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69年下鄉到1972年招工到打通煤礦，我在農村待了三年余。三年裡，我從未涉及過的農活只有兩種：耕耙田地。
生產隊之所以不讓我幹這兩種農活，是因為耕牛。
耕牛作為生產資料，在人民公社時代是生產隊集體所有的財產，但飼養卻不是集體統一的，它們被分散到了各家各戶。這種飼養方式讓集體所有的財產耕牛打上了私有財產的印記，誰誰家的牛，農民們分得很清楚。
一般情況下，不論因公——耕耙生產隊的田地或其他；因私——碾米磨麵，犁耙自留地，人們都只使用自己家養的牛，若要使用別人家的牛，那就具有了和借錢差不多的性質，不但需要低三下四地說好話，還有可能要看別人的臉色甚至遭遇被拒絕的尷尬，雖然都是同姓本家，在財產問題上卻誰也不含糊。
如此公私分明的結果是，像我這種從未接觸過牛的生手，就沒有哪家願意把自己的牛交給我使喚，怕我不懂、不愛惜，讓牛太勞累；不小心把牛弄傷了；或是出別的更大意外。牛如果老病和意外死了，雖然生產隊不會向飼養人家索賠，但失去一頭牛卻是不可能很快得到另一頭牛的，沒有牛的日子裡，碾米磨麵這些基本生活都會受到影響，所以對於莊戶人家，健壯的牛是一筆歸自己使用的很大財富，因此農民們愛牛在某種程度上勝過愛人。
除了耕耙田地，其餘農業和副業的活路我無一遺漏，最難忘的，是在嘉陵江上當縴夫那些風餐露宿的日日夜夜，還有就是夏秋兩季的「雙搶」、農閒時節修水庫、到深山老林子裡抬木料和幫私人抬石板，這些需要付出巨大體力的艱辛勞動。
一、栽秧和播種小麥
農民們說，「農業活，四十天忙，一天忙的九天糧」。這是不知多少代人傳下來的經驗之談，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們插隊設籍時，依然是這種完全依靠吃大苦流大汗艱辛付出求得生存的狀況。
當地農忙一年有兩次，一次是初夏時節麥收和栽秧；一次是夏末初秋打穀子挖蕃薯點麥子。農忙時分，天剛朦朦亮就下地，到天黑成了鍋底才能收工。全隊的男女老少只要喘著氣能幹活的，沒有一個閒著不出工，回娘家的、走人戶的、趕場的……包括生產隊跑副業的木船在內，全都停了下來，那是個萬眾一心的時節，面對所有大人細娃一年的生計，誰也不敢有絲毫懈怠。
我們下鄉的地方糧食作物是以稻穀為主的。當地農村的水田有一部分種兩季作物：一季水稻，一季小麥（或蠶豆、油菜），稱作旱田；還有一部分只種一季水稻，秋收後用來儲水（作為生產隊堰塘蓄水不足的補充），備來年栽秧用，稱作冬水田。夏收，旱田的麥子收割以後，就把冬水田的水放進去，插上秧苗。初夏那一季農忙，冬水田和旱田，全都要栽秧。
對我來說，所有的農活中最煎熬的是栽秧。栽秧時雙腳踩在爛泥里，彎腰，蹲馬步姿勢邊退邊往泥里插秧苗。開頭三兩天還可以耐受，接下來的日子，就是承受斷裂般的腰痛。到歇氣的時候，往地上一倒，找一塊適中的石頭頂在腰部，把自己做成一座橋，以略微減輕一下那種錐心的痛。那時節，我是每日天不亮就盼著天黑，沒出工就盼著收工，唯一的願望就是把自己平放於床，在睡夢中告別插秧。
栽秧的順序是先冬水田後旱田。冬水田由於長期存水，土質細軟，爛泥齊膝，插秧時腰的彎度不太大，秧苗只需輕輕一點就插上了。如果整個栽秧的過程都這樣，算不得煎熬，問題是，到了收割完麥子的旱田裡，栽秧就變成了鬼門關。麥子從播種到收割生長期達8個月左右，收割以后土塊板結，灌進去的水還來不及將土塊泡鬆軟，就必須搶季節趕時間把秧苗插上。
