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天九月九日，毛澤東亡歿日。「只要天安門城樓上還掛著毛主席的畫像，咱們就是同一代人」，據說是崔健說的，說得真好；也許可以補充下面一句：「只要毛屍還躺在他的紀念堂里，天安門城樓上就還得掛著他的畫像」，中國還在「黨天下」就成一句廢話了；老毛駕崩四十九年，半個世紀了，「人亡政息」了嗎？因為中共的字典里沒有這四個字，然而一個政權想做得這一點，學問可大啦，莫斯科就沒有完全做到，平壤則做得比北京還厲害，這才會發生前幾日習普金三人並肩走向天安門城樓之際議論「永生術」，他們其實均擔憂「人亡政息」，才捉摸以獨裁者長壽取代之⋯⋯歷史的複雜又在，八十年代發生一場「鄧改革」，鄧小平否定「文革」但不「砍旗」，毛屍才待在華國鋒給他修的那座堂里安然無恙，可是「鄧改革」也引發學潮，又令「改革開放」夭折在一場屠殺中，我猜陳雲王震這類頑固派一定慶幸，學潮出了激進派才叫鄧小平殺心陡起，「這才是我們沒有『人亡政息』的秘訣」，一切所來雲山霧罩，讓我們慢慢梳理⋯⋯。】
一九八八年九月九日那晚，我和王魯湘去謝選駿家聊天，聊至深夜時，魯湘忽然叫道："哎呀！今天不是毛澤東的忌日嗎？"三人頓時默然。
我瞥了一眼電視機，心想：今晚的《歷史上的今天》會說些什麼？可惜沒看。繼而又在心裡問自己：怎麼一點都沒記起這個非同尋常的日子？當年那麼強烈的刺激連同那個創痛巨深的歲月怎麼僅僅過了一輪就淡忘了呢？
一、中國人的凶年
十二年，正好一輪。中國人又遭遇上龍年。十二年前，隕石墜落，北方塌陷，天崩地裂，蒼龍死去，中國人仿佛恰恰在這大災大難中熬滿劫數，獲得了解脫。難道下一個劫數這麼快又來了嗎？
龍年，歷來被中國人視為凶年。這種觀念是出自《陰陽》、《五行》的天人感應之說呢，還是歸之於我們祖先幾千年的歷史總結？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妻子屬龍，每逢她的本命年，她都要尋一根紅繩子系在腰上以避災，而對今天的中國人來說，至少十二年前的那個龍年的多災多難，仿佛也是一個近乎宿命的"歷史經驗"。
於是，龍年可畏。
公元一九八八年，在中國確乎是一上來就呈現出某種不祥的、躁動的、神州惶然的景象。經歷了一連串全國震驚的事件後，便有民謠傳出："飛機打滾，火車親嘴，輪船沉底，物價沒準"。上一年森林大火的灼痛還殘留在人們心中，重慶空難，江南瘟疫，物價飛漲等又一齊襲來，很快就把中國人意識深處的恐俱感誘發出來了，大伙兒都不約而同想起了十二年前……
據民間傳說，今年過年剛過不久的深夜，在關外某省城郊區的公路上，一個司機正匆匆驅車往家趕。忽然，車燈下照出公路上橫臥一條青蛇，他猛地剎車繞開。跑了一陣，又見橫臥一蛇，再繞開。此時公路上閃出兩個女子，攔住此車，自稱她倆便是兩蛇，為謝司機不軋之恩，特泄露天機於他：龍年有凶，回家速放一掛鞭炮，即可餉災。不久，這座城市在某天夜間全城不約而同鞭炮齊鳴，翌日，眾人相見紛紛作揖道賀："過年好"。此舉隨即傳入關內，迅速風靡各地，蔓延許多城市。
農曆五月初一（六月十四日）夜裡，太原市也忽然鞭炮震耳欲聾，不少人惘然不知何故，待打聽方知龍年要過兩個，才能消災避難，而且商店裡的四種罐頭——蘋果、鵪鶉蛋、桃、梨，被一搶而空，皆稱吃了可以"平安逃離"（苹鵪桃梨）……
我至今記得很清，一九七六年之初，在周恩來逝世的那個不祥的春天裡，中國人的臉上都蒙著一層陰霾，天氣仿佛一直也是陰沉沉的，全國到處流傳著可怕的讖諱凶言，及至夏天，唐山果然陸沉，旋即毛澤東駕崩。古老的天人感應竟是那樣靈驗，而民間似乎是預卜先知的恐慌反應，究竟是一種有規律可尋的社會——心理現象，還是真有某種神靈的預言呢？無論怎樣，"世紀末"心態在龍年兩度出現，讓我相信龍年的不祥或許是有道理的。
我們的《河殤》，便是在這不祥的氛圍中製作出來的。
二、轉型正義
