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28日夜，絕望的于會泳給家人寫下遺書：「我跟著『四人幫』犯了罪，對不起華主席，對不起人民，我的結局是罪有應得的，只有一死才能贖罪……我恨透了『四人幫』，也恨透了自己：消除舊的于會泳！徹底地更換！……」爾後，于會泳服毒自殺，被發現後送醫院緊急搶救。後經醫院搶救無效，於8月31日死去。
于會泳與江青在大寨
于會泳文革中的「戲劇」人生在「文革」期間，出現了許多非正常提拔的政壇「新貴」，其中上海尤為突出。如王洪文由一名保衛幹部躍升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徐景賢由一名普通的機關幹部提拔為上海市委書記，而于會泳則由一名普通的音樂教師，竄升到了中央委員、文化部部長的高位。然而升得快，跌得也快。當「文革」結束之後，對於前途失望的于會泳，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他的「戲劇」人生。
早年的革命生涯
1925年6月，于會泳出生於山東乳山縣西泓於家村。于會泳自幼喜好文藝，1946年9月，在乳山老家已經當了5年小學教師的他受當時革命潮流影響，瞞著母親從家中偷偷跑了出來。整整步行了三天後，于會泳趕到萊陽縣，參加了革命文藝隊伍膠東文化協會文藝工作團。那時國共兩黨內戰正酣，雙方經常展開拉鋸戰，形勢十分危險，因此隊伍經常處於顛沛流動中。這期間，他譜寫了一些歌曲，寫了一些演唱材料，還徵集當地民歌小調，整理出版了《膠東民歌集》。
1947年9月，為了應對國民黨軍隊的進攻，中共前敵指揮部決定，給每個團員分發了一大包東西，其中包括一件毛料的衣服、幾塊呢子衣料、一包毛線、幾罐奶粉和一些食品。于會泳是孝子，他以前從未見到過這麼豐厚的東西，拿到這包東西後，不禁想到了家鄉孤苦守寡的母親。因為分發的東西不便於行軍攜帶，于會泳所在的那個小隊決定：找個僻靜乾燥的地方，各人分頭將自己的東西暫時埋藏起來，以便將來尋找。就在即將把這包東西埋入坑內的時候，于會泳拿出自己的一張照片寫上了自己老家的地址，又取出一張紙，按當時瓦解蔣軍的標語口號中慣用的稱呼寫下了一張紙條：
「蔣軍兄弟：你們見到這些東西時，我可能已經與世長辭了。我家裡只有一位年邁的老母親，你們如果還有點人心的話，請把這些東西寄到我的家裡，我在九泉之下也將感激不盡。即使把我的東西拿去也不要緊，但要把我的照片寄給我的母親留作紀念（照片後寫有我家的住址）。」不湊巧的是，這張字條被指導員張顯發現並沒收了。
左一于會泳
因為當時戰事緊張，指導員沒有吭聲。但是，到了12月膠東戰役勝利結束後，于會泳所寫的那張字條就被送到了膠東文化協會會長馬少波面前。馬少波對于會泳進行了批鬥，然後進行了隔離審查。于會泳寫字條作為「是對敵人的仁慈幻想，是他未改造好的小資產階級情調和右傾思想的一次大暴露，也是一種對敵人搖尾乞憐、帶有明顯變節投降性質的行為」，受到了嚴肅的批評。
馬少波主張給予于會泳政治處分，但是新來的文工團政治指導員張波認為重在教育，可以免於處分，最後將于會泳調離文工團，調到協會辦的《膠東文藝》編輯部工作。1948年春，在「三查三整」之後，表現積極的于會泳逐漸贏得了大家的信任，最後重新調回了文工團。
在上海音樂學院的平靜生活
1949年9月，于會泳被膠東文工團選送到國立音樂學院上海分院音樂教育專修班，進行為其一年的學習。于會泳興奮異常，入學後表現積極。有點音樂天賦的他所唱的民歌，引起了院長賀綠汀的注意。1949年11月，中共膠東文工團黨支部經過討論，發展于會泳等人入黨。1950年7月，于會泳結束了音樂教育專修班的學習，被留在了已更名的中央音樂學院上海分院（後改名上海音樂學院）音工團搞創作。1952年至1962年，于會泳任上海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室研究員，後改任民樂系教員。1964年6月，他升任上海音樂學院民樂系、理論系副主任。
在音樂學院，于會泳教的課頗受學生的歡迎。新開始的民族音樂課不好上，其他的老師上課被學生評價為「沒學問」，而于會泳的課卻給學生以深刻的影響。別的老師都是放唱片讓學生學唱，而于會泳則是自己示範唱讓學生學唱，被學生譽為「又說又練的真把式」。
