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網上說，今天，元月十七日，是趙紫陽逝世二十一周年紀念日，二〇〇五年這一天，在富強胡同留下的悼念詞語中最多的一句話是：公道自在人心！因為《河殤》之故，很多年來，我寫過不少關於趙紫陽的文字，今天偶然搜索一下，揀些要緊的出來再貼，以追念共產黨裡面、位階至總書記的這位明白政治家。】
一、趙紫陽不喜歡《河殤》，為什麼要把它送給李光耀？
巧在不久前柴靜剛跟我聊過這個話題，
我接受柴靜採訪，事先有一個單子，標題是：《河殤》留下的真問題是什麼？
八十年代發掘了電視傳媒的可怕效應
1、中央政治局因一部電視片引發政爭，王震李先念發難，趙紫陽讚揚，最後禁演，通緝所有撰稿人；
2、央視播放兩次，各省市台再重播一次，觀眾上億，解說詞在中央報刊全文刊登，空前絕後；
3、高層博弈之際，央視提供資金做續集《五四》；
4、在中國和海外華人社會包括港台掀起一場文化大討論；
5、六四屠殺後，鄧力群下令模仿《河殤》樣式拍了一部批判它的《世紀行》。
這些問題，可能才是《河殤》留下的值得思考的真問題。
https://www.facebook.com/xiaokang.su/posts/10161824631198331
二、八九驚天一炸
八九兩個命門：學生絕食和趙戈會「拋鄧」，皆導致情勢急轉直下；尤其後者，有論者稱「畫蛇添足，一言喪邦」。三十年後，我們對此依然不能有定論，只有分析，我的猜想，趙紫陽乃是對鄧攤牌，置鄧小平於「全民公投」之境，或說交給人們裁決是非，他也不管後果了，第一，這裡有領袖的責任倫理問題；第二，這恐怕也是他至死不檢討的根源。
《趙紫陽錄音回憶》是一份珍貴的私人文獻，可與《赫魯雪夫回憶錄》媲美。趙紫陽對"八九事件"的內幕、成因，作了脈絡性的梳理，成為還原這個歷史關頭的權威史料。然而，這與他最終仍不能透徹說明其中的一個重大細節，形成某種悲劇性的張力。這個細節，就是關於他跟戈巴契夫的談話，一個堪稱"風暴眼"的事件，只得到"模糊性"的解釋。這同時也就留下了發掘的價值和空間。
政治透明、決策公開，是極權體制的命門，若遇重大社會衝突則更甚，一旦觸碰，就會爆炸。釣魚台趙戈會見"把中央常委的決定捅了出來"（趙語），所引起的爆炸性效應，舉世目睹，至今沒有一個令人釋懷的解釋，可謂"二十年的遺憾"，本文就來嘗試提供一種可能的解釋。我的解釋，不把趙紫陽定位在一個領袖、崇高者、獻身者，而是首先把他看作一個從政者（politician）。他已長眠地下，可任歷史評說。
1、安撫老爺子
胡耀邦去世，學潮驟起，黨內改革派便憂心忡忡。陳一咨回憶，他的秘書拿來一張貼在人民大學的「關係圖」，『我一看感到要糟糕，這張「關係圖」，幾乎把所有上層領導人都點了、罵了，既有不滿，也有惡作劇，真是天真地把政治當兒戲啊！像在「李鐵映」名下寫的就是：「鄧小平私生子，靠裙帶關係竊據政治局委員要職」。一位高級幹部子弟原來支持學生，看了這張圖，轉而大罵「學生胡鬧！」』
他意識到「搞不好這場運動又要鬧悲劇了」，因為他知道，鄧小平早在二野時就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毛澤東也批評他「高高在上，脫離群眾」。毛澤東是「運動群眾」，鄧小平是「害怕群眾」，在受辱的情況下，鄧小平決不會作半點讓步。他感到一方面要勸學生理性，另一方面要抓緊疏通鄧家。
五月三日下午，陳一咨帶著副所長李峻、白南風到了鄧家，與鄧朴方整整談了五個小時。文革中陳一咨在北大落難，跟鄧朴方相識了，改革中，兩人也常交換意見，八七年為制止反自由化的錯誤做法，他們也合作過。陳先講了李錫銘、李鵬匯報的不實，「四二六」社論只會激化矛盾，照這個方針中國會陷入災難。
鄧：「那你說怎麼辦？」
陳：「現在緩解矛盾的辦法就是請你們老爺子出來講話。」
鄧：「已經到這一步了，還怎麼講？」
陳：「學生對你們老爺子是又恨又盼，恨是恨『四二六』社論狠了，盼是盼老爺子說幾句學生是愛國的話。比如，接見外國來賓或記者時說：『娃娃們都是愛國的，年輕人嘛，總想把事情辦得快一點、好一點，可中國那麼大，人口那麼多，很多事不是三年、五年可以辦成的。欲速則不達嘛！』這麼說又肯定，又批評、矛盾就緩解了。」
鄧：「這倒是個好主意，我跟老爺子說說。」
陳一咨知道大事不好，但他深諳決策機關竅門，急中生智去安撫老爺子，是此刻應急之招，然而他也只夠得著鄧小平的兒子。
2、「鄧掌舵」爆料三說
關於這個事件，中共解釋不了，趙紫陽及其幕僚，是唯一的解釋來源。前後有過三種說法，都是藉助了一種時間上的錯位：
1989年5月16日，戈氏上午見鄧小平，下午見趙紫陽，何者為「最高級會談」？這個「規格性」問題，產生了一個「政治機會」——其實，這是極權體制預留的一個漏洞，誰能利用它、怎麼利用最好，只是一個技術問題。
