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中學同窗們的回憶，在「文革」中劃上了血腥的句號。
故事發生在1966年夏天，我所就讀的昆明第二十四中學。
雖然「文革」已經開始，工作組進駐了學校，大字報糊滿在教室走廊。但學校里仍是和氣未失。
第一批大字報是批鬥「封資修」教育路線的，大字報上許多認真教學的老師都被點了名，他們培養的「修正主義苗子」也被點名。工作組授意把學生的名字都塗掉。在那些墨跡下面，我依稀還辨認得出自己的姓名。
「運動」是衝著老師來的，我們這些學生還是「革命接班人」，還在「被教育」的範圍。工作組只是讓我交出了那本「三家村」的剪報本。當年父親在異地，每次看見報載文章，都會挑選剪出，寄給我，並叮囑我貼在一本廢書上面。
班裡同學之間的「面子」還沒有撕破。雖然也有人揭發，我晚上在宿舍講《紅樓夢》《聊齋志異》。但基調還是那樣，改選思想。我這樣的出身與性格，一直都是在灰色地帶。
6月29日，清晨，陽光明朗。
早晨，同學們走進自己的教室。我還沒有坐定，一抬頭，忽然看見兩名同學和兩名警察走進來，在他們中間，扭動著一個身軀，試圖要掙脫。然而他不僅被控制，並且戴上了手銬。
「楊德立！」一聲同學的驚叫。
工作組長出現了，一位姓吳的中年婦女。她作了鄭重宣布。同學們只是害怕，什麼也沒聽清楚，大約是講楊德立「反社會主義，書寫反動標語」等等，案件已被破獲。
教室里的朝氣活潑景象不復存在，驚悚、血腥和恐怖的一幕從此拉開。
在全班人的目睹下，同窗共讀的同學剎那間變成了「反革命分子」。
楊德立是班上的體育委員，多年後他對我說，那天早上他已經感到自己被某種目光所監視。早上，他被人留住，說「有事」，被帶到學校辦公室，裡面已經有兩個警察，拿出了那塊致命的木板，只看見遠遠的，上面有粉筆字「反社會主義」。楊德立否認是他寫的。但是他們不聽，立刻就把他銬起來了。楊德立回憶說，後來，在監獄審訊與宣判時都再也沒有出示過那塊木板。
然而警察當時又不把他帶走，而是在同學們回到教室時，突然地把他推了進來。接下來，在莫名的憤怒和恐怖中，有同學向自己的同窗投擲石塊和墨水瓶。楊德立力圖反抗和反駁，他的頭上，臉上已經血跡斑斑，墨水和鮮血一直流到他的白襯衫上。後來，他回憶起，那天他剛換了一件新的白襯衫。
楊是一個英挺少年，班上的體育委員，校園籃球高手，舞台明星，平時風頭倍出。瞬間他就變成了污濁中的怪物。在兩個警察的挾持下，他的面孔和身體都在拼命地進行著「不認可」的反抗。這使得他更加狼狽。但對我卻留下了深刻印象。
楊被警察帶走，下面的立即召開了揭發會。我被指定做記錄。因為我寫字快，歷來班會都是我作的記錄。飛快地劃了兩個筆電。
以後的日子裡，在工作組和班上「文革」小組的啟發下，嚴重的事實被指出來：「我班的領導權已經被階級敵人篡奪」，原來幾乎所有的班幹部都是出身「反動軍官」，一個個觸目驚心地被揭發出來。
除了已經逮捕的楊德立是體育委員，那個笑眯眯的，成天樂於為同學買飯票的生活委員邢同學，那個勞動時一個人扛幾把鋤頭在肩上的勞動委員段同學，頓時都成了「野心家」。一個喜愛說評書，時常逗大家開心的羅同學，被指為「居心不良」。講過的那些歷史段子肯定是宣傳封建主義的，記得他講得最多，表演最精彩的是《甲午風雲》。每個開過的玩笑都被重新揭發出來，和他自己檢討出來。