在上海音樂學院期間，于會泳研究了民歌、曲藝、京劇、地方戲及西方古典音樂之間的區別與聯繫，業務水平大有長進。他編寫出版了《山東大鼓》，與人合編了《膠東民間歌曲》專集。他下鄉採風時改編過幾首民歌，例如《不唱山歌心不爽》、《幸福花兒遍地香》等歌曲。他譜寫和出版的《女社員之歌》等歌曲和有關音樂方面的著作都別具一格。
後來，他被抽調到上海京劇院為現代京劇《海港》等劇目譜曲。他在現代京劇音樂的處理上，採用西方樂器演奏京劇曲調，尤其是在唱腔設計方面，既不離京劇正宗，又有新的發展。在民族民間音樂的研究上，于會泳取得了一些成績，他1963年出版的《民族民間音樂腔詞關係研究》專著，奠定了其在中國民族民間音樂中的地位。
在學院工作期間，經同事介紹，于會泳認識了學院音工團的年輕女演員任珂，逐漸產生了感情。1953年秋，于會泳和任珂結婚。在生活安定了之後，于會泳把母親從山東老家接到上海居住。任珂的弟弟妹妹考上大學後，作為大姐的任珂負擔著他們的生活費，于會泳一家的日子過得也比較拮据。生活雖然清貧，但是工作順利的于會泳，卻保持著愉快的精神。
「文革」初期受江青的重視
1965年初，江青來到上海抓京劇革命。她把參加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獲得好評的《紅燈記》調來演出，為此上海的報紙發表了各種評論文章。1965年春，于會泳在《文匯報》上發表了《從〈紅燈記〉談開去——戲曲音樂必須為塑造英雄形象服務》的文章。于會泳認為，京劇假如要演革命現代戲的話，必須對原來的京劇音樂、唱腔作重大改革，老腔老調已不能適應現代戲的內容。于會泳建議，每一出京劇現代戲都要為它設計出整套的唱腔，使成套的唱腔可以廣泛地流傳。
江青看了于會泳的文章後非常讚賞，因為于會泳的建議與江青的一貫主張非常合拍。江青馬上對張春橋說：「去了解了解，這是什麼人？」張春橋雖然長期在上海主持文藝工作，但也不知道于會泳這個人。江青突然發現了人才，張春橋自然不敢怠慢。江青了解到于會泳是老區來的，又是文工隊出身，就馬上在錦江小禮堂接見了于會泳，並當場稱讚他，說他的文章寫到點子上。江青還對張春橋說，今後在搞革命現代戲的過程中要重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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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江青的旨意，張春橋安排于會泳擔任上海京劇院重點劇目《海港》《智取威虎山》劇組的音樂設計組組長。此後，于會泳成了江青和張春橋的智囊。于會泳先在《海港》劇組擔任作曲，了解到江青最欣賞四大名旦中程硯秋的唱腔，所以在為《海港》女主角方海珍設計唱腔的時候，充分發揮了程派唱腔委婉深沉的特點。戲中方海珍唱「忠於人民忠於黨」這一段時，抑揚頓挫，發揮得淋漓盡致，特別是「有多少烈士的血滲透了這碼頭的土地」這一句，盪氣迴腸。于會泳把錄音送給江青。江青聽後非常欣賞，大加讚揚。
于會泳在江青心中的砝碼日益加重，後來又把他調到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劇組，對全劇音樂進行藝術加工。于會泳在進行唱腔設計的時候，摸清了江青的愛好，盡力討好江青。于會泳把傳統京劇的韻味和西洋作曲的技法糅合起來，例如「打虎上山」這段，他把京劇鑼鼓的點子與銅管樂器中渾厚的圓號交織在一起，把楊子榮上山揚鞭策馬、風雪怒吼的場面表現得非常逼真，在音樂界受到好評。
1966年國慶節，《智取威虎山》首次得到江青的批准，到北京演出。江青還提名于會泳乘飛機去。到北京後，江青派秘書用轎車接他到劇場，讓他坐在自己身邊一起看演出，看完演出以後，讓于會泳陪同一起上台接見演員，使他受寵若驚。
不久，上海音樂學院學生造反了，紅衛兵不知道江青重用于會泳的心思，認為學院裡院系的領導都要打倒，於是勒令于會泳回上海音樂學院接受群眾審查。當時市委還沒有垮台，上海音樂學院黨委找市委宣傳部，宣傳部向姚文元打電話匯報。《智取威虎山》在北京演出結束的時候，張春橋找于會泳談話：「這樣吧，你回上海以後，要和革命小將站在一起。」