旱田因土塊板結，耕耙以後泥土分布依然極不均勻，插秧時按常規行間距插下去，有時可能是一個沒泥土的坑，秧苗無處安放；有時卻又是一大塊瓷實的硬土塊，快速移動的手指撞在上面，那疼痛常常讓我想起「竹籤子釘指尖」的酷刑。旱田和冬水田還有一個巨大差別，就是旱田特別淺，踩在裡面連泥帶水只沒到腳脖子，栽秧就成了類似廣播體操手觸腳背的運動，一天十多個小時把腰曲到將近180度，那些營養充沛的運動員如果做這樣的強化訓練，一天下來會怎樣，我不知道。對於我們，只有在農忙時期才勉強可以擠出點糧食弄幾頓酸菜乾飯填肚子的農村人，這種超強的體力支出一天下來，人就完全癱成了一堆稀泥。
我不過栽了三年秧。那些祖祖輩輩生活在這裡的農民，一輩子幾十年這樣熬，一直熬到油干燈盡。白居易在《觀刈麥》中這樣描述農民的艱辛：「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到了一千多年以後的20世紀70年代，他們依然是承星履草、日曬雨淋、胝肩繭足；依然是吃不飽、穿不暖。我在農村看到的現狀就是這樣：農民們冬天普遍只有一件棉衣禦寒，沒有棉褲，能穿三條單褲算富裕的，很多人一件空心棉襖一條單褲，在紛紛揚揚飄落的雪花和凜冽刺骨的寒風中瑟瑟發抖，只能熬著。
栽秧是農活中比較有技術含量的勞動。每個生產隊都有一兩個栽秧的能手最先下田，把一塊田從中間破開，他的五行秧筆直地從田頭插到田尾，當地稱之為「打列（音lia，下同）」。其他人在這五排秧苗兩側一字排開，以「列」為準完成一塊田的秧苗栽種。「列」筆直，一塊田的秧就可以橫成排豎成行；「列」扭曲，整塊田就呈一團亂麻狀。「亂麻」雖然不影響穀子的生長，也不影響產量，但視覺效果差，而農民的審美是和勞動技能結合在一起的，一團亂麻的稻田就成了持續一季之久眾人閒談嘲諷的對象。
我從第一次下田栽秧開始，就努力想學會「打列」，但直到離開農村也沒能掌握這門技巧。不過，栽秧沒有學到家，播種麥子時鏟麥路子，我倒成了一個好把式。
鏟麥路子，基本要領和栽秧「打列」相仿，一個人先下地，用鋤頭從中間淺淺地鏟一道筆直的溝把一塊地破開，其他人順著這道溝在左右兩側一字排開，一道緊挨著一道，鏟，直到把整塊地都剷出這樣的淺溝，麥種撒在溝里，長出來就成行了。短短三年，我從一個生手一躍成為全隊鏟麥路的第一把手。第一年跟在別人後邊鏟；第二年生產隊有一半的地由我鏟「標路」；到第三年，我不到地頭，竟然就沒人下地鏟「標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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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穫季節的故事
收穫季節，是農民們拼命的季節，農閒時的中午歇晌一律自動取消，但凡掙工分的（包括讀書放農忙假的學童），不論年紀，中午吃完飯丟下飯碗就出工了。
夏收扛著連枷（一種麥子脫粒的工具）到曬場打麥子。麥收在當地農村不算主要收穫季節，但農民需靠這一季收成才能度過春末夏初的糧荒；秋收下田割穀子打穀子。這個時候，揮汗如雨的男女老少都看到眼前那一個最樸實的真理：一顆汗珠，就是一粒糧食。
秋收打穀子的時候，生產隊從來不讓我上拌桶（形狀如一隻放大的鬥，穀子脫粒的工具）。我一直沒想明白是為什麼，後來猜測：一個原因是怕我掌握不好，將珍貴的穀粒撒在田裡了；還有一個原因或許就應該叫做農民的狡黠，有些暗中欺負外來人的意思。
