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按】過去十年，中國公民社會的空間在政府管治、新法實施和資金來源收緊等多重因素下，正在一寸寸收緊。曾經開展社區服務、教育輔導或弱勢群體支持的公益組織，從被視作社會服務的補充力量，逐漸被認為是「潛在的政治風險」。2017年，中國實施《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通過制度手段限制獨立NGO的國際資金和合作渠道。同時，「尋釁滋事」「非法經營」「聚眾擾亂公共秩序」，甚至「顛覆」和「煽動顛覆」等模糊的刑事指控，也成為施壓手段，使許多公共行動面臨被定性為「違法」的風險。2020年後，疫情封控又成為新的治理理由，在法律和政策的框架下，社會空間進一步收緊，從業者的自由也隨之受限。
這場變化不僅迫使許多公益組織面臨商業化轉型，也打亂了從業者的生活節奏和選擇。
許多青年從業者同時面臨多重現實壓力：拮据的生活、剛剛起步就被迫中斷或面臨選擇的職業生涯、大環境並不景氣，以及來自家庭的誤解。在這種擠壓下，有人選擇出國讀書或轉向學術，有人繼續在國內以低調方式行動，也有人因疲憊與不確定而離開。日常壓力、心理負擔和社會輿論，使這群年輕人在理想與現實之間不斷權衡。
即便如此，仍有人嘗試在夾縫中生存：Ta們將社會倡導融入教育、心理支持、環境保護等領域，或在海外維繫聯繫與記憶。Ta們的流動不僅是職業路徑的探索，也成為身份認同和社群連接的實踐。我們採訪了三位Y世代（千禧世代，約1981-1996年出生的群體）和Z世代（約1997-2012年出生的群體）的青年NGO從業者，試圖通過Ta們的生命故事，呈現公益組織與離散的時代切片。
正在「慢慢成熟的」90後Qiu，先後在國際組織和本地組織工作，並擁有本地組織創業經歷。在不停的遷徙和流動之間，Ta不斷尋找每一個能讓自己舒服做事的空間。以下是Ta的自述。
坦白說，高中時我只是覺得學習最重要，對未來並沒有什麼規劃。大學選擇了法律專業，現在回想起來，那更像是一種對公平與正義的樸素認同，即便當時我並不清楚這究竟意味著什麼。在歐洲念碩士期間，我偶然看到一則NGO招募志願者的廣告，內容與非洲某些部落之間的爭端實踐有關。那個地區雖然存在現代司法體系，但由於種種原因，制度並未真正落實到日常生活中。於是，不同部落發展出各自的爭端解決機制，而這個NGO的工作，就是參與並協助這些爭端的處理。我當時覺得這件事很有意思，便報了名，去了非洲。
在部落里，性別暴力的問題很常見，而處理爭端的機構幾乎全是男性。我第一次參加會議時就能感覺到那種權力的失衡。作為女性，我很快被注意到，別人問的不是我的工作內容，而是我結沒結婚、戒指在哪兒。那種被打量的感覺讓我有點不安。可與此同時，作為外地人，我又被視為「白人」，Ta們對我客氣、有禮，甚至更願意聽我發言。坐在我旁邊的本地女性幾乎沒機會開口。那一刻，我意識到，我能被聽見，不是因為我的專業，而是因為我來自外面。
這段經歷讓我開始關注性別平等，也讓我對NGO工作有了更複雜的理解。我意識到，作為外部力量去改變本地社會，本身存在巨大的「外部性」。我們不了解當地的風俗和權力結構，卻以人權框架去教育別人，這種「白人中心」的視角其實是一種不平等。
幾年後，我回到國內，在北京的國際組織和本地NGO工作，關注婦女權益。國際組織的工作偏向研究和報告撰寫，本地NGO更多是會議組織、記錄和行政事務。有一次，我參與了反家暴法相關會議，其中一位女律師的經歷讓我印象深刻：她曾受家暴，右手小拇指被前夫砍斷，卻通過學習法律成為專業律師，為女性提供公益支持。這徹底打破了我對受暴婦女的刻板印象，也讓我重新看到法律的價值。