1966年底，于會泳回到上海。他知道江青和張春橋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核心人物，要緊跟。于會泳於是在學院裡貼了一張《十四點質問》的大字報，宣布造反，表示他和造反的紅衛兵站在一起。1967年1月4日，張春橋、姚文元回到上海，領導上海造反派奪權。他們到上海後，找幾個人談話，其中一個就是于會泳，顯示了對他的重視。
一月奪權以後，張春橋在上海公開的場合幾次宣布，在上海只保兩個人：于會泳和艾玲。于會泳在上海重新負責樣板戲劇組，並擔任上海音樂學院革委會副主任、上海文化系統革命委員會籌備委員會主任，主要任務是抓樣板戲。在樣板戲劇組，于會泳收集了劇組內很多對江青不滿意的材料，向張春橋當面告狀。於是這些對江青不滿意的人就遭殃了，或被批判或被判刑。
于會泳靠著江青對他的信任，以及張春橋和徐景賢的全力支持，搞了《海港》《智取威虎山》，又到北京抓《過江龍》，積累了不少政治資本。1968年，于會泳帶著《智取威虎山》劇組到北京演出，張春橋說于會泳貢獻很大，提名于會泳當上海市革委會常委。按照規定，上海市委常委的候選名單要經過審查後再報中央批准。
1969年初，名單審查完後，準備報中央。張春橋在康平路市委小禮堂召開市委領導成員碰頭會，聽取組織組的政治審查情況。那天，徐景賢比張春橋先到會議室，組織組負責人告訴他：「在于會泳的檔案里，發現了一張紙條，這是當年他在山東參加革命部隊以後親筆寫的，內容有問題。」徐景賢很吃驚，覺得事情有些棘手，不敢定奪，準備請張春橋來決定。
在市委常委會上，徐景賢剛提到這張紙條，張春橋一點也不吃驚，淡淡地說：「這事我知道。1966年上海音樂學院學生到北京去揪于會泳，這也是一個理由。這封信後來沒有成為事實嘛！」張春橋這麼一說，徐景賢心中有數了。徐景賢在會上發表意見說：「我看，問題不大。主要看于會泳現在的表現。」市委第一書記張春橋和負責文教戰線的書記徐景賢都表了態，其他市領導也沒有人反對。市革委會組織組就把于會泳列入名單。徐景賢告訴組織組：「上報中央審查的時候，不必寫上紙條的事情。」在張春橋和徐景賢的保護下，于會泳當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以後，張春橋和徐景賢又提名他當「九大」代表。「九大」之後，于會泳擔任了上海市文化局黨委書記。
成為江青搞樣板戲的得力助手
中共「九大」期間，京劇《智取威虎山》作為為代表演出的首場樣板戲，在京西賓館禮堂上演。演出就要開始時，帷幕中間忽然拉開了一條縫隙，于會泳容光煥發地走了出來。他一反平常拙於辭令的常態，在開場白中肉麻地吹捧道：「我們敬愛的江青同志，為培育樣板戲嘔心瀝血。她實際上是這齣戲的第一編劇、第一導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設計！」當著大家的面，江青自然需要故作謙虛一番。她站了起來，裝腔作勢地嗔怪道：「會泳同志，你別這樣說了，再這樣我可要離場了。」
1969年以後一個時期，深受江青器重的于會泳，自然成了無可懷疑的「正確文藝路線代表」，那時候反對于會泳，就是反對樣板戲，反對樣板戲就是反對江青。據「文革」後資料統計，此時上海音樂學院受迫害、衝擊的師生達100多人，先後有3人被逼瘋，一度精神失常的有4人，2人被關押入獄。在抓樣板戲方面，于會泳的確是江青的得力助手。他堅定不移地貫徹江青的意志，從不打折扣，連徐景賢也說從沒有見過像于會泳那樣忠誠於江青意志的人。
于會泳在京劇方面也算是個內行，他搞起戲來廢寢忘食，從修改文學劇本、設計唱腔，到舞台美術、舞台監督等，什麼都要親自上陣，還要當導演。江青對某一方面有指示的話，他都不遺餘力地貫徹、落實。有一次為了落實江青的一個指示，他四處活動，竟然累倒在賓館的走廊上。
由于于會泳在搞樣板戲的過程中忠誠執行江青的指示，江青對他非常信任。江青知道于會泳身體不太好，經常開夜車，便多次把自己吃的補藥、進口藥給他吃，讓他補養身體。于會泳很感動，他捨不得吃，把一包葡萄糖專門從北京送給「南京路上好八連」，說這是江青關愛革命樣板戲文藝戰士的象徵。
在江青的支持下，當上了中央委員、文化部部長