一個留著長發，頗有藝術氣質的馬同學，喜歡唱抒情歌曲。他因病休學，年紀稍長。每天晚自習的休息時間，他都教全班唱歌，並且事先把歌譜歌詞抄寫好，懸掛於黑板上。這也是我們班的一個特色，引得其他班同學前來觀望，紛紛羨慕。那些歌曲多是電影插曲，例如：「在我們生活的道路上，友誼的花朵到處開放。它把濃郁的芳香，撒進了我們的胸懷。」而電影在這場「文革」中已經全部被抹黑。於是「散播毒素」這樣的罪名就加在這位辛苦教歌的同學頭上。
我們這個班集體由於大家的努力，一直過得很開心很出色很活躍。班上同學的感情一直很濃，有時星期天都不歸家，相聚打桌球。看完電影夜深了，男生就會送女生回家。學校開運動會時，不參加比賽的同學就把飯票省下來，送給參加比賽的同學。在那個物資短缺，糧油肉和糕點都定量供應的年代，我們正在長身體的飢餓之中，每天上午才第三節課就飢腸轆轆。而能夠把飯票節省下來，這需要多大的克制啊。這種事情完全就是自發的，出自自願。而在運動會之後，運動員們又會把飯票退回去，說「比賽完了，我還沒有吃完，這些剩下的飯票，還給你吧。」回答則是：「我夠了，你身體壯，能吃，就吃吧。」直到今日，想到這些事情，我還會眼眶發熱。我也參加「中長跑」比賽，是學校800米冠軍。我也吃過同學的飯票。
這種感情，在朝夕相處之間，應該是人一生的珍貴收穫。然而，就像房屋抵擋不住颱風，一切都摧毀了。當時我聽著這些揭發，還要記錄著這些揭發，真有種排山倒海的感覺。同學們真誠地感到自己的「覺悟太低」，這麼多「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雪夫」，原來這就是「復辟」。
楊德立消失了。但抓「敵人」的聲浪並沒有結束。課間操抓捕，擬定這個方案的人，就是為了製造一個大恐怖，大鎮壓的開端。全班人，全校人，每天都在發抖中過日子。
昆二十四中的「紅色恐怖」是空前的。在黑夜裡，我們被命令站立，聽那些曾經一起打球，一起做作業，一起郊遊的「紅五類」同學揮舞皮帶叫罵：「老子反動兒混蛋！」當場就有同學暈倒。
比打成「反革命」還可怕的是「挖黑烙印」。楊德立被抓捕時，他還在掙扎，否認自己的罪名。而在下面的日子裡，班上那些出身「黑五類」的同學，被迫爭先恐後地坦白自己的「罪惡」，那都是一些莫須有的自我誣陷。
班上一個平時就很怯懦，身體瘦弱的男生，居然坦白，他「夢見自己想殺毛主席」。這個成果被報上去後，大家又是一陣恐懼。後來可能是上面也認為太誇張了，沒有理會。這個同學平時就沒什麼讓人羨慕的地方，所以也沒有人有什麼興趣再去整他。平時的妒忌，也是學生中「整人」報復的一個因素。這是一次未成年人脆弱時分的人格塌陷。
我認為，從那個時候起，我們這個班集體的情誼與人性也塌陷了。同學之間信任與關愛的基礎已經被摧毀，很難恢復。
在校園裡，一位老年女教師被拋入了學校水池中。她奮力掙扎，還引來譏笑。爬起來之後，她被剃成了「陰陽頭」。
「天陰鬼濕聲啾啾」，我時常想到這句古詩，來形容當年的校園。那些花香鳥語的日子一去不返，並被抹黑栽贓。我曾經邀請一位專縣上的女生到家中過周日，母親特意用「定量肉」招待她。可是在「文革」中，她居然說，我母親要拉攏她。也許她忘記了這件事，但我至今不理她。得罪我的人，認錯就過去了。可是加害於我善良的母親，我永不原諒。
當「大串聯」開始，學校和班級很快就散了攤。從此，人們有意地避開這往日熟悉的集體。
