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早些天，小友張守濤先生發來《浩蕩七十年——大清衰亡與中國早期現代化》一書的書稿，希望我為這本書寫點看法，作為序言。由於中國現代化史也是我這些年來的一個研究項目，我也為此寫過一些東西，因此我就沒有拒絕的理由，所以藉此機會表達一點看法，供守濤兄參考。
守濤的這本書是嚴格的學術性著作，思路清晰，史料充分，寫作嚴謹，大量引證，語言生動，把中國現代化來龍去脈講得比較清楚，所以我就沒有就這本書本身進行討論，而是想講講關於中國現代化史的一點思考。
我覺得，對古典中國來講，現代化應該算是一個意外。就是按照中國原來的歷史邏輯，實際上是可以在一個邏輯自洽的結構當中繼續發展下去。就中國古典社會、知識階級、商品經濟發展高度、城市生活的近代性而言，如果沒有西方因素影響的話，中國確實可以沿著宋元兩代的路繼續走下去。假如我們不帶先人為主的偏見，宋元明清的政治架構既有可改正的地方，但也必須承認有其合理性，只要我們去讀《馬可·波羅遊記》《利瑪竇中國札記》以及明清之際來華傳教士的觀察記錄，在西人眼裡，中國似乎並不是那麼糟糕，利瑪竇的論述中似乎有一種「歷史終結」的感覺。
在利瑪竇等人眼裡，具有哲人思維的統治者，不就是西方人一直期待的「哲學家治理」嗎？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科舉制度，不僅讓社會階層保持適度的流動度，而且為帝國選拔了確實有用的人才，苦讀二十年，中進士，點翰林，也不過分發個七品芝麻官，這不是最好的文官體制嗎？至於城市生活，自戰國至唐宋，以迄元明清，不也一直有相當比例的人離開鄉土，轉入城市嗎？所以過去講，假如沒有資本主義的入侵，中國也將緩慢步人資本主義。這一點，我也相信。
歷史當然不會按照假設的路徑前進。中國既有的路徑都因為大航海而中斷。大航海確實把世界變小，既給中國帶來許多機會，也帶來一些問題，打斷了中國既有發展路徑，讓中國不得不融入全球一體化發展軌道。
大航海給世界帶來持久性巨大改變，歐洲漸漸走出中世紀，迎來近代的曙光。英國開始出現近代因素，相繼發生「羊吃人運動」、城市化運動，進而發生資產階級革命，從根本上釐清了國家的使用權、所有權、管理權，開啟了世界歷史的新階段。從此西方世界不僅漸次完成政治上的變動，走上君主立憲，或民主共和，而且事實上也開啟了近代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大門，近乎徹底釋放了人的創造性。
作為一個老大帝國，中國其實在大航海之後恰恰沒有發生這一系列變化。大航海給中國帶來了貿易增長，全世界的白銀大量流人中國，但中國不僅沒有發生工業革命，沒有與西方近代同步，反而在大航海之後逐漸管住了中國的大門。中國退出了雙向的自由貿易，不再像漢唐宋元那樣允許外國人入境貿易，也不再允許中國商人與外國人自由貿易，動輒以倭寇、走私、非法相威脅。
管制貿易並不是不貿易，明清兩代的貿易並沒有完全取消，而是由朝廷壟斷了貿易，這就必然造成貿易失衡，也就是虛假的繁榮。一般民眾無法從貿易交往中獲得好處，人民的生活繼續年復一年重複著農業文明，工業化、城市化與底層民眾無關，所有的貿易、通商都是朝廷的私事，中國的市場當然也就不可能獲得開發，中國內部的消費力當然無法激活，外部對中國市場的期待也就一再落空。
中國從漢唐宋元開放式帝國走向封閉，當然有外部世界的因素，同時也有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偶然的特殊的原因。我們知道，大航海發生正值中國的元明之際。朱元璋「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口號決定了明朝不會全面繼承大元的主權、領土、人民與外交，明朝只是將蒙古人驅逐出明人概念中的中華，大元的殘餘在明朝北部邊疆的外圍長時期存在，甚至與明朝共始終。因而明朝的整體性焦慮一直存在，無法轉型為一個中國歷史上的正常王朝。這是中國在大航海之後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內外焦慮的後果，就是對內加強專制主義，對外一再恐慌，修長城，管制邊貿，不讓外國商人入境貿易，也不讓中國商人自由出入境。
清朝建政後，雖然不再有北部邊疆的外部威脅，但清廷依然延續明朝管制貿易的傳統。貿易繼續集中於朝廷，民間商人、資本依然受到嚴厲控制。中國與世界的貿易繼續失衡，巨大順差繼續留在中國。假如不發生工業革命，中國依然可以繼續享有大航海、全球化的好處，繼續享有貿易順差。
十八世紀中期英國工業革命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時代。英國的工業化將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趕出土地，成為城市化初期的市民、無產者，同時也為工業化提供了大量勞動力。這批人成為工業化、城市化時代的「有閒階級」，他們不再被土地束縛，自己的時間自己支配。這些有閒階級也不都是赤貧，只要願意進入工廠做工，也可以獲取報酬，成為「有錢階級」。只是他們的辛苦錢無法轉化為投資，於是就成為城市化早期最主要的消費群體「月光族」。十八世紀晚期歐洲逐漸流行的「下午茶」等消費形式，主要與這個群體不斷擴大有關。
「月光族」提升了中國消費品的出口量，茶葉、絲綢、瓷器，為中國換來大量白銀。只是好日子不長，英國無法支撐持久性貿易失衡。大約在工業革命二十年之後，英國人就一再找上門來，希望中國開放貿易，平衡中英之間的貿易失衡。
經卡斯卡特、馬戛爾尼、阿美士德幾個使團長達半個多世紀的交涉，中英貿易始終無法平衡，進而又引發鴉片戰爭，至1842年《南京條約》，中國被迫打開了市場（五口通商），影響中國五百年的走私貿易（倭寇）不剿而結束。中國的現代化終於在被動中開始了。守濤的這部書就從這裡開始，講述了此後一百年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題目。
現代化就是工業化、城市化，中國的工業化和英國相比整整差了100年，一百年至少四代人，乾隆、嘉慶、道光和咸豐。所以當中國開始現代化、工業化的時候，就面對一個大問題，我們還能不能像古典中國那樣從容地按部就班地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地走呢？
由此，我們看到過往近兩百年中國人的焦慮，中國的超越意識都從這裡發生，所以我們研究中國現代化，一定要放在歷史脈絡中去考察，離開了具體的場景，就很難理解中國人的選擇。守濤的這本書從歷史上切入，這是一個很好的路徑。史論結合，文史融合，才能弄清中國現代化何以如此曲折。
是為序。
馬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