隨後，我第二次前往非洲，在一家國際組織工作，主要負責聯絡、溝通和報告，接觸一線實踐的機會很少。工作一年後，因為內容單調，再加上私人原因，我離開去參與了其他地方的項目。即使是在社會發展領域最好的平台工作，我始終感到與當地社群有隔閡。最終，我選擇回國，希望在熟悉的土壤和語言環境中做更有深度的社會發展工作。
回國後，我先在西南省份參與傳統文化和婦女生計項目，後又到一線城市加入一家機構，擔任項目經理和主管，負責從策劃到執行的全流程工作。入職時，這家機構已在大幅裁員，但我當時並未意識到這可能為未來埋下伏筆。正值疫情期間，經濟形勢不佳，一些大額資助者對項目猶豫不決，甚至有同事的工資無法按時發放，機構面臨嚴重資金壓力。
同時，我發現公開招標項目中存在不透明的內部決策：多數項目偏向與機構關係良好的合作方，絕大多數是商業項目而非公共利益項目，我隱約感到其中存在交易行為。因此，我在次年4月選擇離職。
也是在那個時候，我意識到中國其他大城市生活的高度密集和流動讓我產生強烈的不安全感。人口密集不僅增加了疫情期間的風險，而且大城市封控政策更嚴格，對生活和心理造成更大壓力，我開始尋找更適合自己生活節奏和價值實踐的環境。
回流
我必須得說，後來我選擇回到家鄉創業，還是有點太天真了。本以為回家鄉之後可以住在家裡，沒有房租，交通成本也降低，還可以在家吃飯。但直到真正開始做才發現，困難遠比自己想得多。
創業初期，我想做公民教育，但發現當地環境較為敏感，於是轉向可持續發展教育，形式主要是研學活動和工作坊。商業邏輯和教育理想之間的矛盾，讓我在收入和實踐之間持續掙扎。我對商業一直有些抗拒，總覺得想做好的產品需要投入很多資源，但這很難控制成本。這也讓創業過程中遇到很多困難。研學項目本身其實很難盈利，除非有一些門檻性的內容——比如參加活動能拿聯合國證書，或者寫的報告能掛在 COP16 這樣的會議上，這樣才有人願意支付高額費用。市場上，大部分學生只是為了體驗，或者為了出國提升履歷，真正願意花錢的人很少。
我也嘗試過面向不同學校開展工作，但掙扎不斷。國際學校的課程還能產生一些收入，但公立中學的工作坊，一節課才30元，而城中村學校甚至是免費的，我經常不得不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這些事情上。這種狀態也讓合伙人對方向產生疑問，覺得為什麼不專注搞商業來探索。
同時，我也參考過一些已有的案例，但資源稟賦差異很大。有些古村落、中外合作案例，看起來教育產品很棒，但他們的主營業務是酒店或旅遊，並非盈利的主要來源；也有深圳、上海團隊回到家鄉做研學，但客戶很少，可能調研不足。這讓我感受到，理想化地回家鄉做事情其實充滿挑戰。
團隊組合也是一個問題。表面上看起來大家很合適，但慢慢發現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規劃，最後幾乎都是我一個人在推動項目。而最讓我徹底絕望的是，當時學校本來希望和我合作，還有具體的課程安排和學生訂單，但因為疫情封控，我們根本無法開展活動。等政策放開之後，學生和老師先後生病，等大家都康復了，學生又都在準備出國，最終我只好放棄整個創業計劃。
在創業失敗、最後一次嘗試放棄之後，我本來已經非常絕望，但父母非但沒有幫上忙，反而和我產生了很多衝突。特別是母親，她會用尖酸刻薄的話貶低我，一度讓我覺得自己沒有價值。那段時間，我也嘗試了其他路徑，甚至進入了事業單位，在國際合作部門做組織國際會議和溝通的工作。