疲勞的串聯歸來，我在家中歇息。從外面帶回許多雜亂無章的印象，自己也難以理清。忽然，在一個晚上，有人敲我家的門。母親開門，她沒有想到，進來的也是一位母親。
楊德立的母親來找我了。我站了起來，說：「你找我幹什麼？你去找那些文革小組的就是了。他們辦的案子。」
我母親給客人倒水，讓座，一個勁地朝我使眼色，嫌我太粗魯。她是一位臉色黝黑，面目端莊的婦人。她先是說好話：「你是你們班最有頭腦，最聰明的，所以我來找你。」我一點不留情面地說：「你別痴心妄想了。現在人家平反的都是反工作組的，他那個是寫反動標語，反革命事件，任何時候，不搞運動也是犯法的。平反不了。」
我一直站著，作出一副趕她走的架勢。我已經聽說，楊的母親幾乎把我們班的人都找遍了，沒有人搭理她。有一個男生還用一盆水把她潑了出去。因為「串聯」在外，所以，可能我是她最後來找的人。看她的樣子很急切，是抱著希望的。聽我這樣斷然的說話，她的眼神里露出了絕望與憤怒，她轉身走了。走出門的她，忽然回過頭來，對著我大聲疾呼似地喊道：「你自己想想吧，你真的以為楊德立是反革命嗎？」說完，她蹬著氣昂昂的腳步走了。
母親追了出去，向她道歉，請她「慢走」。回來又責備我粗暴。母親對倒霉的人心軟。我卻有一陣震呆了的感覺。他母親的呼喊有一種穿破夜空的力量。我一直站在那兒，也不去準備睡覺。母親看見了我的變化。我徹夜未眠，腦海里出現很多現成的畫面，那是被我壓抑住的畫面。楊的母親喚醒了它們，她最後的話像閃電掀開了帷幕：「你自己想想，你真的以為楊德立是反革命嗎？」
我和他都是熱情的班幹部，在以他為主力的爭奪下，我班獲得全校男籃冠軍。我是文娛委員，在我的努力下，我班無論歌詠比賽還是文娛節目，名列全校第一。當時盛行演朗誦劇。我撰寫了劇本《革命接班人》，再現《紅岩》裡的一幕。楊德立扮演那個威武不屈的革命者，他拖著鐐銬出場，一面朗誦：「任腳下響著沉重的鐵鐐，任你把皮鞭舉得高高」。他的形象、聲音都很入戲，一時成為校園的偶像。
我們都認真地度著自己的學習生活，敬仰著先烈，熱愛著集體，追求著進步。楊德立在最後時刻那張極度恐懼和憤怒的臉，他嘴裡在喊著：「我不是」，或者是「我沒寫」，這個疑問一直在我腦海里。我回憶當時做過的會議記錄，同學的吃驚、悔恨、表態，要跟他劃清界限。那裡面的話，都是一些情緒話，揭發楊平時的不滿意、不服氣等等，大不了就是為什麼他樣樣出色，卻總是得不到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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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說不過去的是那塊木板上的「反標」。其實當時我看到，就認為它不完整，那都不是一句話，只有一個「反社會主義」，可以是定語，也可以是謂語。可以組成不同意思的詞組。也就是說它沒有獨立的意義。這塊木板很短，有一種被截斷的感覺。我甚至想過，是否是原來完整的標語，被鋸斷，只取了這麼一串字。比如「打倒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某某」之類。「反社會主義」，這個詞組當時到處使用，一個詞組，如果說算是反標，那麼每天報紙上豈不是都在登載「反標」？憑著堅實的語文知識，我認為我完全可以否定那個「反標」的結論。而出外「串聯」，看到外面很多大反覆的大事情，也長了我的膽識。
