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據幾家國際媒體依所謂『維吾爾自治區』之泄露音頻報導，中共在東突接續禁止、收繳維吾爾書籍之後，又開始禁止維吾爾歌曲；被禁的維吾爾歌曲的名單很長、很長，被禁歌曲包括了流行歌曲和傳統維吾爾民歌等。
維吾爾語言事實上已被禁，維吾爾文化和宗教信仰被禁，維吾爾語的書籍也都被禁止、收繳；現在，維吾爾語的歌曲又遭遇被禁的命運。維吾爾人，現在除了「維吾爾」這個民族稱呼之外，其他任何凸顯維吾爾人民族身份的獨特屬性，都在一一被列入『崛起』中華的黑名單里。
小時候在曲魯海，文化大革命正在轟轟烈烈的橫掃一切；那時我大概6-7歲。記得在一個大雪紛飛的寒冷冬天的夜裡，爺爺、奶奶和我正準備睡覺，突然兩個叔叔門也不敲就帶著風雪推門而入。
年長的叔叔羊皮大衣鼓鼓的，似乎裡面裹著一個什麼東西，他們倆人很神秘地放下了羊皮大衣里的東西，是一個我從沒見過的箱子。
我問小叔叔那是啥？他告訴我這小箱子是收音機，能收聽歌曲。我好驚訝，這玩意兒還能收聽歌曲！
爺爺很快拿家裡破舊的被子、褥子把門窗都緊緊地捂上，年長的叔叔把收音機的電線和家裡昏暗的電燈泡線相連上；那個箱子開始發出吱吱嘎嘎的聲音；叔叔開始小心翼翼地轉動一個旋鈕搜索；好長、好長一段時間的吱吱呀呀之後，突然從那個箱子裡傳來一個維吾爾男人的聲音，似乎是在播報新聞；播音員的聲音渾厚、鏗鏘有力，也很嚴肅，類似於我家門前電線桿子上大喇叭里的維吾爾人播報文化大革命新人新事。
爺爺、奶奶和兩個叔叔都靜靜地聽著，似乎很是著迷；我覺得很無聊，打著哈欠準備睡了。
突然，傳來小叔叔興奮的聲音，「歌曲、要放維吾爾歌曲了！」爺爺也很激動地附和道：「是，是帕霞·伊夏（Pasha Eshan）的歌，是『山間小溪（Tagh Suliri）。』爺爺、奶奶和兩個叔叔沉浸在時斷時續的歌聲中，接著是「解放了的時代」（Azat Zaman）。
那歌聲，就如傳唱千年的伊犁街頭民歌，一會兒有遠而近、由微弱難於聽清歌詞到清晰的大聲；一會兒又會有近而遠，消失在電波的呼嘯聲中；爺爺、奶奶和兩個叔叔，似乎忘了冬天的寒冷和一天勞作的疲乏，似乎也忘了天已經很晚，也沒有了開始時的那種謹小慎微，任帕霞·伊夏的歌聲衝出窗外，消失在風雪的呼嘯中。
帕霞·伊霞以其獨特女高音縱情演唱的幾首維吾爾歌曲，似乎把爺爺、奶奶帶回了他們那短暫快樂的青春時代，那個獨立、自由的時代。
帕霞·伊夏演唱之後，是阿布都熱伊穆·阿赫默迪（Abdurehim Ehmedi）演唱的魯特弗拉·穆塔里甫（Lutpulla Mutellip）的「無奈」（Meylimu）和幾首喀什噶爾民歌。阿布都熱伊穆·阿赫默迪對穆塔里甫悲劇歌詞的哀婉演繹，讓爺爺、奶奶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小叔叔開始給我講他由爺爺聽來的魯特弗拉·穆塔里甫的故事。
我在歌聲中慢慢地進入了夢鄉，不知道爺爺、奶奶和叔叔們聽了多長時間，早上醒來，我發現那個叫收音機的箱子，已經不在昨晚的窗台上了。我問爺爺，爺爺示意我小聲點。然後爺爺很嚴肅地對我說：「你還記得村裡的獸醫托赫塔尤夫（Tohtiyup）大叔嗎？」我說：「記得爺爺，他不是被政府抓走了嗎？」爺爺點點頭說：「是的，他被抓走了，就是因為他偷聽我們昨晚聽的那些歌曲而被抓走的。」