國際知名政治轉型專家Louis Bickford，界定轉型正義是指"原先不民主的社會，如何處理過去所發生過的人權侵犯、集體暴行、或其他形式的巨大社會創痛（包括種族滅絕或內戰），以建立一個比較民主、正義、和平的未來"，政治學上稱此為"追溯正義"（retrospective justice）。無疑，不論是二戰後對德國納粹反人類暴行的追究，還是南非種族迫害的"真相調查"、南美對前軍政府暴行的追討、東歐各國對共產黨罪惡的清算，無一例外是"轉型後"的追究與矯正。
當下中國民間，調查追究執政當局歷史上的反人類罪行，似無前例。台灣在威權體制主動放棄獨裁、主導政治轉型的背景下，實行"追溯正義"，亦為罕見，也對大陸發生強烈的啟迪作用；然而台灣的"轉型正義"經驗特殊，也有"夾生飯"之嫌，民間頗感不平。
中共不僅拒絕蔣經國式的"和平轉型"模式，更是強烈防堵九十年代共產體制大坍塌的"蘇東波"效應在中國發生，以國家力量反"和平演變"、維持穩定，無所不用其極。中國民間的"追溯正義"，發生在這樣惡劣的政治環境下，對此我們能做怎樣的延伸解讀呢？
首先，民間得以在"轉型"前追溯正義，卻是中共預留的空間，因為它對自己的歷史沒有信心──鄧小平對毛澤東的二十七年，雖不敢"砍旗"非毛化，卻是"不爭論"的；江澤民對鄧小平的"六四"，不敢翻案，但偷偷地減弱定性……這種合法性的斷裂，變成每一屆"中央"都在默認甚至鼓勵民間質疑它的前任，去追溯那個時期的"正義缺陷"。歷史地看，鄧小平為挽救執政危機，否定文革清算"四人幫"，尤其八十年代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錯案"，也算一次准"追溯正義"，而這點"正義"，恰是"鄧改革"的合法性來源，雖然由官方主導轉型，也是"夾生飯"，近似台灣做法。
那麼，鄧的"文革清算"，是否具有"道德恐懼"性質？一位海外華裔回憶，一九八○年受鄧小平接見，親耳聽他吐露真言："我們共產黨對人民犯了罪"。這則內幕進入公共話語，引起巨大震驚，其效應與其說是坐實了中共驚人的歷史欠帳，不如說是滿足了民間關於"中共怕清算"的預期感，並勾引人們提前支付"寬容"的認同。雖然此類和平轉型的渴望，或許不過是"大崩潰"憂患的另一種表述而已，我卻驚訝有人為什麼看不到，二十年前鄧小平下令天安門鎮壓，依仗的正是毫無"恐懼感"。
與此並列的，還有民間"單方和解"的衝動，反覆向中共發出呼籲，顯示了這種轉型前"追溯正義"，正努力變成"轉型"本身。但可疑之處是，人們對"轉型正義"機制比較茫然，那是從一再被援引的南非"和解"模式即可了解到的──南非模式的一個主環節，是圖圖大主教受命於曼德拉，先主持"真相調查"兩年多，共聽取兩萬三千多位受害者或目擊者的證詞，最後形成五大冊調查報告。沒有暴行調查，"正義"無從生成，談何"追溯"？又怎能"寬容"？
轉型前的"追溯正義"無可非議，但它也誘發種種政治幻覺.防止中國崩潰，並非與中共"和解"可以獲得，毋寧這樣的"和解"，是以犧牲受害者做交換的，更不要說中共寧願中國崩潰，也不跟你交換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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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亡政息"說
中國人曾一直相信，這個黨"有改過自新能力"，這既是轉型前"追溯正義"成為可能的一個因素，也是中國民間保持"和平轉型"巨大期待的誘因。曾幾何時，這個神話已經終結，中國人卻遲遲不能接受。
即使從政治轉型的角度去看，鄧小平也做了某種"轉型"——從「全能主義」轉向「後極權」，他的"實用主義"曾獲舉世稱譽。但是"改革"一旦觸碰政體，就產生了一個悖論：挽救執政合法性，跟黨內合法性，恰似水火不相容。趙紫陽的悲劇，是一個最好的例證，他在八九衝突中，冷靜透徹地看出學生運動與"顛覆政權"絲毫不相干，輕易便可化解，而動用暴力鎮壓則是最愚蠢的下下策，將徹底葬送執政合法性，如此明智的政治考量和決策，卻在中共僵化的體制內部，得不到理解、認同、擁戴，一句話，沒有合法性。此時鄧小平的頭腦里，一點實用理性都不剩，徒然成了一個草木皆兵的昏君。
