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見巴黎南希再貼2018年底的這個帖子，似乎有些悵然的說：「有些好友，很少見面，但一見面就好像沒有別離過，多年前說到一半的話題，就繼續說下去，如此這般，阿門。」她這番話，我讀出來的意思，仿佛我們這些「六四」流亡者，一直被卡在八九年的那個瞬間，四十年來沒有別的話題可說。然而，君不見，關於那場屠殺，如今早已面目全非，各式各樣的說詞都翻騰出來了，諸如「鄧小平下令開槍不準確」、「鄧楠稱她爸爸被誤導」，https://youtu.be/GFHjzynFzUs?si=gp5oug4f863Rhg9U；而周孝正在《文明客廳》痛心疾首，這些年來一直在跟「六四當事人」求證要說法：為什麼八九六四釀成慘劇？https://youtu.be/EsLxPYUhrEI?si=QLInANaIDrDBZAT7
一、"六四"屠殺改變了人類歷史
「大屠殺」三十六年了，「鄧神話」還沒有破滅，所以中國也沒有改變，但是世界改變了，變得更壞了，人類呢？有一個被屠殺過的民族，對這個世界的貢獻是可疑的，廉價勞動力？財富？腐敗、甚而病毒？這並不清楚，因為沒有證據做研究，總之，最後的結論，應該跟「大屠殺」有關。
茨威格認為，一個閃耀時刻出現以前，乃是平庸流逝的漫長歲月，而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時刻，會決定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歷史進程。他歸納了決定人類進程的十四個瞬間，如拜占庭的陷落、滑鐵盧的一分鐘、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刑前獲釋，等等，歷史中性，善惡兼顧，統稱"人類群星閃耀時"，他只強調，這些瞬間一閃之後，世界再也不一樣了。其中，他提到一列"封閉的列車"，像一枚威力巨大的炮彈，1917年4月從瑞士出發，穿過德國全境，最後抵達俄國的彼得格勒，不久"震撼世界的十天"爆發，這一炮摧毀了一個帝國、一個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發射的幾百萬發毀滅性炮彈都不敵它，因為這列火車把列寧送回了俄國。蜚聲於二十世紀中葉的茨威格，鳥瞰世界尚看不到東方的中國，他歸納的"瞬間"也沒中國啥事。倘若往前追溯，人類歷史上能找到的中國影響，大概只有火藥發明一樁。
然而列寧和"十月革命"，將整個二十世紀浸入血泊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現了三個人，對歷史產生劇烈影響：列寧、墨索里尼、希特勒，三個惡魔；他們又代表著三個人類異端：布爾什維克、法西斯、納粹；史無前例的血腥，也黯淡了茨威格的"中性"和"閃耀"，彰顯的是歷史之惡。那麼二十世紀晚期的歷史，終於提供了來自中國的一個"瞬間"、一個惡例，因為它不是"群星閃耀時"，而是"血光屠城夜"，此後中國和世界的歷史再也不一樣了，即1989年6月4日的大屠殺，及其決策人鄧小平；他在1989年跟七十二年前的列寧一樣，也改變了歷史，成為一個惡魔，兩者的區別，是列寧去發動了一場士兵和工人的武裝暴動，而鄧小平則是指揮士兵鎮壓了人民的一場和平請願。還有一點相似，即列寧神話，要到蘇聯帝國解體之後才破滅，歷時近百年；而"六四"屠殺後，中國因經濟起飛，而令專制更穩固，已歷時三十年，"鄧神話"至今沒有破滅。
三十年經濟起飛的破壞性，於今昭然若揭，它摧毀了中國，在價值和生態兩個層面，使"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環境代價今天已成不爭事實，大半個中國沉淪於重度霧霾，中共為挽救他們的江山，不惜毀掉中華民族的江山，土地、空氣、江河統統污染了，國人的癌症發病率急劇上升，民間哀慟"國在山河破"；而且以中國巨大的人口、經濟和區域，其環境問題勢必將泛溢到世界各地，凡是與中國分享一個星球、一個海洋、一個大氣層的皆將漸次受到影響，亦即中國的環境問題也將全球化。三十年的後果極其嚴重，不僅只對中國而言，也是對全世界而言，因為三十年後中共的專制，成為一個禍害，威脅人類。
當國際社會如夢初醒，開始正視中共這個邪惡政權，海內外對三十年歷史的清理，也將將起步。當此之際，我遇到一位先生，一個絕不放過這段歷史的有心人，窮三十年心血，追溯、爬梳、探尋大屠殺的歷史情境和人物，遍訪域中，耗資千萬，踏破鐵鞋無覓處，執著、堅韌、一息不停，這本七十萬字的《趙紫陽與六四》就是明證，並且他徑直觸碰了這三十年最核心的要害，揭示出驚人內幕。簡言之，這本書主要處理了三個問題：
1、應對八九學潮，鄧小平要殺人，趙紫陽反對殺人；
2、鄧調兵屠城，是推翻趙的軍事政變；
3、楊尚昆的作用與角色。
以八十年代中國的強人政治模式而言，在中共權力結構中，其高層運作也可以歸納為鄧小平和趙紫陽二人的互動，前者作為"垂簾聽政者"，後者作為前台操作者，其他人物都是次要的，二人互動失敗，結局便是屠殺。這本書，試圖重建二人互動的來龍去脈，以解釋屠殺之因。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會這一天，成為鄧趙關係的分水嶺。趙紫陽為了禮遇胡耀邦，也順應民意，決定葬禮隆重、冠以"馬克思主義者"評價、允許群眾自發悼念等，這些都觸怒了鄧小平。從這天開始，鄧小平對趙紫陽的信任不復存在。鮑彤說："我認為殺心從這個時候起的，決心是那個時候下的。後邊的那些事情，只不過是鄧小平繼續觀察或者說在穩定趙紫陽的情緒而已，後面的事情無非是這麼一些事情。"由此，因悼胡規格釀成鄧趙決裂，也成為"六四"事件的起因，這個關鍵細節，從前無人梳理過，也非常生動地凸顯了在"新權威主義"模式下，黨魁個人意志、好惡，便可輕易塑造歷史。