最早出現的「陳說」——陳一咨在流亡伊始就提供一種說法：蘇聯代表團質疑，鄧小平什麼黨內職務都沒有，戈氏見他算什麼？於是王瑞林打電話來，要趙紫陽下午向戈氏解釋一下。這個說法天衣無縫，說明趙陣營從一開始就不打算授人以柄。
多年後又有一個「鮑說」——鮑彤出獄後說，在秦城他就自己攬下這個責任，說他根據中聯部的介紹，替趙紫陽寫了講稿，說明鄧雖退休仍然掌舵的意思。
最後的「趙說」，分別見於《開放》出版的宗風鳴著《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和趙本人的《錄音回憶》兩書，完全相同，大意是針對民間「垂簾聽政」的說法，為了「維護鄧的形象」，才說出這個秘密，「完全是好意」。
另據明報援引趙與新華社記者楊繼繩的談話，提到更具體的細節，即鄧小平堅持他與戈巴契夫的會見，才算「中蘇最高級會談」，並一再強調「這句話我一定要告訴他」，但不知為什麼他會見時卻忘了說這話，由此便要由趙紫陽來告訴戈氏「鄧小平掌舵」的秘密。趙告訴楊：「我還對鮑彤說，小平同志可能真是老了，記性不行了……
這一番話，本意是替鄧小平把他忘記講的話轉告戈巴契夫，目的是讓對方回國後對此行能有個交代，至於外界如何理解，造成什麼誤解，我就沒有辦法控制了。」
3、總書記務必「現場直播」
我在這裡可以提供一個旁證，即二十年前我聽一個目擊者親口陳述的事實：當時趙紫陽先一步到釣魚台國賓館，非常急切地詢問一個細節，這次會談是不是「現場直播」？令記者們驚訝的是，總書記以前從未在乎過這個細節，而「直播」的要害，是不能刪節講話人的任何一句話，即避開了新聞檢查，這也是中共很少允許「現場直播」的原因。據說，趙紫陽待記者告訴他確是「直播」無疑，就河南話脫口而出：「好！」然後坐下來，一隻手有節奏地拍著沙發扶手，打起腹稿來。
根據這個「現場直播」的細節，便一目了然，趙紫陽有備而來，要說出什麼不能說的驚天秘密，那正是天安門廣場火燒火燎的當口，不久果然天下譁然。廣場出現的標語，是前所未有的：
鄧大？黨大？
不管白貓黑貓，只要下台就是好貓；
帘子破了！小平辛苦了，請退役；
想小平，盼小平，小平來了不太平；
不要中國特色的攝政王；
如此"簾政"，國將不容；
人老了，弦子也調不准了；
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天下為「公」；
人過八十要糊塗；
我們盼小平歸故里，擁護您去當職業牌手；
希望鄧小平順應歷史潮流回家去；
四川宜賓師專迎接小平回鄉養老；
小平您好（一九八四）糊塗（一九八九）；
要廉政，不要垂簾聽政；
帘子後面找政府；
鄧小平（八五）戈巴契夫（五八）……
嚴家其、包遵信等發表《五一七宣言》，稱鄧小平是「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大批知識分子簽名。
4、兩個「五一七家庭會議」
趙紫陽反對鄧小平「實行戒嚴」的決定無效後，心情沉重地回到家裡。5月17日晚飯時，他向家人說：『我執行鄧小平戒嚴的決定，可能還擔任總書記。如果我不執行，還堅持反對意見，可能命運會很嚴酷，也會影響你們的前途。但我不能執行這樣的決定』。家人一致支持了他的「決定」。自此以後，趙紫陽被軟禁了十五年零八個月，而他的家人則無一例外地受到各種不公正的對待。
與此同時，5月17日晚飯時，鄧小平一家人也坐在一起，開了一個會，據說鄧榕指著嚴家祺、包遵信等人的《五一七宣言》說：「看來他們要甩出我們家，把我們剁成肉餡了！」本來就「害怕群眾」的鄧小平做了最後的決策。
兩個不同的「五一七家庭會議」，決定了未來中國的前途。
然而，又因為是「家庭會議」，一項「國家決策」，居然是由中國的兩個頂級家庭全部成員參與決策的，只不過，鄧家決策的是中共既得利益集團從此瓜分天下；而趙家決策的，是所有家庭成員承擔無底線的後果，為這個民族下地獄。
陳一咨二十日上午去看鮑彤：
『他剛毅的臉上充滿了正氣和義憤。一見到我，就說「紫陽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方針，是唯一合理解決問題的方針。可是，又一次非法的推翻了合法的總書記！戒嚴？和人民對抗，和人心對抗，會有什麼好結果呢？這是困獸猶鬥！」我插了一句：「也許會狗急跳牆呢？！」他激動地站起來說：「我真想掛一個『中共中央委員鮑彤』的牌子，到天安門和學生們一起絕食、抗議！學生明明是愛國的，非說是動亂，還有是非嗎？」我們對李鵬的倒行逆施都極表憤慨。』
5、紫陽風頭正健
趙紫陽為什麼做這個大動作？
在他禪盡竭慮，仍不能說服鄧小平收回成命，便決定訴之天下輿論、國際關注，將鄧小平的決策，從幕後黑箱拎到大庭廣眾之下來評判，等於一種「全民公投」。鄧小平要「當家」，卻又怕「暴露」，這種非理性統治，正是學潮難以平息的根源。趙紫陽看穿這一點，借力使力，將街頭抗議化為一次「民意公投」，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趙出此策的政治根據是什麼？他的政治理念有先鋒之勢，是他敢為的主因。趙曾欣賞「新權威主義」，他說鄧也是，但是他們遇到政治上的強大阻抗，就不能不另尋改革的思路，鄧在八九前兩年的十三大已同意「政治改革」，趙才令鮑彤組建「政改辦」，這是不能忽略的一個前提。