一般而言，鄧與趙的改革理念，都是"救黨救江山"的權宜之計，但趙紫陽得了鄧之"實用理性"的真傳，有執政成本的概念，鄧卻停留在打江山時代不計代價的"低級層次"。政治不講成本，對任何國家而言，都非常可怕。當年開了殺戒，鄧小平才恍悟到那成本，但他安慰"屠城派"：只要我們把生活搞上去，老百姓就會忘掉天安門。這就是後來確保GNP年年以十遞增的一個政治遺囑，鄧小平要拿中國的"江山"（nature）去換他的"江山"（dynasty），他的繼承者的執政目標，就是執行這個政治遺囑，於是這個王朝也只好"人亡政息"。
中共的癌症是腐敗，那是因為它必須綁架所有中國人去替它還債，不腐敗怎麼做得到？其後果由網絡上一文作了描述，頗為精彩：
『六四若平反，我們會有幾十萬甚至幾百萬黨的幹部被反貪局審查，很多人要被槍斃。中國廉政公署的傳票會像雪片一樣飛到歐美各國刑警那裡，通緝在國外安享天年的離退休幹部。美國加州的許多豪宅，因屋主無法再繳納房屋稅而被銀行查收，荷蘭的紅燈區立即失去三分之二的生意，法國香榭麗舍大街的商店會冷清一半，德國奔馳和寶馬工廠將有大批工人失業，就連泰國的遊樂區的生意也會突然爆跌。如果說十年前世界需要中國腐敗，那今天的世界就已經離不開中國的腐敗了……』
世人皆言鄧小平沒有蔣經國開明，其實談不上"開明"二字，根本是一個愚昧的問題。以"追溯正義"為例，對"二二八"的責任，民選上台的李登輝，不對蔣介石深究，只描述為"失察"；輪到陳水扁當總統，改為"蔣介石是事件元兇"，並摘除"中正紀念堂"匾額；再輪到馬英九上台，又將匾額掛了回去。如此拉鋸，看似可笑，卻都要經立法院投票。台灣政治學家吳乃德教授指出，"國民黨要保護的或許不只是其領袖的神聖歷史地位，同時也是中華民國的歷史延續"，畢竟國民黨沒有"人亡政息"。
四、毛的「神主牌」
試看今日之神州，歷史一派模糊，晚近六十年幾成灰燼，只有毛澤東的孫子在北京被人當猴兒一樣耍著，還依稀令人想起荒謬年代，卻也擋不住公正、罪行、寬恕、受害者、施害者等等論說，頑強地走進公共話語。
八十年代我涉足「文革」暴虐歷史，一上來就碰到兩大血案：安徽黃梅戲劇團女演員嚴鳳英自殺後被剖腹、北京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被活活群毆致死。震驚之餘，我仿佛聽到歷史深處有一股咆哮——如此沈冤若不能被公義所紓解，天良豈能安寧？一個文明幾千年都在乎「人命關天」，難道吞咽得下這「茹毛飲血」的幾十年？
前述兩大血案受害者，一位是盛譽天下的名演員，一位是京城排名第一的女子中學校長，說明政治尚未轉型，即便是受害者，也是身後社會資源豐厚者，先出頭天，引起社會關注，而千萬普通受害者還在無人問津的境地。卞仲耘被害一案，更由於該校女紅衛兵宋彬彬，曾是"八一八"重大歷史"真人秀"的主角，而註定要被公共話語鎖定。榮辱在轉瞬之間，便是歷史的冷酷，可嘆當年花季少女們不可能了悟於此。
歷史被蒙蔽，當年的施害者也可能淪為某種程度上的"受害者"，這頗為反諷。宋彬彬及其辯護者們的委屈，是極淺顯的：明明是毛澤東的責任，怎麼能叫一個女孩子來承擔呢？"要武嘛"這句經典毛式戲謔之語，隨機藉由名叫"彬彬"者而發出，饒是雙關語之巧妙，也生動地深嵌進歷史，而它來自天安門城樓之上，霎那間成為虐殺天下無數蒼生的一道權杖，後人雖不能妄斷那女孩接了這權杖，但她如何從這歷史細節中摘出來自己，雖不是一個法律的問題，卻不免還是牽扯道德和正義。
有一個不太貼切的比喻──代罪羔羊（Scapegoat），說的是猶太教贖罪日獻祭兩隻羔羊，令其帶走以色列人的罪孽、過犯；到基督教這裡，耶酥便是"代罪羔羊"。所以中國文革施害者們，有沒有這份殊榮，全看他們的造化了。這個宗教典故引入不信教的中國語境裡，似可暗示毛澤東未被清算之前，他造下的種種罪孽，須得由"代罪羔羊"暫時認領下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歷史在中國一向匆匆，中共護著他們的毛"神牌"，受害者冤魂不得安寧，世道人心自然要拿施害者是問了。
五、沒有無辜者