拌桶里打落下來的穀粒，需用背兜背去曬場，這個活叫背水穀子。背水穀子在農民的眼裡跟抬石板一樣，屬於農村中最重的體力活，能不能背水穀子，是一個男勞力能不能按全勞力評工分的標準之一，農民們都非常清楚這個活是怎樣的勞累，所以他們都是「打」和「背」輪流干，只有我年年被安排背沉重的水穀子。
一背水穀子近兩百斤，在重壓之下，冬水田裡沼澤般的爛泥陷及大腿，每向前邁一步所付出的巨大體力真是難以言表。上了田坎前往曬場，並沒有什麼像樣的路，都是一些狹窄的田坎，一步一滑，艱難跋涉，到晚上收工回家，空著手走路兩條腿都不由自主地發抖。所幸那時人年輕，睡一覺起來體力又恢復了。
從地里把糧食搶收回來，只能算完成了收穫季節一半的任務，剩下的一半就是抓緊有太陽的好天氣，夏天把麥子曬乾脫粒去殼；秋天把田裡打下穀子曬乾去秕子。初中肄業生我妹妹，那時還即興寫了一首小小的打油詩，描繪收穫季節曬場上的忙碌：
打麥場上塵土揚
汗流浹背人人忙
大呼小叫如穿梭
風車哐啷哐啷響
篩的篩，簸的簸
背的背，扛的扛
日落西山不收工
哪管肚皮空蕩蕩
夏秋兩季收穫的麥子和穀子，首先是按規定的指標額度上繳國家（當時叫交公糧），其次是把生產隊預留的種子以及公積部分收進集體倉庫，最後才是分到農民戶頭。還好，倒霉的天氣其實不多見。我們在農村的幾年一次也沒有遇到過。一般情況下，收穫時節太陽都特別「毒」，到正午，仿佛可以聽見空氣被烤得爆裂的聲音。城裡人熱得把老天爺翻來覆去地詛咒，可是對莊稼人來說，這樣的天氣才是老天爺的眷顧。辛棄疾說：「城中桃李愁風雨，春在溪頭薺菜花」，城鄉差別古往今來真是沒有半點變化。
收穫季節除了和老天爺爭奪糧食以外，包穀成熟的時候，還有一場防止動物騷擾的特殊戰鬥。
當地有一種被農民稱為「豬蝟子」的動物。這種動物究竟是何方神聖長成一付什麼模樣，我們從沒見過，也不知道有沒有農民真正見過它們的尊容。一般情況下，人們都是從被它們糟蹋的莊稼那裡感知它們的存在，很有些神秘意味。
每到苞谷灌漿逐漸成熟的時候，「豬蝟子」就活躍起來，天天晚上來偷吃。它們自己不稼不穡好逸惡勞，平白地享用別人的勞動成果自然是毫無心痛的感覺。可惡的「豬蝟子」們偷也不好好地偷，它們在苞谷地里肆無忌憚地胡掰亂踩，就像孫悟空在王母娘娘的蟠桃會上一樣，隨抓隨吃，隨吃隨扔，然後溜之大吉。早上，人們來到地里一看，苞谷被踩倒一大片，剛成熟甚至尚未成熟的苞谷穗掰下來撒得滿地都是，每個都啃幾口就扔了，恨得人牙癢。所以，每年到苞谷成熟的時候，各個生產隊的男勞動力和半大小孩晚上就輪流到地里看苞谷，轟「豬蝟子」，男知青們自然也不能例外。我在農村三年，也和農民們一起為捍衛包穀的收成跟「豬蝟子」戰鬥了三年。
看苞谷並不是個好差使，雖然不需要付出多大體力。在野外，夏夜的蚊子是集團軍，人坐在看包穀的簡易棚子裡，蚊子軍團嗡嗡轟響著，潮水一般撲過來攪纏。野外沒有蚊帳這種防禦屏障，拍打之類常用的對付蚊子的辦法在這裡是杯水車薪，完全無效。不過，農民們也不是無計可施，他們用一些比較潮濕的秸稈、雜草漚一堆濃煙，煙薰是對付蚊子古老而有效的武器，蚊子在濃煙面前只能逃之夭夭，不願意逃跑的或逃跑速度不夠快的，送掉小命。
消除了蚊子騷擾仍然不能穩穩噹噹地睡覺，因為人們在野外露宿的主要任務不是和蚊子鬥，而是和「豬蝟子」鬥，「豬蝟子」們不怕煙燻火燎，所以，人們還必須時不時去苞谷地邊來回走動，大聲吆喝「jo ho——，jo ho——」，轟趕「豬蝟子」。折騰到天蒙蒙亮，「豬蝟子」銷聲匿跡了，人也困得喝醉了酒一般，站都站不穩。每次任務一完成，我就趕緊沖回家往床上一倒，昏睡過去，直到生產隊長在院子外邊大聲叫喊：「走了哦」，才又迷迷糊糊地爬起來出工。