為何觸怒鄧？本書分析兩點：拂逆皇心，挑戰最高權威。鄧之不滿有兩點：第一，胡耀邦是鄧小平親自下令拿掉的，禮遇胡耀邦，就是質疑鄧小平，這是他絕對不能接受的，鄧認為趙紫陽和學運都是想為胡耀邦翻案；第二，在鄧小平看來，學潮呼籲政治改革、要求民主，這是衝著共產黨在中國的絕對領導來的，而趙紫陽在這個問題上立場曖昧，甚至同情學生的訴求，這也是他不能原諒的。這又是對"新權威主義"模式的一個生動註腳。
這本書的第二個重點，即鄧小平調兵鎮壓，是為了打倒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非法軍事政變，這個論點，跟通常所說的"調兵是鎮壓學運"，顯然不同，後者認為鄧小平在"四二七"大遊行之後，從四月二十八日"失蹤"了十四天，很明顯跟六月初大規模野戰軍進攻首都的部署有關，這說明什麼呢？"四二五"鄧小平定性動亂，等於自己往油桶里扔了一根火柴，學運對他的回應就是"四二七"大遊行，"打著擁護中國共產黨"橫幅，不帶憤怒地一道一道衝破警察防線，向全社會釋放的信息就是"人民勝利"，這一個回合，鄧小平徹底輸了，他只剩下殺人一招。所以在"四二七"之前，以首都為棋盤，學運跟鄧小平下棋，遊行、對話，你一匹馬，我一隻炮，下到"四二七"，學生將軍了，鄧小平惱怒掀了棋桌。
這個視角，是從"民主運動"或社會衝突去看的，但是如果從權力結構去看，鄧小平錯誤定性學運已失足在先，權威折損，如果趙紫陽以對話成功平息學潮，便贏得"黨心民心"，無形中挑戰了鄧的權威，乃是一大忌諱，因此鄧小平唯有從鎮壓學運，升級到打到趙紫陽，才能扳回這一局，所以"軍事政變"的論點無疑更可信，而分析權力關係是政治學的本質。本書梳理了鄧的"殺心"：
——鄧小平在"四二六社論"發表當天，就下令解放軍進入戰備狀態；
——五月初取消了一切軍人請假外出的許可；
——5月8日，鄧小平召見各大軍區兵種的負責人，幾十個野戰軍以換防、拉練、野營的名義往北京調動；
——至5月17日晚鄧小平在家中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是否戒嚴"時，解放軍早已兵臨城下；
——5月20日鄧小平在家中召開會議，決定免去趙紫陽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至此趙紫陽被打倒，而這個會議沒有通知趙紫陽、胡啟立兩名政治局常委，即一個軍委主席召開秘密會議，打倒不准參加會議的總書記，趙紫陽也未收到任何黨內文件，趙紫陽回憶："並沒有任何人告訴我已經把我免職了，當然也沒有什麼人找我聯繫工作，重要的信息渠道被切斷了，把我和外界隔離了"；
——5月21日李鵬電話建議鄧小平於近日內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免職趙，鄧小平告訴李鵬："要等大軍進入北京後，再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樣可以避免衝擊和干擾，才能開得更有把握。"鄧小平要在大軍壓境的情況下，以刺刀逼迫所有的政治局委員就範；
——6月2日鄧小平下達了"堅決鎮壓、不怕流血"的命令，是在二十萬軍隊的強力保證下；
——6月3日凌晨2點50分，他命令遲浩田"採取一切手段恢復秩序"；
——6月4日，軍隊用坦克和機槍殘酷鎮壓了六四民主運動，完成了天安門清場的任務。
——6月9日，鄧小平在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大會上發表了勝利宣言。
這還不是軍事政變嗎？
鄧小平認為，通過政治局擴大會議，或者中央全會拿掉趙紫陽，是合法手段，但是沒有把握，非確定性很高，只有調動軍隊入城，才能完全掌控局勢。這個過程必須在密謀條件下，通過軍事暴力手段的非正常途徑，實現權力的更迭。
鄧小平為了維護他個人的權威地位，要除掉一個政敵，是不惜發動一場內戰的，其範圍也一定從北京擴大到南京、天津、上海、武漢，甚至全國，內戰將使整個學運和人民成為犧牲品，整個改革註定夭折，是全國範圍的一場大災難，也將是世界性的災難。
從作者的梳理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共的權力結構在文革之後，即所謂"改革開放"年代，其實不是"黨指揮槍"，而是倒過來"槍指揮黨"的，這個制度，是經"南昌起義"、井岡山直到"遵義會議"，由毛澤東掌握軍事指揮權而逐漸形成，並以一貫之的，在這個意義上，共產黨一直是一個武裝暴力集團，它並沒有因為四九年奪取全國政權而稍有改變，毛澤東始終牢牢掌握軍權才使他可以"無法無天"；文革後也是由掌握軍權的葉劍英，協同華國鋒，促成了鄧小平的"復出"，而鄧也只能等到葉劍英去世，才經由謀取軍權、廢黜華國鋒，才穩固地取得第一把交椅。
