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伊始，全國性的破「四舊」抄家風波，起源於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陳伯達主持撰寫的那篇臭名昭著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紅衛兵、革命造反派是如何瘋狂抄家的，不少文章都有詳細記述。我家是在「文革」期間的「一打三反」運動中遭受了一次抄家，參與抄家的不是紅衛兵，而是大隊幹部和青年民兵。我當時在本村讀六年級，就是七制校的初中一年級，前後情景至今歷歷在目。
所謂的「一打三反」，是1970年在全國掀起的一場政治運動，屬於「文革」大運動里套著的一個小運動，主要是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和反對鋪張浪費，簡稱「一打三反」運動。這場運動涉及的地域之廣、家庭之多、人員之眾，是無法估量的，而造成的社會恐怖和影響也是空前的。
那是一個秋日，前一天夜晚，我和母親在大隊麵粉加工廠磨麵。過去村里磨麵使用古老的石磨，由牛或毛驢拉磨，磨一次面需要多半天時間，還磨不出多少麵粉。前兩年大隊剛安裝了幾台機器鋼磨，磨麵的速度大大加快了。但由於人多磨少，再加上經常停電，機器出故障及檢修等原因，社員們把糧食送到加工廠，需要排隊十天半月才能輪到。那晚，父親被大隊治保股召集去開會學習，我和母親去磨麵。原本按照排隊順序應該輪到我家了，突然有個大隊幹部的親屬又插到我家前面，無奈何，我們一直等到最後磨完面，已是凌晨一點多鐘了。回到家收拾完東西，一家三口很快進入夢鄉。
大約凌晨六點多，嘭嘭嘭的敲門聲把我們驚醒了。只聽大門外有人叫喊：「開門！快開門！」父母親以為有了患者叫父親看病，以前半夜三更或是黎明，經歷這樣的叫門聲太多了，所以沒有往別處想，父親匆匆穿衣起來開門。不料，大門一打開，門前黑壓壓站著一伙人。為首一人是一名復員軍人、大隊幹部，平日跟父親關係還比較熟悉。今天，他卻板起面孔極為嚴肅地對我父親說道：「馮某某，我們遵照萬榮縣革命委員會的命令，現在對你這個『歷史反革命』分子的家庭進行一次徹底搜查。你告訴家裡人立即起來穿好衣服，不許亂說亂動，積極配合我們搜查！」
「文革」一來，父親經歷過多次戴高帽批鬥會，經歷過多次遊街示眾，但對家裡搜查還是第一次。他唯唯諾諾點頭，返回屋裡，急忙喊叫母親和我快快起床。這當兒，那伙民兵早已呼啦啦進來站滿了一院子。
我哪裡見過這陣勢，立刻被嚇懵了。母親小聲向帶隊的大隊幹部請示，他特批准我可以上學去。母親安慰我說，孩子，別怕，你去吧，有我和你爸在哩。我悻悻地背上書包出了大門，大門外面竟然站立一個民兵，手裡端著一支步槍，威嚴地在門口站崗。
整整一個上午，我在課堂上心緒難寧。中午一放學，急急忙忙跑回家。在我家附近的巷道里，站滿了左鄰右舍的男女社員，他們在指指點點，竊竊私語。我跑進院子，只見父母親垂頭喪氣蹲在屋檐下，面色憂鬱，悲憤異常。我家的四合院子裡，橫七豎八，胡亂堆放著各種家具、木櫃、紙箱，滿地扔著書本、雜誌、紙張，跟電影中遭到土匪強盜哄搶過的場面一模一樣。
見此情景，我叫聲「爸爸！媽媽！」眼眶早已浸滿了淚水。父母親無限哀怨地望望我，沒有應聲。當時我家有北房和東西廂房，北房被生產隊占為盛糧食的倉庫，門上掛著三把大鎖。我走進東西廂房，兩個屋子裡同樣被翻箱倒櫃，一片狼藉。
「媽，他們走啦？搜出了什麼東西？」我問道。
母親抹著眼淚，嘆口氣說：「唉，咱們家能有啥？誰知道人家要搜啥呢？折騰來折騰去，連放紅薯的地窖也下去翻了個底朝天，結果啥也沒搜出來。臨走時，他們就把你爸平日裡看病用的針管、聽診器、裝藥的瓶瓶罐罐都拿走了。這日子，真不讓人活啦！」
正說著，在本村學校當民辦教師的姐姐匆匆趕回來。她告父母親說：「我在學校聽說咱家被抄了，焦慮萬分，今天咱村滿共有十多戶人家被搜查，說是全縣統一行動，還不知道會有多少人家遭抄呢。他們沒有對你們咋樣吧？」
「那倒是沒有……只是要你爸老老實實交代，問有沒有私藏武器彈藥？有沒有私藏反動物品？咱家哪裡會有這些東西？對了，他們還拿走了你婆家給的五塊大洋。」母親哭泣著說。