不過，這樣的辛苦也有一點補償：夜裡「豬蝟子」不敢來了，轟「豬蝟子」的人就替代「豬蝟子」去地里掰幾個嫩苞谷，用薰蚊子的火燒熟。那個年代基本沒有農藥化肥，剛剛灌滿了漿汁的新鮮嫩苞谷清香甘甜，那是真正的綠色有機無公害食品，離開農村以後，我再沒吃到過這麼鮮嫩香甜的苞谷了。
糧食收穫之後，還有一件苦差事就是交公糧。我所在的生產隊離集鎮有二十幾里山路，收購公糧的糧站坐落在穿過集鎮去新民大隊那座山的半坡上，我們水文山的各個生產隊交公糧都要翻山越嶺，背著糧食到達集鎮已經累得皮沓嘴歪了，但還要爬山，所有人都叫苦不迭。
離開農村十八年後，我和我妹妹曾回過一次當年插隊設籍的地方。我們站在新民大隊這片山上，眺望我設籍的生產隊所在的水文山，連綿的崇山峻岭一直往天邊伸延，那一瞬間，我恍惚看見了十八年前的自己，背著一百四五十斤的糧食，在淹沒於雲霧之中的山間小路上一路走過來。此時的我，站在現實時空裡這麼虛幻地看著遠去了的過去時空中那個年輕的自己，仿佛是看著一個遙遠的夢。
三、深山抬木料
除了農忙時節那些超強的體力支出農活以外，我在農村還幹過許多當下城市裡的年輕人聞所未聞的沉重體力勞動。
比如到深山老林里抬木料。
和公社沿江所有生產隊一樣，我們生產隊也有一條搞副業的木船。木船已經很舊了，經常需要修理。修船用的木料有講究，一個人環抱那麼粗的原木才能鋸出合用的板材。這樣的原木我們浙水公社所有的山林都找不出來，要去相鄰的鴛溪公社深山老林里才能弄到。如此遠的距離，還得依靠生產隊那條船把木料運回來。買木料的時候，把船拉到離木料所在地最近的江邊等著，人們進山把木料抬到江邊，放上船運回隊裡，然後請木匠來維修。
這個過程敘述起來就像是「孫悟空駕筋斗雲」——轉瞬的事，真正做的時候卻是驚心動魄的艱難和危險。進山的十個人要把直徑四、五十公分長度兩、三丈的原木，從完全沒有路的山林里抬下山再運送到江邊，抬運的過程，農民稱之為「扳命」（含有掙扎的意思）。
小時候看電影，也有抬木頭的鏡頭，人們把木頭扛在肩上，「吭唷吭唷」有節奏地行走，那時不知道電影裡的不過是十分具有觀賞性的表演，輪到我自己抬木頭了，才知道電影傳播的是多大的一個實踐誤區。
我們十個人分成兩邊，一邊五個人，原木的重量估摸不會少於一千斤，平均每人負重一百餘斤。若是在平地上，十個人抬一千多斤的重物，說不定也可以學學電影搞點有節奏感的藝術效果出來。不幸的是，我們這個人口眾多資源豐富的大國因為某些特殊的歷史原因，對林木破壞特別大，致使很多森林都消失了，剩下的百年千年老樹大樹，全都藏匿在人跡稀少的大山裡面，結果，想在無路可走的山上把木頭抬出來，就只剩下了「扳命」。
從深山老林把樹抬出來，是陡峭的下坡，木頭的重量並不能均勻地分配在每個人的肩上。時常，有人腳下踩到一個凹坑或是滑一下，整個人便矮了下去，這個人肩上的重量就會驟然落在別人肩上。如果有幾個人同時突然矮下去，餘下的人肩膀上往往會一下子承重好幾百斤。叢林中滿地的青苔和腐爛的樹葉枯草，踩上去不停地打滑，時不時有人滑倒，其他人肩上的重量也會時不時陡然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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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況下，摔倒的人不能顧及疼痛，只要沒斷胳膊瘸腿就必須馬上爬起來頂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若不然，萬一其餘的人扛不住了，原木轟然落地，順著山勢滾到懸崖峭壁之下人根本去不了的地方，就不但只能望崖興嘆，還白白浪費了全生產隊社員的血汗錢；更加可怕的是，原木砸落而抬木頭的人躲閃不及的話，輕則砸傷幾個人，重則可能把命丟在山林里做冤死的鬼。幾十年後回想起來還心有餘悸，用時下流行的網絡語言來描述叫做細思極恐。