由於江青的提名，于會泳在1973年黨的「十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于會泳為此激動不已。然而江青的「關懷」還不止如此。1975年初在北京舉行的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對四屆人大關於政府組成問題進行了討論。在討論到文化部部長的人選時，周恩來本來準備讓國務院文化組組長吳德擔任。但是吳德因為已擔任北京市委書記兼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工作太忙而婉拒。周恩來於是提議由原文化部長茅盾擔任，但張春橋和江青不贊成。江青於是提名于會泳當文化部部長，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都一致表示贊成。這樣，于會泳的提名就通過了。文化部部長名義上是歸一位副總理領導，當然最後是要請示總理的，但是大家心裡都明白，這個部只能歸江青領導。
于會泳當了部長後，表示要與文藝黑線統治下的文化部決裂。他不到文化部大樓辦公，而是找了一個原東南亞國家駐華大使館的房子作為辦公地點。于會泳還專門請了在上海時期對他幫助很大的徐景賢去參觀。于會泳得意地告訴徐景賢：「這個大使館原來有一個特級廚師，最擅長做北京烤鴨，我接收大使館的時候，把這個廚師也一起接收下來了。」
吃烤鴨的時候，徐景賢明知故問：「你這個部長是屬於國務院的，你今後請示工作，是找周總理呢，還是找張副總理？」于會泳不假思索地回答：「找江青同志，她有什麼意見，我再轉告他們。」以後，文化部長果然不找總理，連副總理也不找。江青不願管的時候，她就對于會泳說：「你去找你們的副總理春橋同志，他是分管你們的工作的嘛。」這時，于會泳才會去找張春橋，但轉過頭來又會找江青。
作為江青的親信，也有跟不上「首長」的時候。于會泳當文化部長不久，長春電影製片廠拍成電影《創業》，描寫大慶工人戰天鬥地的事跡，當然也要涉及到石油戰線上的領導。電影拍好後送北京審查，文化部領導等都在文化部小放映間裡審片，在座的還有《創業》的原創人員，如編劇張天民等。影片一結束，于會泳評價很高：「這是一部難得的好影片！」他看完影片後很快打電話給徐景賢說：「好消息好消息，有一部好影片！」于會泳催促徐景賢在上海也要抓幾部好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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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幾天，江青看《創業》了。她看了後大發雷霆，指責影片為劉少奇評功擺好，把原石油部的領導也作為劉少奇的幹將一股腦兒地批進去了，姚文元也跟著指出影片有哪些嚴重問題。江青說：「《創業》在政治上、藝術上都有嚴重問題，我看了生了一場大病。」于會泳頓時傻了眼，他只好把江青的十點意見記下來，命令長春電影製片廠修改，否則不准放映。影片的編劇張天民不服氣，寫信給毛澤東。
毛澤東看了影片後，批示說：「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於調整黨內的文藝政策。」這個批示下達的同時，也下達了毛澤東針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有關反對經驗主義的批示。
這件事讓江青感到很沒面子，她和張春橋把于會泳叫過去訓斥了一頓。江青生氣地說：「張天民告我的狀，說我不讓《創業》發行。不讓發行是文化部的事，怎麼弄到我的頭上？對這個片子我是有點意見，但那『十條』可不是我說的，要說有，只有其中一條是有我的一點內容……」張春橋也說：「看來文化部就這事需要向主席作檢討，檢討中牽涉面不要大，該承擔什麼責任就承擔什麼責任。主席的用字是很嚴謹的，此片無大錯，錯還是有的嘛。」
于會泳兩頭受氣，但出於對江青的感恩，他也心甘情願替江青受過。他硬著頭皮給毛澤東寫了檢討，將「十條意見」全攬在了自己身上，並在文化部機關傳達毛澤東有關《創業》批示時，向公眾痛哭流涕地作了沉痛的檢查。這時的于會泳在江青面前已成了唯唯諾諾的奴才；而在公眾面前，他則是一個不苟言笑的主子。