但是這種結構，在鄧小平等元老退居二線之後，便產生了問題，於是有一個"垂簾聽政"制度出來做補充。1987年7月7日在鄧小平家裡開會討論十三大人事問題，決定鄧小平、陳雲、李先念三個元老不進政治局常委，要設"常委之上的婆婆"，然後由薄一波在這次會議上建議趙紫陽：到十三屆一種全會，內部宣布今後重大問題仍要向鄧請示、由鄧拍板。"鄧掌舵"是什麼含義？常委不僅要向鄧請教、向他通報，他還可以在家裡召集會議，重大問題可以由他來拍板——這哪裡還叫"垂簾聽政"？分明是"太上皇"了。而且，非常關鍵的一點：這是一個內部規定，不能公開的，一旦公開就會出大事，這後來由"六四"屠殺證明了。
所以他們在十三大以後退出中央常委，純粹是演戲給國際上看的，但要演好這齣戲，就非得學晚清的西太后慈禧。趙紫陽描述，那天陳雲在鄧家的會議上"說話較多，比較活躍，非常鄭重其事地宣布，今天這個會議的決定是合法的，合乎手續的……鄧就沒有考慮，不大在意，也不在乎這樣的事。"寥寥幾筆，兩個"老佛爺"形象躍然紙上，各有特色——陳雲的"此地無銀三百兩"，冰冷、虛偽，卻露出"不好意思"的尾巴來；鄧則是剛愎霸道，赤裸裸的實用主義，什麼黨章國法的，沒當回事過，這輩子他只怕毛澤東。
關於楊尚昆，本書提出了一個"監國"的概念，也極有新意，是迄今為止"六四"研究中沒有出現過的，它更豐富了無論"新權威主義"，還是"垂簾聽政"制度的內涵和形式。本書首先指出，當時楊控制著軍隊和國安系統的日常運作，分管港澳台事務，通過親信楊德中（中央警衛局局長）控制中央警衛局，通過秘書徐瑞新（中央辦公廳分管機要的副主任）控制著中央辦公廳。1989年的楊尚昆，處在一個非常關鍵的位置，一方面他代表鄧小平管理軍隊和情報系統，另一方面他是鄧小平在政治局的唯一代言人，擁有僅次於鄧的大權。其他政治局常委，包括總書記趙紫陽，想要見鄧小平都要通過楊尚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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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楊尚昆是鄧小平打倒趙紫陽和血腥鎮壓學生運動的忠實執行者，而他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監控趙紫陽、穩住趙紫陽甚至迷惑趙紫陽。他完美地實現了這個目標，以至於趙紫陽至死都認為楊尚昆支持他。整個六四大屠殺中楊尚昆所起的重要作用超過了李鵬，楊尚昆是六四大屠殺中僅次於鄧小平的名符其實的儈子手，沒有楊尚昆，鄧小平甚至不可能推行政變，楊不僅迷惑趙紫陽，還否決人大副委員長中黨組成員讓萬里提前回國等意見、迅速處理了徐勤先抗命事件、5月17日也是他第一個提出戒嚴，這些重大角色，在整個陰謀和血腥中不可或缺。
這本書在處理了上述三大問題之後，也以豐富的史料證明，鄧趙在悼胡規格上爆發決裂，只是一個誘因，兩人在政治體制改革上存在根本分歧，所以分道揚鑣的歷史原因是清污、反自由化剎車、未價格闖關、政體改革、整康華公司等一系列事件所導致，反映了趙紫陽在政治理念上逐漸離棄鄧小平。
我們稍稍梳理這三十年的歷史，就會發現，中國在文革之後走出毛澤東的"全能政治"統治模式，出來替代它的，是一個所謂"新權威主義"模式，當時也稱為"新加波模式"或"亞洲四小龍"模式，即靠一個高度集中的政治權威來推行經濟開放，當時朝野無論政界還是學界，都對"新權威主義"一派叫好、期望極高，視為一種進步，然而鄧趙自合作到決裂、最後發生大屠殺的這段歷史，卻充分證明了它的巨大局限性和弊病，甚至暴露出它有可能是災難性的。這裡的要害問題是，極權制度的性格會頑強地蔓延到它的衰敗期，而在馬列政黨中萌發的非極權因素，通常很脆弱、生存艱難，中共在八十年代出現了胡耀邦、趙紫陽兩位"新政人物"，而且都做到黨和國家的最高位置，卻依然不敵頑固派的反撲，一如晚清即便有一個皇帝（光緒）要改制，並且有一個維新派襄助，最終還是被保守勢力扼殺於血泊之中。
三十年前發生過一場大屠殺，然後中國迎來二十年經濟起飛，接下來就是貧富崩裂、階級對立和道德滑坡，凡四十歲以上的中國人，都見證了這三十年的盛衰罔替。一九九二年開始的中國市場化，是撇開所有制改革，先用國家權力排除工人的討價還價；農村則是宣布"土地公有"之後，任憑公開瓜分，接著就是"圈地運動"——西方經濟學中所謂的"降低交易費用",是指保證交易雙方討價還價權利的前提下,以整合契約的方式減少交易費用,而不是用剝奪一部分人討價還價權利的方式為另一部分人降低"費用"。這一切國家暴力的干涉，都需要一個政治前提，那是由"六四"屠殺提供的，所以"六四"不能翻案，乃是中共的底線。無情的剝奪需要貌似合理的麻醉和慰安，於是中共煽動民族主義，將"國家"在價值、話語、情感的層面置於霸權位置，壓制、化約個人權利；將經濟增長置於剝奪一切（民族的所有生態資源、子孫後代的生存）的優先位置，而鑄成"國家安全至上"的新極權模式。這是一個集權升級版，是八九年蘇聯解體之後出現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制度的更新換代，而西方和國際社會尚大夢如酣。
六四屠殺後，美國為了中國市場而迎奉中共，老布希給與中國"最惠國待遇"、柯林頓接納中國進WTO，所以"中國奇蹟"是西方與中共集權制度的一個合謀結果，中共從六四危機中存活下來並升級為超強集權，並威脅國際社會，西方也要負責任，他們三十年才發現自己上了大當，可是由於中共已被西方綏靖主義豢養壯大，國際社會已受迫於一個前所未有的超強集權，歷史已經不能回頭。