那麼，在現實中趙有何本錢逼鄧？鄧與趙「同舟共濟」，是改革僅剩的一個政治基礎，鄧自斷左膀胡耀邦之後，只剩下右臂趙紫陽，改革已在半途而廢，此所以鄧堅拒鄧力群而逼趙紫陽接任總書記——他不肯輸給陳雲李先念等保守老人；趙紫陽告訴宗鳳鳴，鄧在八九年春已決定把軍委主席交班給他，亦可知廢胡後鄧依仗趙之深，此其一；
十三大前，趙紫陽解散鄧力群的書記處研究室、停刊《紅旗》、差額選舉「差」掉鄧力群等舉動一路告捷，對趙紫陽的政治預期感，是極大的鼓舞，讓他看到「民心可用、黨心可用」；同時，也顯示了在高層博弈中，趙比胡有韜略、有技巧，這也是鄧所需要的，此其二。可以說，「八九」風雲驟起前夜，趙紫陽正躊躇滿志，他才敢把民情洶洶的天安門廣場扔給李鵬，自己登車去平壤了。
趙紫陽談胡耀邦的隕落，歷數老人政治。「真正有發言權的就是兩位老人（鄧、陳）。第三位（先念）有影響，但不起決定作用」；鄧小平以不開常委會來堵陳雲的嘴，說「兩個聾子都聽不見，開什麼會！」照說趙接胡，境遇更難，他竟能遊刃有餘，「陳要開會是想有個說話的地方。有一次他責怪我為什麼還不開會。我回答說：我只是大秘書長一個。你和鄧商量好了就開。陳聽後說：啊！大秘書長一個！」——趙跟宗風鳴談得比他自己的錄音要鮮活。
6、楊家將「玩火」的空間
趙紫陽有多少勝算？註定失算的事情，趙是不會幹的。面對保守老人，趙的靠山是鄧小平，假如他轉身挑戰這個靠山，誰是他的盟友？那時會有一個制衡鄧小平的「聯盟」嗎？
萬里、喬石、胡啟立都曾是趙的盟友，但畢竟人微言輕。萬里在關鍵時刻被軟禁，啟動人大常委會否決戒嚴令的嘗試，也被鄧小平輕易擺平；而喬石在鄧府戒嚴決策中，只敢中立。另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是楊尚昆。無疑他的角色，最終決定了趙紫陽的成敗，而奇怪的是，《錄音回憶》對此人似惜墨如金。設若趙楊兩人皆封嘴，他們之間曾有過的「聯盟」便石沈大海，卻仍可鉤沈一二。
陳一咨也回憶，趙紫陽五月三日、四日在紀念「五四」七十周年大會和亞洲銀行會議的講話獲得了普遍的好評，特別是在亞銀講話一結束，楊尚昆就走過來，一邊拍著趙的肩膀，一邊緊緊和趙握手，並說：「講得好極了，我完全同意。」接著喬石也和趙握手，說了相同的話。此時大部分學校也停止了罷課，情況在好轉。
然而即便如陳一咨沁潤權利中心多年，也沒有想到，『中國政治黑暗的洶湧暗潮是善良的人們難以估計的，既得利益者們久蓄的清算改革力量和民主力量的陰謀又豈會輕易收兵？他們一方面挑動學生、激化矛盾，一方面激怒鄧小平、攻擊趙紫陽。』
「楊家將」這位老大，文革前的中南海大管家，成為鄧與政治局常委的聯絡人，位居中樞，熟悉中南海內幕的吳稼祥，稱他是「大玩家」，很傳神，但說他怕失去軍委副主席，而聯手保守派倒趙，與趙的說法不符。趙在書中多次提及楊支持他處理學潮的溫和政策、反對鎮壓，似非錯覺，許家屯也從旁證實。但是，楊領李鵬去鄧府求見，引出「四二六」社論在先；又受趙之託，試圖通過鄧的秘書、子女迂迴勸說鄧在後。楊尚昆究竟押注在誰身上，只有他自己知道，但無疑也是審時度勢，不想賭錯。他重用胞弟，遭忌軍中，不是死跟保守派就能化險的，他不妨也掂量，扶持趙紫陽一旦成事，他興許也當一回「太上皇」呢？
趙紫陽留下兩個細節，頗可玩味：5月16日夜在鄧府，楊尚昆轉述廖漢生的戒嚴主張，「本來尚昆一直是反對戒嚴的」；決定戒嚴後趙憤而辭職，「尚昆打電話再三勸我收回成命」。此外，據說戒嚴部隊進城受阻後，北京軍區司令員周依冰找不到楊白冰、楊白冰找不到楊尚昆、楊尚昆找不到鄧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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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腥風血雨後，楊尚昆最終背棄趙紫陽。但幾年後，這位「鎮壓執行人」，又對301醫院軍醫蔣彥永說：「六四事件是我黨歷史上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現在他已無力去糾正。」另據吳稼祥分析，2001年旋風般橫掃中外的《天安門密件》（又稱《六四真相》），也是「楊家將」背景，為了洗刷「屠城」罪責，此說很有見地。楊尚昆的「國家主席」頂戴上，沾著趙紫陽的血，末了還是鄧小平奪了他的頂戴。「大玩家」一直在玩別人，最終是玩了自己。
7、鄧戒嚴權威不足