這五塊大洋，是姐姐結婚前她婆家送的彩禮，按照家鄉風俗，用大洋給姐姐打制結婚時佩戴的銀鐲子。母親讓我看過，明晃晃的，有的上面刻有袁世凱的頭像，有的刻有孫中山的頭像。母親原先積攢有一副銀鐲子，姐姐結婚時，她多了個心眼，將自己的那副銀鐲子送給了姐姐，把這五塊大洋「貪污」下來。母親曾告我說，如今大洋是很稀罕的東西，世面上很難見到，留下它，將來好給你娶媳婦用。誰知道……失去五塊大洋，母親真是心疼極了。
姐姐安慰說：「媽媽，只要人好好的就行，東西沒有了，以後再想辦法。你和我爸在眾人面前，千萬不敢流露出什麼怨氣，弟弟也不要跟同學說啥。好了，我還得趕回學校去，省得挨領導批評。」
也許聽說當天全村有十多戶人家遭抄家，全縣還不知有多少人家遭抄家，父母親沉重的心情稍許放鬆了一點，悲切的心情稍許緩和了一點。然後，我和他們一點點收拾整理被翻亂了的東西。
大約過了十多天，學校組織我們學生去七八里遠的薛店村參觀階級鬥爭展覽，這個展覽主題是宣傳「一打三反」運動取得的勝利成果。我跟同學們步行去的，村子裡大街小巷涌滿了前來參觀學習的各村社員和學生，熙熙攘攘，人山人海。好不容易輪到我們參觀了，大家整頓好隊形，擁擠著朝前走。展覽館布置在薛店村學校好幾棟教室里，除了毛主席畫像、語錄牌、花花綠綠的標語，展出的就是上次全縣統一行動抄家搜查出來的實物，有皮襖，有磚茶，有綢緞被子，有舊時盛糧食的木鬥，有稱東西的大秤……這些物品我們學生雖然比較少見，但還不算太稀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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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下看，有用毛筆記帳的發黃的帳本，解說員說它是地主分子家私藏的變天帳。有精緻的水菸袋和精美的餐具茶具，解說員說它是解放前地主富農過著花天酒地生活的見證。有蔣介石、閻錫山的戎裝照片，解說員說它是階級敵人盼望在台灣的蔣匪幫反攻大陸。還有一把日本人的軍刀，解說員說它是階級敵人企圖復辟資本主義的武器……
越看，我越是驚奇，越是憤怒。真沒想到，在全國文化大革命一派大好的形勢下，這些「地、富、反、壞、右」分子，就像報紙上宣傳的那樣，像冬天裡的大蔥——根黃葉爛心不死啊！他們念念不忘恢復失去的天堂生活，念念不忘復辟萬惡的資本主義，念念不忘讓貧下中農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偉大領袖毛主席說：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看來，毛主席他老人家真是高瞻遠矚、洞察一切哪。
我擠在參觀的墮胎中，一邊聽解說員義正辭嚴地講解，一邊傾聽身邊人們的議論——
有的說：「瞧這些黑五類分子，人前一面，人後一面，家裡私藏了這麼多好東西！」
「是啊，對這些傢伙就該批鬥，就該接受勞動改造，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決不能心慈手軟！」
忽然，一個展櫃赫然吸引了我，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卻是真真切切的事實。櫥窗里的展品，有聽診器，注射用的針管，扎針用的銀針包，藥箱，還有許多裝藥的瓶瓶罐罐。展柜上面寫著一行黑色大字：「歷史反革命分子馮某某私設地下醫院」。啊！這不就是那一天，我們家遭抄家被抄走的物品嗎？我家被抄，我感覺在老師和同學面前是一件丟人的事情；被抄的物品又被陳列展覽出來，明顯是一種恥辱；我又在現場參觀，更是一種說不出的難堪。那一行黑色大字像銳利的銀針一樣，刺著我的雙眼；那些看病器械像銳利的銀針一樣，刺著我的雙眼；身邊同學們瞅我的目光像銳利的銀針一樣，刺著我的雙眼。
此時此刻，我臉發紅，臉發燒，心跳加速，呼吸急促，激動，羞臊，慚愧，無奈，心裡像打碎了的五味瓶子，甜酸苦辣咸一起湧上來。我真恨不得地下有一道縫，牆角有一個老鼠洞，讓我立刻鑽進去，立刻消失得無影無蹤，不要讓同學們看見我，不要讓老師看見我，不要讓熟人看見我。我不知道我的腳步是怎樣隨著墮胎一步一步挪出那間展覽教室的。
最後一個教室展覽的是「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某某某」，講解員說，此人擔任某公社供銷社主任，多年來他利用職務之便，貪污了許多貴重商品，有綢緞被面，有時尚衣裳，有縫紉機自行車，嶄新的手錶就有幾十塊，整整裝滿了一屋子。