楊的母親說，關了一年，也沒有查出其他反革命證據，還是當時教室里的那塊木板，那條「反標」。所以，她要來找我們班的人。根子在這個班。我迫不及待地等到天亮，一起床，就出門，去楊德立家。我的母親擔心地看著我，她不來阻止我的衝動，因為她知道阻止不了。他家在昆一中校園的一幢教師宿舍里，很黑的走廊上，我敲門，等了半天，楊的母親才開了門，一副懷疑冷淡的面孔。我急切地說，我要和她談話。她沒有讓我進屋，而是叫我到校園裡等她。
一中原來是我讀過的學校，楊德立的父親就在這裡當體育老師。一中也是我父親的母校，楊的父親與我父親曾經是同班。可以想見他為什麼不出面，因為他這個「反動軍官」已經害苦了兒子。
我坐在一進校門的紫藤花架下，那裡可以看得見從宿舍樓走過來的人。楊的母親走來，和我一同坐在花架下面。她還帶著昨夜未消的怒氣，我則熱情地向她訴說。她的態度奇怪地變得冷淡，她說，要做這個事，只有找學校出面。我不管她的情緒如何變化，她受的打擊夠多的。我告訴她，我願意出面去審查楊德立的案子。
昆二十四中當時的當權機構叫「打倒劉鄧陶聯絡站」，同學簡稱「劉鄧陶聯絡站」，因為剛巧他們也是三個人。一個學生，兩名教師。學生胡遜態度熱情，他讓我去找另外兩位老師。學校的大印在他們手裡。
孫漢民老師因為在講歷史課時，經常愛發表議論，「運動」一來自然受到了衝擊。朱艷芝老師從前是蘇聯專家翻譯，穿著十分洋氣，也受到衝擊。當我提出要他們開證明，介紹我到警局和法院去提出覆審楊德立一案，兩位老師都非常支持，馬上蓋章。於是我拿到證明，出發。
接待我的是昆明市警局的王警官，後來他又介紹我認識法院的祝法官。他們都是主管這個案子的。王警官高大，人很和氣。祝法官小個子，很有文化，細膩，我們能談得攏。我說了自己的觀點，這個案子有疑點，祝法官也認同。這使我獲得信心。其實，在「運動」中辦案，正派的人都心裡明白。王警官同意把楊德立案件的所有材料都交給我，由我來代表學校方寫一份「要求平反」的報告，然後交給祝法官去核准。事情就這樣進入了程序。
回家找不到大的口袋，我褪下了自己的枕頭套，準備拿它去裝那些材料。
母親看著我成天跑警局和法院，擔心不已。這些地方是人們繞著走的。我卻送上門去。那天早上，我先跑到學校去。至今，班上男生天恩記得我：剪了一個「兒子頭」，穿了一雙拖鞋，拎著一隻枕頭套，在校園裡喊著：「走，到警局去，把楊德立的材料要回來！」沒有一個人敢跟我走。我於是一個人去了。
讓我大吃一驚的是，我的枕頭套幾乎裝不下那些材料。不就是一塊木板嗎？怎麼跑出來那麼多？當時我真的擔心：還能不能平反。我尋找我寫的那兩個記錄本，沒有。問祝法官，他說：「從來沒有見過，那個沒有價值，所以也不會送來。必須是有旁證人和舉報人簽名的。」
我明白了，枕頭套里的這些紙片，就是當時根據會上記錄，工作組又一一找同學，讓他們重新寫了親筆的揭發材料，簽名。那些在會上開過口的人都跑不了。還有的同學看到別人寫，自己害怕，也搜腸刮肚地寫了送上去。有個男生後來就對我說，因為他的字與楊非常想像，所以一上來是要他寫他「不在現場」的交代，後來又要他舉告。這樣的材料，再多我也不怕，都是泡沫。