楊家兄弟治軍乏威，也是鄧小平權威不足的折射，更反映了毛澤東身後的權威空白。這個政治背景，其實也是「六四」成因之一，少有人論及。權力空白所勾起的重組渴望，會引誘政壇上所有的人，其實大家都是「玩家」，趙楊二人位高權重，豈能置身於外？改革的遲滯和保守派的問罪，又與民間抗議互動，而引領權力結構的重新洗牌，一開始所能看到的，都不是結局，只有可能性。
陳雲或可比肩鄧小平，更有葉劍英，長居嶺南不北歸——他有華國鋒襄助才抓了「四人幫」，而鄧小平覆出後，八零年初廢華及「凡是派」甚急，葉帥不悅，鄧派王震南下與之協商，葉舉薦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楊尚昆習仲勛兩元老進政治局，對鄧有所制衡。鄧雖是二野政委，元帥的資格，但四九後與兵戎無涉，覆出後請羅瑞卿接軍委秘書長，鄧極盼替他掌兵，羅大將卻被林彪害得雙腿殘斷，說我站不起來怎麼領兵？執意要去德國做手術，而那時中德尚無外交關係，聶徐兩帥皆不准，羅硬是去了，竟死在手術台上，鄧痛失股肱，那是七八年。
七九年打了一場莫名其妙的「對越自衛反擊戰」，傷亡甚重而無戰果，都說是為了鄧接掌兵權。葉劍英八零年就查出帕金森症，四年裡沈屙愈深，漸漸出局，八四年國慶鄧小平心血來潮要閱兵，也是為了兵權，而葉帥就在「十一」前要撒手，據說鄧下令無論如何不能叫葬禮衝擊國慶，醫生只好維持，於是葉帥又當了兩年植物人。
天安門屠殺前的一場宮廷傾軋，因涉及動用軍隊，情勢撲朔迷離。鄧小平雖是強人，但調兵進京軍管，他的權威還差了點，元帥上將們一上來就反對。尤其難料的是，楊家兄弟指揮鎮壓，軍權在握，圍困京師，鄧心中沒底，據說全家人都躲了起來。五月下旬六月初，中國處於權力真空，有多少天？天曉得。這種近似軍事政變的把戲，最不安全者，恰是獨裁者自己。
8、愧疚為那般？
趙紫陽的光彩，在被廢黜之後。第一次拒絕檢討，是拒絕了保留政治局委員的誘惑；第二次拒絕檢討，又放棄中央委員，接下來就是長達十六年的軟禁，這都在中共歷史上創了紀錄。黨史上拒絕作檢討的總書記只有兩位：陳獨秀和趙紫陽。
但是，《軟禁中談話》和《錄音回憶》兩書問世後，我們才知道，趙紫陽決不肯對這個黨認錯，卻反反覆覆地談到他對鄧小平的歉意，即在與戈氏談話公案上，不斷地用「懊悔」「遺憾」等字眼。兩廂形成鮮明對比。
這種愧疚，大概要到政治之外去解讀。趙的意思恐怕是：你對我有知遇之恩，我怎會「有意傷害你」？重大決策在你我之間都不能討論一下，我只好訴諸民意，以為民意足以驚醒你，卻想不到反而激怒了你，釀成大悲劇。時過境遷，我實在覺得很抱歉！趙紫陽這種態度，反映了傳統「君臣之道」的某種殘影，但也是一種可貴的政治倫理。
不過，我們也應看到，趙紫陽不檢討也無反省，他愧對鄧，卻不說愧對歷史。這裡一直懸掛著對一個政治家的責任倫理的追問：無論趙的動機是什麼，在缺乏起碼政治理性的前現代條件下，有意無意地動員民眾，輕易與獨裁者決一死戰，是徒然地犧牲無辜的生命，和勾引歷史的重大逆轉。
李商隱有憑弔諸葛亮的懷古句：『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這首七律《籌筆驛》，通篇浸透著「遺恨」二字，映照趙紫陽，可謂妥帖；而諸葛亮擬古辭《梁父吟》，取典春秋齊相宴子「二桃殺三士」，其鞭笞讒言害賢的含意，至今新鮮。
三、趙紫陽與《河殤》
趙紫陽逝世十周年了。人們愛說"一個人逝去，一個時代結束"那一類的話，我覺得，只有趙紫陽配得上這句話，也令我想起一些懸而未決的話題，值得再議。
"六四"是一個雙輸的結局，八十年代的改革勢頭，一敗塗地；更糟的是，中國二十五年大倒退，貧富迸裂，山河破碎，人們會問，這個最壞的結局難道不能避免嗎？
學生絕食和趙戈會的"拋鄧說"，是當年的兩大關鍵。趙紫陽說出"最後決策人是小平同志"，在民情洶洶的當下，無疑坐實了鄧小平"垂簾聽政"的大忌，導致情勢急轉直下。
趙紫陽事後稱他"始料不及"；在留下的"錄音談話"中，也未對後世交代清楚這樁公案，可知他忌諱、顧慮甚重。我們不知道，這個懸案，今後將會以怎樣的面目獲得澄清？
1、趙紫陽成功機率渺茫
2007年初，宗鳳鳴記述《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在香港出版，立刻上了香港暢銷書頭名。爭鳴雜誌刊文稱趙家後代及趙的一些秘書並不贊成發表此書。
趙談到天安門學潮。5•4亞銀講話後，七所大學複課，形勢已緩和，這時何東昌卻放話說趙講話跟"426社論"不一致，不代表中央。趙紫陽在談話中說："由此學生就越發有顧慮，要求對'426社論'有個說法，而那邊一些人則堅持'426社論'不能退，並還搜集一些有刺激性的材料往鄧那裡送，還發表一些刺激學生情緒的話，搞兩面挑。而我和學生也沒有聯繫，兩面都不買我的帳，我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學生這邊愈要求對'426社論'有說法、對政府施加壓力，鄧的那邊決心也越來越大；學生鬧得越越厲害，李鵬、北京市委對鄧小平的影響也就越來越大，這就形成了僵局。"