中共合法性喪失第一次是文革；六四屠殺導致了第二次，所以陳雲才提出"我們自己子弟接班"的戰略，他們對自己傳統的接班順序已經喪失信心，這個死局，早在三十年前已經安排好了。比較台灣蔣經國，因為刺殺江南事件，而廢儲蔣孝武，蔣家退出歷史舞台，中共正好相反，而是因六四危機而立儲，但是"太子黨"執政沒有"合法性"的安全感，才是習近平向毛澤東倒退的底蘊。
今天，"改革"是一個最霸權的話語，卻是一個死亡話語，仍然壟斷著大部分人的想像和言說。我們的一切想像和話語都在死亡。也許，重新回到八十年代，去尋找"改革"的緣起、夭折，會帶給我們新的想像和靈感。這也是研究趙紫陽和六四的重大意義。
二、虎狼
我在《鬼推磨》中，特別寫了「人與坦克」一節，提到鄧小平一個講話，今天居然出現在網絡上，證實了我對他的「虎狼」定性：他運籌在先，失蹤十四天，去調動野戰軍和坦克機槍，殺進首都血洗長安街，卻第一次露面，就此地無銀三百兩地聲稱「坦克壓過去」如何如何，此謂虎狼也！共產黨統治中國，一向暴虐之後施笑臉，然後塗抹歷史，消滅證據；再往下，就要發展經濟，「把生活搞上去」，這次鄧屠夫更勝一籌，搞起「韜光養晦」，連帶把歐美也一道哄騙至今，中國快速成世界超強。顧炎武稱「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肉食者，即虎狼也。
六四大屠殺後第五天，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鄧小平首次露面，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他有一個講話，其中特別提到"坦克壓過去"，他說：
『這次平息暴亂中，我們那麼多同志負了傷，甚至犧牲了，武器也被搶去了，這是為什麼？也是因為好人壞人混雜在一起，使我們有些應該採取的斷然措施難於出手。處理這件事對我們軍隊是一次很嚴峻的政治考驗，實踐證明，我們的解放軍考試合格。如果用坦克壓過去，就會在全國造成是非不清。』
這個細節刺目地披露，即便是決策殺人的屠夫，也在顧忌"坦克會不會碾人"；或者他已經被告知鎮壓中發生了"坦克碾人"，而故意在第一時間欲蓋彌彰？
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出身，後來成為"六四"屠城研究開拓者的吳仁華，親身經歷了極恐怖的場景。6月3日夜晚他留守在天安門廣場，與千名學生面臨屠殺之夜，"廣場槍聲不斷，天空就像放煙火"，直至清晨6點，他隨學生由廣場撤退到西長安街六部口一帶，遭遇戒嚴部隊坦克從後面追趕上來，"坦克行駛的聲音非常大，地面都在震動。大家都說'坦克來啦，坦克來啦'。"吳仁華回憶，他們快速地翻過路邊鐵欄杆，逃過坦克追碾，卻也有一些落在後面的學生，躲避不及，被坦克當場輾死：
『我看到很多學生遺體躺在自行車上，現場非常血腥，非常震撼，太讓人憤怒。我當時想，如果手裡有原子彈，我一定抱著它衝去跟決策者同歸於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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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清楚記得，那輛坦克的編號是106號。吳仁華早上10點鐘回到政法大學，看到教學大樓前擺放五具血淋淋的學生遺體。他跪下放聲痛哭，這一刻，塑造了他的後半生，他將餘生用來發掘真相、追討兇手，三十年裡完成了《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六四事件全程實錄》三部著作。
由肖強主持的《中國數字時代》的"六四檔案"收錄一篇署名"雨源"的文字《"六四"坦克碾人真相》，記錄"六部口毒氣彈，五個被碾死的學生"，恰好是吳仁華目擊的一個旁征：
『我隱約能聽到六部口對面的哭聲。我壯著膽子從最西面的坦克前繞了過去，來到了六部口十字路口的西南角。當時到處都是哭聲，待我走近一看，我一下子呆了，眼淚就象流水似的一下子涌了出來，坦克附近的情形太慘了，我實在控制不住，放聲大哭起來。五個被碾死的學生橫亂地躺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馬路上。最西面的一個離人行道二米多遠，頭朝著西北仰面躺著，腦袋中間開了個大洞，象豆腐腦一樣的白腦漿，參雜許多紅血絲向前刺出一米多遠。另外四個倒在他的東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兩個被壓到了自行車上，和自行車黏到了一起。』
據《自由亞洲電台》2015年1月29日報導，加拿大國家圖書館和檔案館最近解密了大量有關1989年"六四"時期的文件。加拿大解密文件中一批外交備忘錄，描述了該國駐華使館官員掌握的部分屠城情況，當中包括一名老婦跪在士兵們面前為學生求情反被殺害；一名男孩拖著一名抱著兩歲孩童的女人逃走時被坦克輾過。根據記錄，軍隊一度殺紅了眼，"士兵不斷開機關槍，直到彈藥用盡"，甚至"有坦克掉頭，將示威者輾成肉醬"。
人與坦克，成為「六四話語」中最為血腥、也最為本質的內容。北京體育學院學生方政，也在六部口被坦克碾斷雙腿，1989年6月4日凌晨，他和一個同校女生正從廣場和平撤退：