在這樣陡峭的深山老林里抬木料也有一點訣竅：那就是不要像在平地上那樣把重物往上抬，只需兩邊的人用肩扛著原木拼命往中間擠，好比我們兒童時代玩的一種叫做「擠油渣」的遊戲——冬天天冷，大家為取暖分別從兩邊往中間擠——一樣。不過，扛著原木使勁擠的主要目的是不讓它掉下來，原木不掉就成功了一大半，至於腳底下，跌跌撞撞能夠勉強移動就行了。「扳命」「扳」到江邊，人們扔下木頭橫七豎八地癱倒在地上，半天恢復不過人形來。
四、被建房的人戶「央」——抬石板
在蒼溪農村，許多建築都離不開石板。那裡的山屬於水成岩，能夠開出厚薄差不多相同的各種尺寸的石板。我們公社每個生產隊都有自己的石料場。所謂石料場就是在生產隊的山坡上，選定一個地方開鑿。開鑿時把表層的土除淨，從石山上鑿出約兩米長、半米寬、半米厚的石磴，然後將這個大石磴順著岩石的紋路分離為約十公分厚的石板。
石板抬回家後，可以做房屋的牆；可以鋪打麥子曬穀子的院場；也可以砌蕃薯窖、糞坑、豬圈、水缸等等，用處很廣泛，家家戶戶都需要。生產隊的採石場公用的，誰家需要石板，就自己請石匠和人工去山上開鑿並抬回家。
用石板的人家至少需要八個男壯勞力：六個人抬，兩個人開料。然而，即便弟兄最多的人家也不可能同時擁有八個壯勞動力，只能請人幫忙。當地把請人叫「央人」，含有「求」的意思在裡面。抬石板也是一項非常艱巨的活計。一般的情況是，從出工到收工基本兩頭不見光，和雙搶的出工時間相當，一天大約要抬十五塊石板。我們生產隊的石料場靠近江邊，地勢低，所有的人戶又居住在半坡以上，因此，抬石料到任何一戶都是爬上坡。抬一張石板來回一兩里路，干一天相當於扛百餘斤重物爬坡十幾公里，其間的苦和累可想而知。
抬石板是幫私人幹活，沒有工分，又苦又累還沒報酬，樂意乾的人幾乎沒有。但是，也沒有一戶人家可以驕傲地宣稱自家不用石板，這就有了換工的方式：今天我幫你抬，以後我需要時找你，你也不能拒絕。個別家庭里沒有壯勞力男人跟別人換工，「央人」就比較困難。
我在生產隊身份特殊，是農民說的「單個子」人，我內心深處又從來沒作「紮根農村干一輩子革命」的打算，對住房和各種用具都沒啥要求，得過且過而已。我不搞任何基建，不需要往家裡搬石頭片子，農民們都深知「央」我，屬於不「央」白不央「央」了也白央的性質，不存在換工的壓力，所以，我到生產隊沒多久，就開始被「央」去抬石板了。開始還有些不好意思「央」我這個「文化人」的人戶，見我來者不拒還特別能吃苦，就家家戶戶都來「央」我。到後來，「央」我成了鐵板釘釘的事，所有人家都先把自己家的男人和我除開，再計算需要「央」幾個人。
被人「央」的活計雖然苦還沒工分，但我比較樂意接受農民的「央」。在生產隊出工一天，工分不過二三角錢，還不夠我到鄉場上飽飽吃一頓，因此不出工算不上很大的損失。我幫別人抬石板，還能有好幾天「碇子肉」、乾飯和干米湯（很乾的稀飯）吃，比我掙一天工分在家裡喝三餐照得見人影的稀飯強一百倍都不止。
「央」人抬石板的人家，早晚兩頓是筷子插上去不會倒的酸菜稀飯，有時晚上吃麵條。中午那頓飯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必須讓抬石頭的人吃好吃飽，一方面體現主人家體恤支出了巨大體力的僱工，一方面要保證僱工下午有力氣繼續幹活。這頓飯除了有酸菜乾飯外，還有油炸的麵團子和「碇子肉」。