此乃一場歷史大波瀾的漩渦、風眼、關鍵細節，一個低劣格局的政治運作的奧秘。它也令人聯想起晚清，光緒下了秘詔給譚嗣同，後者卻去找了袁世凱，於是帝制維新的契機喪失，王朝崩潰、軍閥坐大，社會解體，又為血流成河的革命作了鋪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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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偶然的因素，某個人的選擇、錯失、性格毛病等，導致了長久的歷史走向，其背後的制約因素，則是極為淺顯的。顢頇的歷史怪獸哪裡會有什麼規律可尋？不過是無數人的偶然行為的一個綜合結果而已——前現代社會的結構，沒有橫向聯繫，特別是其權力結構中，上層與下層更無聯繫渠道，所以權力頂峰即使存在所謂"改革者"，其成功的機率也很渺茫，毋寧只是運氣和賭博。
2、假如趙紫陽贏了
他會不會是另一個葉爾欽？葉氏當政九年，搞私有化賤賣國產，兩年裡製造出27個十億美元的富豪，而全國民不聊生，人口持續下降。後來葉爾欽選普京接班，重拾"大俄羅斯主義"（一如今日中共的"愛國主義"），繼續跟歐美搞冷戰。實際上，歷史背後的制約因素，即俄國的落後社會諸因素，蘇聯七十年暴政的後果，均要浮現出來的。共產社會轉型，也不是一場可以人為設計的工程，同樣無法靠哈耶克所批判的"致命的自負"取勝，毋寧依然是一場人吃人的遊戲而已。以共產社會之粗糙、野蠻、低級程度，經濟組織之簡陋、人性之低劣，種種配合條件之不具備，去走資本原始積累道路，只怕是比十八世紀更血腥——這後來由江澤民、胡錦濤兩代完全驗證了。
鄧氏改革因其不過是要"改革"前面的一場毛式烏托邦試驗，而不免仍舊是一場試驗。這場實驗原本就是一場共產黨保江山的政治賭博，其前提是沒有所謂"民眾意願"的，其衡量標準也只有一個，看它能不能奏效，指標只有一個：經濟起飛，它弄成了就是它贏了，別人也是無話可說。
趙不下台的話，由他來主持後來的所謂"改革""起飛"，是不是會不一樣呢？這種預設雖然沒有意義，但社會的制約是同樣的，換了誰來做，大概結果不會大不一樣。從他的晚年談話來看，對於"把魚湯重新變成魚"，他似乎也只有"市場經濟"一個思路，而對其血腥也並無想像力。大概共產黨人的理念以反私有制為圭臬，要他們"變通"出市場概念來是不可能的，一如不是共產黨人的張五常，日後替江澤民設計"市場經濟"，雖也藉助趙紫陽的理念，卻是徹頭徹尾的血腥的"羊毛吃人"。
3、趙紫陽的突破
趙紫陽的光彩，在被廢黜之後。第一次拒絕檢討，是拒絕了保留政治局委員的誘惑；第二次拒絕檢討，又放棄中央委員，接下來就是長達十六年的軟禁，這都在中共歷史上創了紀錄。黨史上拒絕作檢討的總書記只有兩位：陳獨秀和趙紫陽。
趙紫陽拒絕認錯的更大意義，很少有人論及，此意義在於，他突破了共產黨紀律的約束。
中共這種"列寧式政黨"的特色，是"全黨服從中央、中央服從一個領袖集團"，這要靠所謂"黨的紀律"來保障，黨員服從"紀律"，乃是"黨的生命"，也是這架機器的運作機制。所以，周恩來說過一句經典名言："你可以犯政治錯誤，不可犯組織錯誤。"
我們可以比較兩個人：趙紫陽和萬里。
"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這幾乎是八十年代的一個傳世佳話。
但是後來所發生的，卻是一個"米（萬里）有愧於糧（紫陽）"的故事。
萬里曾被趙紫陽反反覆覆地引為"志同道合"者，說他是中央領導人中"堅定支持改革的人物"，在八九學潮中，萬里也曾預定召開人大常委會否決戒嚴令，後來萬里被軟禁，他的嘗試被鄧小平輕易擺平。
萬里後來在壓力下沉默了。鄧小平去世後，趙紫陽又呼籲萬里站出來，"小平在時不可能有別的說法，小平不在了，我覺得萬里不應該再有什麼顧慮了。誰能怎麼樣他？"但萬里依然沉默，其實他已噤若寒蟬。1997年9月趙紫陽給十五大寫信，再次要求重新評價"六四"，宗鳳鳴請張廣友將這封信送給萬里，據說萬里看到此信後，神情緊張，叮囑不要外傳；另一個傳說，在家中，萬里的子孫兩代人，站成一個圓圈，齊刷刷朝老爺子跪下懇求：您一旦站出來，我們所有人的前程全都完了！
4、倒趙風
《河殤》的命運，跟趙紫陽的命運，聯繫在一起，其背後又牽扯一個極為重大的權力問題、政治危機，是直到今天，大部分人都並未覺察到的。
趙紫陽在錄音帶里說：
"李先念在'反趙'行動中非常積極，他既是前線人員，也是幕後主腦。1988年10月，第13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大會上，曾有計劃公布架構重組。但王震突然攻擊《河殤》，要求中央委員會正式發出批判。我沒有理會。那次事件之後，葉選寧（葉劍英之子）告訴我，王震當著他面前極力告發鮑彤，說他是支持製作《河殤》的無賴──這是王震從李先念口中聽到的指控。"