裡面還有楊德立的一本硬面日記。我精研楊的日記。我不能把它給任何別人看。研究它，是為了把楊從牢獄中撈出來。楊的筆跡剛勁而漂亮。他的文采一直與我相媲美。教語文的孫蕖老師一念範文，不是我的，就是他的。日記寫得非常清晰，有脈絡。記載了他的感情與思想活動。可以說是歷歷在目。
日記里有兩個內容是突出的：一是詳細記錄了他在一次「考航校」時的過程與思想。當時航校來招生，楊是我們全校男生以「空軍標準」體檢時唯一合格的人。他的身體素質太全面了。然而，大家其實都明白，這個唯一合格的人，走不了。他父親是舊軍人。於是楊經歷了一段從夢想到墜落的痛苦，以敏銳的心領受了班上同學的各種從羨慕到驚訝，從妒忌到同情的種種反應。這被認為是他「反革命」作案的一個重要的心理證據。
二是日記中提到幾次的「她」，是他所重視的一位女同學，他們進教室會進行目光交流，從彼此的目光中發現欣賞或者冷淡。楊在自己遭受挫折的時候，也受到了「她」的躲避和冷淡，但那也許是他的敏感。這類感覺，我以為自己也有過。年輕的心，總是會尋找一些優秀者的目光來衡量自己，尋求認同。這還不算是異性戀情。
要說明楊德立無罪，就要駁斥給他的罪名。一是木板定罪：「反社會主義」只是一個詞組，不能構成「反標」。標語，應該是完整的一句話，有主體，有動作，有立場。同時也不能確定為楊所書寫。因此楊的「現行反革命」不能成立。二是思想反動，黃色：根據就是那些同學揭發他平時的怨言，還有他的日記。
楊德立因為他的「反動軍官」出身，和他全面才智形成強烈對比，所以他的內心呼聲尤其強烈。他的思想並不複雜，更不反動。他因為迫切和真誠地追求進步，不甘心因為出身而落後。他的埋怨，是因為人家不接納不承認他而產生的。
我一面分析，一面與祝法官討論，逐條地排除那些罪名，形成了一份「要求平反」的報告，簽上我的名，蓋上了學校聯絡站的章。報告交給祝法官。他表示認可，法院的手續就由他處理。
1967年5月28日，楊德立從雲南省第三監獄釋放。楊後來對我說，「因不懂事，故牢房號和犯人號未記住。」
當天由「劉鄧陶聯絡站」在昆明最繁華的百貨大樓上面安排了平反大會，由胡遜主持，孫漢民老師講了話。我發言介紹案情和平反過程。
坐在主席台上，我看著汽車把楊德立從遙遠的監獄裡拉回來了。後來，楊告訴我，那天早上，人家把他叫出去，說他沒有事了，送他回家。他當時並不太驚訝，因為他坐牢越久，越覺得自己沒有事。在牢裡，人們聽了他的情況，也認為不算什麼事情。看他是一個老實的學生，對他還好。
就在我寫的報告被核准，確定「可以平反」，但楊還沒有出獄時，我突然陷入了一種敵意包圍中。班上的幾個戰鬥隊向我發動一番大字報攻擊，說我「別有用心」「想撈油水」，要我「交出所有黑材料」。我去與他們見面時，他們的情緒十分激動，無理可講。
回家思考後，我明白了，原來，那些當年被迫寫材料的同學，擔心在楊出獄之後，把他們當作報復對象。按政策，「黑材料」是應該等到楊德立出獄，他也在場的情況下燒毀的。算了，我如果堅持下去，很多人心神不寧。於是我作出了決定。當著班上人和「聯絡站」的面，日記與黑材料都在楊出獄前，全部燒毀。這樣做，楊德立出來後，與班上的人就沒有芥蒂。班裡人的負擔也消解了。至今楊並不知道誰寫過他的揭發材料，也沒有必要知道了。
本來日記應該歸還本人。但上面已經被划過許多重點，標出一些話，是當年「文革小組」乾的，有陷害之嫌。所以也燒了。事實證明，在這個平反翻案的過程，我沒有利用自己的知情權去傷害任何人。