在"施害者"這個話題中，德國作家兼法官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的小說《朗讀者》（The Reader或譯《生死朗讀》），是最先鋒的詮釋，他用文學試圖證明，只有施害者的救贖成為可能，司法和正義才成為可能。因為所謂"無辜"，其實是一種前知識、前良知的狀態，你可以懲罰一個罪人，若不能使他認罪，"正義"便沒有真的落實。施林克刻意將前納粹女看守漢娜設計成一個文盲，卻酷愛古典名著，營造出一種"無辜"的張力；文盲使她在"社會資源"上成為一個徹底的弱者，為掩飾文盲而去做集中營看守，又為了保護這點隱私，而在法庭上獨自認下大罪，只好終生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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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獄中漢娜學會識字，認識了"大屠殺"歷史，良心發現並認罪懺悔，祈求被害者原諒，也做出象徵性賠償，雖然她終於不能返回社會而自殺身亡，但是救贖和正義皆勉強達成。漢娜的悲劇具有很廣泛的象徵意義，如中國文革中，再具體到北京師大女附中，參與群毆卞仲耘的絕大多數人，可能都是籍籍無名的各年級女生，也談不上"社會資源"，的確是該案的"施害者"，應當承擔法律責任，而大名鼎鼎的"宋要武"，據說沒碰卞校長一手指頭！
戰後德國第二代的道德掙扎，是小說的副線，同樣震撼人心，而中國的"八零後"，恐怕都不知道有"文革"這回事。文革當年"老子英雄兒好漢"的紅衛兵們，而今都到了"耳順"之年，學識上最不濟的也有大學文憑，留洋博士如過江之鯽，早已溢出"無辜"的範疇，且至今蔭蔽於父輩權勢，"社會資源"豐沛，大多是社會名流，未聞有道歉者，只能是良知尚未甦醒。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宋彬彬不幸又成為這一群的標誌性人物。
六、"共業歷史觀"
受害者施害者，背後是更為廣闊的一個含義："共業歷史觀"。民族創傷是全民共同的記憶，中國人都是"文革"的共同受害者。陳芳明論及"二二八"事件，認為"在事件的陰影下，社會內部的每一分子都有被悲情綁架的痛苦，因此，在看待歷史時，把事件的苦難當作全體島上住民的共業，視為所有台灣人的共同枷鎖。"
與德國納粹世道相比，中國"十年文革"也許有很多差異，但有一條，即老百姓被領袖（元首）裹挾為幫凶，規模之巨大，全世界找不到第三個；但在"追溯正義"一端，又由於制度環境與文化的差異，兩者大相逕庭，所以《朗讀者》展示的反省、救贖的精神層次落實到中國，尚為遙遠。中共"不糾纏歷史舊帳"，封塵文革罪惡，可視為另一種"閉關鎖國"，禁錮中國人之心智於歷史教訓和普世價值之外，耽於物質滿足而無他求，這種社會一旦崩解便成人間地獄。
人類社會演成暴民亂世，到二十一世紀並無減弱的趨勢，反而於今為烈。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發起人之一林雪芳，在評價《朗讀者》之餘，分析施害者的全球現象：
以種族清洗與種族屠殺而言，學者大多認為，大部分尋常百姓在意識形態煽動與實作『磨練』下，都不難變成大屠殺的劊子手，危機狀況下尤然。大屠殺的劊子手不必是變態狂或邊緣人，大部分老百姓都無法抗拒現代操控機制下的洗腦，換句話說，滿街都是潛在的劊子手。單單前南斯拉夫與盧安達就都有數十萬人參與屠殺自己的鄰居、親友，全世界的施害者更是以百萬、千萬人計的。這是一個嚴重的普世問題。
一個社會從苦難中掙脫出來，若不能超越受害者與施害者之間的恩怨，則無從建構全社會成員的基本信任感──"公民信任"（civic trust），設若中共隱瞞歷史、禁錮民智，後果乃是不需要再出一個毛澤東，文革再現可在須臾之間，"滿街都是劊子手"那一幕，降臨中國還會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