爺爺繼續道：「孩子，千萬別讓別人知道我們家有收音機，更不能讓別人知道我們收聽了帕霞·伊夏和阿布都熱伊穆·阿赫默迪的歌曲，那些歌曲都是被禁了的；如果公社民兵知道了，可能全家都會被抓走！」我真的被嚇壞了，我可不想讓爺爺、奶奶被抓走，更不想讓兩個叔叔被抓走。
收音機大概在我們家待了一周左右，每天等天很晚了，爺爺、奶奶和叔叔們一起把門窗捂嚴實後，就會打開收音機聽；對新聞，他們似乎沒有了一開始時的興趣，他們只想聽歌，特別喜歡聽帕霞·伊夏的伊犁民歌。
我知道爺爺和兩個叔叔都喜歡彈都塔爾，也喜歡唱歌；據說，爺爺年輕時，也是伊寧縣小有名氣的都塔爾彈唱歌手；當然，文化大革命的那個年代，他不再彈都塔爾啦，也不唱歌啦；但他喜歡在夜深人靜的漫長冬夜裡，教我背誦維吾爾民歌歌詞，給我講述很多維吾爾民歌歌詞的由來，他也講過魯特弗拉的悲劇故事。
後來，我回到哈密鐵路地區父母身邊上漢語學校，發現家裡有一個和那個夜晚叔叔們帶來的收音機幾乎一樣的一個台式收音機；一開始我不敢動那個收音機，慢慢地，我開始在父母去上班時偶爾打開偷聽廣播。
熟悉了那個收音機之後，我開始搜索短波各台，也找到了爺爺、奶奶偷聽的那個維吾爾語廣播電台，後來也知道了那個電台的名字是「解放電台（Azat Radiosi）。」是蘇聯為對付中國而辦的維吾爾語電台，每天的節目是針對東突厥斯坦，以批判毛澤東中國針對維吾爾人的迫害，以及講述東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國的歷史，中間穿插被中國禁止了的維吾爾歌唱家們演唱的維吾爾語歌曲；如帕霞·伊夏、阿布都熱伊穆·阿赫默迪等。
當時，我以為帕霞·伊夏和阿布都熱伊穆·阿赫默迪都在蘇聯中亞。
有一天我正在聚精會神地聽「解放電台」的新聞節目時，提前下班回來的父親突然走進了屋子，正在聚精會神地聽新聞的我，根本沒有來得及關掉收音機。父親怒氣沖沖地走過來關掉收音機，然後很嚴厲地警告我再也不許偷聽被政府禁止的廣播電台；父親神色嚴峻地告訴我，偷聽敵台會給全家帶來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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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文化大革命已進入偃旗息鼓的末期；我呢，也早已不是什麼都不懂的曲魯海農村孩子；因而，對父親的警告，我根本不以為意，對父親警示的災難性後果，也是右耳進、左耳出。
小區里另一家維吾爾人孩子，和我一樣，也是從農村到哈密鐵路地區來上漢語學校的。他作為我在這個鐵路小區里唯一的維吾爾朋友，我們倆無話不談；他告訴我，他們家也經常偷聽「解放電台」的維吾爾語節目。
再後來，毛澤東死亡。伴隨整個中國政治形勢的鬆動，東突厥斯坦各民族也開始慢慢地、謹小慎微地復甦自己的文化。當時，那些被禁的維吾爾民歌，開始在各種私人聚會場合出現。
到這時候，我才知道帕夏·伊夏還在東突厥斯坦，她是因為她演唱的一些歌曲，而在文化大革命被打倒，歌曲被禁唱、禁聽。而聰明的阿布都熱伊穆·阿赫默迪，則早早地就逃離了東突厥斯坦。
再往後，伴隨所謂「四人幫「的打倒；和中共其他統治區一樣，在哈密鐵路地區，隨著錄音機的傳入，各種香港、台灣流行歌曲的錄音帶也開始偷偷傳播，我們這些處於青春萌動的少年，開始了偷聽鄧麗君、張帝等港台「靡靡之音」的時代。伴隨這些被禁歌曲的優美旋律和飽含深意的歌詞，我這個維吾爾民考漢，開始探索個人的人生之路，維吾爾民族的復興、自由之路。