那時候，國內對 NGO 的看法也在變化。我媽看了一個電視節目之後，問我：「你一天天在朋友圈發 NGO，NGO，你是不是加入了奇怪的組織？」他們不知道 NGO 是非政府組織的縮寫，有時甚至把不懂的縮寫當作境外勢力。我會向他們解釋基金會、非政府組織的含義，但這樣的污名化確實讓我感受到行動空間在縮小。
2019年之後，隨著白紙運動發生、大學性別學生社團被404、清華大學彩虹旗事件，性別議題在國內越來越難做。我自己也參與了性別項目的捐助和籌款工作，但這些項目曾掛靠的基金會，後來資金無法提取，銀行帳號也失效，公眾號消失了。
儘管如此，我沒有離開。仍然想在有限空間中嘗試、掙扎，看看還能做些什麼。面對不確定性，人是唯一不變的底色。在中國，女權主義的發展和媒體科普讓一代又一代人逐漸形成認知，我看到了根本性的思想改變。即便經濟環境不好、空間越來越小，我還是決定回家鄉嘗試，如果不去做，我會一直耿耿於懷。
後來，我進入了一家事業單位工作，主要是出於家人的期望。憑藉過往經驗，我很快適應了環境。雖然辦公室的氛圍讓我不太舒服，但穩定的工作讓我重新建立了生活秩序，也有更多時間去把注意力放回到日常，比如飲食、運動和身體狀態。之後，我辭職，來到一個小村莊裡兼職做社區發展。那段時間讓我第一次清晰地感到，行動並不是孤立發生的。不管是和村民一起做泡菜、做針線、辦戲劇工作坊，還是合作把村裡的水果賣給外面的商家，夥伴之間的連接，以及村民和朋友的參與，都讓事情真正落在了地面上。
我開始更專注於通過食物去連接人和生態。這些看似緩慢、瑣碎的日常介入，反而能持續帶來資源與合作。那時的生活很具體：可以投入時間研究食物，朋友就在身邊，想游泳隨時就能下水。除了對收入仍有一些現實期待，我幾乎沒有太多不滿。我逐漸明白，行動的韌性並不來自持續對抗，而是在失敗或壓迫面前，仍然提醒自己回到呼吸、食物和身邊的人。身體健康是行動的基礎，學會認真休息和飲食，讓我能夠繼續走下去。
也是在這樣的狀態里，我拿到了一個前往歐洲學習可持續發展的資助機會。在相對穩定、已經建立起節奏的生活和一次明確的離開之間，我最終選擇了出國。
再出發
我之所以選擇留學，並不是因為對外部世界抱有浪漫想像，而是因為那時我已經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局限性。國內的生活整體上把我往下拉，就像在沼澤里行走，越努力，身體越往下沉。留學至少給了我一個離開原地的可能，也讓我能夠在更大的視野中重新思考行動的方法。帶著我在家鄉村莊的社區經驗，我發現自己又有了重新把學術和實踐融合起來的衝動。我已經確定會把過去的實踐作為研究的主要方向，並通過學術的角度重新思考社會實踐的意義。
家人和朋友對我這種不停出走又回來、又出走的流動狀態也慢慢接受了。我媽現在幾乎不再多說什麼。創業那些年，我們的關係一度非常緊張，甚至爆發過嚴重的家庭衝突。我很直接地告訴她，我無法活成她期待的樣子，如果不能接受我的狀態，至少不要再用傷人的方式和我說話。後來我爸媽也開始留意我的心理狀態，看到我焦慮、低落，他們慢慢把注意力放在心理健康上。現在，每當看到中學生跳樓、青年抑鬱的新聞，他們都會多看一眼。這種轉變，讓我能夠更安心地離開。
在不斷移動的過程中，我不再把自己嚴格地定義為一個 NGOer，而更像一個 U 盤，裡面存著不同階段的經驗、方法和關係，可以被接入不同的環境，在具體的情境中與人互動，生成新的可能。但我也逐漸意識到，流動並不是一種輕盈的狀態。它確實帶來了空間上的拓展，同時也伴隨著許多具體而瑣碎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