夏曾向李道歉，這故事純屬虛構。
六
那是一個瘋狂的年代，人們為了表現「立場堅定」，落井下石，比比皆是。令李善榮驚訝的是，在批鬥會上，傅良忠同學一言未發，作為班裡的團支書，不帶頭髮言，這可是犯大忌的。用時髦的話說，要旗幟鮮明，劃清界限，沒有沉默的權利。李善榮和傅良忠是班裡的一對搭檔，李有些倔強，傅不乏柔和，兩個人剛柔相濟，配合默契，班務搞的井井有條。念初中（14中學）時，他倆就在一個班，一起入的團，都是班幹部。關係越是密切，越是需要劃清界限，否則，如何說明你是「左派」呢，而且，傅良忠還是大字報編委會的副主任。可是，他一直沉默到會議結束。
晚上，李善榮回到家裡，神情憂鬱。他感到身心交瘁，躺在炕上，腦海里翻騰不已。明明行在平坦之途，突然掉到漆黑的井裡了，怎麼才能爬出井裡呢？……
他起身走出院子，來到鎮安橋上。夜空漆黑，沒有月亮，也沒有星光，大沙河在橋下靜靜地流淌，四周是一片此起彼伏的蛙鳴，平素聽起來「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但心情鬱悶之時，卻如一片聲嘶力竭的吶喊。他下了橋，來到傅家的小院，躡手躡腳地走到傅良忠的窗前，輕輕地叫著他的名字。傅良忠聽出了他的聲音，便從屋子裡出來，兩人一起離開院子，停在牆外的一棵樹下。
李善榮看著眼前的髮小，心裡有好多話要傾吐，但欲言又止。傅說，你想說什麼就說吧。李說，你看，工作組最終對我會怎麼樣？傅說，我上哪去知道呢，李說，你是大字報編委會副主任……傅說，工作組找我談話了，說咱倆挺好的，叫我與你劃清界限呢。李善榮心裡恐慌，想來掏個底，沒想到，他竟然也受牽連了。李善榮陷入了窘迫，只好告辭了。傅送到路口，李說，太晚了，你回去吧。言罷，他一個人往家走。
鎮安橋下的河水緩緩流淌，這條河給他帶來了許多歡樂，尤其八月的夜晚，他和傅良忠打著燈籠，舉著火把，下河裡捉螃蟹……
恍惚間，踏上了人生的緊要幾步——千軍萬馬過獨木橋（高考），誰料到，一陣風把他從橋上掀了下來。他回頭望了一眼，朦朧中傅良忠仍然站在路口……
李善榮被工作組罷了「官」，在班裡挨了批鬥，但事情沒有完結，工作組又在學校體育館舉行了批判會。規模擴大了，人員增加了，大約有師生500餘人。會前齊聲誦讀毛的語錄和高唱語錄歌，人聲鼎沸，震耳欲聾。
李善榮站在台前，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同學們不僅批判他是「右派」、「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為了表現「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雷鋒），讓李善榮感受到了「拳打腳踢」的滋味，尤其心驚肉跳的是，一個男生（高二三班陶克壯）手裡舉著匕首，在他面前大聲吼道，李善榮，你這個反革命分子，我要殺了你……
批鬥結束，李善榮已是鼻青臉腫，心力交瘁，踉踉蹌蹌。
七
晚上，李善榮擠上公車，車上熙熙攘攘的，也有他的同學，但是，沒有靠近他的，仿佛他是一個瘟疫攜帶者。一種孤獨和憤懣，如同磐石壓在他的心上：我為何竟然成了「反革命」，而同學們為何如此仇恨，這樣的日子要到何時呢？仿佛關在牢房裡的死囚，等待著某天被拉出去槍決，茫然四顧，難道就這樣束手待斃嗎……
他沒有下車回家，而是直接到了郊外的東坎子。他要和一個要好的同學孫樹文（高三二）聊聊，孫家住在這邊，兩人在初中同班。他把孫樹文從家裡叫出來，站在牆根下，他問，樹文，同學們到底怎麼看我的？孫說，很多同學都覺得工作組做得不對，同學們插完秧了，著急回校參加運動，憑什麼要車不給呀？說完，又安慰了幾句。
一連幾日，李善榮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白天在學校擔心被拉去批鬥，夜晚躺在炕上噩夢連連。想來想去，他鼓足了勇氣——上訪。
晚上，他來到市政府對過的一個院子，這裡住著市級領導，可謂「官邸」。來之前，李善榮打聽了陶貴春的住址，他所以要上訪陶書記，因為，「李善榮事件」是在他親自領導的一個成果。他敲響了門，一位中年女子（陶夫人焦鋒）輕聲問道，你找誰？李說，我要找陶書記。接著，自報家門，還加了一句，我實在冤枉，不然不會來找陶書記的。女主人將其讓進客廳，轉身去通報。
陶書記從一間內室走出來，問道：你有什麼事，說吧。李善榮便一五一十地講起來，特別提到「大字報不是我寫的」。陶問，那大字報你修改了嗎？李回答，我只在上邊改了一句話。陶問，那句話？李說，工作組的作風還不如原校領導。陶說，關鍵是這句話——工作組不如校領導。
李善榮沉默了片刻，又講起批鬥挨打，還有的拿出了匕首。陶書記眉頭微蹙：唔？還有這個情況，不允許違反政策的事情發生。接著說，你年紀還小，來日方長，不要壓力太大，你回去吧。次日，陶貴春給一中工作組打電話做了指示，由此，工作組在校宣布：李善榮的問題將在運動後期處理。從此，李善榮不再「享受」批鬥了。
八
七月下旬的某一天，一中校園出現了一條觸目驚心的大標語：「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學生們議論紛紛，說這話是毛主席說的，他老人家從杭州回到北京，感到運動「冷冷清清」，批評劉少奇派工作組鎮壓學生，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由此，全國自上而下掀起了批判工作組的浪潮。
不久，一中師生召開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在勝利電影院），工作組在會上做了檢查，承認在運動中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鎮壓了革命師生，特別是執行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的「黑指示」，高中應屆畢業生「經過市委批准，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因而將李善榮同學抓了「反革命」，製造了「李善榮事件」。為此，當場表示為李善榮平反，恢復名譽，賠禮道歉。
會上，李善榮激動得熱淚盈眶，他使出渾身的力氣，振臂高呼「毛主席萬歲」。在他的心目中，毛主席是他的救星，因為是毛的革命路線拯救了他，不然，他就只能永遠背著「反革命」的黑鍋，被踐踏在污泥濁水中。所以，平反後，他意氣風發，為了表示捍衛毛的革命路線，成立了「毛澤東主義雲水怒造反兵團」。不久，曾為工作組麾下大字報編委會的傅良忠，還有鍾鶴也加入了「雲水怒」，成為同一個戰壕的戰友。可謂「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
古稀之年的李善榮在接受採訪時，感慨不已，對文革這場浩劫，他頗感沉痛，同時，又覺得眼花繚亂，撲朔迷離，猶如一場噩夢，雖已醒來，卻有太多的「說也說不清楚」。所以，他願意接收採訪，把這片段的回憶留給那些研究文革的史家，也算盡一點綿薄之力，不枉「親歷」一遭了。
李善榮，1946年生於安東。1966屆高中畢業生，文革初起便被打成了「反革命」。圖片作者攝於2019年末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