我們要問，1988年左右，所謂"八大老"為什麼要在"倒胡"之後，緊接著就"倒趙"？"六四"這場衝突，有一個早就被人們忘懷的背景，那就是中共的權力繼承問題。經過"文革"，老人幫的教訓是，他們打下的江山，只有交給他們的子女才放心。"六四"衝突提供了一個契機，使他們如願以償，中共這個政權也從此變成一個封建的"家天下"。"六四"屠殺二十年來，中國和世界都遺忘了許多，卻從未明乎於此。
"倒趙"是一個典型的陰謀。起初，趙紫陽阻擋王震攻擊《河殤》，僅僅是不想再回到"文革"舊路上去；但當王震進一步莫須有地指控"鮑彤支持製作《河殤》"，就是為了構陷趙紫陽支持"自由化"——別忘了，胡耀邦就是被指控"縱容自由化"而下台的；由此，老人幫也終於找到了顛覆趙紫陽的"政治罪名"，所以"八九"風雲一起，李鵬便乘勢扳倒趙紫陽，是註定的。
當年的這個歷史背景，在今天頗有參照的意義。習近平終於在"六四"二十年後，從江胡手中接過江山，"太子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仍然是"奪權"——25年前"八大老"和鄧小平，不惜野戰軍開進首都殺人，初衷就是要把江山交給"我們自己子弟"；到頭來，習近平、王岐山必須先整肅政敵，扳倒徐才厚、郭伯雄，才拿得到軍權；同時，也必須扳倒"上海幫"周永康、"團派"令計劃等。只有一個"反腐敗"名目，還給他們剩著，儘管"太子黨"其實是最腐敗的。坊間有一種論調，稱"大老虎"周令徐等，是所謂"平民黨"，似乎習近平之"選擇性反腐敗"，儼然是一場"階級鬥爭"，好像我們老百姓又快要"吃二遍苦、遭二茬罪"似的。照這種說法，近二十年來的掠奪、強拆、冤屈、血腥，還有無數的荒淫無恥，就一筆勾銷了。所以，橫豎中國都是平民的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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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黃河幾十幾道灣？"
四、廣東趙紫陽：中國改革設計師
台北印刻出版三卷本『趙紫陽傳』，可喜可賀。
此書我早在十二年前就知道，2008年秋我在美國東岸遇到盧躍剛，中青報記者，後八九大陸報導文學的領軍人物，一個留著長發的川人，傳說他已接下趙家委託，此去便要江湖遁形。如今他交卷了，卻未知趙家子女是否滿意？因為我知道，還有另一本趙傳也會問世。只要中國仍在專制下，這位前總書記便會充滿爭議，身後不清靜，因為要爭奪對他的"解釋權"。其實這是趙紫陽的精彩之處，中共領袖大凡平庸，身後寂寞。
半個世紀的美蘇對抗，在東亞築起一道冷戰疆界：台灣海峽、朝鮮半島的三十八度線、中南半島的北緯十七度線。在這個結構下，東亞持續了四十年的相對穩定，出現了日本的"經濟奇蹟"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起飛。回頭去看，好像沒有蔣介石毛澤東兩個東亞強人，以及金日成胡志明兩個小獨裁者，就沒有工業東亞；其實更基本的因果，乃是沒有美國的軍事訂單，就談不上東亞快速積累財富的勞力密集型產品的來料加工模式。曾經的殺戮戰場、分疆裂土，竟孕育了東亞繁榮，這種偶然性，也種下了日後的隱患。
八十年代，蘇聯帝國崩解，東歐陷入經濟困境和民族纏鬥，英國發生歷時最長的經濟萎縮，失業人數大增；連冷戰大贏家並打勝海灣戰爭的美國，也出現戰後最大的經濟衰退，整個西方跌入不景氣的陰霾。相比之下，地球另一邊的東亞，卻成了一個亮點。日本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1991年台灣外匯存底超過八百億美元，居世界第一。朝鮮半島軍事對峙也緩解了。
對於剛剛走出封閉、極權的中國來說，最便捷、難逢的機遇，就是把一百多年前的"洋務運動"找回來，只需要把關鍵詞從"奇技淫巧"轉換為"姓資姓社"而已。鄧小平一九八〇年從廣東擢升趙紫陽來做總理，是為一場"新洋務"的啟動。此際的分殊，在鄧小平主張有限市場經濟、對外開放，而陳雲則堅持中央計劃指令，並以"反自由化"、"清污"牴觸之。四五年間通貨膨脹，1988年零售物價指數上漲18.5%，人心浮動，第二年便爆發學運、戒嚴鎮壓。這段"新洋務"觸礁於民間抗議，並誘發高層權爭，以至於流血政變，因"垂簾聽政"故事重演，與晚清頗可一比；趙紫陽的"一個中心（經濟建設），兩個基本點（"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亦頗得張之洞"中體西用"的神髓。這次洋務運動與晚清最大的區別，是毫無外患（割地賠款），鄧小平亟需跟洋人做生意，乃是"救黨救國"。