『忽然傳來很多的爆炸聲，正好在我身邊也有爆炸物爆炸了，然後就升起一團來兩三米直徑的濃煙，事後我才知道這是一種毒氣彈。我身邊的女同學就站立不住了，摔倒了。我當時的第一反應就是把她往路邊，人行道那邊轉移。就在這個時候我的餘光看到，有輛坦克很快地向我們開過來，正對著，很快得逼近了我。坦克前面的炮管，都快到我頭上了。速度很快，想躲閃就已經來不及了。我自己就感覺到一種很沉重的壓力在身上，整個身體有一種緊縮的感覺，被軋上了。當時還有點意識，坦克的履帶絞住了我的腿和褲子，拖行了我一段，震動了幾下以後，我從坦克上掉下來，滾到了馬路邊，後來就沒有知覺了。』
1989年6月4日，長安街上，一名中國男子，身著雪白的襯衫、手提兩個購物袋，獨自一人，隻身阻擋迎面而來的十幾輛坦克。
《美聯社》攝影記者魏德納（Jeff Widener），此刻正在附近一家酒店的陽台上，立刻按下快門，捕捉到這一對峙畫面。當時坦克試圖轉向繞過坦克人，但距離很近幾乎要從他身上碾過去。有關這一交會瞬間的影像，成為二十世紀最著名的照片之一，"坦克人"成為六四事件和八九民運的象徵，他也在全球範圍內成為自由和反抗的象徵，在照片、電視節目、海報和T恤中成為永恆。
但是直到三十年後，"坦克人"仍是一個謎。"正是坦克人的神秘使他得以永久存在——這讓他成為許多西方價值觀與希冀的符號。"美國路易克拉克大學(Lewis& Clark College)副教授珍妮弗•赫伯特(Jennifer Hubbert)說。
中共"六四"大屠殺死亡人數至今是謎。去年6月，香港《壹周刊》在翻查當年美國白宮的機密檔案中，發現華府曾透過中方戒嚴部隊線人，獲悉了中南海內部文件，評估"六四"死傷民眾多達40000人，當中10454人被殺害。
華府的機密檔案點名稱，中共第27集團軍要為流血負責，"六四"凌晨這支軍隊持最具殺傷力武器，在天安門廣場見人就殺。
三、八九學運偉大嗎？
那天參加『2021年「六四」32周年全球網絡螢幕紀念大會』，上去聽大家都在老調重彈，我便說了一通不一樣的、難聽的——三十年說一樣的話，太乏味了，而且，我也老了，未知還有下一回？這種網絡會議更是易碎品，隨風而逝，所以把發言文字貼在臉書上。
不，它是一次失敗的民間抗議，
而且，它跟中共的博弈，本來要贏的，最後卻輸掉了，
好像，屠殺發生以後，人們便失去想像力和理解力，它是可能避免的，中國人是可以不必付出這個代價的，而且也連帶全世界不必掉進全球化的陷阱⋯⋯。
所以，今天我們要問：
1、你們一定會輸嗎？
2、你們為什麼輸了？
三十年過去了，我至今聽不到八九參與者，從當年的學生領袖、知識菁英、到黨內改革派，對這場政治衝突，向歷史和人民做出負責、清晰的真相說明，更沒有看到有一個人有像樣的反思；
真相和反思的意義，第一是可以寬慰無數死者的親人，二是為討公道而釐清罪責，三是為今後的抗爭留下經驗教訓。
可是，我看到的是所有人要不就是顯示自己當年的成功，要不就是推卸責任，其做法無非是曲解歷史、掩蓋真相。
許多人的說詞，還是三十年前的，如「八九」引發了「蘇東波」、屠殺暴露了共產黨的殘暴，後一句幾乎是「兒童話語」，而如果是當年的參與者，至少也五十歲以上了吧。
先說這個失敗的後果非常嚴重：
第一、六四亡靈至今不得昭雪，長安街血跡未乾，天安門母親至今追討公義不成；
第二、中國文明曾有的千載難逢的變革機遇被斷送，甚至中共可能的改革走向也永遠消失，中國人為此將付出的代價，幾百年後才看得清楚；
第三、在六四的血泊上，中國由一個邪惡制度主導而崛起，以全球化擊敗西方文明，對世界的影響無法估計；
第四、中國的崛起，令中華民族付出環境和道德兩大代價，幾代人都無法挽回。
說說當年的風雲人物，大部分也快要被公眾社會遺忘了：
1、廣場絕食總指揮——
柴玲：逃出中國後在普林斯頓和哈佛拿到學位，又經商致富，然後又信了基督教，可是她至今沒有對當年堅持在廣場不肯撤退做出任何合理的解釋和反省；
李錄：據稱是"不撤退"主張的最核心人物，逃出中國後，也在美國拿學位並致富，然後又回頭去幫助中共；
張伯笠：當年絕食指揮者中唯一的成年人，六四後在普林斯頓做訪問學者，後信基督教，再成為傳道人，在獲得信仰之後同樣未見其反省。
2、知識精英——
鄭義：八九年最早介入學潮的知識精英，自稱是"絕食傳授人"（這個簡單的事實，至今也模糊不清），他後來只寫為學運辯護的文字，還說"我是來打架的"，那麼他「跟鄧小平打了一架」，對長安街無辜被殺的民眾，鄧不會交代，他怎麼交待？
王軍濤，當年在廣場直接操作學運，據說是為了幫助政府平息學潮，他在出獄後到美國讀了政治學博士之後，並未見到他對自己當年的「政治學行為」及其失敗，給出一個清晰的解釋；
3、改革派——
趙紫陽：八九當年他拒絕執行戒嚴而被罷免，其後被軟禁整個後半生，並絕不檢討，光明磊落，然而，他對當年戈趙會"拋鄧"而導致情勢失控，令鄧小平大開殺戒，卻致死沒有說明真相和原委，他也絲毫沒有對民眾的歉疚，反而在自傳中流露對鄧小平的歉意。趙紫陽系統的人們，至今也只歌頌他或為他洗刷。
最後我要說明一點，八九屠殺的罪責，百分之百在中共，然而這並不能替代民間一方的真相釐清，和對失誤的反思；再看看今天的中國，我不知道大家流亡了三十年，這輩子何顏以見江東父老？
四、「中國經驗」甚至不能穿越海峽
為美國之音中文部樊東寧的「六四特別節目」，我實際上是準備了一個講稿的，但是一個小時的節目，我其實沒撈上講幾句，稿子裡大多意思，並無機會講出來，只好在節目之後，貼上臉書來。
1、請教蘇曉康先生：您當年在廣場上與學生談話，被中共指控為學運的「幕後黑手」，最後被香港的「黃雀行動」所營救，如今34年過去，怎麼看中國這些年的變化？習近平的極權盛世，是不是戳破了西方認為經濟發展就能走向民主的神話？六四對中國與世界造成了多大的影響？