現在回頭看，在那個充滿了虛假希望和承諾的年代，處於少年氣盛的我以為，維吾爾人偷聽敵台的時代永遠結束了，偷聽被禁歌曲的時代永遠不會再來了。
然而，現實很冷酷，維吾爾人在享受了一段短暫寬鬆時代之後，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突厥斯坦又慢慢地被中共一步一步地強行拽返不能讀被禁書籍、不能偷聽敵台、不能偷聽被禁歌曲的，處處是禁忌之恐怖時代。
有意思的是，90年代中期，石河子開辦經濟廣播電台，公開考試招聘廣播員，我以優異成績過五關、斬六將獲選。為了培訓我們，石河子電台把我們送到烏魯木齊經濟廣播電台學習一周。
在培訓期間，我得知坐落於烏魯木齊南昌路的烏魯木齊經濟廣播電台，以前是中國政府用以干擾蘇聯「解放電台」的干擾中心。也就是說我爺爺、奶奶和叔叔們，以及其他成千上萬維吾爾人，冒著生命危險，為了聽那些哀婉悠揚的維吾爾民歌而收聽敵台時，那些煩人的電波呼嘯、吱吱呀呀的干擾聲，就是來自這裡。
出師未捷身先死！東突厥斯坦的政治形勢，維吾爾人的命運，就如我在石河子電台夭折的廣播員生涯，好戲還未拉開序幕，就進入了悲哀的尾聲。
我又和大多數維吾爾人一起，又開始了偷聽敵台的時代。這時候的敵台，不再是蘇聯的「解放電台「，而是在美國的自由亞洲電台半個小時的維吾爾語廣播。
我先是買了一個香港產的90多元人民幣的「德聲」收音機，因為有人告訴我，收聽自由亞洲維吾爾語廣播，「德聲」收音機功率最好。然而，一段時間後，中國政府對自由亞洲電台維吾爾語部新聞的干擾越來越強，越來越頻繁；經常是節目聽到一半，噪音就將播音員的聲音淹沒了。
為了能及時得到有關維吾爾人的真實信息，我又咬咬牙，買了一個200多元人民幣的「德聲」收音機；該收音機能儲存不同的短波波段。當正在收聽的短波波段被干擾淹沒時，可以立即轉換到另一個短波波段收聽；當時，不僅是我身邊漢人同事覺得我花200多元買個收音機太不值得，甚至家人也覺得我亂花錢。
但我覺得值得，我需要知道我身邊正在發生的事兒，需要知道真相；當時，我對歌曲沒有了那麼大的興趣，只是偶爾聽聽而已。
再往後，逃離家鄉流亡，到美國；新聞自由了，但失去了家園。在異國他鄉，維吾爾語、維吾爾書籍和維吾爾歌曲，成了不可失去的鄉音，和連結維吾爾根的經典。好在，我們在國外的維吾爾人，至少可以聽任何一首想聽的維吾爾語歌曲，而不必擔心給自己和家人帶來滅頂之災。
但家鄉的維吾爾人就沒有我們那麼幸運了，他們可能會因為下載一首被禁歌曲而被抓捕，甚至判刑入獄；可能會因演唱被禁的歌曲而被重判，如年輕的維吾爾歌唱家阿布都外力·阿尤普（Abduwali Ayup），和麥麥提江·阿不都卡德爾（Memetjan Abdukadir），倆人都因為其演唱的歌曲而被判重刑。
而且，更不幸的是，維吾爾聽歌者也好，演唱者也好，都不知道什麼時間，那一首歌就會被中共當局定性為禁歌。
漫長的寒冬暗夜裡，在沒有維吾爾歌聲、沒有維吾爾民歌的漆黑、死寂暗夜裡，在中共無處不在的層層網絡監控下的東突厥斯坦，不知到是否還有維吾爾人在偷聽被禁維吾爾歌星演唱的維吾爾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