"要吃糧，找紫陽"，一個前現代農業社會的偉大順口溜，實在是低估了這個中原人。趙紫陽洞悉發生在東亞的一種"滾動"：
"從亞太地區來說，首先是美國把這種勞力密集型的生產和製造業轉移到日本。日本利用這種機遇發展起來了。然後美國、日本又把這一部分生產、製造業轉移到四小龍那裡去。隨著四小龍經濟的發展，日本、四小龍正在把這一部分產業轉移到東協國家。這種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從世界範圍也好，從亞太地區也好，是不會終止的。這種經濟結構滾動式的轉移對不已開發國家確是一種機遇。過去由於我們閉關自守，不開放，又實行僵化的高度集中的體制，信息也不靈通，所以好多次機會都錯過了。現在這個機會再不能錯過。"
他還必須說服中南海里只懂"吃飽肚子"的那批人——餵飽四億人，曾是四九上台的這個政權令西方刮目者。他在醞釀"把沿海一億到兩億人口"，推進這種"滾動"里去。"大進大出,兩頭在外，開展國際大循環大進大出"，雖然那時他接見台灣長榮集團董事長張榮發，還半信半疑地問：你們台灣不簡單，地方那么小，外匯存底就有幾百億？張說，這不難，你們只要按現在的政策搞下去，不用很久你們就會有大量的外匯存底。如果說鄧小平稱得上"改革總設計師"，他不過就是選對了趙紫陽這個人。
這裡講一個蠻有趣的細節，來自趙的秘書李湘魯。任教澳大利亞的經濟學家楊小凱，1989年元月請李湘魯轉交一封信給趙紫陽，認為中國人口龐大，加入國際市場會破壞國際經濟結構的平衡，造成全球資源短缺，導致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等等。趙紫陽僅聽李湘魯簡述了楊的觀點便說，這些意見我都知道，不聽了。事情一定要做。
李湘魯當時感覺趙很"決絕"，後來隨著時間推移得越久，才越看得清楚，他說：
"沿海發展戰略讓中國贏得了二十年以上的和平發展機遇，對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產生根本性的影響，是1980年代最富遠見也最成功的經濟戰略設計。當人們每每得意於中國坐擁數萬億美元的外匯存底，躋身世界第二的GDP時，我就不由得想起紫陽那天決絕的回答。"
趙紫陽說他在廣東工作多年，比鄰港澳，對國際市場和對外貿易了解得早一些。從這裡也可以解讀更深一點的中國現代史。從歷史長程看，中國的內陸性從根本上抑制了南中國和海洋的作用。二十世紀初以來，從中國東南興起的資本主義的政治和經濟力量，在短短半個世紀裡就被歷史淘汰，蔣介石之敗退大陸，即是新興資本主義力量無法戰勝中國強大的內陸性的一次歷史性失敗。一九四九年奪取政權的共產黨，就是靠這個內陸性贏得了江山，但是它不過是在中國複製暴秦暴隋，統治不到三十年也同樣被這個內陸性拖垮，陷在貧困落后里不能自拔。趙紫陽當總理後，就籌劃沿海發展戰略多年，及至開發十四個沿海城市為特區進行海外貿易，無非是放開對南中國的捆綁。這個南中國對於香港、台灣、日本乃至歐美的意義非同尋常，它就是所謂"亞洲第五條小龍"，後來的"太平洋時代"也好，"大中華經濟圈"也好，甚至色厲內荏的"大國崛起"，都不過是它的延伸。
趙紫陽有本事引來滾滾"通洋之利"，卻不幸被天安門學潮折損。他從朝鮮回來發表54亞銀講話，七所大學複課，形勢已緩和。這時何東昌卻放話說趙講話跟"426社論"不一致，不代表中央。趙紫陽在回憶錄中說：
"由此學生就越發有顧慮，要求對'426社論'有個說法，而那邊一些人則堅持'426社論'不能退，並還搜集一些有刺激性的材料往鄧那裡送，還發表一些刺激學生情緒的話，搞兩面挑。而我和學生也沒有聯繫，兩面都不買我的帳，我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學生這邊愈要求對'426社論'有說法、對政府施加壓力，鄧的那邊決心也越來越大；學生鬧得越越厲害，李鵬、北京市委對鄧小平的影響也就越來越大，這就形成了僵局。"
趙紫陽受良知驅動，而反對開槍鎮壓，不惜牴牾恩師鄧小平，被廢黜後也拒絕檢討，真正難能可貴。他在回憶錄里也不避諱談黨內颳起一股"倒趙風"，其間自是一些意識形態和權力的錯綜複雜，但是他把中國推進"國際大循環"，有傷及中共權力根基之虞而令元老們恐懼，才是他下台的原因。
五、百年首尾各兩同（彤）
今日中國落入「習倒退」、改革存廢已在一線之間，此一線之間，竟是由於鄧小平也曾有過「改制」的一閃念，或使中國避免「革命」、暴力，而和平演變，此一線之機，便是在龐大、昏聵、殘暴的中共體制中，出現由鮑彤領銜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見吳偉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4年8月11日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40811/cc11wuwei24/），而「和平演變」路徑只有依賴黨內健康力量出手改制，其機會也只發生在鄧小平偶然出現「改制」意願的一瞬間，這個機會主義者殺心突起（成因大可研究），不止中國要人頭落地，最可惜者，乃是中國又落入暴力循環的怪圈，回到兩千年舊磨道上去了，而中國變局唯賴強人之一閃念，乃是民間太弱小，至今如此。