對於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老同志，于會泳等人承「首長」江青的旨意，不遺餘力地攻擊。于會泳等人秘密翻印了從上海徐景賢那裡拿來的《鄧小平同志在南方十二省省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等四份材料，準備批判，公開誣衊說「鄧小平是右傾翻案的總代表」，「鄧小平準備十二月份奪權」等。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四人幫」害怕人民悼念周恩來，便壓制悼念周恩來的活動。1月9日，于會泳派人通知文化部各單位在悼念期間不准戴黑紗，不准設靈堂，不准送花圈，還要求文藝團體照常進行文藝演出活動。于會泳此舉受到了文化界廣大幹部的質疑。
在人生的舞台上，于會泳重重地跌倒了
1976年，對于于會泳來說是一個難熬的年份。1976年10月初的一天，于會泳給徐景賢打電話，說他要作為中國文化代表團團長率團訪問阿爾巴尼亞。10月6日，「四人幫」已被抓捕，但是上海方面的徐景賢等人都不知道。10月7日，馬天水被中央找到北京去了。馬天水走前找徐景賢和王秀珍商量分析有什麼情況，但他們都猜不出來會有什麼情況發生。
10月7日深夜12時左右，徐景賢打電話給于會泳，問他北京有些什麼動向。于會泳說，今天下午國務院辦公廳主任吳慶彤通知他，中國文化代表團不出訪了，是華總理決定的。于會泳感到很奇怪。徐景賢說，中央突然把馬天水找去開會，但內容沒有告訴我們，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重大事情。他們在電話里約好要多聯繫，徐景賢一再叮囑說：「於部長，你有什麼消息要及時告訴我。」
10月8日晚，徐景賢他們不斷打電話找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但都找不著。那兩天裡，于會泳連續向上海打電話，徐景賢也要秘書給他們打電話。于會泳說，「首長」找不到了。徐景賢感到很緊張，他說上海與王、張、姚也聯絡不上。
1976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派出以華山為首的工作組進駐文化部，于會泳被宣布隔離審查。在被隔離審查的半年多時間裡，于會泳寫了近17萬字的交代材料。他當時對自己還是比較樂觀的，似乎是這時候才開始重視了自己本來是個「音樂家、作曲家「的身份。這從1977年8月21日他獲准回家去取一些衣物時，對妻子說的安慰話就能看出來：」審查完了後，會給我一個處分，處分大概不會太重，大不了回膠東老家……」但1977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的《政治報告》，把于會泳定為「四人幫」骨幹分子，稱馬天水、于會泳、遲群等人是「政治野心家、叛徒、新生反革命、流氓、打砸搶者」。這給于會泳以沉重打擊，讓他的精神接近崩潰。
1977年8月28日夜，絕望的于會泳給家人寫下遺書：「我跟著『四人幫』犯了罪，對不起華主席，對不起人民，我的結局是罪有應得的，只有一死才能贖罪……我恨透了『四人幫』，也恨透了自己：消除舊的于會泳！徹底地更換！……」爾後，于會泳服毒自殺，被發現後送醫院緊急搶救。後經醫院搶救無效，於8月31日死去。
1977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決定：于會泳是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重要骨幹、死黨，屬於敵我矛盾性質，本應依法提起訴訟，追究刑事責任，但因本人已自殺身亡，故對他不予起訴，撤銷于會泳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
于會泳是粉碎「四人幫」後自殺的惟一一位部長級幹部。他死後，1978年底，他的妻子任珂偕于會泳的母親回上海居住。