那年月，社員們上供銷社購買商品，許多商品都需要憑票購買。這個主任竟然貪污了這麼多貴重商品，參觀的人們義憤填膺，表現得比參觀前面的展覽還要憤恨，邊看邊罵，說這個主任應當槍斃才解恨。在這個展室，我也是被人群機械地推擁著走出來的，我的腦子裡縈繞的仍然是關於父親的那個展櫃。
參觀終於結束了，同學們三三兩兩結伴，有的回家了，有的玩耍去了。我悄悄躲開眾人，獨自沿著鄉間小道回村。
對於展室里父親的展品，我腦子裡翻來覆去思索著，怎麼也想不明白。
我的祖上是行醫世家，祖父、伯父、父親、姑父、堂兄等，全都是醫生，尤以治療眼科而聞名。父親原籍鄉寧縣石固村，解放前，祖父帶著伯父和父親到稷山、新絳、萬榮一帶行醫，最後落腳到了萬榮縣丁樊村。新中國成立後，父親加入了中共黨組織，響應黨中央的號召，相約其他幾位個體醫生在村里創辦了一家聯合診所，並把自家的私人診所無償捐給了集體，深受老百姓歡迎。
父親為此被上級領導看中，送他到運城進行醫療培訓，學習西醫，又調他到高村鄉擔任鄉醫院院長。父親逐漸成為一名中西醫結合、尤其以治療眼病、兒童病出名的醫生，就是動外科手術，當時在萬榮縣也是一把好手。
天有不測風雲。到了1964年「四清」運動中，搞人人過關，父親被清查出來歷史問題。原來，解放前他在新絳縣董鎮行醫時，因為給該縣閻錫山偽政權縣長的母親治好了眼病，該縣長為了表示感謝，送給順水人情，讓父親擔任董鎮偽邊村代理村連長。他告誡父親說，兵荒馬亂的，掛個公家職務，沒人敢欺負。
對此，父親既沒有答應，也不好當面推辭，回答縣長說回家考慮商量後再定。沒想到，該縣長竟然把他的名單給報到上面去了。三個月後，新絳縣就解放了。此事，父親一直被蒙在鼓裡，「四清」運動後期，組織上在敵偽檔案里查出了這檔子事，於是認定父親隱瞞歷史，混入中共黨組織。
最後對他的處理結論是，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處理，開除黨籍，降級使用，免去鄉醫院院長職務，回丁樊村衛生所擔任所長、醫生。「文革」開始，大隊的造反派竟把他打成「歷史反革命分子」，攆出衛生所，回生產隊勞動改造。
當了社員的父親，嚴寒酷暑參加勞動，學會了許多原本不曾幹過的農活。上級給村衛生所派來一位新醫生，可是新醫生醫術不高，大多數社員不信任他，患了病，仍然來家裡找我父親。都是鄉里鄉親的，父親實在不好推託，只能來者不拒，盡心治療。
其實，父親在家看病，無非是給患者針灸、注射、推拿按摩、點眼藥，診斷病情，提醒告訴患者應吃啥藥，打啥針，應該上公社或縣醫院檢查什麼病，完全是盡義務。再說這些治病的醫療器械，原本就是我們家私人診所的，大隊衛生所里還有更多的藥櫃和器械也是我們家的。
這次抄家展覽，給父親定的罪名是「私設地下醫院」，聽起來多麼可怕哪！一個行醫世家，在家裡存放一些醫療器械，豈不是再正常不過嗎？一個被剝奪了看病權力的醫生，在家裡利用業餘時間免費給社員看病，這又犯了什麼法？好一個「莫須有」的罪名啊！但是，在那時，這個理向誰去訴說？又有誰會來評判？
由我家被抄的物品，由給父親定的罪名，我又聯想到在展覽館看到的其他物品，聯想到解說員的解說詞。展覽會上那些發黃的帳本，真的是地主富農記的「變天帳」嗎？那些照片和軍刀，真的是地主富農要迎接蔣介石反攻大陸，復辟資本主義嗎？這個疑惑在腦子一閃而過，突然意識到產生這一想法是極其不應該的，是反動的，是罪惡的。扭頭瞧瞧，四下無人，才稍稍放心了。
我悶悶不樂回到家，天已漆黑了，忍了幾忍，我還是向父母描述了展覽會上的所見所聞。父親聽了，長嘆一口氣，端著旱菸鍋默默抽菸。母親生氣又傷心地說：「我一直不同意你爸給人們看病，他就是不聽，甭說別的，他每天干農活，挑大糞，手也洗不乾淨，細菌不知有多少。結果呢，你瞧瞧，看病沒有看出啥事故來，反倒成了他的一樁罪過啦！」
「孩子，你看見哪裡擺沒擺放咱家的五塊大洋？」母親突然問我。
「沒有，沒有看見。」我竭力回憶，沒有一絲印象。
母親忿忿地說：「哼，該不會讓什麼人私吞了？」
「唉！快別說了，不怕惹事？」父親嘣出一句話。
那五塊大洋，以及那些醫療器械，直到1979年父親的歷史問題平反，也沒有退還。
2013年6月5日於凌空書屋
2017年8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