答：第一、中國的「八九」學潮，其實就是一場更早的「阿拉伯之春」，它啟動了所謂「蘇東波」浪潮，即共產制度圈內蘇俄東歐部分解體，並良性漸進至新的民主政體的建構，提供了「和平轉型」的成功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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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八九六四」以失控、鎮壓告終，在本土恰好啟動了權貴專制（市場列寧主義）為特色的另一種新制度的建構，並且出現持續二十年的經濟增長，政治、精神、社會、環境皆遭嚴重破壞，代價極為高昂。
第二、八九學運也徹底顛覆現代政治學的基本教條。學生請願靜坐絕食，和平理性非暴力，北京甚至出現「小偷罷偷」，全民道德空前純淨，一個民族出現她最神聖的瞬間，卻僅僅由於一個人，即鄧小平的拒絕，化為烏有；這個政權，連它名義上的最高領袖總書記，都拒絕鎮壓學運，但是結果卻是一場大屠殺。這些極端的不合理，是一個制度的意外昏厥，還是一個文明的內在本質？
第三、用坦克機槍對付這麼溫和的學生，與深謀遠慮、臥薪嘗膽的對付西方，在智力、謀算上完全不對稱，這也顛覆了常識；大屠殺之後，中共遵照鄧小平「韜光養晦」謀略，大開國門，向西方獻上廉價勞力和生態資源兩大「厚禮」，這樣臥薪嘗膽的韜晦，為什麼沒有出現在學潮發生之初？學運明明沒有向中共要政權、自由、民主，只是要求對話而已；
第四，邏輯荒謬，例如鄧小平用發展經濟來挽回屠殺導致的統治合法性缺失，然而這兩者是不能交換的，鄧小平就是農民觀念，只要讓中國人吃飽飯，再有點錢，這個政權就不會倒，這麼荒謬的「前現代」設計，居然大獲成功——中國經濟起飛、民間歲月靜好、中共手裡掌握兩個百萬億——究竟是中共的政策好，還是億萬人民勤勞苦幹，已經分不清楚，而所謂富裕，則是貧富崩裂，社會公正消失。
第五、鄧小平的「開放」，也誘惑西方打開「最惠國待遇」和「世界貿易」兩扇大門，而中國從不遵守協議和規定，不僅不給中國「廉價勞力」基本人權，也盜竊西方技術，兩廂占便宜，鑄成世界第一經濟體，卻是一個「數碼列寧主義」，比毛澤東中國從蘇聯抄去的中央計劃經濟，大大升級一步。
在鄧小平設計下，中共不是置之死地而後生？
在他的韜光養晦之下，歐美不是養禍遺患？
在中共的高科技監控、數碼集權之下，民眾不是連韭菜都不如？
在經濟大幅增長了三十年之久，中產階級不是更加朝不保夕？
已經「紅薯換蒸饃」的農民，蝸居在大都市邊緣，不是再也回不了家鄉？
扛著上面六個老人的小伙子，房子妻子孩子要得了一樣嗎？
這都是用「六四」換來的。
2、請教蘇曉康先生：原本中國近代以來，一直存在著兩種改變方式。一種是孫中山的辛亥革命，一種是漸進改良，過去也曾經有過告別革命的呼聲。六四34年過去，這兩股思潮現在是否出現消長或變化？（六四34年之後，中國是否又走到了革命前夜、呼喚辛亥革命的時刻？）
答：「六四」三十四年了，還要去談它的偉大意義、成敗得失嗎？因為當下中國面臨的，是一個更加緊迫、爆炸性，甚而尷尬的大問題：革命前景，也就是最近幾年民間一直在議論的「辛亥迷思」，說它迷思、尷尬，是因為自從六四屠殺以後，中國一直被「保守主義」思潮所壟斷，思想界瀰漫的一直是所謂「告別革命」，連大師級人物也不能置身其外，我這裡特別要指出的是，從八九年以來批判「激進主義」的余英時教授，在其晚年重新詮釋「辛亥革命」的意義，乃是在中文話語中被徹底忽略的一個重大現象，甚至直到今天依然餘溫不絕的「余英時熱」中，也絕少有人提及他這一晚年痛苦和大聲疾呼……
2011年秋，余先生與北京《經濟觀察報》記者馬國川訪談《回首辛亥革命》，是近來他極精彩的談話，國內封殺，卻被董橋欣賞而刊登於《蘋果日報》。我這才找來閱讀，果然把所謂「晚清變革」、「辛亥意義」捋得一清二楚。近十幾年，『反「反傳統」』漸成主流話語，進而對「辛亥推翻皇權」作負面詮釋、否定孫中山已成時髦，一個替代的說辭，即「西太后亦做了改革」堂而皇之成立，卻是為中共今日「不改革」辯護。哪知「批判激進主義」的大師，率先肯定「辛亥」、否定「晚清變革」、極言「滿洲黨」不肯改制才誘發革命，進而肯定革命並非「暴力」，甚至「軍閥割據」才有多元空間而生出「五四」，比比皆歷史洞見，非「大師」不敢言也。
但是中國政局出現的驚變，是這個政權第一次遇到的對手，不是陳勝吳廣，也不是海外民運，而是一個流亡富豪郭文貴，美國之音龔小夏的一次訪談在一個小時之際被掐斷，後來明鏡陳小平對他的專訪，在YouTube（油管）上，整個網站遭到 中共當局控制的黑客攻陷，有報導稱這是youTube的伺服器首次被黑客癱瘓。
國內自由化知識分子，皆稱郭文貴為「天神天兵天將」，殺傷中共體制前所未有，亦可見民間與體制力量對比之懸殊。
王軍濤三十年前就有一句話：「精英要與痞子賽跑」，居然讓看到了一個「痞子」，也印證了他三十年前的預測，然而，這回卻是痞子讓精英五體投地。
再回到「辛亥迷思」上來，我當然不認為爆料可以爆跨一個武裝到牙齒的集權，然而，中國民間不可能期待「陳勝吳廣」是肯定的了，但是難道連「孫中山」也無可期待了嗎？
3、請教蘇曉康先生：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曾說：人與強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在習近平當局極力抹滅六四記憶、清洗歷史、使出文革復辟的洗腦監控手段，六四要如何作為一個巨大的歷史存在與精神存在，繼續影響下一代？（繼續書寫、繼續發聲）