鮑彤是當代譚嗣同，因為鄧小平是想殺掉鮑彤的，由此八九六四這場溫和改革，又因為遭到鄧小平血腥屠殺，完全是重複一百年前的戊戌維新，遭到慈禧的血腥鎮壓，六君子斷頭菜市口。百年首尾各兩同（彤）。當年嚴家祺、吳國光等追隨鮑彤，進入中共最高決策層，曾經有機會把中國撥向和平轉型的道路，卻被鄧小平斬斷，趙紫陽因為有鮑彤襄助，當年才如此精彩，幾個大手筆均來自鮑彤的建議，所以，實際上鮑彤才是當年進入中國最高決策層的一位傑出政治家。
2022年11月9日，鮑彤先生於北京時間7時08分安然離世，我聞訊在臉書上貼出這段文字。
鮑彤先生辭世，從八十年代過來的中國人，都會「心有戚戚焉」，因為鮑彤是趙紫陽的第一智囊，而趙紫陽的名字，會跟中國改革、八九六四等話語，永遠留在歷史中，政治的力量抹煞不了，原因也是政治對他不公道，對鮑彤也不公道。「任人評說」是一條歷史酷律，好人壞人皆不能免。
我並不認識鮑彤，卻因為《河殤》和《烏托邦祭》而扯上關係：
『到了（一九八八年）深秋之際，《烏托邦祭》的出版仍無著落。有一天戈揚忽然打電話給我：「曉康，你趕快給我弄一個十萬字以內的壓縮本，我用一期《新觀察》推出。」我連夜就做，知道老太太乃是京中一豪傑，不畏強梁的人物。
《新觀察》是半月刊，月初、月中各一本。我雖諸事纏身，整日頭緒紛亂，卻巴巴兒地等著下一個出刊日。記得一個黃昏，我掙脫一個什麼會議，就跑到一家街頭報刊亭，買了一本《新觀察》，翻開一看，連影子也沒有。跑回家給編輯部打電話，沒人接。第二天一早我就趕到沙灘文聯大院，在《新觀察》那棟小樓上，堵住編輯部主任鄭仲兵。老鄭是一個「溫良恭儉讓」的君子，一把拉我進去坐下：
「咳！老太太都躲著你呀。我跟你說，版都做好了，在開機印刷前一分鐘，老太太給鮑彤撥了一個電話。鮑彤說，這個蘇曉康，麻煩惹得還不夠呀？一個《河殤》，已經叫我們焦頭爛額，你再把這個廬山會議捅出來，我們可沒法保護他啦！」
到此，出版渠道基本堵死。』（《屠龍年代》）
《河殤》的命運，跟趙紫陽、鮑彤的命運，聯繫在一起，其背後又牽扯一個極為重大的權力問題、政治危機，這個歷史秘辛，即中共的權力繼承問題：經過「文革」，老人幫的教訓是，他們打下的江山，只有交給他們的子女才放心。「六四」衝突提供了一個契機，使他們如願以償，中共這個政權也從此變成一個封建的「家天下」。「六四」屠殺二十年來，中國和世界都遺忘了許多，卻從未明乎於此。八九另有「驚天一炸」，即趙戈會「拋鄧」，導致情勢急轉直下，坊間皆言趙紫陽乃是對鄧小平攤牌，置鄧於「全民公投」之境，或說交給人們裁決是非，據說，這也是鮑彤向趙紫陽建議的，也因為這個事件，鄧小平在血腥鎮壓之後，第一個抓的人，就是鮑彤，他甚至要砍鮑彤的頭。
此「鄧掌舵」爆料，頗有幾說，都是藉助了一種時間上的錯位：1989年5月16日，戈氏上午見鄧小平，下午見趙紫陽，何者為「最高級會談」？這個「規格性」問題，產生了一個「政治機會」——這是極權體制預留的一個漏洞，誰能利用它、怎麼利用最好，只是一個技術問題。一九八八年開始的「倒胡」「倒趙」陰謀，緣起陳雲的「子弟接班」戰略部署，乃是晚清「垂簾聽政」故事重演，改革陣營的趙紫陽鮑彤，見鄧小平恐懼學潮而令大局崩壞，必須出奇招扭轉頹勢，利用「五一六」的時間差，趁電視轉播的機會，向天下公布「鄧掌舵」秘密，並以此反對調兵鎮壓，都是在中共體制下的明智終極之舉，鮑彤臨危不懼、冒殺頭風險，事後亦忠貞不移、守節致死，其風範直逼戊戌維新中死難的譚嗣同。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高齡九十的鮑彤投稿《光傳媒》一文〈俄國十月炮響給中國送來什麼〉，這或許是他最後的文字？我受託寫了一篇推薦詞：
『鮑彤，耿介之士，也是一位智者。他沉浮黨內多年，風風雨雨；曾位居中樞，睨視決策；又因腦後有反骨，身陷秦城，終於倖存晚歲，看盡興亡。此文雖短，卻大開大合，如庖丁解牛，由馬克思憤青的起頭，一路辨析俄羅斯的荒謬、毛澤東的粗鄙，中國造了兩千年反，還要去請「洋宋江」，寥寥幾語已說盡中共百年鬧劇。毛澤東說是「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標準答案，中國學生用來應考保證得滿分，但是等於沒有回答，因為沒有人知道「馬克思主義」是什麼東西，連馬克思本人也說他只知道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摘自《雨煙雪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