「碇子肉」是當地農村的一種特色菜式：把豬身上最肥部位做成的臘肉，切得像十來歲小孩的拳頭那麼大，放在鍋里煮到剛剛熟吧，就上桌子了。之所以不煮到爛，為的是「有嚼頭」，如果做成了城裡那種鹹、甜扣肉，放進嘴裡一抿就化掉了，幹活的人會感覺跟沒吃一樣，不過癮，主人家拿出了最寶貴的肉還落不下滿意。所以，飯桌上每人那兩大坨「碇子肉」需要用力啃咬撕扯，擠出來的油順著嘴角往下流，咬到嘴裡還能「叭嘰叭嘰」肆意狂放地咀嚼一陣子，嚼過了這樣的肉，下苦力的人才能心滿意足。以前在城市裡，我見到過飯桌上最大尺度的肉就是扣肉，而我們抬石板吃的那種「啶子肉」，差不多可以切出大半碗扣肉，如此大的分量，在農村那些癆腸寡肚的日子裡，每次，我都能用和農民一樣雷人的方式，把自己名下的兩坨毫不費勁地吃下去。
蒼溪農村民風純樸。知青剛下鄉時，差不多都有被當成貴客請去吃飯的經歷。農民們請知青吃飯沒什麼所圖，就是覺得知青從那麼遠的地方來，又沒有父母在身邊，「怪可憐的」。好些時候家裡來了客人，或者辦紅白喜事什麼的，也會捎帶著把知青請上。我在水文六隊因為「單個子」人的身份，更是常常被農民捎帶著請去吃一頓。
記得初到岐坪南陽公社的時候，生產隊也是挨家挨戶請我們吃飯。那時剛剛離開城市，還沒有嘗到癆腸寡肚的滋味，又有國家定量供應的糧食，對農民家請客必備的「碇子肉」或「巴掌肉」（跟「碇子肉」類似，只是形式上有些不同，比抬石板吃的「碇子肉」尺寸小些）根本沒正眼瞧過。後來沒有肉吃了，悔不當初的念頭日漸強烈，到了浙水公社水文六隊以後，大部分時間吃飯都只能喝照得見人影的稀飯，至此，我對農民飯桌上的東西，就是來者不拒的態度了。
五、修水庫
到農村之前，沒見過真實的水庫。上小學那會，看過電影「十三陵水庫暢想曲」，看完電影對十三陵水庫長啥樣還是不清楚，倒是留下一個印象，那水庫或者所有的水庫都是和共產主義理想緊密聯繫的，很高遠也充滿了革命的浪漫主義情調。下鄉後參加修建水庫，到實地一看，首先消失的是水庫和偉大理想之間的聯繫，其次消失的是「十三陵水庫暢想曲」渲染的革命浪漫。
眼前的水庫完全不是想像中那般宏偉輝煌，不過是在兩山之間的峽谷處築一道泥土堤壩，把從這裡流過的水（主要是雨季引發的山水）攔住，待到栽秧或乾旱需要灌溉的時候，開閘放水，讓水沿著修好的渠道流到需要的地方。其實每個生產隊都有一兩個儲水的堰塘，水庫不過是放大版的堰塘。
我們修的那座水庫，地址選在離我們生產隊幾十里外的幸福大隊，據說水庫修成後，我們生產隊也將受益，所以必須派工。秋收麥種完畢進入冬季農閒時，生產隊的勞動力除了拉船的以外，全都要上水庫工地，工地上匯集了全五龍區所有受益生產隊的農民。
修水庫的勞動很單調，只有兩種活兒：挖土和背土。把庫底的土挖出來運到堤壩上，用拖拉機和人力石夯夯壓實，建成一道高高的攔水堤壩。堤壩估計有六、七層樓那麼高，上垻的路是一條綿長的斜坡，途中連個歇腳的地方都沒有，空手往上走，到最後兩條腿都會感到綿軟。
背土的時候我看見了我妹妹，她背著土弓著身子一步一步艱難前行，手裡連個「拐扒」（一種可以撐著背蔸底部，在背土過程中歇氣的工具）都沒有，小小的個子，根本不具備鐵姑娘的體質，也不知道她是如何咬緊牙關在堅持，很多婦女都在水庫底部挖土裝土，背土的多半是男人。我趕緊把自己的「拐扒」給了她，讓她在上堤壩的途中可以休息一下。
站在高高的堤壩上放眼望去，庫區裡的人如螞蟻一般忙忙碌碌，場面有些像五十年代的小說中描寫的那種轟轟烈烈的農村生活，如果有閒，遠遠地觀望起來，倒也可以激起幾分詩情畫意甚至文藝青年的創作熱情。