楊德立的案子，帶給同學們無窮無盡的折磨。這是一把雙刃劍。受盡了命運的播弄，人們應該過上平靜的日子了。
下鄉到盈江後，一天，遠在山腳下的一個男生，原來我的同桌，寫了一首長詩，讓另一位也是班上的男生騎自行車送到我的寨子來。並讓他等著我寫回信。我站在一條小山溝里，一面看信一面哭。那個送信的人在一旁，也不知道我怎麼了。其實那不是情書，很厚的一疊，用詩歌的方式，寫的都是當年楊被抓捕後，全班人陷入的那種恐怖與黑暗，那些狼哭鬼嚎的日日夜夜。我告訴騎自行車的送信人，不必等了。我會從郵局寄信給他。
我曾經熱愛這個班。一次下鄉勞動，我受了傷提前回家。正好國家體操隊蔣紹毅姐妹回鄉表演，我頭上還打著繃帶，就去排隊為全班人購票。在大家回來的那天，我等在學校，把票遞給同學，心裡非常高興。我是文娛委員，凡有好電影，都會去弄票。而到下鄉插隊時，我已經不再和班上的人們來往了。
寫詩的這位，後來也考上大學，留在大學任教。班上多才藝的人不少，但是我們不再互通心曲。
值得一提的是，1977高考恢復，孫漢民老師知道我要參加高考，他主動跑到我家，為我講了一天的《世界歷史》。可以說，試題都讓他捉到了。他告訴我：「法國大革命，鴉片戰爭，這兩個是一定要考的。年年有。」用最短的時間，複習重點的功課。這也是我名列榜首的原因之一。
從那天「平反大會」以後，我沒有再見過楊德立，直到我們都考上大學，有一年放假，他帶著幾個朋友來我家，聽我講北大競選，看我帶回的《開拓》。大學畢業後，再度回鄉，楊德立請我參觀他的教學實驗室，他創辦了雲南第一個「寶石學校」，培養了很多玉石行業的人才。去年，楊德立到我家裡來，贈送他的著作《一本書告訴你翡翠的事》。接著，收到他的一條消息：「從今早6月9日起，每周星期一早10點半到11點，雲南廣播電台經濟頻道88.7『德立說翠』專欄開播，為期半年，敬請指教！」老同學已經成了玉石行業的專家。
我時常對楊說：「善待你的母親，是你的母親點醒了我。只有你的母親有這個智慧和勇氣。只有她能為你做這一切。」其實我也感謝她，讓我做了一件清醒的事情。楊說，「知道，都在心頭。」後來他又告訴我：「上墳去，跪在她面前，扎紮實實磕三個頭。」「誰言寸草意，報得三春輝」。
在我母親八十五歲做壽的那天，我的班主任譚其惠老師拖著半癱瘓的身子來到宴廳。他大聲當我母親的面稱讚我：「你對楊德立的平反是有功的！」他豎起大姆指。譚老師這話對班上很多同學說過，尤其在他病重的時候。他是一位「地下黨」，一貫嚴肅。在他當我們班主任的時候，我認為，我並不是他喜歡的那類學生。聽到行走艱難的譚老師，當著母親和滿桌客人的面，這樣表揚我。我的心收穫了意外的果實。這或許是我能夠給母親的最好壽禮。
為了另一位母親，我的母親承當過恐懼擔心。班主任的心一直沒有離開他的學生，在學生受難的日子裡，他也深受痛苦壓抑。晚年譚老師寫了很多詩，自費印刷成集，贈送我們。那次見面不久，他就逝世了。譚老師安息吧，我永遠是您的學生。
在楊德立出獄後，多年來班裡流傳著一種說法，有人認為這是一樁桃色誣陷案，是由「三角戀」造成的陷害。而我認為：這種說法，對於楊本人，對於另外兩位同學都是一種傷害。我精讀研究過楊的日記，但一直守口如瓶。日記中楊雖然提及異性的目光，但並沒有進入所謂的戀情，沒有具體交往和目的，也沒有一貫性。這只是一種好感和自尊心的反應。