答：講一點回憶，2001-7-15在紐約法拉盛圖書館有一個文革討論會，聽眾提問之中，一個少年問：那會兒是誰在指揮紅衛兵？還有個女大學生模樣的侃侃而談：你們說得那麼具體幹嗎，怎麼沒有理論高度的分析？等我上去發言，我就說我才發現，你在敘述一件事時，已經無法穿越你的年齡的界線。五十年的歷史就已是斷層的，而並非一百年，再往前看，歷史斷層則更厲害。我們在談三十歲以下的人再也不懂的一件事情了，是一樁在年齡上有不可逾越之界限的事件，而且他們不懂，已經無法描繪清楚細節的歷史事件是沒有理論可以提煉的，我還講，中國文革至今未能成為人類共同記憶（universal memory），如猶太人的Holocaust，原因很多，但等到這些暴虐細節被徹底遺忘乾淨之後，文革可能會以另外的解讀被重建起來，那是老毛就可以借屍還魂了。
中共不清算文革，也造成了他們的災難，因為鄧小平就是認為柴玲他們，是新一代的紅衛兵的出現，"文化大革命又要開始了，非要鎮壓不可"，這是六四大屠殺的一個根本原因，在鄧小平看來，這些學生一定要鎮壓，這是他的經驗，也是整個共產黨的"文革"經驗。誰要奪我的權？誰要反對我？那就是紅衛兵。這樣的一種看法在共產黨內是非常普遍，這是共產黨的一種報復心理，一種獨裁者的看法。我想，"文革"沒有在人權、在人道的意義上得到清算的後果。所以習近平為了提升他的政權控制力度，就想倒退到文革，想學毛澤東。
八九以來，中共竭力封鎖歷史、抹殺記憶，使八九六四成為一個空白，所以後來的年輕人不知道天安門曾發生了什麼，他們甚至不知道鄧小平是誰，當然更不知道趙紫陽、柴玲了。我注意到，猶太人拒絕遺忘的一個有效辦法，就是講故事，他們在最有效的空間，比如電影裡講大屠殺、集中營的故事，很容易就把它們變成普世記憶，跨越了"文化屏障"和國際的邊界，使得猶太人的經驗，變成普世的經驗；法國人也是如此，使非法語的讀者可以看到"法國大革命"的電影和書籍。
而"中國的經驗"，甚至不能在中文領域裡傳播，不能穿越台灣海峽，台灣的老百姓不知道大陸發生了什麼，繁體中文裡沒有關於簡體字裡的那些故事和人物，兩邊是隔絕的，就像那個海峽。
五、六四「真相」——從一本書說起
「閉關鎖國」不止是貿易現象，也是文化現象，中共這個政權，至今害怕「歐風美雨」，連清末都不如，比如封堵「八九六四」真相，便是其一大宗，36年如故，然而你越封堵，民間越出么蛾子。
大概二十多年前了吧，從中國「輸出」一本《中國六四真相》到海外，幾位美國最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夏偉、林培瑞，對該書的真實性做了仔細考證，黎安友教授在序言中說，「經過好幾年，通過不同的管道和方法，我個人在本書材料的真實性上感到滿意」，夏偉(Orville Schell)教授在書尾更有長達十五頁的「真實性考量」，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也確認他們關於真實性的認證。
當時他們還發給我一份，想聽我的看法，我從語言上判斷，這些都是所謂「中共中央文件」，所以「張良」此人不外乎是個秘書型的人物，手頭有的是文件，據說他把兩千份文件燒錄到一張CD盤上帶到境外，此事件震撼的，不是那些文件有啥價值，而是中共體制的泄密問題，以及泄密者背景。其實《開放》雜誌總編輯金鐘，也接觸過張良的：
『一九九八年夏天，經朋友介紹。六月廿六日下午，我和黎安友教授在香港怡東酒店咖啡座會面。黎教授介紹說，一位暫不透露姓名的Ｘ先生，從大陸帶出二千份有關六四的內部文件，包括高層內幕。需要我們協助出版一本三十到四十萬字的書以便公開發行。計劃年底完稿，九九年五月出書。我欣然同意，並回答了香港版稅、市場等問題。黎教授幽默地說，他給李志綏回憶錄、魏京生獄中書信集寫過序，再加上這本，他該「下地獄」了。最後我交幾本有關六四的開放雜誌給教授轉Ｘ先生。』
據聞，張良索要十萬美元，金鐘覺得不值，於是此書便到了黎安友的案頭，三位中國通極神速地英譯出來，當時便產生轟動效應，假如以中譯本先發表，絕無此效應。記得余英時教授告訴我，這本書的作者張良曾到他府上拜訪過，余先生對記者說，這些文件要編造也可以，但工程浩大，不是一兩個人能幹得了的。我則覺得工程倒也沒那麼大，主要是熟悉中南海運作內幕、細節，非外人所能奏效。黎安友教授的序寫得很好，他寫東西很有氣勢。
星期天（15日）把傅莉一人留在家裡，我去法拉盛參加關於張良那本書的討論會，在會上只待了不到兩個小時，中間休息時就往回趕，到三十四街火車站差五分鐘就有一班車，如此順利，德拉瓦去法拉盛一趟來回還要六個小時。
我進去時陳一咨正在講，居然大言不慚楊尚昆是什麼"有良知的"，我打斷他的話：
"什麼時候楊變成有良知的了？他可是六四罪魁禍首。"
"曉康，你不知道，我能逃出來，就是楊說了話。"
"那又怎麼樣嘛！這樣下去，鄧小平也會變成有良知的……。"
後來我發言，《多維》刊出如下：
『我覺得《中國「六四」真相》這本書很有史料價值。研究共產現像，研究納粹現像，都發生非常大的問題，那就是史料不足。包括研究史達林、希特勒等。我想，研究中共也有這個問題，而且中共比蘇聯、納粹做得更好，重要的材料都銷毀了。
我聽說索忍尼辛回俄國後，據說已經寫了七大卷還是四大卷俄國史的書。我們在紐約有個朋友，老批評人家，其實他根本不懂！
我們現在的人呢，太好分析，可沒有史料，有史料也不愛保存，尤其中國人，有一點史料就猛分析，沒史料也分析，特別愛分析。
我就非常感激史丹福大學的王友琴，她現在在芝加哥大學。每年夏天她都回大陸，一個人調查66年學生打老師這件事請，她就是想把史料留下。如果沒有她，這事我們搞不清。