不過，作為修建水庫的成員，我們雖然也剛好處在最富激情和幻想的年歲，卻沒有「橫看成嶺側成峰」的雅興和資格，我們只是遍地螞蟻中的一隻螞蟻，我們必須勞作，勞作之後會感到無比疲憊和飢餓難耐，以及看到那些於遠處觀望被隱去的卑俗瑣事。比如，傍晚收工前，每個生產隊都要派人到垻上去，招呼「水庫指揮部」的人驗方。所謂驗方，就是丈量一個生產隊一天運上大壩多少立方米的土。
按規定，公家將依照丈量土方的結果按比例配給補助口糧。涉及到吃飯，土方的丈量就成了每個生產隊以及每個建庫人員嚴重關注的問題。本來，「指揮部」規定各隊派一個人配合驗方，可是到了這個時候，沒有哪個生產隊不是湧上去一堆人，為了土方的丈量和「指揮部」的丈量員爭得面紅耳赤。
人民公社時期，公社、區、縣都有徵調農村勞動力的權力，修建轄區範圍內的公路，修建水庫等，任務下達到生產隊，不派工是絕對不行的。對於水庫修好以後是否真的能受益，農民們往往看不了那麼遠，很多人修水庫，都是衝著每天按工效配給的補助糧來的。有了這點補助糧，起碼可以吃一頓乾飯，在家裡，一年出頭，只有過年和農忙時節才能吃幾天乾飯。
我在水庫吃飯運用書本知識，戰勝了農民由於長期閉塞生活環境而形成的自私與狡黠，現在回想起來，常常啞然失笑。
那時，每天中午那一頓酸菜乾飯，是所有人心目中分量最重的一件事，吃飯時人人摩拳擦掌，鍋蓋一揭開，就爭先恐後地給自己按上滿滿一碗，然後埋頭苦幹。干第一碗飯這段時間氣氛格外緊張，因為每人按滿一碗（人人從家裡帶來的碗都有相當的容量）之後，鍋里還會剩下一些。剩下的飯歸於誰口？這裡既沒有風格可講，也沒有平均主義原則，靠的是競爭。先吃完第一碗的人，搶著給自己再添一大碗，動作慢的人，吃完第一碗後，鍋已經空了。
要論把相等數量的飯吞到肚子裡去的速度，我永遠趕不上農民，剛開始的那兩天，我總是輪不上添第二碗，吃得心欠欠的。每每看見幾個搶先吃完一碗又滿滿地裝上第二碗的人，大家都吃完了他們還在那裡慢慢騰騰拼命「填鴨」——已經吃得撐到嗓子眼了——就恨得牙癢，想，難怪偉大領袖要說「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而問題是，那個最高指示太高太遠，對眼前這些自私自利搶飯的農民隔靴搔癢的作用都沒有，偉大領袖的指示在這裡斷鏈子了。恨得牙癢也是沒用的，一不能幫助農民改掉自私自利的毛病，讓他們勻一些飯出來給別人吃；二不能提高我自己吃飯的技巧，加快吃飯的速度。必須想辦法「自救」。
我突然想到上小學時，父親買的《春秋戰國故事》中那個「田忌賽馬」的故事。那天中午，我把這個利用巧妙排列組合以劣勝優的書本知識，運用到了自己吃飯的實踐當中。我先給自己添了半碗飯，這樣一來，不僅比自己吃一滿碗飯的速度快了一倍，而且也遠遠快於吃滿碗飯的所有農民。吃完了半碗，我再往自己碗裡扎紮實實地按滿一大碗，這一碗和農民們的第一碗一樣，吃完就徹底飽了，為下午艱苦的勞作夯實了基礎。
我對自己的傑作暗暗得意。很遺憾，農民們雖然都明明白白看到了我的舉措，但他們固執地保持著一種狹隘意識，不能接受看著滿滿的一大鍋飯，卻只往自己碗裡盛半碗這種「不合常理」的傻瓜做法。所以，直到最後也沒有第二個人以我為榜樣，吃「排列組合」飯。
修水庫工程告一段落後，我和同時參加了修水庫的水文九隊知青好友說起這件事，他們聽了哈哈大笑，說他們也是用這種辦法來對付搶飯的農民。看來，知青的「狡黠」也是共同的。
2018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