更重要的是，那塊作為證據的木板，其實不足為據，很偶然。但那字跡與楊相近，按照當時最自然的階級鬥爭學說分析，楊的出身，出色以及強烈的個性色彩，完全可能成為目標。這塊木板不大可能是偽造的。如果是蓄謀的，那麼可以製造更加堅實的證據，何必用這麼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詞組來作案情支撐呢？直到楊德立出獄多年後，我和他討論起來，都覺得蹊蹺。那字跡的確是像他的。而他在獄中回憶多次，自己確實沒有寫過。他在獄中曾經想過，是不是有人模仿他的筆跡，來陷害他的。
楊德立的鋼筆體漂亮遒勁，班上有些同學喜歡模仿。中肯的分析是：這個案件是那個形勢和那種人的頭腦分析的產物。它也可以出現在其他人的身上。班上的另一位男生李，就是人們認為是「情敵」的那位。「文革」時，他是工作組所重用的學生。那一年我從海南歸家，專程訪問他。他擔任一個國企系統的法院院長。他對我說，在他的手上，平反了許多冤假錯案。他認為楊案完全是錯案。楊入黨時，組織上曾經來向他調查，他就是這樣表態的。他還說，由於自己參與了此案，願意隨時向楊同學道歉。
這些年來，也有好奇的同學來問我，「當初為楊德立平反，你是否有私情？」除了班集體的文體活動，我與楊沒有打過交道。和其他男生的接觸還多一些，例如那位在鄉下寫詩帶給我的同桌。然而也始終只是「同桌」。我以前跳過級，算是「小的」，坐第一排，離老師最近。我時常開玩笑說，我們頭排的那裡知道他們那些坐在後排的「大女生」「大男生」的事呢？
如果按照有些人的「私情推斷」法，楊是為了「三角戀」去坐牢，「第四角」跑來平反，最後的結局，一定不會輕易放過。可是我自從在昆明百貨大樓的「平反大會」上看到楊，一晃六七年沒有再見。這也不符合感情的邏輯吧。這種「小感情」思維方式，容易使人徘徊於陰影之中。
楊德立出來後並不知道「平反」過程，聽到班上男生小廖說，才知道我起了作用。而直到我寫這篇文章時，與楊德立通電話，向他核對幾個時間，他依然對「平反」一事不甚了了。甚至他不知道我曾經獲得他的「黑材料」。當我說「我讀了他的日記」，他大吃一驚。我提到一些內容，他還記得。
事情至此，所有的人都可以高枕無憂了。楊的案子平反是遲早的事情。在當時學校師生的支持下，我積極出動，促使整個事態提前了。而這對於楊至關重要，減少他受折磨的時光，從而贏得了與同齡人一起下鄉、招工、考大學的時機。當全國冤案的「大平反高潮」到來，那是在胡耀邦主政之後，楊和我都已經上了大學。
我認為，有一個人是應該出來「亮相」的，這就是當年昆二十四中的工作組長吳某人。在昆明市，在全國，在中學校園裡從中學生中抓捕「反革命分子」，送進司法部門，送進監獄，即使在「文革」中，這種事情也是不多見的。這是工作組的「創舉」，當年吳一定有「立功」的感覺和所得吧。吳組長不能逃避，應該前來道歉，向楊德立，向我們全班和全校師生。
親身經歷同學被逮捕和誣陷，這個撕裂青春，斷送班級友誼的血腥記憶，恐怕永遠不會從我們的惡夢中消失了。在晴朗的天空裡，卻布滿了看不見的利箭，突然會射向安寧生活著的人們。
希望我們的後代，不要再生活在這樣的危機和心態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