那麼六四——張良是一個人還是一個群體也好，目的也好，有什麼作用也好，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史料保存下來了。最好是他從中央檔案局裡直接搬出來的。
(何頻插話：事實上，我們出版的材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始材料比這多得多。)
我知道。我沒有別的判斷啊，我就判斷裡面一段。
書里有我在廣場上去勸學生講的一段講話。（突然起立）我的天呢，一字不差！（眾人笑）我一看，唉吆，我說我自己都忘了！我就當時在天安門廣場講了兩分鐘就走了！就是警局拿錄音機錄下來後整理的嘛，一字不差！（眾人笑，有人插話：夥計，要相信黨嘛。)
張良這本書，不用挑他了，這裡肯定有色彩，有目的，也可能有不足，我們現在有這麼個東西，當然以後就比較容易。否則，當六四平反的時候，檔案已經沒有了。鄧小平、周恩來死前，都把他們的檔案給銷毀掉了！（重新坐下）
比如說，廬山會議，毛澤東找彭德懷談話那一次，彭德懷那句話，"你在延安操了我四十天娘，我今天操你二十天的娘不行？"
這句話，那次談話就沒有記錄留下來，現在誰也不知道了。這是後來在彭德懷的檢查里找出來的。沒有史料，研究廬山會議歷史你怎麼研究？那關係到後來餓死幾千萬人！
去年有個英國學者，他認為納粹屠殺根本沒有這回事，他就寫了一本書啊。當然西方自由，他可以隨便寫。所以現在研究納粹都有史料不足的問題。（陳一諮插話：南京大屠殺的爭議也是因為史料不足。)對呀，史料最重要，分析並不重要，你現在分析得挺高明，過一百年你再看，那都是垃圾！(眾人笑)史料它就是史料，再過一萬年，它也是史料！真的就是真的嘛。
我就講這麼多，謝謝大家。』
六、「六四」開槍令
中宣部製作一盤「六四光碟」，首次透露了下達『六四』鎮壓命令者是楊白冰，但也同時證實楊尚昆不主張武力鎮壓，對『楊家兄弟』的一打一保。
吳稼祥曾證實，四月份趙紫陽去朝鮮訪問後，領李鵬去見鄧小平的，就是楊尚昆。吳表示，這樣一位『在策劃或參與干一件不好的事時，事先就想好退路，想好如何讓自己脫離干係，並採取相應措施』的人，只有楊尚昆可以做到。『楊在整個事件過程中，就在收集一切可以到手的文件，並根據對自己的有利原則進行必要的修正，以便自己對歷史有個交代』。而且，根據中共中央檔案局或秘書局檔案處管理的嚴格程度，只能假設這些『天安門密件』是在入檔前流失。『那麼誰有這麼大的權力在六四期間可以閱讀所有這些文件，並加以備份呢？特別是其中有的文件記錄的只有鄧小平和楊尚昆兩個人的談話』，所以，『除了鄧家和楊家，無人有這樣的資格獲取這些文件』。根據吳的分析，如果是鄧家所為，『一定會公布楊尚昆帶領李鵬等人於四月二十五日向鄧小平匯報的記錄，這是為鄧本人洗刷罪名的最好例證』，但是在《中國六四真相》裡，卻至今沒有看到『這份東西』。
鄧楊摩擦隱患，留下六四危機的突破口？
張良《六四真相》與蔣彥永上書，皆替楊家將粉飾，也是對現存體制構成威脅的唯一力量，所以人民的悲痛和抗爭是零，而黨內權爭才是政治動力，這是一個典型前現代社會。
鄧楊如何交惡，卻更令人感興趣，一如當年毛劉交惡、毛林交惡，乃是鬥爭的聚叢。我對陳小雅說，她的「四股勢力玩六四」說法至少在楊家將一端是準確的，楊尚昆此人是個巨奸，以謀略視為當然，而鄧只是想用資本主義救中共，卻不能應付區區街頭抗議，大開殺機。
要這個政權償還此血債，恐怕陪上老本都不夠，所以江澤民的思路須維持六四定性總體不變，而以「最後軍隊開進長安街與廣場時失控」，只問「軍隊」的一個錯誤，把屎盆子扣在楊白冰頭上，亦可撫慰「天安門母親」喪子之痛，此法乃黨犧牲解放軍而圖開脫，要看今日「黨指揮槍」還有多大效力了，但無疑又留下一個隱患。
中共黨軍交惡，源頭在這次天安門大屠殺，最近習近平與軍方摩擦，再現此惡疾，由此我們無法預測，中共垮台後是天下大亂，還是軍閥割據？
張良的東西，要拼湊不容易，上層特別是"八老"那些玩意兒，不是拼得出來的。
2013年4月，前蘇聯關於中共"六四"檔案解密文件顯示，"六四"大屠殺死傷3,000人。
作者臉書2018-12-04
巴黎好友南希，率一英國電視製作團隊，來跟我訪談"六四"三十周年，我講三個主要看法，是我自己過去也很少談到的：
一、八九年的這場政治衝突，無論你怎麼界定它，都繞不過去它是一個整體的失敗，一個官民雙輸的結局；這個後果極其嚴重，不僅只對中國而言，也是對全世界而言的嚴重後果，因為三十年後中共成為一個禍害，威脅人類，問題是，當初我們為什麼沒有避免這個最壞的結果？
二、六四屠殺，是鄧小平在胡耀邦追悼會的那一刻就決策了，因為追悼會之後他"失蹤"了十八天，很明顯跟六月初大規模野戰軍進攻首都的部署有關，說明他從一開始就選擇了暴力鎮壓；諷刺的是，六月初留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已經大量遞減，主要也是外地學生，從技術上講，完全沒有必要使用軍隊驅趕，據稱中共高層今日也意識到：天安門鎮壓得不償失，讓他們背負了不堪承受的歷史重荷。
三、八九學潮中，北京市民乃至全國民眾，奮勇上街，保衛、聲援、照料學生，是中國人善良的大展現，北京城裡民眾指揮交通、"小偷罷偷"，這是一個奇蹟，可能上百年也難出現一次，然而，它並不是政治性的、群眾運動式的，所以任意揮霍民眾的善良，或者將其不適宜地利用於任何政治目標，都是不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